減少人口可以解決失業問題嗎？

應王小強老師等社會賢達和廣大網友的建議和支持，水寒將近5年關於人口問題的文章係統化整理成《大國空巢》，該書全麵係統反思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該書不是簡單將過去的文章集中成文集，而是修正、濃縮過去的觀點、並增加大量內容。仲大軍老師、茅於軾老先生（為《大國空巢》作序。全文42萬字,即將於2007年6月由香港大風出版社出版（http://www.strongwind.com.hk/default.aspx），敬請關注。大風出版社是南懷瑾老先生（一代國學宗師）支持、王小強先生主持的出版社，其宗旨是正麵利用香港的言論自由，參與嚴肅認真的思想交流，追求真理是一個摸索碰撞的過程。可通過銀行郵購: http://www.strongwind.com.hk/catalog/0fb0a755-5a44-4c53-97eb-952638ac0eec.aspx

王小強老師是1980年代就參與經濟體製改革的老資格改革家（198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許多製度製訂者之一）、著名經濟學家、劍橋博士，曾任職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副組長、中國體改所常務副所長、香港理工大學中國商業中心研究員、中國經濟學獎專家委員會（中宏百人團）成員、粵海（企業）集團顧問。現任中信泰富政治及經濟研究部總經理，Associate Senior Research Fellow, Judge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mbridge（英國劍橋大學）,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名譽研究員。著有《文明衝突的背後》、《摸著石頭過河：中國改革之路》﹑《產業重組時不我待》。合著有《改革：我們麵臨的挑戰與選擇》（1986年獲孫治方經濟學獎）﹑《富饒的貧困》（1987年獲香港電台推薦“十本好書”）﹑《香港聯係匯率保衛戰》﹑《三綱合一》﹑《再造中國》﹑《西部大開發方略》﹑《西部大考察實錄》。

茅於軾老先生為中國當前最有影響的經濟學家之一。伯父茅以升是著名橋梁專家。1975年開始從事微觀經濟學研究；曾任1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任研究員，美國哈佛大學任注冊訪問學者，非洲能源政策研究網顧問，澳大利亞昆士蘭大學經濟係高級講師；1993年參與創辦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並任所長、理事長，現為該所常務理事。主要兼職如下：亞洲開發銀行注冊顧問、中國環境與發展國際合作委員會能源工作組中方專家、太平洋經濟合作委員會能源組國際顧問組成員、LEAD國際培訓項目中國國家理事會成員、China Economic Review顧問編輯、中國能源研究會副理事長。

仲大軍老師是北京大軍經濟觀察研究中心（中國著名思想庫）主任。國內目前知名的經濟觀察家、社會評論家、批評家、專欄作家、政府和企業顧問。曾任新華社世界問題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員，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中國經濟時報》編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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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人口可以解決失業問題嗎？
--從人口和產業結構看現在的失業問題和今後的勞動力短缺
　　
　　作者：水寒　[e-mail]
　　
實行計劃生育的一個理由是僧多粥少，就業壓力大。難道粥是天上掉下來的？社會作為整體，有消費才有需求，有需求才有生產，有生產才能提供就業，有就業才有能力消費，這是一個良性循環。生產是為了滿足需求，貿易是用來交換產品，如果生產主要是換外匯（而不是產品和服務），那麽等於是幫別人幹活。一個蘿卜一個坑，有多少的人口，就有多大的消費市場，就有多大的需求，就有多少就業機會。減少人口之後減少消費，哪裏還有就業？

