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我們整個民族的心理現今已經潰散，這是我們的沉重所在。我們都身在海外，都是一樣的乘桴浮於海。故國河川，隻在夢縈。
H：我以前也與你有同樣的感覺，但是最近回去了一趟，在我眼能所及的有限範圍內盡量用心感受了一下當代中國社會，覺得與十幾年前相比，不僅在物質方麵，而且在深層的精神方麵也是在慢慢向好的方向發展的。尤其在年輕一代那裏更能體會到這一點。當然，是“慢慢”，但是對精神領域的事你還能奢求什麽呢？
我感到，雖然咱中國人有很多劣根性，而且這劣根性也的確根深蒂固，但這是不是說中國人就永遠無法擺脫這些劣根性呢？我覺得不是。套用孔子的一句話，「子欲 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大意是：隻要你做得好，大家就都能做得好。君子的德像風，小人的德像草；草必然隨著風的方向倒。）隻要中華民族的每一分子都能做點他力所能及的微薄貢獻，中國就有希望。
Y：我可能比你悲觀一點，其實任何民族都有其自身特定的缺陷和劣根性，並非我華族僅有。唯獨，古往今來，沒有任何一次文明複興是由一幫貪官汙吏領導並且成功的。
君所言者：“隻要中華民族的每一分子都能做點他力所能及的微薄貢獻，中國就有希望。”----- 這恰恰是當世最美好的期望，同時也是絕對不可能發生的。此時此刻的中華民族，除了錢，還會相信什麽。
H：愛默生說過一句話，大意是，亞曆山大影響了世界幾十年，而蘇格拉底影響了世界幾千年。我覺得，正在塑造中華民族的真正未來的，不是貪官汙吏，而是並沒有在時代的鎂光燈下的一群人。所以我並不那麽悲觀。
Y：如果這群人默許並且參與了貪官汙吏們的遊戲和盛宴，那麽就不存在任何意義上的塑造中華民族的真正未來。而如果他們拒絕，他們將在中國大地一事無成（至少目前是如此）。正直與忠良在當今的中國會有什麽樣的結局，我們根本不必諱言。如若中華民族的未來不包括正直與善良，那麽我們配不上我們曾經有的燦爛文明。
身為靈魂高貴的中國人，我真的希望是我看錯了，真的希望你的美言在一步步實現。但是必有前提，我們希望看到的是一個善待子民的泱泱大國，而不是一個強大的卻讓孩子們讀不起書的國度。
至少我們不會在外麵開寶馬，而讓自己的孩子流浪街頭。治國，有他們吹噓的那麽複雜嗎？
H：生活在真空中的正直與善良是不足稱道的。隻有真正融入現實社會，正直與善良才有價值。如你所說的心理已經潰散的社會，豈不正是最需要正直善良的融入嗎？我們在上文討論的那群人，應該如何對待貪官汙吏的盛宴？耶穌不是曾經與貪官汙吏共進盛宴嗎？每個人，包括貪官汙吏，都有正直和善良的一麵，哪怕這一麵比起另外一麵來何等脆弱。我想每個貪官汙吏也都想做個正直善良的人，隻是他們的扭曲心理阻止了這個理想的實現。所以，雖然他們的行為應該得到懲罰，但他們的命運應該被同情，他們的精神需要有人來幫助解脫，對嗎？
你的這句“如若中華民族的未來不包括正直與善良，那麽我們配不上我們曾經有的燦爛文明”，我同意前邊三分之二。我不同意的是，你把“我們曾經有的燦爛文明”想象得太完美了。我更讚同魯迅的觀點：在中國幾千年燦爛文明的字裏行間，處處都藏著狂人看出的那兩個字。
所以我想問你，中國現在的種種問題，是一夜之間長出來的嗎？如果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那麽冰融三尺，要幾日之暖？
那群人，也許在新聞媒體頭版頭條所定義的標準之內似乎一事無成，但他們正在默默地影響著整整一代人、甚至今後很多代人的思想。融冰的是他們。
關於 “善待子民的泱泱大國”：我覺得，在一個真正的泱泱大國裏，國民不是國家的兒子，也不需要被動地等著被善待。每個人都是平等的一員，可以堂堂正正地要求自己的權利。
Y： 也許我未必完全同意你說的，但是每一個心係情係中國的，我都引為兄弟。
總而言之，概而言之，胡兄大概屬於溫和漸進派，求於默默的建設中以恒以久而見之滄海桑田，這也許與80年前胡適的思想相近。近代史學對胡適在當年內憂外患的種種巨變中，不激不烈，始終依循理性和中華中庸之道的立身處事原則獎譽尤甚。
