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渙
愛是永不止息
鄭朝宗，字海夫（１９１２－１９９８），劍橋海歸，廈門大學教授。早年就傾倒於錢的博學，是錢的鐵杆扇子。１９５７年反右鳴放開鑼時，鄭是中文係係主任，在眾人轟轟烈烈給黨提意見時，做家庭婦女的鄭師母明察秋毫，千叮鈴萬囑咐讓他別太相信共產黨亂說話，所以鄭先生在廈大總算沒有言論。可後來鄭先生到北京開文代會，文人相聚容易激動，鄭先生一不小心忘了太太的閉嘴訓示，一通發言從北京背回一頂右派大帽，一失足成千古恨。在此我們不能不佩服鄭師母目光如炬，誰說巾幗不讓（不如？-胡注）須眉？
鄭先生從雲端跌落下來，勞動改造後發配到圖書館糊舊書。即便如此，他仍念念不忘錢鍾書。１９７８年右派 平反後，鄭先生就不遺餘力的倡導錢學，尤其是第一個別開生麵地招收《管錐編》博士研究生，現解放軍藝術學院院長陸文虎亦在其中。鄭先生是傳統的中國文化人，家母與鄭先生由難友，師生而朋友，做為小一輩也得機會一睹高人風采。劉再複是鄭先生的高足，請拜讀他關於鄭先生的大作。
劉再複
聽到鄭朝宗老師逝世的消息後，我獨自坐在窗前，麵對崇深的洛磯山呆呆地想念著。無盡的緬懷不知從何說起。自從一九六一年聽他講授《西洋文學史》至今， 將近四十年裏，我的生命之旅就一直連著他的名字。他是一個真正影響過我，真正在我的心坎中投下過寶石的人。他寫給我那麽多書信，可惜大部份都留在滄海的那一邊。盡管如此，他的名字還是伴隨著我浪跡天涯。無論是飛行在白雲深處。還是航行在波羅的海的藍水中間。我都會突然想起他的名字。在天地宇宙的博大蒼茫之中，他的名字和其他幾個溫馨的名字就是我的故鄉。那時想起他是欣慰，此時想起則是悲傷。這麽好的一位老師就這樣遠走了，滿腹的心事再也無法向他訴說。
在北京時，我收到他的許多信，其中有一封是他最動情的信，這是他告訴我師母去世消息的信。鄭老師平時給我的信如同他的文章，總是把熱烈的心包裏在冷靜的文字裏，可是這一回，他卻放聲哭泣，每一行字都充滿著對妻子的思念之情、內疚之情和感激之情。百日後，他又把悼念的文章《懷清錄——一個平凡人的一生》 寄來給我，其痛哭的淚痕猶在。在我的經曆中，還沒有見過一個人對妻子之死如此悲痛，如此把它看作是大事件。幾十年的社會教育使我習慣於生活的革命狀態，也習慣於把個人生活放在偏遠的角落，而鄭老師這封信卻給我一次驚醒，一次人性教育：人間常情如此之真，真情真性如此之美，這種個體感情怎麽可以忽略呢？鄭老師是一個喚醒我人性底層美好部份的導師，他的教導不是通過他的言說，而是通過他的眼淚與深情。
鄭老師在《懷清錄》的哀悼文章中說他和師母乃是姨表兄妹。他們訂婚後的第三年準備成婚，卻有人散布流言說他有悔婚之意，這話傳到師母耳朵裏，她異常鎮靜，隻要求見麵問個究竟。鄭老師說：“雲消霧散之後，她帶著一顆真誠純樸的心來到我家，以後不管發生甚麽情況，這顆心始終是堅如磐石的。”這幾句話，移用到鄭老師身上也是極其恰當的。鄭老師 說魯迅是個“仁人”，他自己也正是個“仁人”。他的仁厚之核，就是“忠誠純樸”，而且這核是堅如盤石的。鄭老師到了晚年名聲已很大，至少在福建是人們公認的一個大教授、大才子了，但他對妻子依然像初戀時那樣忠誠純樸。他對妻子忠誠純樸，對朋友學生忠誠純樸，對事業也忠誠純樸。他和錢鍾書先生的友情，已成為中國文壇的美談佳話，其中的美，就是“忠誠純樸”四個字的無限光彩。
