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批馬寅初，天理不容！

水寒人口論(23)：不批馬寅初，天理不容！

作者：水寒/中山水寒 12/07/04 [e-mail]

該文為水寒人口論補充，水寒人口論全文九萬字已刊登在光明日報《光明觀察》周刊。

1949年中國人口5.5億，解放後中國人口迅速增長，1953年，中國進行了曆史上第一次人口普查，結果表明，截止到1953年6月30日中國人口總計６０１，９３８，０３５人，估計每年要增加１，２００萬人到１，３００萬人，增殖率為千分之二十。曆史上一直缺乏的人口一下子變成社會問題了。北京大學校長馬寅初提出了著名的“新人口論”，他說：“中國人口這樣發展下去，十年後有八億一千萬，五十年後多少？嚇死人！二十六億一千九百萬”，他提出“一對夫婦隻生兩個孩子”的主張。1959年馬寅初的“新人口論”遭到批判。

粉碎“四人幫”後的第三個夏天，主持平反冤假錯案工作的中央組織部長胡耀邦在認真審閱有關馬寅初的材料後，動情地說：“當年毛主席要是肯聽馬寅初一句話，中國今天的人口何至於會突破十億大關啊！批錯一個人，增加幾億人。我們再也不要犯這樣的錯誤了。共產黨應該起誓：再也不準整科學家和知識分子了！”《光明日報》1979年8月5日有一文章標題是“錯批一人誤增三億”，意思是毛澤東1959年“錯批”馬寅初，從而“誤增三億”人口。“錯批一人誤增三億”的謠言從此廣為流傳。

以下這段資料摘自《中國人口地理》( http://www.nhyz.org/yxx/jxzy/zy/zy58.htm)；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40年間，人口發展大致可分為4個階段：第1階段（1950～1958）：屬高出生率、較高死亡率、較高的人口自然增長率時期，年均出生率約35‰、死亡率約15‰、自然增長率約20‰。第2階段（1959～1961）屬出生率急劇下降、死亡率回升、自然增長率很低的時期，年均出生率約21‰、死亡率約18‰、自然增長率約3‰。第3階段（1962～1971）屬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長率的時期，年均出生率約36‰、死亡率約9‰、自然增長率高達27‰左右。第4階段（1972～1989）屬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長率時期，這一時期，人口年均出生率約21.6‰、死亡率約6.9‰、自然增長率降到約14.7‰。據第4次人口普查顯示，大陸30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出生率達20.98‰、死亡率為6.28‰、自然增長率仍為14.7‰。

中國人口1960年6.5億；1970年8.3億；1979年9.709億；1980年近10億（http://www.chinapop.gov.cn/rkzh/zgrk/rkyjhsyfz/t20040326_2567.htm，http://www.cpirc.org.cn/tjsj/tjsj_gb_detail.asp?id=2450）。根據上麵的增長率推測，1959年人口應為6.48億。從1959年馬寅初“新人口論”被批判到1979年為馬寅初平反，不過20年。這20年人口增加3.23億。那麽粗略估算一下這20年中國死亡人口：1959～1961年總人口假定平均都為6.5億，那麽這三年年死亡率為18‰，三年死亡0.351億；1962～1971年總人口假定平均為7.5億，年死亡率約9‰，那麽這10年共死亡0.675億人；1972～1979年總人口假定平均為9億，年死亡率約6.9‰，這八年共死亡0.497億人。就是說這20年共死亡1.52億人口。

我想馬老先生肯定不會屠殺老年人的（因為他本人在他提出人口論的1957年就已經75歲了），馬寅初關注的是人口數量和增長率而不是人口結構，是通過減少新生人口來降低人口總量，實現人口的零增長，他主張每對夫婦隻生育兩個孩子（馬寅初“人口論”遭批判始末：http://www.mlcool.com/info/if002258.htm）。我要提請大家注意的是，他那個時候提倡的生育兩個與現在生育兩個意義完全不一樣，當時死亡率約15‰而現在隻有6‰左右，我國人民平均壽命從1949年的35歲增加到1976年的65歲。馬寅初的主要思想是維持人口總量不增加，後麵的計劃生育政策與馬寅初的新人口論是一脈相承的。