　　侯若石、何茂春、丁剛等學者認為消費實力是一種國家實力（《消費能力體現大國實力》環球時報2006年12月13日）。生產為消費服務是世界強國發展的客觀規律。經濟大國都是生產水平和消費水平都很高的國家。經濟大國要實現可持續發展，必須依靠生產和消費並舉，進口和出口兩旺，引進和輸出均衡，收入和支出雙高。消費的增長標誌民生改善和市場活躍，而這兩個因素是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保障。世界經濟正進入一個消費產品剩餘化、多樣化的時代，現在缺的不是生產者，而是消費者。消費者的發言權、影響力要大於生產者。中國的強大不僅取決於我們能夠製造多少產品和我們製造了什麽產品，也取決於我們買什麽商品，買多少商品。
　　
有人說，日本人口隻有1.27億，購買力卻達到4萬億美元，與人口11.3億的印度差不多，因此消費取決於人均收入而非人口數量。但是百姓的基本生活消費是一定的，那麽產品供應量也必須是一定的。比如對糧食和衣服等的需求，不論富人還是窮人，消費相差不大。同樣4萬億美元的消費量，日本的消費隻能提供6600萬個左右的就業機會，而印度卻能提供5億個左右就業機會。日本對低附加值的產品需求有限，而單位消費量的高附加值產品和服務所提供的就業並不多。日本即使消費飽和，所提供的就業機會也不過是滿足日本本國的就業而已。即使發達國家的低端產品全部依賴中國和印度提供，所提供的就業機會也不多。
　　
就每個人來說，幼年時代單純是消費者，青壯年時期生產大於消費，老年的時候又是消費為主。由於物質資本是報酬遞減的，人力資本是報酬遞增的，青壯年消費能力如果主要用於人力資本的投資（培養下一代），這樣不但能夠使得老有所養，並且促進社會進步。計劃生育卻打斷了這種天然的投資鏈，讓青壯年強盛的生產能力部分空耗（過度娛樂），部分用於物質資本的積蓄（比如通過出賣產品換取外匯），那麽這個資本的報酬是遞減的，不但養不了老，也不利於社會進步。
　　
計生委宣稱1980年開始的獨生子女政策減少3億人口（筆者認為隻減少1.3億，最誇張估計也不會超過2.2億），等於喪失了一個相當於整個美國人口的消費市場，對中國的經濟的負麵影響可想而知。筆者在《誰揮霍了我們的“人口紅利”？》已經指出，計劃生育導致家庭消費結構改變是中國經濟問題的根源。因此像中國和印度這樣的人口大國，經濟發展必須依靠內需，才能做到生產和消費同步升級。未來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動力來自於中國的內需，來自於如何把中國國民的消費潛力發揮出來，使中國經濟從依靠資本驅動轉變為依靠內部消費的驅動。
　　
工業革命以來，生產與消費的矛盾一直存在。消費往往是主導產業革命的動力。以前絕大多數人辛苦勞累於土地上，還難以獲取足夠的糧食。隨著品種的改良、農業技術的提高、化肥的使用，農業生產率提高，現在工業國家隻需要1-2%的勞動力就能滿足所有人的糧食。如果消費結構不改變，那麽意味著98%的勞動力將失業。這些“失業的”的勞動力就轉移到其他行業，生產衣服、電視、洗衣機、冰箱、玩具等，人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但是隨著機器的引進和技術的進步，工業生產的效率也提高，現在發達國家隻有20%-25%的勞動力從事第二產業。如果沒有新的消費需求，那麽70%以上的勞動力就得失業。有需求就有生產，現在發達國家70%以上的勞動力從事第三產業，人們享受的服務越來越好。現在美國農業隻占GDP的0.9%，工業隻占20.4%，而服務業占78.6%。

　　資本的逐利性使得它追求以最少的代價滿足更多的需求以賺取更多的利潤，即生產的人越少越好（減員增效）。企業的這種逐利是基於開放係統，麵對的是全國（甚至全球）大消費市場，企業可以做到減員增效，將減下來的員工推到社會。兩百多年以來，技術進步和機器的引進一直在淘汰人力。每個領域都會提高生產效率，所以就得不停的創造新的需求來增加崗位解決就業問題，“就業替代”頻繁，經常出現“技術性失業”。新行業在開始時候往往還沒有成熟，不能及時吸納被舊行業淘汰“下崗”的人員，這種行業更替的滯後性導致總是有失業。

　　有人說，隻要有失業就說明人口過剩，人口政策鬆不得。依照這種邏輯，中國出生性別比問題也沒有什麽可擔心的，男人娶不到老婆隻怪自己素質低，高素質的男人哪會娶不到老婆的？誰說男多女少的？沒看到那些官員富豪都養了一堆的情婦嗎？分明是女人過剩嗎？