鄭朝宗老師和錢先生相處的日子大約隻有一年半的時間。開始 是清華園同一學係的一般同窗，到了一九四二年他贏得一個機緣，才成為錢先生的朋友。一經交往，鄭先生立即進入錢先生的深層世界，並成為錢先生的莫逆知音。 這不僅是因為鄭先生眼光如炬，知道這位博學的朋友未來前程無量，更是因為鄭先生有一純樸之心，使他天然地排除驕傲、嫉妒等人性障礙，很快就發覺麵前這位大才子身上有一種品格，即對人“不存勢利之見”。“不存勢利”，便是高潔的人品。鄭老師發現，錢鍾書雖然天分高，但好學不倦，不論身處甚麽環境都手不釋卷。 勤奮，也是品格。這一年鄭先生和錢先生兩人真是以心發現心。一年之後鄭先生離開上海時，錢先生贈予他的三十行五言古詩：“清華曾共學，蹤跋竟相左……”就 足見他們的友情之深了。這之後，鄭先生和錢先生一別十年，中間經曆了抗戰勝利、解放戰爭和新中國成立等曆史滄桑，直到一九五三年他們才重新見麵，可是到了 一九五七年鄭先生則陷入政治劫難，而錢先生也常處憂患之中，可是不管世事如何浮沉，他們的友情始終堅如磐石。甚麽政治風煙娜侵蝕不了他們的情誼。八十年 代，知識分子重見天光，鄭老師瀕把三十年積澱下的仰慕之情化作對錢鍾書學問的研究。在全國範圍內，第一個別開生麵地招收《管錐編》博士研究生。能想到這一 點，正是曆史的結果，即一九三二年鄭先生進入清華園之後就開始形成的既深邃又純樸的眼光洞察的結果。招收《管錐編》博士研究生，不僅是鄭老師人生精彩的一 筆，也是中國當代教育史上精彩的一筆。在北京時，為此事我多次自豪地對朋友說：我的老師鄭朝宗真出手不凡，一筆開了一代錢鍾書研究的風氣。鄭老師寫下這一筆，與友情有關，但絕不僅僅是友情。《管錐編》深邃如海，一個隻是在海邊徘徊的朋友是不可能認識它的淵深的。鄭老師不是海濱虛泛的讚歎者。他走了進去，並 投下晚年最成熟的生命，實實在在地下功夫閱讀、鑽研，用全部學識去領悟、去開掘。他在給我的信中說：你對《管錐編》一定要“天天讀”。我聽了鄭老師的話， 從一九八二年至一九八九年幾乎天天讀！。到了海外之後，我寫作《人論二十五種》，其中的“肉人”、“忍人”概念和許多例子都得益於《管錐編》。在鄭老師啟 迪之下，我兩次讀破《管錐編》，這確實使我的學術素養有所長進。我常想，鄭老師自己更不知是如何天天讀、天天思索？否則，他怎能寫出《但開風氣不為師》、 《文學批評的一種方法》、《再論文藝批評的一種方法》、《錢學二題》、《圍城》與《湯姆·瓊斯傳》等《管錐編》研究的開山之作？這些文章數量不多，但它是 高水平的“質”，是《管錐編》精華的提煉與說它是《管錐編》研究綱要，絕不過份。在《文藝批評的一種方法》第三節中，他列舉的《管錐編》八項新義，倘若不 是深邃紮實的研究者是絕對說不出來的。這八義包括：（一）學士不如文人；（二）通感；（三）以心理之學釋古詩文小說中透露的心理狀態；（四）比喻之“二柄”與“多邊”；（五）詩文之詞虛而非偽；（六）哲學家、文人對語言之不信任；（七）詞章中寫心行之往而返、遠而複。（八）譯事之信、當包達、雅。鄭老師 也許正是受到“學士不如文人”的影響，因此他喜寫至情穎思之文，不喜歡作學士那樣賣弄學問姿態的高頭講章，包括各類複製性很強實無多少見地的大部小說史、 文學史，而他寫的這幾篇僅有六、七萬字的文論，其價值決不在百萬字的高頭講章之下。
