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可道，非常道。雖然道德是貧富賤貴無法逾越的社會法則，然而真道德卻又不可道的。盡管法律可道，卻不是真道。很多國家的法律的製定和裁決都是以民意，陪審團所體現的道德為準，所以，最終道德與法律殊途同歸。
道德的執行不需要代表法律的人力資源，費用比較低，適用於平和，穩定發展緩慢的社會。
在劇變和飛速發展的社會，由於道德顯現的周期很長，很多社會的矛盾都圍繞著以道德為核心的周期旋轉，不利於社會的迅速發展，這時可循可道的法律變得十分重要，盡管涉及大量的人力資源，費用高，可以避免矛盾激化造成的巨大浪費，所以法家在劇變的時代成為社會的主導。
比如戰國時秦國的法家，比之齊國的道德家（儒墨）更帶來顯著的社會效益，所以秦國很快就強大起來。三國時，寒族法家曹操比之士族道德家袁紹更加強悍，有力，在亂世容易稱雄。
沒有憲法的法律很容易背離道德的歸宿，比如拆遷法，很容易因為道德上的謬誤而引起民意的糾結，所以法律不可背離道德的約束，這體現在基於民意的，至高無上的憲法。
飛速發展的社會如果沒有基於民眾道德製定的憲法為基礎，在無所不在的道德力量的製約下，飛速發展的個體和集團會在各種衝突中急度盤旋震蕩，造成漩渦，形成不必要的停滯和浪廢，比如基於社會公益的紅十字會，因為沒有基本和公平的法律監督，製約，在醜聞引起的社會道德巨大衝擊下，受到慘重的打擊，使本來十分重要的公益事業受到不必要的打擊，公益事業是和諧社會的重要環節和成分，沒有強大的法律製約就沒有正常發展的保障和條件。
然而沒有憲法基準的重典隻是後世傷痕文學的題材，過度的法家逃不過五馬分屍，車裂萬剮的道德製裁。GDP，航母，股市，外匯都是神馬浮雲。在劇變的時代擁有強大健全，合乎道德，公平合理的法律才是一個國家最大的財富和這個民族最好的祝福。商鞅，韓非沒有出國，崇洋。法製不是西方的專利。中國曆史上強大的時代有過各種各樣的行之有效的法律，是中國社會曆史文化的瑰寶，健全的法律是和諧社會必不可少的良藥，不能讓玩弄法律的政治強人霸占，法製的文化是道德，智慧和社會集體的精華，是中華民族騰飛的真正核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