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渙
愛是永不止息
摘自前言：
這本書原打算名為“天堂之路”，後來我改為“墓碑”。“墓碑”有四重意思，一是為在1959年餓死的父親立墓碑；二是為3600萬餓死的中國人立墓碑；第三，為造成大饑荒的製度立下一個墓碑；第四，在寫這本書寫到一半時，北京宣武醫院在為我體檢中發現有“病變”（甲胎蛋白呈陽性），於是我加快了寫作的速度，下決心把這本書寫成，也算是為自己立一個墓碑――有幸複查時排除了病變，但寫此書有很大的政治風險，如因此書而遭不測，也算是為理念而獻身，自然也就成了自己的一個墓碑。當然，主要還是前三種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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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 年，我們所在的麻元鄉鄉政府經常召開鬥爭地主、惡霸的大會。有一次，一場大型鬥爭會在棗刺嶺召開，父親帶我去參加。會場是一個傾斜的山坡，山坡的低處臨時搭了台，山坡上站滿了農民。口號震天，荷槍的民兵耀武揚威。被鬥爭的人五花大綁拖到台上，每一位訴苦的人說完話後，都有人湧上台對被鬥者一頓暴打。打到後來，已經沒有氣息了，就拖到山坡上槍斃。這一次就槍斃了14人。我看到父親自始至終沒有說話。我和幾個小夥伴從會場回來後，玩起了鬥地主的遊戲。沒想到父親看到後把我拖到家裏，狠狠地打了一頓屁股。當時我不知道為什麽挨打。後來我聽他說，被槍斃的不全是壞人，上台打人的也不都是有冤屈。從此以後他再沒有帶我去看鬥爭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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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將會在本書的第22 章中看到，我參照中外多方麵的資料，確認從1958年到1962年期間，中國餓死3600萬人。因饑餓使得出生率降低，少出生人數為4000萬人。餓死人數加上因饑餓而少出生人的數，共計7600萬人。
在信陽，在通渭，在鳳陽，在亳州，在羅定，在無為，在館陶，在濟寧，在四川省的不少地方，幾乎家家都有人餓死，很多家庭人口全部死絕，有的村莊死得絕無人跡。正是應了毛澤東的兩句詩：“千村癖藜人遺矢，萬戶蕭疏鬼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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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前的饑餓比死亡更恐怖。玉米心吃光了，野菜吃光了，樹皮吃光了，鳥糞、老鼠、棉絮都用來填肚子。在挖觀音土的地方，饑民們一邊挖，一邊大把大把地往自己嘴裏塞著觀音土。死人的屍體，外來的饑民，甚至自己的親人，都成了充饑的食品。那時，“人相食”不是個別現象，古籍記載“易子而食”，而在大饑荒年代，吃親生兒女的事件就有多起。在信陽的一些縣裏，在甘肅通渭，在四川，我都聽到了當事人講述的駭人聽聞的吃人故事。我還見到過吃過人肉的人，聽他講述過人肉的味道。據親曆廬山會議和大躍進的李銳說，當時人吃人的記錄全國至少上千起。