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著我長大的空軍大院
激揚文字，略表我心
我們大家都是過客《十四》
寫老女人，張愛玲也寫得極好。不過我這裏說的老女人不是指實際年齡老而是生育多胎沒有保養概念顯示出的老。張愛玲那個時代，女子多生育也沒有代乳品，乳房自然要發生很大變化。她寫過一個山姥姥，年紀青青的披著一頭亂蓬蓬的黑發，豐肥的長臉，眼睛顯出妖淫，又愛帶著瀟瀟的笑。喂奶的時候，傾倒的姿勢下，一對乳房在領頸底下就開始了長長地下垂，是所謂的“口袋奶”。寫男人寫出月洞門蟹殼臉，寫女人寫出口袋奶，還是張愛玲筆法獨到。
張愛玲自己沒有生育過，體會不到口袋奶的由來，是從一幅名為《山姥和金太郎》日本畫上得到的靈感，她自己說是“不忘的畫麵”。我倒是聽說過一個不忘的故事，一群在蘇北軍營長大的男孩子，年齡七八歲，放學後到家在軍營外“二狗兒”家去玩，剛進農家院，“二狗兒”說了句餓了，跑過去就趴在正在做活兒的母親胸脯上找奶吃，母親即刻先開衣襟給他吃了。那時農村婦女還沒有害羞概念，稍微見過點世麵的男孩子立刻臉臊得通紅，“二狗兒”並沒有覺得不好意思，嘬飽了和大家繼續在院子裏玩。
日本的畫麵和中國的故事沒有在描述母親哺育嬰兒而是描述母與子，也有男女的基本樣子，因為隻有一男一女，沒有人在旁看戲，給人自然的覺得一種開天辟地之初的氣魄。張愛玲寫道，看畫麵，山姥姥眼裏說不出是誘惑，是卑賤，還是涵容籠罩，而那個黃黑的金太郎臉上略顯出點霸道外，又有大智慧在生長中。金太郎在日本人眼中是個大英雄，傳說是山靈撫養大的，那個中國“二狗兒”後來發展也很不錯，長大當了兵，現在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師級幹部，大校軍銜了，很想知道“二狗兒”還記不記得放學後找奶吃的事。
不知現代醫學是否已經解開女性壽命長於男性之謎，我倒有個非分的想法，把女人分解成為兩個壽命，一是生育壽命，二是同男人一樣的自然壽命。女人的自然壽命因生育壽命出現而中斷，當口袋奶出現的時候標誌著生育壽命大體結束，接著再繼續走同男人一樣的自然壽命，用此來解釋女人一般要比男人多活一二十年是非常科學的。著名的婦產科專家林巧稚稱這段繼續為“婦女的第二個春天”。仔細想想，做個女人有多好，誰說女人是弱者，前麵有如花似玉的童年，後麵有第二個春天，中間多出一段生育壽命。寫過客寫出科學，寫出規律，寫出奧秘，我盡心盡筆力。
我欣賞張愛玲，琢磨張愛玲，首先她給自己的名字起得水靈，超過了她的父母；其次她的每部作品名稱選擇極好，這點沒有其他作家能夠相比，半生緣，一世情，少年同學都不賤，都是難得的美句，“二狗兒”天生入畫了；再有我有個上海女同學的家世長相英文才氣非常像張愛玲，出手成大篇，有時候網上聊天，是不是又天生第二個張愛玲。我那個時代別說讀張愛玲的小說，就是聽說張愛玲都很難，唯一對外聯係的渠道是偷聽“美國之音”，到了美國才知道當年偷聽的那些動人的美國小說有許多是張愛玲編譯的。現在條件有了，又覺得走不近張愛玲，特別是走不進張愛玲在美國的後半生，我想不光是我，還有廣大的新一代讀者都會有同樣的想法。