　　社會作為整體是封閉係統，就必須保證生產和消費的和諧，減下的員工如果不能及時有序地轉移到新的行業，他們將沒有購買能力，那麽生產出來的東西賣不出去，也會導致生產萎縮，減員就不能增效。“減員增效”是資本的自然屬性，政府應該適當限製（發達國家保護員工的權益，其實就是控製雇主的“減員增效”）和引導（創造新的就業行業），既部分滿足企業的追求，又縮短行業更替的滯後時間，讓新行業及時接納舊行業淘汰的人力。一個政府如果無力創造新行業，就沒有資格去鼓勵舊行業“減員增效”，否則誰為失業的員工買單？ 可見，企業行為（家庭行為）和政府行為不能是一樣的。但是中國政府卻用企業思維來管理政府。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是資本驅動型的而不是消費驅動的，各級政府盲目追求投資。

　　由於有失業的存在，社會上就會產生“人口過剩”的輿論，就有控製人口的呼聲。但是從宏觀角度看，新產業的就業容量遠比舊產業要大，每一次產業革命，都使得勞動力需求增加，如果人口增長跟不上，就會出現勞動力短缺。

　　英國在18世紀第一次產業革命時期，將農民從土地上趕走，但是工廠卻又不能吸納農村轉移的勞動力，失業率高，城市社會治安惡化，曾經處死失業的流浪漢。馬爾薩斯人口論就誕生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但是正是由於大量富餘人口（英國工業革命期間人口增加到3倍）使得英國順利完成產業革命。1960年代和1970年代“人口爆炸”的思潮彌漫歐洲，英國、荷蘭等國的一些學者曾經提出減少人口的設想（由於過於荒謬，決策層沒有采納），然而現在歐洲勞動力短缺，需要引進移民。

　　日本在二戰之前，是鼓勵生育，明治初年采取了獎勵生育政策，對貧困家庭，發給育兒補貼，實行孕婦登記、死產檢查製度。1941年頒布了《確產人口政策綱要》，政府采取早婚多育的措施，鼓勵一對夫婦生育5個孩子。二戰之後日本人口達到8000萬，但是隨著戰後經濟的轉型，失業率增高，開始限製生育（隻是提倡，不像中國這樣強製進行）。1949年內閣成立“人口問題審議會”。同年，眾議院通過“關於口問題決議案”，決定健全和普及家庭生育計劃。1954年，“人口問題審議會”要求把節育作為家庭計劃的一部分。當人口突破1億的時候，舉國惶惶不安，並曾一度計劃將人口收縮到8000萬左右。1974年4 月，經“人口問題審議會”通過，正式發表了以“日本人口動向——靜止人口”為題的《人口白皮書》，強調日本的人口問題是世界上最尖銳的，把靜止人口作為日本的發展目標，並把優生優育放到首位，政府重視人口宣傳教育，從70年代起，開始在小學、中學、大學、加強人口教育。而現在日本人口增加到1.27億，比二戰後的8000萬多出了50%，然後卻麵臨勞動力短缺。