這些悲劇，本書在各省章節裏，有著詳盡的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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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幾千萬冤魂中，有一部分是被基層幹部被活活打死或逼死的。河南省委書記處書記楊蔚屏在1960年10月15日《關於信陽事件的報告》中提供了這樣的數字：僅光山和潢川兩個縣被打致死就有2104人，被打致殘的僅潢川一縣就有254人。其中被打死或致殘的不隻是農民，也有不聽話的基層幹部。在農村，所謂無產階級專政，實際是幹部專政，誰的官大，誰就可以對他所管轄的臣民和下級任意欺淩。在公社化、反“瞞產私分”、辦公共食堂的過程中，有抵觸情緒的農民，因饑餓偷吃了集體青苗的農民，在水利工地上因饑餓幹活不力的農民，都可能遭到殘酷的處罰。處罰農民的刑罰有幾十種：吊打、罰跪、遊街、扣飯、冷凍、曬太陽、割耳朵、“炒豆子”等。慘不忍睹。
摘自第一章（河南）：
在反瞞產私分中，對幹部和群眾采取了種種刑罰，僅光山縣就有2241人被打，其中105人被打死，被撤職幹部526人，在反瞞產後期打死人更多。喬培華根據有關檔案撰寫的《信陽事件》（未刊稿）中記錄了光山縣槐店公社大樹大隊發生的血淋淋的事例：
1959 年月底，汪小灣小隊社員汪平貴被迫交出家裏的一點糧食，還遭到扁擔9毒打，因傷勢過重，5天後死去。汪死後不久，全家四口人相繼餓死；
1959 年10月，羅灣小隊社員羅明珠無糧可交，被捆綁吊起來毒打，並用冷水淋凍，羅第二天死亡；
1959 年10月13日，陳灣小隊社員王太書因無糧可交，捆綁後用扁擔和大棒毒打，四天後死去，留下14歲的女兒王平榮，也被餓死；
1959 年10月15日，熊灣小隊社員張芝榮交不出糧食，被捆綁後用劈柴、木棒毒打後死亡，大隊幹部還用火鉗在死者的肛門裏捅進大米、黃豆，一邊捅一邊罵：要叫你身上長出糧食來！
張被打死後留下8 歲、10歲兩個小孩先後餓死；
1959 年10月19日，陳灣小隊社員陳小家及兒子陳貴厚因交不出糧食，被吊在食堂的房梁上毒打，後又扔到門外用冷水淋凍，陳家父子7天內先後死亡，家裏留下的兩個小孩也活活餓死；
1959 年10月20日，大栗灣小隊隊長劉太來，因家中無糧可交，被捆綁起來毒打，20天後死去；
1959 年10月24日，晏灣小隊社員鄭金厚、羅明英夫婦，在反瞞產中，從家中搜出銀元28枚，遭毒打致死，留下3個小孩無人看管全被餓死；
1959 年10月25日，陳灣小隊社員陳銀厚被誣陷家有存糧，脫光了他的衣服，吊在食堂的房梁上，毒打後用冷水淋凍，兩天後死去；
1959 年11月8日，熊灣小隊社員徐傳正被誣陷“有糧不交”，被吊在食堂房梁上，殘酷毒打，6天後死亡。徐一家6口隨後全部餓死。
1959 年11月8日，晏灣小隊社員鍾行簡因被認為“違抗領導”，被幹部用斧頭砍死；
1958 年11月10日，熊灣小隊社員王其貴，因無糧可交，遭到毒打身受重傷，10天後死去；
1958 年11月12日，晏灣社員徐林生交不出糧食，被吊在食堂房梁上毒打，兩天後死去；
1959 年11月13日，晏灣小隊社員餘文周，因交不出糧食，餘文周及其15歲的女兒餘來鳳都遭到殘酷毒打，因傷勢過重，10天內父女二人先後死亡；
1959 年11月13日，熊灣小隊隊長馮首祥因沒有向來這裏的大隊幹部讓飯，被看成瞧不起大隊幹部，就將馮吊在大隊食堂的房梁上毒打，並將其耳朵撕掉，6天後死亡；
1959 年11月13日，徐灣小隊社員張芝英，因交不出糧食，慘遭毒打後又用冷水淋凍，致使張當場死亡。張的三個小孩也先後餓死；
1959 年11月14日，徐灣社員塗德芝，因無糧可交，被捆綁到食堂，毒打成重傷，10天後死去；