八十年代裏我和鄭老師不斷通訊，而督促我讀 《管錐編》、學習錢先生學品人品是老師信件的主要內容。他幾乎每封信都要叮嚀我。鄭老師還寫信給錢先生。說我是他“最可靠的學生”，他用“最可靠”這個 詞，使我感動不已。至今難忘。後來錢先生對我格外關懷格外信賴，（以後我會在紀念錢先生的文章中細說），除了我自身的心靈傾向與心靈狀態得到錢先生的摯愛 之外，自然與鄭老師的竭力推薦有關。鄭老師在給我的信中對錢先生一往情深，他對錢先生的評價與描述，，每一句都是真摯的冰雪文字。這些年我多次為這些信件 的下落而焦慮。人生的挫折與磨難我不怕，北京一群強人打劫我的居所也不可能動搖我的信念，可是師長與友人給我的玉石般的書信如果丟失了，卻會讓我心疼到死。幸運的是，在一九八九年離開北京的那個清晨，我於慌亂中抓了一把信件恰好有三封是鄭老師的。其中有一九八六年一月六日的一封信，信上說：
你現身荷重任，大展宏才，去年在《讀書》第一、二期上發表的文章氣魄很大，可見進步之速。但你仍須繼續爭取錢默存先生的幫助。錢是我生平最崇敬的師友，不僅才學蓋世，人品之高亦為以大師自居者所望塵莫及，能得他的賞識與支持實為莫大幸福。他未嚐輕許別人，因此有些人認為他尖刻，但他可是偉大的人道主義者。我與他交遊數十年，從他身上得到溫暖最多。一九五七年我墮入泥潭，他對我一無懷疑，六十年摘帽後來信並寄詩安慰我者也以他為最早。他其實是最溫厚的人。《圍城》是憤世嫉俗之作，並不反映作者的性格。你應該緊緊抓住這個巨人，時時向他求教。
這封信中的意思，鄭老師叮嚀過我幾 回。他的提示我記在心裏。一個品學兼優的文化巨人就在附近，高高的山嶽就在身邊，我記住了。鄭老師對錢先生的崇敬之情感染了我，使我更認真地讀錢先生的書。一九八六年初，我已經擔任文學研究所所長一年多了，有許多事我都去請教錢先生。每次到錢先生家裏，他和楊先生都非常高興，除了談工作，我們總要提起鄭 老師。鄭老師的名字顯然是條潔白的紐帶，它的潔淨與純樸，使錢先生對我格外信賴，從為我題簽散文詩集《潔白的燈心草》開始到破例地出席我主持的三次大會 （他從不參加任何會），都不同尋常。鄭老師要我好好向錢先生學習，而我從他的教誨中首先學到鄭老師的品格：他的朋友之愛這麽真、這麽純。說知音難求，是像鄭老師這種知音才真的難求，這是一種品格、學識、情感、境界都集於一身的知音，這是時間、空間、人間邪惡無法動搖與影響的盤石般的知音。
鄭老師對妻子、友人、學術的真誠純樸使我感動，而對於我——一個學生的真誠純樸，更是讓我感激。我在下筆寫這篇悼念文字的時候，情感是雙重的，一重是 傷感，另一重則是自豪感。鄭老師的去世帶給我的憂傷不知道要多久才能抹掉？如果有一天，我回到母校廈門大學的海濱，在沙灘上悄悄落淚，那一定是我想念著那 些愛我但不在人世的老師，其中首先是鄭老師。除了傷感，我便覺得自己有幸成為鄭老師的學生，一個有許多弱點和缺陷但卻得到他的厚愛的學生。一九八八年，他 已到古稀之年，而且身體很弱，但是他還是要藉文代會機會到北京。他說他不是想來開會，而是想“到北京看一老一少”。老的自然是錢先生，他在給我的信中說： “錢先生也在想念我，多年朋友至少得再見一次。”少的就是我。到了北京，一進我家，第一句話說的就是要見一老一少。看到老師稀疏的白發，看到他擠在我書房 （兼臥室）的小角落裏說著這句話，我馬上轉過身去偷偷抹掉眼淚。妻子見我傷情，就連說鄭老師精神很好。和他一起到我家的有陳榮春（泉州市長）、劉登翰和中新社的林華、王永誌等好友。那天晚上，我特別高興，很想對鄭老師說你要多多保重身體，可是說不出，反而是他老人家一再勸我：人到中年，工作又多，可千萬要 注意身體，不可太勞累。過了兩天，我們又見了一次麵。這一次我們單獨交談，他對我說了許多“私話”和“知心話”。每一句都真的是“語重心長”。