　　美國產業革命的完成也伴隨著人口激增。1860年美國總人口3100萬，城市人口占17.9%（1870年為22.9%）；中國1982年城市人口比例為20.6%，就是說中國1979年改革開放的起點相當於美國南北戰爭之後的1865年水平。美國南北戰爭後，工業革命飛速發展，需要大量勞動力；同時，農業也開始了真正的全麵技術革命，無情地驅趕著眾多農民進入工業城市，尋找就業機會，農業勞動力急劇減少。美國人口在1900年達到7621萬，1915年突破1億（成為世界第一經濟強國），1930年達到1.23億。但是由於就業供需關係的矛盾和經濟政策的失誤，在1933年左右有1/4的勞動力失業（其失業率遠遠高於中國現在的水平），社會治安惡化，生活壓力非常高，但也促使美國建立社保製度。1930年代英國失業率也與美國相近，而德國的情況更差，失業人數占全部勞動力的五分之二，另有五分之一也隻有非全日性工作。1967年美國人口突破2億，人口所引起的社會矛盾仍然存在，1968年美國昆蟲學家保羅·埃利希出版了《人口爆炸》，人口爆炸的輿論從美國蔓延全球。但是其後隨著產業革命的順利進行，新增勞動力被順利轉移到新的產業，2006年美國突破3億，但是社會更加穩定，種族更加融合，生活水平更高，失業率降低到隻有4.8%。南北戰爭之後美國人口增加了9倍，源源不斷的新增人口滿足了曆次產業革命對勞動力的需求。1979年中國人口近10億，2005年12.5億，繼續現在人口政策，人口高峰連13億都達不到，然後就是銳減；即便中國現在停止計劃生育並千方百計鼓勵生育，今後人口高峰也難以達到15億，今後勞動力缺口將非常大。並且人口結構決定了中國不可能建起美國這樣的社保製度。
　　
可見生產與消費的矛盾一方麵是很多社會問題的根源，一方麵是社會發展的動力。
　　
既然有失業，那麽減少人口不就解決問題嗎？計生委一直是這麽宣傳的，甚至很多經濟學家和人口學家也都這麽想。其實這種想法是錯誤的。現代社會的失業問題是由於產業結構改變所引起的，而不是因為人口過多。比如說，如果沒有第三產業的話，現在發達國家工農業隻需要25%的勞動力就能滿足大家的需求，70%的人就得失業。但是如果人口減少一半的話，消費市場也減少一半，仍然有70%的人口找不到工作。因此失業率與人口多少沒有什麽關係。俄羅斯人稀地廣，人均資源非常豐富，2006年失業率為6.6%；日本人稠地狹，人均資源缺乏，但是2006年失業率隻有4.1%。俄羅斯人口從1992年開始減少，但是失業率卻反而提高了。美國人口3億，失業率為4.8%；法國人口6千萬，失業率8.7%。中國人口近13億，國土麵積960萬平方公裏；巴西人口1.9億，國土麵積851萬平方公裏，巴西人均資源非常豐富，但是失業率並不比中國低。因此中國目前的失業率並不是因為人口過多，減少人口並不能降低失業率。中國失業問題比較複雜，仲大軍先生在其《影響中國就業的主要因素----資本與勞動相脫節將是影響就業的主要症結》（http://www.dajun.com.cn/jiuyewt.htm）中進行了詳細的分析。
　　
2005年中國城鎮人口比例為43%，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就業人口比例分別為49%、22%、29%，就業結構還隻相當於日本1950年代的水平，城市化水平隻相當於美國1913年的水平。中國第三產業還遠沒有成熟，今後勞動力需求將很大，就業潛力還很大。計劃生育減少的是現在的消費者（嬰兒消費市場），同時也減少今後的勞動力。中國還隻是處於第一次產業革命階段，目前就已經麵臨勞動力短缺（這在人類曆史上是絕無僅有的）；現在人口已經接近負增長，今後憑什麽實現第二次、第三次產業革命？難道中國永遠滿足於目前的產業結構和發展水平？發達國家第三產業占70%以上GDP，是經濟的大頭；今後中國就業結構達到發達國家現在的水平，那麽中國將麵臨嚴重勞動力短缺，第三產業無法發展起來，無法成為發達國家。打個比喻，以美國目前的就業結構來計算，一個國家有200個人口，正常情況下勞動人口100人（還有老人和小孩），1人從事農業，23人從事工業，76人從事服務業；如果這個國家200人中老年人比例過高，那麽就沒有100個勞動人口，就麵臨勞動力短缺。照顧老人是需要非常多年輕勞動力的，不是錢和勞動生產率的問題。老人不是大棚裏的蔬菜和車間裏的零件，是沒有辦法“自動化”照顧的。養老社會化可以減少一些人力，但是減少的幅度有限。美國這麽發達，還是家庭養老為主。真正進入機構養老院的隻有20%，其餘都是家庭養老。