1959 年11月14日，徐灣小隊社員簡明秀，因交不出糧食遭到毒刑拷打，再用冷水淋凍，10天後死亡；
1959 年11月15日，熊灣小隊社員鄭中林，因無糧上交，遭毒打後不省人事，4天後死亡；
1959 年11月15日，徐灣小隊隊長徐誌發，因沒有從村裏搜出糧食，被大隊幹部用劈柴、棍棒毒打，10天後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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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年9月10日，在信陽獅河賓館，71歲的餘德鴻（1959-1960年任信陽地區專員張樹藩的秘書）向本書的作者回憶說：
糧食被征購走了，秋收剛過農民就沒糧食吃。我們到遂平縣石寨鋪檢查農業生產，路經青石橋大隊，想住在這個大隊裏。大隊長慌得不得了，我們說：“簡單一點，隨便弄點吃的就行。”一直到晚上9點半他才端上吃的來，是幾塊南瓜做的糊糊。大隊長說：“瞞也瞞不住了，你們不來我們南瓜糊也喝不上了。食堂停夥幾天了，我找遍了全村才找到這兩個小南瓜紐紐。”我們到息縣東嶽廟公社王廟大隊，已經下午5點半了還沒有人下地。為什麽不下地？農民說：“今天的飯還沒吃呢！”我們還看到兩棵榆樹被砍倒，樹皮被剝光，有人還一邊剝一邊吃。第二天到唐坡，高梁還沒有打苞，就把秫杆青的吃了。這還是秋收過後不到一個月的情況。以後的情況更慘了。不久，食堂基本都停了。到了農曆10月草根樹皮吃光了。以後就大量餓死人。我家在淮濱縣防胡，回去兩次。陰曆年前從包信到防胡幾公裏路邊看到6
具屍體，回到離我家5 公裏的防胡兩邊死人一片，100多具屍體在野外沒人埋，走到河塘兩邊的葦塘裏，又看到100多具屍體。外麵傳說屍體被狗吃了，還說狗吃人吃紅了眼。這是不符合事實的，狗早被人吃完了，那時哪有狗？
開始死了人就抬出去，放在門板上用牛拖走，後來就抬不動了。防胡西邊的劉長營村，一家姓楊的，大人死了沒抬出去，剩下3個8-12歲的小孩靠吃大人的屍體維持了幾個月。後來從他家清理出一堆人骨頭，孩子說人的腳跟和手掌最好吃。
信陽到底死了多少人？信陽地委向省委報告上寫的是38 萬多人（本書作者注：信陽地方誌上寫的是48.3萬人）。據中央調查組李堅、李正海兩位處長在這裏調查，向中央報告是105萬人。我認為，105萬這個數字不算多，我是淮濱人，這個縣40多萬人死了18萬，防胡公社（我家所在地）5萬人死了2萬多，死了42%，我家所在大隊吳寨大隊死了52%，我家所在的生產隊共75人，1959年冬天兩三個月就死了38人，我家裏死了6口：我父、二伯父、二伯母、三伯父、三伯母、三伯父的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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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原防胡公社黨委書記熊任寬回憶，防胡公社5 萬人左右，共餓死了2.2萬人。占總人口的40％多。其中吳砦大隊（我家那個大隊）死亡人數占人口的52％。小餘莊生產隊（我的祖居之地）共12戶、75口人，共餓死38人。馮莊大隊小李生產隊13戶人家死絕了9戶。黃崗大隊馬樓村原有400多人，餓死了300人左右。楊圍孜大隊王莊生產隊207人，餓死107人，其中死絕了6戶。原地委黨校副校長李心龍在老家的共有6口人，死了4口。總之，凡是我所了解的村莊，死亡人數差不多都占半數左右.....
