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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走得一點也不風光，除了隔壁鄰居，也沒有什麽人來送我。先生委托的那個同學到後，我們就走了。
我的行李不多，隻有一個箱子，我前麵說過先生走的時候，他帶走了大部分我們要帶走的東西，箱子裏除了媽媽給未來的孫子準備的東西外，就是我的隨身衣服，如果不是臨走前幾天先生發傳真給我，說要叫我給他認識的一個中國人帶什麽博士倫的兩大瓶隱形眼鏡液外，我的箱子會更輕。
想著他自己都舍不得叫我多帶東西的，居然在這麽個時候發傳真來要這個東西，我還以為不是這個東西很貴重，就是找他的這個人跟他關係很不一般。
行李托運後，那同學也離開了。
我隨後就進了候機廳。看著起起落落的飛機，我應該有一絲傷感吧，但更多的是說不清的興奮。我在心裏默默地對自己說，我總算就快逃脫了，就快逃脫這片土地了。
原諒我吧，我真的不愛那片生養過我的土地，也許是看過了太多的不公正。難道不是嗎？
我的父母都出生在我們當地有名的大家庭，媽媽家的父輩兄弟七人，有文有武，有當司令的，也有在什麽南京省政府做秘書的，還有在北京讀書的，最差的也在當地混過區長做做。我自己的外公曾是北閥時的一名軍官，如果不是在一次回家探親的時候，遭遇了土匪的突然襲擊，卻因多年離家不熟悉家裏地形，而中了土匪的暗槍的話，不知道後來又是如何？
爸爸也出生在我們當地的另一大家庭，爸爸家的父輩兄弟三人，大伯父早年留學日本。叔叔當時也上南開，隻有我的爺爺固守家業。這樣的出身，在後來的生活中自然不會帶來什麽好運。
五七年生性耿直的爸爸看不慣他的頂頭上司，一位拋棄北方老家老婆孩子的南下大老粗幹部的很多做法。愛提意見，於是爸爸理所當然地成了右派而沒了工作。自然而然，不久媽媽也在去師範回來以後，美其名曰支援鄉區教育事業而被調到鄉下。
我的童年有大部分的時間是和姐姐一道，跟著媽媽在鄉下的小學校渡過的。盡管如此，我媽媽是一個特別能幹而樂觀向上的人，周圍的人對我們都很好，因此我一直過得相當無憂無慮。
直到我上到小學三年級的時候，因為恢複了“高考”，對於我們這種家庭出生不好的人，“高考”的恢複仿佛是看到了一絲希望的曙光，為了我們日後能有個好的前途，加上農村和城市的教學質量的確差距很大，因此媽媽決定把我以及大我五歲不到的姐姐送到城裏去讀書。
沒想到我無憂無慮的童年美好生活就此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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