按照光明日報的說法，不批馬寅初的話，人口會少增加三億，就是說這20年人口隻應該增加0.23億（基本達到馬寅初和後麵計劃生育所要求的所謂理想的零增長），扣去死亡人數1.52億，新生人口1.75億。換句話說，現在25到45歲之間人口應該為1.75億而不是現在的4.75億。這3億人口大都已經結婚，45歲附近的生育高峰在1989年左右，生育率應該在1.8以上，而25歲左右的有些還沒有結婚，平均生育率可能還達不到1，粗略假定這個群體平均生育率為1.3，意味著已經出生的下一代是這一代的60%左右，那麽也有近兩億人口。就是說多出的那三億加上他們已經出生的子女總共近五億人口，雖然隻占中國目前總人口的38%，但卻占了中國25-45歲人口的63%，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主力和可持續發展的潛力。多出的三億25到45歲之間的人，都是各部門各行業的主力呀！意味著現在勞動骨幹有一大半本來是不應該出生到這個世界的。沒有這三億年輕勞動人口，現在中國怎麽發展？經濟實力還能排世界第七？總理怎麽當？老年人怎麽活？中國今後怎麽持續發展？現在45歲以下的人在嘮叨“錯批一人誤增三億”時，可曾想到要是當年沒批馬寅初的話，你們中的一大半都不可能出生的。想到這裏，背後冷嗦嗦的，有遇鬼的感覺！毛骨悚然！我不清楚當年批馬寅初的具體動機是什麽，但不論如何是歪打正著。不批馬寅初，天理不容！

減少那三億人口真的能讓中國富強嗎？城市化和工業化是曆史趨勢，現在中國的主要財富是由城市人口創造的。減少那三億人口後，中國人口總數仍然不少（到現在還會有8億），還是不能象中東那樣靠出賣原始資源致富，還得靠廉價勞動力起家進行原始積累。國際勞動力市場並不太受影響，但沒有那三億壯年勞動人口，中國就沒有勞動力優勢，外國企業也不會象現在這樣湧向中國，城市化和工業化就會滯後，就業率不一定比現在高，經濟就無法起飛，整體國力肯定是下降的。就算人均勞動力收入會有所增加，但與現在一樣多的老年人需要贍養，人均養老比增加近三倍的，實際生活水平不一定比現在高。人均養老比增加，意味著有相當部分勞動力時間需要花費在侍候老人，創造財富的時間是減少的。

另外，就算計劃生育從1979年就停止，由於經過20年的計劃生育，生育觀念已經不可逆地改變了很多，生育願望肯定下降不少，而扶養比又顯著增加，生育願望就更加下降，1979年就難以達到2.1的更替水平了，現在就已經進入人口萎縮階段了，由於持續的低生育率，人口就會從8億的高峰持續下滑，人口結構一步步老化，經濟規模和人口數量在全球的份額也一步步下降。

就是說沒有那3億“誤增”出來的人口及其子女，中國現在確實達到了某些人心目中的理想的8億，但這8億卻是老年化的8億，是不可持續發展的8億（能夠生育下一代的人口比例已經很低了，並且生育願望已經很低了）。

任何一個命題都是靠曆史鑒定的，不是靠領導鑒定和結論，也不是靠短時幾年的“實踐”來檢驗的。打個比喻，一個工廠要長期存在和持續發展，就必須老中青三結合。師傅教徒弟時，要費心費時，甚至影響師傅的工作效率。要是隻考慮當年的生產的話，就根本沒有必要招收新徒弟。但要考慮企業的長期發展，必須不斷吸收新的力量。否則人才結構會斷代，那時候再招收徒弟就晚了(一方麵有經驗的師傅退休了，另一方麵新手需要多年的訓練才能真正成材)。

計劃生育一方麵省一筆費用(養育小孩的費用)，另一方麵母親減少養育小孩的誤工時間，用這個時間工作可以增加社會財富。暫時肯定是有利於經濟的，但卻是透支今後可持續發展的潛力。現在計生委就是用這幾年的“實踐”來“檢驗”計劃生育政策，說計劃生育是何等的“正確”。十年育樹百年育人，人口問題本身是慢性問題，等真正的檢驗官“時間”來到的時候，計劃生育的決策者和計生委官員已經享受完榮譽和利益後在另外一個世界“管他洪水滔滔”了。文革後，“造反派”作為替罪羊長期難以翻身；今後誰來當計劃生育政策的替罪羊？