　　
綜觀各國產業革命曆程，發現勞動人口從第一產業向第二產業轉移的過程（中國目前處於這個階段）引起的失業問題最嚴重。機器的效率容易提高，而人的效率難以提高，因此勞動人口從第二產業向第三產業轉移之後，失業率降低。隨著社會的進步，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對勞動力的需求將更低，而傳統的第三產業對勞動力的需求也將減少，又將有大批勞動力將“下崗”，似乎失業率又將增加。目前人們的消費飽和了沒有？沒有！物質上的“食品”越來越豐富，但是精神上的“食品”卻更加貧乏，心理安全度甚至還不如農業社會。工業革命以來，人類是犧牲了精神上的安全換取物質上的安全。隻要有需求，就意味著還有巨大的就業潛力。目前人口再生產和家庭服務業還幾乎是免費的，這是一個多麽大的消費市場！美國現在家庭收入的中位數是四五萬美元，美國醫生、教授、企業高管等高薪行業年薪十幾萬，是普通家庭收入的三倍左右，但是生活質量並不比普通家庭高出多少。原因何在？根據一項最新的報告指出，全職媽媽一年至少值13.8萬美元。由Salary.com所提出的調查報告中，計算了在2007年度期間，若全職媽媽所執行的每項工作都有給薪，那麽她們一年應該獲得138,095元的酬勞。一個媽媽通常身兼多職，必要時一人還得分飾多角，包括家管、托兒中心的老師、廚師、電腦操作員、洗衣人員、房屋看照人、設備管理員、駕駛、首席執行官、以及心理學家，這些複雜又專門的工作，都是媽媽必須兼顧的身份。從這個角度看，普通家庭與高薪家庭生活質量差別確實並不太大。高薪階層往往沒有時間管理家務，雖然拿著高工資，但是家庭生活質量並不高。如果夫妻兩人都是高薪階層，那麽都很忙，情況更糟，等於是拿著高工資，過著貧民的生活，甚至連一個孩子都養不了。
　　
古代自然經濟容易實現社會和諧，是因為生產與消費都掌握在自己手裏，隻有少量的需求（比食鹽、鐵鍋等如）需要通過交換來滿足，大部分的需求靠自己的來提供， “一對一”供給和消費，為自己而生活，失業率低。工業社會是一個生產者供給多個消費者（隨著生產效率的提高，越來越少的生產者就能滿足所有人的需求），每個人都有需求，但是不是每個人都能滿足別人的需求，經常出現“技術性失業”，總是有失業壓力。但是今後隨著生產效率的進一步提高，人們幾乎可以低廉（甚至免費）獲取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的產品（發達國家在食品方麵的花費已經非常低了，對第二產業的產品的花費也不斷下降），就像空氣雖然重要但是卻是免費的一樣。那個時候家庭需求的大項就得靠自身（家庭服務業）來滿足，以家庭為單位，為自己而生活，恢複傳統的自我供給-消費模式(Self-Service)，可以叫做“新自然經濟”，家庭是否幸福更大程度取決於“第四產業”的服務質量而不是第一、二、三產業的產品。這種“新自然經濟”才能降低失業率，才能獲取心理安全。
　　
目前有人將“提供智能型服務為特征的產業領域”稱為第四產業，筆者認為這種說法不合理，照道理說新產業必須比舊產業容納的從業人員多，“提供智能型服務為特征的產業領域”不可能比目前的第三產業就業容量大，因此不能稱為第四產業。隻有家庭服務業的“就業”容量比目前第三產業更大，才能稱為第四產業。今後的就業模式可能類似於：第一產業（主要是農業）從業人員占1%，第二產業（工業）占12%，第三產業（公共服務業）占37%，第四產業（家庭服務業）占50%。
　　現在很多人對筆者的這個概念難以認同，他們認為既然是自己為自己服務，沒有進入市場，就不能叫做產業。人類生活的目的就是自我滿足需求，家庭是社會的細胞，社會生產的目的不就是滿足千家萬戶的需求嗎？為什麽一定要通過市場？幼兒園老師照看孩子算服務業，為什麽自己帶孩子就不能算服務業？餐館廚師烹調食物算服務業，自己給家人做飯為什麽不算服務業？出租車司機算服務業，自己開車為什麽不算服務業？農民種菜、種花算第一產業，可以獲得報償，自己在後院種菜、種花為什麽就不能獲得報償？家庭服務業還提供了最重要的公共產品—人口，人口再生產是社會持續發展的第一支柱。
　　
