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八月的背後

1966年6月，劉少奇和鄧小平組織工作組進駐大中學校，禁止學生遊行示威和張貼大字報，並將文革鬥爭的矛頭引向本來無辜的“黑五類”。所謂黑五類就是地富反壞右，從現在的角度看，都是當時社會的精英，原來擁有土地後來被無償剝奪的農村進步開明人士，勤勞致富的富裕農民，從社會各個階層選拔出來，在抗戰中艱苦卓絕的國民政府的官員，為國家富強辛勤經營奔波勞碌的商人和富有現代化意識和掌握先進技術的知識分子。而所謂紅五類其實都是一小撮從小接受一元化極權教育，鄙視人性，鄙視知識，沒有基本的家教，沒有傳統文化，隻有相信用欺騙和暴力奪取的權力的新特權階級。和改革開放時先富起來的一小部分人一樣，都是特權階級中的野蠻勢力。劉少奇認為“反修防修”的重點在基層，他主抓的四清運動以嚴厲打擊“地、富、反、壞”分子和被認為變修的基層幹部為鬥爭方向；而毛澤東認為修正主義的根源出自黨內上層，說黨內已經形成了一個“官僚主義者階級”。毛澤東對在四清，五反運動中對平民百姓和學生的無情鎮壓非常惱火：“共產主義者怕學生運動，是反馬克思主義的。紅五類在意識到可能失去自己的特權的時候，開始報複社會，對社會精英和進步人士的瘋狂的迫害。

八月短短數十天，這些不勞而獲，從小飯來張口，長大權來伸手的特權子弟，這些自以為是，不會通過自己的努力和才智，而是通過特權和暴力達到自己卑鄙目的的特權小人們的野蠻殘暴本性的暴露出來了，這些喪心病狂的紅五類特權子弟，崇尚暴力，崇尚極權，沒有基本的人道和人性，對教育自己的老師們和社會中為國家人民做出卓越貢獻的精英人士進行了法西斯式的迫害。正是因為他們屬於特權階級，所以無視國家的法律，踐踏基本的人性，把對社會精英人士和知識分子嫉妒化為惡毒的仇恨，由於他們出身於沒有傳統文化，人文教育的野蠻家庭，耳熏目睹都是殺人越貨，摧殘人性的行為和信念，所以他們文革的初期最開始使用野蠻的鬥爭手段。文革後他們失去信仰，就蛻變成同樣野蠻的愚昧貪婪，強悍的繼續利用特權粗暴的把持國家的政權，唱紅黑打，繼續踐踏人性和法律，懦弱的利用特權瘋狂的掠奪國家的財產，躲避到國外，在文明社會受到良心的譴責，惶惶不可終日，妄圖祈求別人的憐憫和同情。

這時的一幕和後來改革開放後波瀾壯闊的學生運動一樣，廣大的人民群眾對一小撮特權階級子弟以權謀私深惡痛絕，勢不兩立，時代的先覺者大學生們意識到特權的根本在於極權政治，所以第一次公開的打出了民主自由的口號，得到社會各界的廣泛讚同。雖然後來沒有毛澤東站出來保護學生，但是第一波的暴富的特權子弟在學生的鮮血麵前被擊敗了，收斂了。社會的禁錮打開了。精英人士學會了用小錢控製貪官，而成就大事，很快使社會的大量財富通過貪官打開的渠道流入民間，使得黑暗愚昧的地方政府逐見債台高築，不得不靠販賣掠奪的土地為生，黑五類不靠救世者，靠著自己的力量站起來了。紅五類雖然大權在握，但是兩手空空而不得不鋌而走險，使當權者們成為現代社會中受人鄙視的高危行業。

 紅八月，和後來的反對特權的學生運動，社會的精英用自己的鮮血證明人民確是不可戰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