製度成功創造中國奇跡 - 法國巴黎 宋魯鄭 聯合早報網

製度成功創造中國奇跡

製度，是一個國家的根本和基礎。一個國家的先進與落後，也必然體現在製度競爭的結果之上。如果從這個角度審視中華人民共和國六十年，我們是不是要得出這樣的結論：製度的成功決定了中國再度複興。

　　中國在世界範圍的落後和挨打，始自 1840 年的鴉片戰爭。盡管隨後進行了洋務運動，但卻慘敗於葺爾小國日本，舊的東亞體係全麵崩潰，隨後便全麵淪為西方的殖民地。如果不是西方列強之間的矛盾，中國早已被徹底瓜分（美國二十年代大學課堂上的討論題目是：是否應該瓜分中國？）。中國之失敗顯然在於實行了一千多年的封建專製製度已經無法適應新的時代發展需要，是製度之敗。到現在，這一點應該不會有異議。在美國長期生活的孫中山也認識到了這一點，提出以美國為範本重建中國的製度，並最終於 1911 年取得成功，終結了晚清七十年的屈辱曆史。然而，在中華民國三十八年間，別說中國再度複興，甚至連國家統一、主權獨立的曆史任務都沒有完成。更可怕的是，反而沿著 1840 年以降的下滑軌道加速沉淪：國家進一步分裂、國力進一步衰微。其實民國成立不到半年，民國元老章太炎就公開提出 “ 民國亡國論 ” ，實是振聾發聵、遠見卓識。袁世凱稱帝固然有其權力私心，但中華民國不適合中國也是其理由之一。張勳複辟固然和他個人對清王朝的愚忠有關，但同樣也是中華民國的失敗造成的。因此， 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也就是曆史的必然。

　　中華人民共和國至今已經走過一個甲子，中國在重新贏得獨立和主權之後，也再度崛起成為世界新的強國。不僅是全球第三大經濟體，還是拉動全球經濟增長貢獻最大的國家，到 2007 年中國對世界經濟的貢獻率已上升到 19.2 ％，比美國高 3.5 個百分點，比歐元區高 6.3 個百分點，比日本高 11.7 個百分點，超過世界所有國家。到今天，中國銀行業早已超過金融帝國美國，全球十大銀行中國位居前三。中國汽車銷售量也超過汽車王國美國位居世界第一。如果和建國時相比， GDP 增長了 77 倍；外匯儲備高居世界第一，增長了一萬多倍；貿易總量增長 2200 多倍，躍居世界第一；財政收入則增加 1000 多倍；人均 GDP 在人口增長兩倍（從 4.5 億到 13 億）的情況下，超過 3000 美元，增長 133 倍。不僅經濟如此，社會發展也是成果驚人。文盲率從 80% 降至 3.6% ，人均壽命不足 35 歲增至 73 歲。基本醫療將在今年覆蓋 12 億人口。中國的城鎮化率從 10 ． 6 ％提高到 45 ． 7 ％，是全球城鎮化速度的兩倍。這樣的成就，如果不是源於製度成功，還能是什麽原因呢？

　　其實這一點，就是自由派人士也不得不承認。中國政法大學蔡定劍教授這樣評價一種製度： “ 國際上的投資，大的資本的投資，人家要選擇投資環境，不會選擇一個沒有製度保障的國家去投資 ” 。雖然他是在肯定西方的民主製度時說的這番話的，但卻是對任何一種製度模式有效的檢驗標準。眾所周知，中國是世界第二大吸引外資國，實際使用外商直接投資 8526 億美元，僅次於美國。全球五百強（這可是十足的大資本）絕大多數都在中國投資設廠。顯然，全球用資本對美國和中國的製度投了讚成票。不過考慮到在中國的投資主體是周期長、流動性差的固定資產投資，而美國更多是短期、風險性高、流動性極強的金融投資，全球對哪一個製度更有信心不是昭然若揭了嗎？