張愛玲一九五五年以難民身份進入美國，到九五年去世，其間一共在美國生涯四十年，那年她三十四歲。作為一個大牌作家，應該是走到哪，寫到哪，旅遊者留下足跡，作家留下本本，讀者也應該明顯地感覺出作家在融入當地的風土人情。移民作家或是想在異國它鄉以創作為生的年青一代有兩條路可走，一條是比較文學，一條是融入文學，都是金光大道。我在網上感覺到許多學文學的覺得在美國沒有太大的發展，我認為是沒有看清這兩條路。看看米勒寫華人在澳大利亞融入，連寫四代人，英文讀者好奇，華語讀者也好奇，有誰能見過四代人啊。
很明顯，在美國的張愛玲沒有走這兩條路。我這裏絕對不是說張愛玲不成功，她的名字早已空前絕響，四十年代的上海灘已是絕版經典，而是說，我作為讀者，錯過曆史時空的讀者，實在想感受一下大牌作家筆下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的美國，那時的唐人街，那裏的華人生活。那別人不能寫嗎，我覺得沒有其他人能夠替代，那個時代的大陸作家，中文英文耍大牌，張愛玲是天上一彎月，地上獨生女，在大陸台灣都在翻燒餅的時候，自己三十四歲進入美國，得天獨厚啊。同樣，可以把轉換土壤的作家比作果樹等待嫁接，一旦嫁接成功，往往會碩果累累。其實，張愛玲本身就是一部美麗的故事，像美國名著《苔絲姐妹》進城，像《飄》中女主角那樣堅強地活著，最後甩掉淚水，眼睛一亮說出，明天更美好。
最近幾天我翻看了《秧歌》，覺得是一部寫實的好作品，但讓美國一般讀者讀起來又太中國了，美國長大的讀者哪知道餓肚子交公糧，甚至會把同誌理解為同性戀，很難激發閱讀欲，如果加一點融入調味，味道就大不一樣了。一九五零年我軍在東北上空擊落過一架美軍偵查機，俘虜了兩個情報間諜，其中一個是年僅二十歲的耶魯學生，如果借這個美國小夥子之口寫秧歌，在監獄裏跳秧歌，通過監獄的翻譯講家鄉的秧歌和土改，保不準會引起轟動。這個當年的小夥子偶然闖進過我的小酒莊，詳細過程早已寫進《空工，我成長的搖籃！》一文中。後來我一直在回憶他的談話舉動，有點像老魏，一樣是在監獄裏呆過太長時間的緣故，沒說幾句就擔心對方是間諜，在打聽什麽消息，神經兮兮的。
我這裏也不是在給張愛玲指路，而是對她為生存而回到香港改劇本實在太傷感，那麽個大牌作家，辛辛苦苦作業，改好人家又不給錢。這種傷感的源頭是來自我處於困境中的相同經曆。六十年代初為1600美元改兩集《紅樓夢》電影劇本不知是個什麽價值概念，我口頭調查了一個在耶魯法學院圖書館當管理員的六十五歲的白領單身女性，但她隻能給我提供一九六九年時的白領女士生活數據。這位女性有點像晚年的張愛玲，多年來不打招呼不說話，每天默默地背著包好像很忙的樣子，從我的小酒莊前走過，今年開始稍微好一點，第一次交談是向我詢問對奧巴馬總統關於教育和醫療改革的看法，她見我有肯定的看法，又給了我一個參議員的電話號碼，讓我自己打過去，說句支持。我試著打過去，接電話的工作人員非常客氣，說參議員不在，有什麽需要留言，過了幾天又收到一封參議員親筆簽名感謝信。不過這都是官樣過場，千萬別受寵若驚。