我於1959 年12月份在回家的路上，僅包信到防胡的9公裏的路旁，見到屍體約10具左右，其中，有的臀部及大腿上的肌肉已被割去，可能是被人吃了。我感到極其難過。從防胡回家的4公裏的路旁，發現了更為嚴重的問題。在防胡西的幸福河沿岸，發現大片屍體，可能有百具左右。走到何砦村西的葦塘附近又發現一片，數量也很多。...人吃人的情況幾乎村村有之，很多典型的悲慘事例，我實在不忍心再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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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信陽地區專員張樹藩在《信陽事件：一個沉痛的曆史教訓》中寫道：
信陽五裏店村一個十四五歲的小女孩，將其四五歲的弟弟殺死煮了吃了。因為父母都餓死了，隻剩下這兩個孩子。女孩餓得不行，就吃弟弟。這個案子送到我這裏我很難辦。法辦吧，是生活所逼。我想了一個晚上，第二天還是把這個小女孩抓起來了。我的想法是，不抓起來也是餓死，不如讓她進派出所，還有口吃的。
摘自第三章（四川）：
40 年後，作家東夫不無調侃地追述毛澤東離開紅光公社以後的情況：“自從毛主席到來的那個傍晚起，整個紅光社都沉浸在幸福和興奮之中。有幸見到偉大領袖的人驕傲而激動地向人們訴說每一個細節，錯過機會的後悔不迭。人人爭相和握過毛主席手的人握手，以分享一份幸福。人們長時間地回味、追尋和領會偉大領袖的每一個動作、神態，說過的每一句話每一個字，走過的每一個角落留下的每一個腳印。人們籌劃著，要在毛澤東下車的地方修一個‘幸福門’；把毛澤東走過的機耕道修成‘幸福路’，路兩旁植柏樹；修一座紀念館；建一座‘幸福亭’；毛澤東下過的田取名‘幸福田’；他跨過的溝上建一座‘幸福橋’；根據他的指示新建的小學取名‘幸福小學’；見過他的18名小孩成了‘幸福娃’（事後查出身，這18個孩子隻有一個出身好的得到了‘幸福娃’的名字）。幸福萬分的溫幺娘把毛澤東在她院子裏看過的小橘子樹取名‘幸福樹’，把毛澤東路過的菜園改成花園，叫‘幸福花園’，毛澤東把弄過的水煙鍋和烘籠不便以‘幸福’命名，也被她精心保存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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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 年8月31日，四川省委整風整社達縣工作團檢查組，提交了一份渠縣群眾挖吃觀音土的調查報告。摘要如下：
六月下旬，大峽公社文興大隊的20 多戶人家，有15戶在蒲家山挖觀音土吃。七月中旬，挖土的人愈來愈多，蒲家山一處不夠挖，就去太公石、河底子去挖。七月底、八月上旬更加嚴重，挖土吃的已擴大到三個區十八個公社。我們在蒲家山、太公石、河底子、龍鳳咀等四處調查的結果是，被群眾挖空的土估算為400多立方米，挖土的約有一萬人次，挖走的土50萬斤左右。群眾在挖土的過程中，由於
坑少人多，還需要在烈日之下排隊等候。路遠的人為了不在當日爬過高山之後再挖土，頭一天就住在山上的沙郎廟學校過夜，第二天早挖早走。這所學校每晚有四五十人住在這裏，最多時有100多人。新河公社三大隊派一老農專門挖土交給隊裏，隊裏給他記工分。由於饑餓，不少人邊挖邊吃。有的小孩由於天熱和饑餓，昏倒在地，挖好的土也背不回去。挖土時還造成塌方，壓傷了人。
群眾把挖回的泥土，經過發水、磨細等簡單處理後，就滲合著南瓜花、絲瓜花和其它野菜等做成粑來吃。有的地方還有人賣土粑的。慶豐大隊262戶人家當中，就有214戶、755人吃過泥土。截至8月23日止，他們挖回9840斤觀音土，已經吃掉了6768斤，現在還繼續吃。吃土後普遍反映肚子疼，屙不出，有的誘發了不少疾病，有6人死亡。據對三個生產隊的初步調查，吃泥土致死的就有13人。
