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城裏，一開始排座位，老師就把我排到了倒數第二排，而我的實際高度在班上頂多也就是中偏下。順便說一下，倒數一、二排都是什麽所謂的“差生”。而且我明顯地感覺到了老師的偏心和不公正，我其實並不是一個敏感的孩子。老師不止一次地在班上說，她的這個班是一個所謂的什麽“幹部子女班”，而我就好像是混進了“幹部子女班”的一樣。所謂“幹部子女”其實也就是一些父母有份工作，或是一份比較實惠的工作的孩子，想想看，一個小縣城，最大的“幹部”也不過縣委書記罷了。
70年代物質資源還很貧乏，有很多東西都是屬於緊俏物品，小到連電影票也要靠關係才能買到座位好的，老師對於那些父母有點特權，可以幫她們買東西的學生，好得不得了，一律叫小名即便是在課堂上，即使是叫不出小名的也要在大名前加以一“小”字，以示親熱。不僅如此，中國的學校從小就有等級之分，好壞之分，什麽大隊長、中隊長、小隊長及一般老百姓。有個一官半職的小孩，榮耀得不得了，早自習的時候提著老師的教鞭想打誰就打誰。而成為老師班幹部的小孩十有十一都是這種家庭的孩子。更有一年一度的兒童節，選去參加唱歌、跳舞的小孩也從來都是那些小孩。
我們班五、六十個小孩，隻有一桌是三個小孩坐，我便永遠都是那一桌；我們的教室有一排座位看黑板是反光的，我永遠都坐那一排；不知是出於何故，老師調了一個非常調皮的男孩與我同桌，一個冬天他就在不停地扯我的風雪帽的帶子，老師卻視而不見。第一個學期結束，我的語數都在80分以上，按規定我應該可以評上“三好生”，然而我卻不是，我唱歌應該還不錯，長得應該也比較cute. 可我卻從未參加過任何“六一”的活動。
四年級的時候我們換了老師，新老師對我還算公平，可是對於有權有勢人家的孩子仍然還是偏愛。我記得，按規定一個班隻能有四個中隊長，但因為多了一個不好安排，老師居然在我們班安排了五個中隊長。我的一位數學老師，聽說我爸爸在糧食部門工作後，還叫我給她買過米。
小學畢業那年，我們縣的重點中學隻招兩個初一，也就是說隻招小學畢業考試中的全縣前100名，輕輕鬆鬆地，我考了大概是二十名左右，而那些大隊長、中隊長們卻很多都名落孫山，從老師的手中接過分數的那一刻，我有種戰勝她後的快樂，我知道那不是我那個年齡應該有的。
上中學後，因為學習好，中學的老師很喜歡我。有一次因為什麽原因與一位同學鬧了矛盾，她爸爸是我上的那所小學的校長，在小學的時候，她欺負別的小孩可以說是家常便飯。然而，不問青黃皂白我們的老師把她臭罵了一頓，盡管在內心深處，我覺得老師很過份，因為無論如何，也不是她一人的錯，我知道這一切隻不過是因為我成績好，老師喜歡我的緣故。我更加明白了一個道理，隻有你強別人才會對你好，因此我更應該要成績好，才會更加出人頭地。
然而等你奮鬥一氣，轉身一看，有的人什麽都不用努力，同樣可以過上很好的生活，我認識一個人，高中都考不上，結果還在省城的銀行工作！另一個高考分數根本就沒上線，照上大學不誤，也是分在好單位。
我發誓我一定不會再回到這片土地重新生活的。說真的，對於這片土地，除了我的親人，我什麽也不留念。
那一天，應該是１９９９年的１月３０號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