北宋政治家和史學家司馬光在寫給他兒子司馬康的一封家書《訓儉示康》中，提出“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的著名論斷。隨著經濟的發展，心理撫養能力反而是下降的，總撫養比是不斷降低的，生育願望是不斷降低的，這也是發達國家不要小孩、家庭越來越小的原因之一。計劃生育暫時地使中國由儉入奢，人為地增加社會培養成本。經濟越發達，養育小孩的相對成本越高，計劃生育使中國在低成本時候限製對未來勞動力的培養，等今後高成本時候中國又無力鼓勵生育小孩。

總和生育率反映的是年齡結構，生育率在2.1才能保證下一代相對這一代不會減少也不會增加。1971年前我國的總和生育率有5.8左右（每個婦女平均生育5.8個孩子），國家計生委多次調查的結果顯示九十年代末的總和生育率隻有1.3左右，2000年國家統計局第五次人口普查結果（金指標）顯示總和生育率隻有1.22。5.8的生育率意味著我們這一代是上一代的2.76倍；以計生委多次客觀的1.3的生育率（計生委高層沒有采納這個數據，而是采用教育部的1.78生育率）計算，我們下一代隻是我們這一代的62%；以國家統計局第五次人口普查的1.22的生育率計算，我們下一代隻是我們的58%。可以看出現在老年人多舒服，而我們的晚年又多麽淒慘。

政府的職責是引導民眾發展經濟，盡量滿足人民的經濟文化需要。要是通過編造人口過多的謊言，降低人口的增長，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任何人都可以當政府領導，明朝末年的張獻忠在四川就當過一次，他就是通過殺人來減少人口、利用已有財富。

客觀上中國的人口已經很多了，不可能象切蛋糕一樣把現有的13億在保持年齡結構不變的情況降下來，現在的計劃生育其實隻能降低生育率，減少新生人口，意味社會持續老化，等人口以這種方式減少後，有生育能力的年輕人比例已經很低了(很容易慣性地降到幾千萬乃至滅亡)，人口結構已經是不可持續發展了(撫養比將達到曆史最高，沒有創新能力了，也缺乏生育小孩的願望了)。計劃生育是作為基本國策出現的。隻有白癡才把降低新生人口的增長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為基本國策的。

從某種角度看，同樣是減少人口，計劃生育與戰亂的負麵作用難分高低，戰亂減少現在的青壯年勞動力，計劃生育減少的是將來的勞動力和發展潛力。從對現有財富的破壞力看，戰亂破壞力要大，而計劃生育暫時還增加財富。從對人口結構的破壞力來看，計劃生育破壞力更大，因為光減少新生兒；而戰亂對不同年齡的人口都有減少（雖然青壯年為多），人口結構相對合理，養老負擔輕，輕裝上陣建設一個新世界，戰亂後都有一段快速經濟和人口增長。而計劃生育的後果是，過早地由儉入奢，然後在喪失了吃苦精神的時候背負沉重的養老負擔步履艱難地修補一個舊世界。

雖然作為一個近八旬的老人（對生命科學以及人口學是外行）當時提出那個可以導致亡國的“新人口論”從學術上並不為過，但馬寅初在接受了計劃生育先驅者的名譽的時候(1981年2月馬寅初當選為中國人口學會名譽會長；是很多人鼓吹的中國文科知識分子的良心；現在還是北大的象征)，就注定了要為這個事情承擔曆史的責任。曆史表明，馬寅初的所謂的人口理論是錯誤的，以馬寅初理論為依據的80年代以後的嚴厲/極端計劃生育政策更是絕頂荒謬的。毛澤東的直覺勝過馬寅初的學問！

“治大國如烹小鮮”，小鮮，魚也。 不該翻動的時候，翻得太勤，魚會被翻爛（比如1982年就不應該實行獨生子女政策，而用繼續七十年代允許生育兩、三個的寬鬆計劃生育政策）；該翻的時候就要翻（比如現在就應該停止計劃生育），否則魚會被燒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