這位女士應該一直生活在美國著名法學界圈子裏，一九六九年她住在波士頓的哈佛大學劍橋區。三位白領女士合租一個三居室維多利亞式大公寓，有大客廳和餐廳，租金每月135美元。每人每星期拿出七美元采購食品，三人一共21美元，這些錢不僅夠一個星期的生活開銷，而且包括周末開40人聚會的費用。她沒有說自己的年收入，說出其中一個猶太族女士在哈佛附近一個學院的辦公室工作，年薪是2000美元，她有一輛1140美元的新德國小甲蟲。猶太族女士每年去以色列朝拜一次，還去歐洲旅遊三個星期。白領女士記憶準確地說，當時一個新入校哈佛法學正教授年薪為14000美元，美國好像現在也一直保持著正教授與一般辦公白領七倍的工資差。提供這些數據有助於大家理解張愛玲當年在香港勞而無獲和在身體健康的時候沒有機會去歐洲旅遊的心情。
逐步走近小酒莊附近的幾個單身美國老年白領有點像走近晚年張愛玲。我比較熟悉的有三個，有一個叫瑪麗的已經去世。我剛開小酒莊的時候，瑪麗還能自己到小酒莊來買煙買酒，她抽便宜的煙價格不貴的酒。瑪麗生命的最後半年自己不能出門了，她委托送信的郵遞員買煙，一次買四條，好像可以抽兩個星期，但不喝酒了。一次就賣四條煙，瑪麗成了我的大客戶，我也經常同小夥子郵遞員開玩笑，萬一瑪麗去世，我為她訂購的煙可就賣不動了，小夥子看樣子同瑪麗挺有感情，說沒關係，隻管訂貨，小夥子可能還為瑪麗代付各種賬單。最後小夥子還是帶來了壞消息，煙不用再訂了，說瑪麗死在長期租住五百美元的小公寓裏，終年七十八歲。瑪麗原來在用煙與死神競賽。
美國許多單身老人獨立生活意誌極強，有設備齊全的老人福利院，不進；有護工上門照顧，不要；病重的時候可以隨時撥打911，不打，最後安詳地死在家裏，一般是死了多天後才被郵遞員或鄰居發現。這種死法中國人可能不太接受，常常把醫院當成永遠的歸宿，實際上這樣做是人生的終極享受，最後一刻仍然自由自在安安靜靜。我認識一個巴西老足球運動員，六十年代他在紐黑文踢球，別人一星期掙50美元的時候，他踢一場球掙200美元。我眼看著他第一次住院，走路一瘸一拐，第二次住院出來坐輪椅，第三次住院見不到人了。我分析張愛玲選擇的是美國式的最後歸宿，張愛玲又是極聰明的女人，她不會留下可以從手中流逝而後來“充公”的任何東西，先是選擇各種旅館，最後找一個固定住所，張迷評論家們把這種自由自在最後平靜進天家反而看成了“孤獨”。
這三個單身老白領還有一個明顯的特征，自己沒有房子沒有車，年紀越大，東西越少，瑪麗去世的時候，我專門問過小夥子郵遞員，屋裏東西多不多，有沒有值錢的像首飾項鏈一類的東西，小夥子擺擺手，意思是什麽也沒有。聽鄰居說，其中有位白領是美國優秀的小學教師，她現在的年齡還不算太大，每天一個樣地變換著鮮豔服裝笑嗬嗬地從我的小酒莊前招搖過市，看不出有任何苦悶孤獨的表情。
我曾問過前麵提到的那位白領女士，你們每天穿得漂漂亮亮都到哪去，像過節一樣。她說都有固定地點，比如她自己，先到報亭買一份當天的《紐約時報》，然後到一個賣午餐的書店買一杯咖啡和一個漢堡包，從頭到尾把《紐約時報》一字不差地看完，出門時扔掉，不帶回家裏，不過星期天版不買，現在要6.5美元。我說下次就不要扔了，帶回來給我看，我特別愛看寫名人去世的文章，她說那些文章都是專門挑選的，寫得特別有人生意義。
她繼續說，然後到一個古玩店老板那裏聊大約一個小時的天，多少年就是這樣，一天就過去了。我覺得這位白領很會挑地方，賣飲食的書店吃飯看報環境好，古玩店也許一天隻開一次張，剩下的時間全聊天了，老板沒準也是一家一個人。
09/12/2009
《未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