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著我長大的空軍大院
激揚文字，略表我心
我們大家都是過客《九》
都說中國人思想正統，到底正統在哪裏呢？我每天坐在小酒莊裏冥思苦想，發現不外是皇本位，官本位，官大本位。玩古董要玩“官窯”的，同一個地區同一年份生產的碗，容積一樣，“官窯”的要比“民窯”值錢，而且要值錢值得多，極具保值價值。這點同在西方玩葡萄酒不一樣，葡萄酒的產地和年份是葡萄酒價格的生命線，當然同一產地同一年份不同酒廠釀製的酒會因廣告投入生產成本造成一些價格差異，名氣大小，但絕不會形成天壤之別。
玩古董的恐怕真正為藝術而藝術的不多，絕大多數都是喜歡它的“價值”，因為很容易做到“低買高賣”，當然最理想的情況是該件古董經過多次倒手大家都有錢掙最後進了博物館或者被哪個大慈善家買去捐給博物館，反正他來日不多了。在一定意義上說，古董經過多次倒手和流通，想碰到的是大戶，葡萄酒除了正常流通和消費外，一些酒商也千方百計提高自產葡萄酒的品味和價值，也求受到大戶的青睞。
本是同根生，為何後來的葡萄酒差異甚大呢，同一個葡萄園子，也許靠東頭的那幾壟地最早見陽光，釀成葡萄酒味道感覺上要純些，形成了最講得通的價格差異。這還不夠，有的酒商還要把他認為最好幾壟葡萄四周打上防蟲網，蚊蝶飛不進，為高價格找到了更好的理由。我一直對高檔葡萄酒好奇，曾專門進過一瓶一百六十美元的法國紅葡，建議銷售價三百二十美元。我仔細閱讀了商標說明，是防蟲網使得葡萄酒更加純正。美國加州Robert Mondavi酒商覺得這樣還不夠，灌裝葡萄酒還需要專有灌裝線製成一種相當於空軍一號的OPUS ONE，酒價近二百美元了。Robert Mondavi是美國葡萄酒的領軍人物，他的葡萄酒從八美元一瓶一個係列最高達二百五十美元，是不是都是一個園子的葡萄，還需要實地考察一下。前一段時間，我感到人生苦短，開了幾瓶上百美元的葡萄酒，酒質實在一般，還比不上幾十美元的葡萄酒。最近又看到酒商報道，美國已見不到喝上百美元的客戶，不少高檔品牌已改為幾十美元的新牌繼續吸引客戶。
有一件史實應該記錄下來以防被歲月淹沒。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我每天到北總布胡同趙家樓上班，在那兒與工美研製所合作調試生產英語電教係統。那裏離北京火車站很近，外地的客戶熟人喜歡先到工美落個腳然後找旅館。工美是個小廠，全部員工不過十人，一天所長韓景林說浙江的一個老朋友請大家到小飯館吃飯。請客的浙江人很客氣，點了不少菜，吃完又從包裏拿出兩條煙分給大家。原來那位浙江人是古董販子，每年來兩次北京，每次帶貨都是好幾十包，先暫存在工美的庫房裏，然後到古玩市場找下家。
這位販子最擅長的是修補舊瓷器。現在的年青人可能沒有想到過，過去家裏的碗打破是不扔掉的，要等到“鋦碗兒”的上門修補再接著使用，中國傳統上就有“鋦碗兒”這一行。他在浙江鄉間專收舊碗破碗修成各種古董碗，平均每年收入二十萬人民幣，我聽到這個數目差點兒叫起來，真是幹科技還不如一個“鋦碗兒”的。他說他做的最大一筆買賣是收到一把乾隆皇帝用過的夜壺，修補後到了北京出手，掙了二十萬。北京人喜歡“官窯”，就是夜壺帶上了“官”字也有敢出大價錢的。那麽怎麽斷定是乾隆用過的，用過與沒有用過價格上到底相差多少，道光皇帝用過的夜壺是不是要便宜一些，可惜，這麽重要的技術細節當時隻顧吃飯忘問了。