敝人大概不夠這樣的檔次，可能於悲觀失望中傾向於激烈的苛責，鬥膽自嘲一句，這種心態可能與魯迅更近些。“慣於長夜”，獨對青燈，杯酒留連，長歌當哭。我也承認，苛責絕非建設。
當然，激烈與溫和，都是方式，而且具隨情勢在不斷變化。可是，以我眼視之，當今中國之道德淪喪，腐敗墮落，鮮廉寡恥實在於世界文明史上堪述一章。（我並非在鼓吹真空中的正直和善良）在這種情形之下，靠默默耕耘，潛移默化，吾實難置信。
中央抓了這麽多年，現在是更甚還是更廉？過去還就是勾心鬥角，爭權奪利，現在是買凶局長殺書記，市長炸小蜜…我等在海外，天天都在掉眼鏡。胡溫他們還有震驚，我們已經沒有了，故國發生的任何事情都不必再問緣由。因此我無法那樣去樂觀，去期待“偉大的複興”。
H：其實，我的信心又何嚐沒有動搖的時候呢？看到國內那些驚心動魄的消息我又何嚐不心痛呢？
你我都有一個理想，而這個理想與現實有巨大的反差。該何去何從？我想提一下給我以很大啟發的一本書：Stephen Covey 的The 7 Habits of Highly Effective People，中文譯作《高效能人士七個習慣》。書名聽起來像是很俗氣的勵誌書，但其思想非常深刻。書的第一、第二部分中談到兩個概念：
第一個概念叫 Inside Out，意思是人的改變必須先內後外（有點像蔣總統攘外安內的治國方略啊）。人要想改變自己的命運，不應該總是期望給自己換個環境，而要先改變自己的思想。我認為這個原則適用於人，也完全適用於國家。我很同意周國平在其散文新著《善良·豐富·高貴》序中的一段話：“我最喜歡做的事情，仍是靜心讀大師們的書，在其引領下深入思考人類精神生活的問題，從精神層麵上關注今天的現實。這決不是自私，因為我相信，中國的前途最終將取決於中國人的精神狀況。”中國在幾千年的“燦爛”文明中，改朝換代多少次，而國人的精神水平又前進了多少？當然，怎麽改變精神，這個話題就大了，我隻提出我自己欣賞的兩個原則：一是愛心，二是耐心。
第二個概念是關心圈和影響圈的關係。關心圈是你想管的事，影響圈是你管得了的事。顯然，每個人的關心圈總是遠遠大於影響圈。關於這兩個圈的關係有一個自然規律：人隻能去努力經營自己的影響圈，讓這個圈子不斷擴大，而最終人會發現兩個圈的距離越來越近。反之，如果人隻是著眼於自己的關心圈，那他的創造力就會不斷地被他所不能影響的各種負麵因素所削弱。這樣，他的影響圈就會越來越小，因而不斷拉大兩個圈的距離，與自己的初衷正好南轅北轍。前幾天在網上讀到柏楊的一句話：“先愛自己，再愛國家”，覺得非常精辟。
Y：看到你的回複，我真是特別的恍然和苦痛。
實不相瞞，這些年來，我唯獨缺乏你所言道的愛心與耐心，或者說，今日之中國，每當我們高蹈愛心與耐心時，我們都要再靜心想想，愛心與耐心必是有限定有前提的 ：對中國民眾而言，除了愛心耐心，我們還有當然的責任去導引和影響，當然以與人類文明共通的普世價值原則。否則，那片土地還將重複千百年來的循環，還將是暴民刁民愚民的國度，用古語來說，就是生聚教訓。
我唯一可說的是：印度的和平非暴力領導人甘地，也曾在宣戰書上牽過大名。和平，非暴力，愛心與耐心一定是有條件的。如果是無條件的，那麽我們還該怎樣看納粹，看東條英機，看波爾布特，看北韓…
於我而言，隻要統治者是有意而為之的欺騙和鉗製，鎮壓和不容異說，那麽就沒有什麽愛心與耐心可言。無論胡溫穿著多麽合體的西裝，唱著多麽絢爛的調子，他們都還在魚肉欺淩著中國的人民。
也許我還是太偏激了。或者去學魯迅“躲進小樓成一統”般的愛自己 …
可是吾友亦有重言：當今中國，如果我們都不管了，誰還會管？
H：我們麵對的是同一個問題，但每個人的應對方法會有不同，這其中可能有不少性格因素在起作用吧？建設一個理想中的中國，我們既需要魯迅，也需要胡適。我們傳統中所缺少的，就是尊重與自己不同的意見。讓我們從自己做起吧。
“在所有的批評家中，最偉大、最正確、最天才的是時間。”（別林斯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