他說的話很多，留給我印象最深的是要懂得“壕塹戰”。他說：你生性率真，敢於直言，不留餘地，這是好的，但屢屢赤膊上陣，一旦中箭倒下。反倒可惜。這一意思倘若是別人勸我，我可能要辯白幾句，可能要說“我不赤膊誰赤膊？！”但由鄭老師相勸，我便覺得他從情感最深處關懷我，而且有道理。我的確鋒芒太露，說話總想說個痛快、徹底，完全沒有設防，這一麵是失去自我保護能力，另一方麵也沒想到別人能不能受得了。到海外之後，我身處異國校園草園，心境平靜，想起鄭老師，更覺得 他的話是對我的至仁至愛，格外寶貴。說到這裏，有人也許會以為鄭老師在勸解學生明哲保身。不是的。鄭老師對我的仗義執言，敢於批評社會黑暗是衷心支持的， 他的信件常常給我力量。就在這次見麵之後，他返回福建立即給我寫信說：
近在人民日報上見君一文，其中頗多創見，敢言別人之所未 言，此種膽識至堪欽佩，想錢先生必與鄙意相同。目前國內為人門戶之見仍極牢固，前途當仍有連續惡戰，為維護真理，死生以之，此亦我國傳統美德之一，宜加繼承。所宜注意者，即勿讓兩麵二心小人乘機撩撥，從中取利，是高明人，自知保衛，無庸愚之喋喋多言矣。
鄭老師勸我注意“壕塹戰”，並非讓我回避真理，而是教我如何更好地“為維護真理”去作“死生以之”的奮鬥。這與魯迅主張“壕塹戰”而崢崢硬骨猶存是一個道理。
鄭老師對我的關懷與厚愛從學生時代就開始了。大學三年級。他開始講授《西洋文學史》。尚未聽課，我就聽到其他老師介紹說。鄭先生有學問。但他是個摘帽 右派分子，隻能接受知識，不要私下交往。我當時是個乖孩子，絕對聽黨的話，也就不敢私下拜訪。這一點使我離開廈大之後幾十年一直悔恨不已。年青青為甚麽就 這樣膽小、聽話、坐失求教的大好時機？太沒有出息了。今天我更是把這一點視為青年時代的一個錯誤。幸而在課堂裏，我洗耳恭聽鄭老師的課，常常聽得入迷，課 後又絕對按照他的指教閱讀所規定全部必讀的書目，從《伊利亞特》、《奧德賽》到《神曲》、《浮士德》、《唐璜》等等。下課時間我總是要到講台前問他各種問 題。有一回我問到“托爾斯泰批評莎士比亞有沒有道理？”他楞了一下，認真地看了我一眼，那目光的溫馨和喜悅，永遠使我難忘。鄭老師對學生極為嚴格，必讀的書非讀不可，他的考試也極嚴格而別開生麵，讓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會出一係列的填空題，例如《俄底浦斯王》的作者、《複活》的男主角，都屬於填空對象，倘若沒 有認真閱讀就混不過去。期末考試時他出了更多難題，結果得五分的同學極少。我因得益於高中時就讀了許多西方作品，加上特別喜歡鄭老師的課，就學得特別開心，成績優異。期末考試時，我分析哈姆雷特形象，把背誦的段落加以引證，使得鄭老師非常滿意。他甚至激動得情不自禁地在我的考卷背後題了詩。此事是考試之後許懷中老師告訴我的，他說，這次你的《西洋文學史》考得特別好，鄭先生高興得題起詩來。然而，因為鄭老師是個“右派分子”，不可接觸，我竟然無法到鄭老 師家去問及此事。這件事一直鼓舞著我，到北京時，我把鄭老師的《西洋文學史》講義裝進箱子，在大北方的燈火下，我一次又一次翻閱。一捧起講義，我就想起鄭老師題詩的事。這不是為自己受到欣賞而自美，而是我從中看到一種人與文化的炬火：一個老師可以為一個學生的好成績如此真摯地興奮，如此熱血翻騰而難以自禁，這是何等偉大的教育者？何等偉大的教師性情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