　　在我看來，中國製度的優越性還在於超強的糾錯能力。誰都知道中國的決策素來以高效著稱，但糾錯的能力和效率卻往往被人所忽視。新中國六十年，最大的失誤有二：一是三年災荒，二是十年文革。中國糾正這些錯誤一是時間短，分別為三年和十年，二是自我糾錯。這一點和西方的民主製度相比，尤其明顯。美國獨立建國後以立憲的方式實行黑奴製長達百年。廢除黑奴製後，又以法律的名義實行種族隔離長達百年。而黑奴製和種族隔離的廢除與終止，也並非自我糾錯。黑奴製的結束是通過一場代價極高而且慘烈的內戰。北方對南方在戰爭期間甚至實行 “ 殺光、搶光、燒光 ” 的焦土政策。而種族隔離製度則是在黑人此起彼伏的和平與暴力的抗爭方式才獲得的，這期間慘烈的暴動曾震憾全球。

　　不僅製度上的糾錯能力存在顯著差異，就是政策性的糾錯能力也是天壤之別。中國錯誤批判馬寅初的人口論，導致人口增長失控。但中國意識到錯誤後，立即實行計劃生育，局麵迅速得到控製。另一個人口大國印度雖然也意識到人口高速增長的代價，也曾想嚐試計劃生育政策，但卻屢屢失敗。而失敗的原因就在於它的製度。任何政黨想推進計劃生育，都會在大選中敗北。隻能眼睜睜的看著人口暴漲，並將很快取代中國成為全球第一 ---- 正如西方所說，這是印度唯一可以超過中國的地方。還有，當中國七十年代末放棄計劃經濟的時候，同樣是實行計劃經濟的印度在中國取得巨大成功後，才於九十年代實行市場經濟，比中國落後十多年，這在一日千裏的地球村時代意味著什麽，不言而喻。

　　美國的次貸危機，幾年前就被當時的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發現，但卻不采取任何措施。危機爆發後，他在國會舉行的聽證會這樣辯解：不錯，我是幾年前就知道次貸的危害，可是如果我讓銀行破產、窮人失去住房，國會會批準嗎？一語道出何以失去糾錯能力的製度性原因。美國的次貸危機，以 “ 兩房 ” 破產為轉折點。但兩房的問題二十年前就被美國學者（湯姆 . 斯坦頓，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美國政府研究中心的經濟學教授）看出，在他的努力下，國會甚至舉行了聽證會。然而，在兩房兩大巨頭的遊說下，在聽證會上甚至不允許這位學者講話，後來雖然成立一個委員會，但沒有任何權力的委員會根本無法製衡兩房。直到 2007 年，這位學者仍然一再撰文呼籲兩房的問題，但最終等來的是危機的全麵爆發。

　　其實西方的製度隻所以失去了高效的糾錯能力，隻有等到危機爆發才有可能解決，原因可從鄧小平的一句話中尋找到答案： 1989 年，西方資本曾大舉撤離，鄧小平當時撂下一句狠話： “ 資本家，資本家，資本回來了，資本家的政府還回不來嗎？ ” 可謂一語道破西方製度的本質。日本京都大學每年都做一個調查；信賴商人的比例為 3% ，而信賴政治家的比例則為 0.3% ！美國有一個說謊俱樂部，規定政治家不得參與。因為大家都是業餘玩玩的，哪比的了政治人物的專業水準。