收集古董中國的收集法最具特色，有“官窯”“民窯”之分，如果一個人的收集“民窯”成份過大，認為水平不高或層次不夠。那麽，由此聯想到研究中國曆史，也頗具“官窯”“民窯”特色。一般地說，國家官方機構組織的研究寫作稱為“正史”，個人的研究寫作稱為“野史”。有位好朋友喜歡我的文章，勸我寫一本“中國空軍野史”，我一聽那個“野”字就不高興，因為於新野的名字用過。我想我七歲進空軍大院，親身經曆空軍文革，又在空軍各層工作過二十年，又做過多年研究，又在美國觀察思考過多年，怎麽寫出的東西一定要帶上一個“野”字呢。
有位耶魯數學博士父親多年來對我一直很好，做過市級幹部，這次來紐黑文一定要請我吃頓飯，我建議就吃美國總統愛吃的紐黑文皮薩餅吧，我心裏十分明白，一旦掛上“美國總統”，這位老父親一定會走到哪說到哪。老父親說，我的文章看過一部分，很多寫得很好，美中不足，就是描寫的人物太小，能不能今後寫些像毛澤東一樣的大人物。吃皮薩不可太熱也不可太涼，溫度到底部的麵層能夠托起上麵的餡兒又能拉出奶酪絲為最好。聽到這話我不得不停下解釋，心裏也十分明白，說完話再吃就吃不出總統味了。我說，我賣酒特別注意這一點，賣蘇聯著名的甜紅葡萄酒，一定要說這種酒是斯大林家鄉的酒，斯大林最愛喝。
何止我體會到這一點，幹什麽事兒都要捎上點大人物，任何有頭腦的編輯為了自己的報紙網站更加吸引人，編輯文章也一定要加上大人物，沾點“皇”邊“官”邊，這樣的文章中國人最愛看。我寫過一篇充滿激情回憶育鵬小學的文章《夢裏依稀憶育鵬》，被一個編輯改為《父親讓周恩來總理免去一死》，魏京生寫過一篇《懷念我的父親魏梓林》，被編輯改為《魏京生的父親與毛澤東江澤民的往來》。這樣一改，文章是不脛而走，好像我們也沾上了“皇親國戚”，可是平下心來冷靜一想，我們的父輩當時在自己的崗位上盡心盡職盡力為國家工作，非常像現在的研究生出了科研成果，實在與高層領導人掛不上鉤，要掛也是活著的時候掛才有意義。
有個網友問我，魏京生小時候是不是被江青抱過，也許我說是，魏京生真成了“官窯”了，被皇奶奶抱過的娃娃一定會值很多錢。最近我讀了京生的回憶文章，發現他對老父親還不是很了解，他寫出了父親有文化是個神童，但沒有提到老父親在延安時期被黨中央送到蘇聯學習航空，要不然怎麽會派他接管民航以及後來發生與劉亞樓關於蘇聯合作上的爭論。但是怎麽到的延安，大黑子說是安徽紅軍長征過去的，讓我再同惠國慶了解一下，惠國慶的父親是空軍老資格的幹部部副部長，掌握所有當時的情況。中共通過派往蘇聯學習培養儲備了不少技術專家，這些專家回國後一直隨中央機關行動，所以出現教毛岸英古文知識也順理成章了。大黑子回憶，魏老父親參加過55授銜，是大校還是上校記不清了。
又是像葡萄園的葡萄，本是同根生，為什麽後來的結果會差異如此之大呢。京生回憶，小時候非常淘氣，鬧得大院警衛人員沒有辦法，可是沒有寫出那是部長的兒子才敢這麽折騰，大黑子是這樣，我小時候也是這樣。那時的男孩子淘氣隻是爬個牆爬爬樹，老百姓的孩子是不敢的，警衛戰士從下麵吆喝一聲，弄不好會嚇得從樹上掉下來。我小時候喜歡偷陳熙將軍家樹上的梨子，曾被警衛戰士抓住過一次，一審問，是部長的兒子，教育幾句就放了。我一直記著那位警衛戰士驚訝的眼神，這麽大幹部的孩子還偷東西。中國有句老話，到了北京才知道自己的官小，我從小到大沒有感覺過父親是個什麽大幹部，隻有將軍才算。