觀音土（即白泥巴，其中含有大量的氧化鋁），由於顆粒細膩，給人以麵粉的感覺，但它不含一點糧食中的成份，連動物也不吃。從1959年春開始，四川很多地方有大吃觀音土的記載。北川縣遊坪公社馬鞍山農民1960年冬到1961年春就大量挖吃觀音土。這期間曲山、白泥、旋坪等公社多處發生群眾挖觀音土吃的嚴重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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邛崍縣道佐公社第三管理區1958 年十一月建立公社時有840人，到1960年底出生19人，遷入11人，應有870人。大規模的死亡從1960年二、三月間開始。其時全管區五個食堂全部斷糧，死人之慘烈，已到活人無力掩埋死人的地步。喂牛的老年人汪齊茂、汪楊氏夫婦死後擺在床上四五天，汪齊鬆命三個社員將屍體埋掉，三個社員將屍體拖出來扔到一個露天空糞坑裏，直到爛成一堆白骨也未掩土。社員汪齊洪、廖文蘭（女）等六人死後，屍體扔在離馬路幾丈遠的土坡上，路上行人舉目可見，被成群的老鴉啄食一盡。年底工作組統計，全管區死亡262人，外逃及不明生死的數十人，尚存516人，較公社化初期減少人口40％。溫江清平公社社員李方平餓得奄奄一息，縣委檢查團下來檢查生活，管區幹部怕他走漏風聲，便把他關進保管室關了三天，生產隊長報告說李已死，管區幹部下令“死了把他埋了算球”。社員張紹春薅油菜餓倒在田頭，隊長以為他死了，趕快挖了個坑想把他埋了，埋到一半，張醒過來，大叫“活埋人了…… ”，嚇得隊長扔掉鋤頭就跑。
摘自第十二章（貴州）：
全縣農村停糧斷炊以後，普遍浮腫，走路拄棍棒，東倒西歪。一些農民開始紛紛逃荒活命，更多的農民到處剝樹皮、挖野菜來填肚子，時間長了就不行了，餓得連家門口都邁不出去，隻有在家等死。1960年元、二月份死人最多，全縣每天都有上千人死亡，許多農民全家死絕，床上地上擺滿死屍。整個農村哀鴻遍野，餓孚滿地，實在使人慘不忍睹，耳不忍聞，視者落淚，聞者傷心。
情況如此嚴重，並沒有引起上級的重視，仍然一股勁地反瞞產，捉“鬼”拿糧，大喊大叫要堅決打退“資本主義”的猖狂進攻，徹底粉碎“富裕農民”的瞞產私分活動，把生產隊幹部當作集體瞞產私分的頭子而橫加折磨。各地成立搜查隊、打虎隊，闖進農民家裏翻箱倒櫃，沒收財物。凡是能吃的東西全部收光，硬把群眾置於死地，有的群眾反抗，就遭毒打，有的被傷致殘，有的被活活打死。有的農民不堪忍受饑餓之苦，到飯店搶飯吃，有的攔路搶東西吃，甚至偷宰耕牛，盜竊國家糧食。縣委主要負責人不調查這一時期偷盜的原因，反而開展反盜竊運動。1960年元月，縣裏召開有關幹部會議，布置反盜竊運動，開展大搜大捕，凡是平時犯有小偷小摸的人
通通抓起來。在鳳岡、餘慶和義泉設立關押點，成立臨時法庭，就地宣判，並采取先捕後批準，先出布告後判刑，判處10年以內徒刑由公社批準等違法行為。在下麵設立“勞改隊”、“教養隊”，抓來的群眾，白天由民兵持槍監督勞動，晚上開會鬥爭，一鬥就動刑。被非法關押的群眾達2794人（經批準的有65人），關死的就達200餘人。這些被關押的群眾，除極少數是慣偷外，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基本群眾。在這場反瞞產、反盜竊運動中，動用的酷刑有：“割手指、縫嘴巴、用鐵絲穿耳朵和腳後跟、點天燈、猴子搬樁、吊鴨兒浮水，拖死豬、火鉗燒紅烙嘴巴、槍斃活埋等等。實在見所未見，聞所未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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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 年4月，省、地委派出工作組到湄潭調查，縣裏繼續捂蓋子。綏陽公社黨委負責人重抄故技，以保護首長為名，把群眾趕上山去不與工作組接觸，又把嚴重病號和孤兒集中關起來，在一間烤煙房裏就關死36人，又組織人力把屍體丟在土坑消洞裏。該社背後兩個大消洞裏麵，丟了幾百具屍體，還有還未斷氣就往裏麵扔，扔下去還哇哇地叫，群眾把這個消洞叫“萬人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