　　如果東西方製度進行對比，我們會發現西方的製度至少有兩個難以解決的困境。一是西方的政策受製於普通的選民 ---- 這是道德正確色彩濃厚但卻弊端叢生。選民隻關心自己的切身利益，對於事關長遠、全局甚至全球的事務並不關心，也缺乏足夠的專業知識。德國選民素質之高可冠全球，尤其是環保意識。但隻要綠黨提出增加燃油稅，綠黨的選票就會大幅減少。德國尚且如此，更何況其他國家。美國是當今世界發達國家唯一沒有全民醫療保險的國家。近幾十年曆任總統都想將之建立，但都以失敗而告終。奧巴馬這一次以破釜沉舟之勢要取得成功，聲稱為了醫改，他寧可放棄連任，他在國會演講也毫無退路的表示自己將是最後一位醫改闖關總統。然而，既得利益者卻發起了強大的反撲，把他與斯大林、希特勒並列，並扣上要把美國社會主義化的大帽子，現在鹿死誰手仍難預料。至於法國，相同的例子更是比比皆是。 2005 年公投歐盟憲法，盡管是法國人起草的，而且對法國國家利益做了很大關照，但仍被公投拒絕。而實際上，絕大多數選民都沒有讀過歐盟憲法草案，他們隻所以投反對票僅僅是對現政府不滿，而不是對歐盟憲法有不同意見。屢屢在危機中拯救過法國的戴高樂，就是在一次事關改革的公投中敗北，而辭去總統職務，徹底離開政壇。當然對於民意的不合理性，西方國家也從製度上進行修補。比如，歐盟憲法公投失敗後，法國新政府就不再通過公投進行表決，而是直接在議會表決通過。大家可能注意到，雖然西方號稱民主和三權分立，但大法官一不是選舉產生，二是采用終身製。原因在於，不是選舉產生，就可以不受民意影響和左右。任期終身製，就可以不受政府控製。但根本目的還是要擺脫民意的製約。盡管有製度上的修補，但當民意走向極端的時候，仍然於事無補。希拉克時代的德維爾潘政府，為解決就業難題，推出 CPE 法案，以幫助青年人就業（由於法國勞工製度，老板一旦雇用員工將很難辭退。但卻造成老板不願雇人的現象。特別是青年人就業相當困難。為此，該法案決定增加老板的權力。針對青年人雇用前兩年可以辭退）。這樣一個改革幅度不大、針對麵也不廣的法案卻在法國引起軒然大波。盡管議會通過，總統簽署已成為法律，但民眾卻發起大規模長期的罷工、遊行。最終迫使這項法律做廢。這就是廣場政治的效應。事實上，任何改革都是對利益的調整，總是有人得益有人受損，但國家要看是否整體上有利。但選民隻會看自己。這就是票選民主的致命傷。這就是寧可通用破產，魚死網破，民眾也不會同意減少福利、減少工資、共度難關的原因。

　　二是西方的政治受製於財團。西方的選舉民主，決定了必須有巨額的選舉資金。而唯一有能力提供的隻有財團。別看最後是選民在進行投票，實際上投票開始前，資本已經進行了 “ 初選 ” 。那些獲得財團青睞的候選人才可能脫穎而出。勝選後，當然必須進行回報。這也是為什麽，去年華爾街五大投行全軍覆滅，但高盛集團的政治獻金仍然高達數億美元。由於政治力量對資本力量的臣服，從而使得資本處於無監管狀態，不出問題，仍然可以保持繁榮，一出問題就是全局性的、崩潰性的。這也是為什麽可以產生次貸危機，進而可以演變成全球經濟危機。前幾年倒閉的全美第十七大公司安然，是布什總統最大的金主之一， 71% 的參議員、眾議員能源委員會的 23 名委員中的 19 人接受過安然的資金。就是聯邦能源管製委員會的主席也是在安然公司總裁的推薦下才獲得這個職位的。這樣的公司誰還能管的了？直到它自己玩完、徹底毀滅為止。同樣的，這也是為什麽馬多夫居然能夠在美國可以多年撐起一個五百億美元的騙局。他自己在監獄中也一再聲稱怎麽也想不到自己可以騙這麽久。

　　資本的力量在中國雖然迅速崛起，但仍然臣服於政治權力之下，一旦資本逐利本性惡性發展，政治權力可以迅速解決。三鹿奶粉事件發生後，盡管企業本身妄圖收買媒體和當地政府掩蓋真相，但卻在最高政治權力麵前碰的粉碎。如果同樣的事情發生在美國，必將會是第二個 “ 兩房 ” 。

　　中國的現行製度如何，從自身取得的成就，從縱向與滿清、民國相比，從橫向與西方相比，都可以得出無容置疑的結論。如果套用西方的話語模式，至少是 “ 最不壞的製度 ” 。也就是製度的成功，才創造了中國的複興這一人類曆史上唯一一個文明衰落後再度複興的奇跡。

　　法國巴黎 宋魯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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