1972年,我由下放煤礦調回廣東省委工作之後多次去北京開會。1977年秋,我調到國家計委、農林部工作,此間華國鋒先後擔任了國務院副總理、總理等職務,因此接觸較多。
1982年5月,我因病到北京醫院住院。華國鋒也在這裏住院,因此在早晚散步時較多見麵。我倆曾進行過一些簡要的交談。1999年3月9日上午,我親自詢問了華國鋒當年粉碎“四人幫”的過程,他詳細向我介紹了當時的情況。
華國鋒同誌對“四人幫”的鬥爭是非常堅決的,是冒著重大風險的,這是他的優良政治品質的主要方麵。他在政治、思想、理論上都有局限性,這也是他犯 “兩個凡是”錯誤的主要原因。但在中央工作會議和緊接著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所做的工作,他比較能發揚民主、接受大家對他的批評,這一點應該肯定。
當時,所有人的發言都照登簡報,可以指名道姓地批評任何人,是較好發揚民主的一次會議。華國鋒對於自己的“兩個凡是”和其他問題的錯誤作了自我批評,並接受大家的意見,態度是誠懇的。中央工作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先後解決了為天安門事件徹底平反、為二月逆流事件受到冤屈的所有同誌恢複名譽、為彭德懷平反、為陶鑄平反等一係列重大問題。後來有一個時期,社會上有些書籍、報刊和個人講話,根本不提華國鋒的作用,這是違背曆史事實的。
來源:鳳凰資訊網
http://news.ifeng.com/history/1/200711/1122_335_306612.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