問題發生在後半段。京生回憶，他和魏老父關係一直不好，有自己的原因也有老父的原因。我看主要問題是魏老父，在外麵工作不順心，回到家裏把氣撒在孩子們身上。魏老父在民航遇險是第一次披露，但被劉亞樓降級的事我們早就知道。在民航是軍級，到了空軍變成師級，常人也可理解，從師級整成科級再轉業到地方，這是非常難以忍受的，魏老父每天在家發火抽悶煙不說，我可以想象出魏家兄妹多人是在何種壓抑狀態下成長的。單是住房就會小了許多，當時北京科級幹部住房平均兩到三間，會比老百姓好一點，但不會很寬裕。所以後來出現了魏老父強求京生發奮讀書一事，老一代官場都明白，自己失利，一定要下一代發奮，不然家道會敗落下去。
文革是北京軍隊幹部子弟最瘋狂最強盛的時期，男披馬褲呢大衣騎二八錳鋼車，女登懶漢鞋穿軍衣留小辮，那時的北京女青年喜歡坐在馬路牙子上等著拍婆子。按慣性走勢分析，魏京生應該在裏麵首當其衝。有段時間我一直在尋找魏京生，人大附中我去過，也沒有見過他來空軍大院，“聯動”時期，我去過西糾和毛糾，沒有打聽到他。後來發生的什刹海冰場事件和“小混蛋”事件都沒有聽說過他在裏麵衝鋒陷陣。這些重大的紅衛兵活動魏京生不可能一點不參加，我想他即使在裏麵心情也會十分複雜，參加吧，魏老父早已降級按一般幹部轉業到地方，軍衣可能隻有五十年代的，沒有靠山在紅衛兵中是硬不起來的；不參加吧，外麵那麽熱熱鬧鬧，魏老父又有近乎將領級的顯赫背景。共產黨的這種降級法，對本人對家庭都是難言的壓抑。
記得是魏京生來美第二年，耶魯大學法學院以講學方式給了京生凱旋式歡迎。我知道那天要見到京生很難，最擔心的是我早已在紐黑文各界傳出我和京生從小是好朋友，但相信的人不多，萬一我衝上去，京生說不認識我怎麽辦。我還是寫了一張“京生，我是潘湧”的字條，委托女訪問學者牛江河一定設法撥開人群在進講演廳前遞給京生。那天，京生還是給了大麵兒，先問是哪個潘湧？接著說請他來。也許真是京生特有的個性，他不顧早已等候的滿廳聽眾，也不理主持人再三催促，堅持與我在大廳門口若無其事地敘舊，我九歲離開京生，到那時已有四十年沒見過麵了。
在耶魯的晚宴上，我理所當然地成了貴賓，京生被法學院教授們團團圍住，我和魏玲在另一桌上閑聊。魏玲說了幾句讓我十年來一直回味兒的話：潘湧，看你多好，當兵入黨提幹後來上大學，我們可是什麽也沒撈上啊。
又一個十年過去了，兒時的小夥伴，大黑子，傅小萍和我，如今成了美國博士的爸爸媽媽。京生此時此刻又會有何想法，流逝的年華，用金錢可以贖回嗎！
08/06/2009
《未完》
官窯值錢，有官本位的因素，更有品質的因素。
權利所致，官窯可聚集大量的能工巧匠，有上乘的產品。
西方葡萄酒產自私人莊園，百裏挑一，品質上乘者勝出。
兩者殊途同歸。
極品瓷器與葡萄酒最終體現的藝術價值遠超其使用價值，任何藝術品都有欣賞者，但成為大眾公認的藝術珍品難上加難。
冒味評點，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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