以美國為例： A、B兩位女士的丈夫年薪都為4萬美元。A女士由於有3個孩子，不能外出上班，在家帶孩子，不但沒有收入，反而要倒貼（日常生活、教育用品的花費、租住月租超過1000美元的三室一廳的房子）。算上政府補貼和返稅，差不多可以將來丈夫交納的稅拿回來，就是說一家五口人靠4萬美元生活，日子緊緊巴巴；B女士作為幼兒園老師，也照顧3個孩子（每個孩子每月收費900元），每月可以收入2700美元左右，年薪3.24萬元，加上丈夫的4萬美元，家庭收入共有7.24萬美元，繳納稅後，還有5.5萬到6萬元純收入，並且少三個人的開支，租住月租600美元的一室一廳的房子就足夠（買房子的話，也隻需要小房子就可以；而多孩子家庭就必須購買大一些的房子），可支配的收入高多了。B女士家的生活質量明顯比A女士家要高。
　　由於養老社會化，孩子是國家的財富而不是個人的財富。同樣為國家照顧3個孩子，B女士隻有上班的8個小時帶孩子，A女士可是全天都得帶孩子，工作量遠遠比B女士要高，並且因為是自己的孩子，孩子也帶得好。就是說盡心盡力照顧3個孩子的A女士算無業，而B女士算卻算第三產業，B女士自我感覺也就要好一些。並且由於B女士算工作，繳納的稅中包括社會安全稅，今後可以拿到養老金。養老金卻是現在的孩子納稅提供的。而A女士因為不算工作，反而拿不到自己孩子納稅提供的養老金。此外，B女士家庭由於可支配收入高，可以用來投資，用這個錢補貼養老。就是說B女士夫婦除了有比較高的養老金外，還有資本收入，老年生活也寬裕一些。
　　假如A女士也上班，年薪3萬的話，那麽全部收入還不夠小孩上幼兒園的費用，並且由於賬麵收入增加，繳納的稅增加，實際收入還減少。並且既要工作，又要帶孩子，疲於奔命。因此很多婦女寧願呆在家裏專心照顧孩子。A女士在家帶孩子幾年，還有工作技能的損失，到孩子大一些，考慮重新上班時，必須重新進行就業培訓。並且A女士還有另外一個風險，就是丈夫失業風險。要是其丈夫失業，那麽一家五口就麵臨嚴重的經濟危機。而B女士即便其丈夫失業，還能維持基本的生活。現實意義畢竟是第一位的。因此光從經濟角度考慮，越來越多的家庭將選擇B女士家庭的生活方式，生育率將會越來越低。
　　
因此家庭服務業應該獲得報償。發達國家在從第一、二產業從第三產業轉型的過程中也曾引起人們的不滿：第一、二產業生產產品，第三產業隻是“玩”產品，憑什麽收入反而比第一、二產業的工資高？現在發達國家第三產業占GDP的比例超過70%。如何給“第四產業”發工資還有待於經濟學家們進一步探討，孩子數量應該作為其中一個判斷標準。
　　
有人說筆者的“第四產業”的觀點等於將婦女趕回家，是歧視婦女。其實不然，分配決定地位，將婦女趕回家裏，是帶著工資在家裏（而不像現在免費在家裏），何樂而不為？
　　
發達國家當初第一次產業革命的時候由於勞動力短缺，將婦女從家裏趕到車間，後麵第二次產業革命的時候，又將婦女從車間趕到第三產業。中國1980年代體腦倒掛，知識分子感歎造導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現在分配倒過來了，知識分子很神氣，而藍領工人又抱怨收入太低。同樣，現在人口再生產幾乎沒有回報，分配極不合理，“造人”的不如“造物”的，沒有孩子的職業女性被認為是“強者”，而在家養育兩三個孩子的家庭婦女被認為是“沒本事”。可見分配是問題的關鍵，需要改革目前的分配製度，理順人口再生產與物質再生產的關係。
　　
第四產業的出現，將正式賦予家庭婦女一個新的職位，理順人口再生產與物質再生產的關係，將體現傳統的儒家所強調的“男有分，女有歸”，男人主要精力放在第一、二、三產業，也兼顧第四產業；女人有穩定的婚姻家庭，主要從事第四產業，也根據自己的興趣和專長適當從事第一、二、三產業。四個產業的劃分體現了儒家理想：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修身、齊家”（提供家庭產品）是第一位的，有能力的話再“治國、平天下”（提供公共產品）。隻有少數人能夠做到“治國、平天下”；大多數人隻能做到“修身、齊家”，但是他們的兒女輩、孫女輩說不定能夠做到“治國、平天下”，這對社會持續發展是必要的。
　　
積累導致社會進步，古代留給後代的遺產或手藝能夠傳幾代人。現在作為個體似乎並不能給子孫留下什麽，第四產業的出現，每個人好像隻為自己活著，對社會進步貢獻更小。其實不然，作為整體，現在的父輩留給兒女輩的財富是巨大的（知識和技術遺產遠比物質遺產要重要）。
　　
筆者的“第四產業”的觀點，可以逐漸在發達國家實施，但目前遠遠超前於中國的現實。中國還處於第第一產業向第二產業過渡階段，第三產業與發達國家還有至少幾十年的差距，還不具備第四產業的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