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再複：我所理解的俄羅斯靈魂

 

作者：劉再複

一

一九九三年六月，我和一群參加斯德哥爾摩大學“國家、社會、個人”學術討論會的朋友，乘船到彼得堡遊覽。此次旅行，留給我們印象最深的是，這個剛剛崩潰的革命大帝國沒有東西吃，街市上一片蕭條，地攤上到處都在拍賣英雄勳章。我知道，俄羅斯正在經曆又一次社會大轉型，這種艱難歲月隻是暫時的，因為我在涅瓦河畔，一直想到俄羅斯那些偉大的靈魂。相信有這些靈魂在，俄羅斯早晚會恢複它的元氣。

 

我理解的俄羅斯靈魂，不是東正教的經典和教堂，而是普希金、萊蒙托夫、屠格涅夫、托爾斯泰、契訶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名字。他們每一個人的名字都和我的祖國的最偉大的詩人屈原、杜甫、李白、蘇東坡、曹雪芹一起，總是懸掛在我生命的上空。

我的性情除了生身母親賦予之外，還有一部分是他們的作品與人格鑄造的。當我走進彼得堡，真正踏上俄羅斯的土地時，首先不是對政權的更替和曆史的滄桑感慨，而是對這片土地上的偉大心靈，充滿感激之情。那一瞬間，從少年時代積澱下來的情思和眼前的檞樹林一起在血液中翻卷著。一個中國南方的鄉村孩子來了，一個在黃河岸邊的風沙中還偷偷地讀著《戰爭與和平》的書癡來了，來到他的精神星座上，來到你們的身邊！你們能感知到嗎，長眠著托爾斯泰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俄羅斯大街與大曠野？

在彼得堡的商店裏，麵包短缺，處處可以感受到這個國家的蕭條與悲涼，但是，我相信，有托爾斯泰這些名字的支撐，有如此雄厚的文化根基墊底，這個民族是擁有未來的。時間對於具有偉大心靈的國家是有利的。當世界的道德正在走向頹敗時，俄羅斯這片大森林有托爾斯泰們的陽光照射，它不會腐朽。

 

二

踏上彼得堡的第二天，我記起契訶夫的一句話：“俄羅斯總是看不夠。”俄羅斯是他們的祖國，這片遼闊的森林與原野確實是他們的情感傾注不完的。而我想起這句話時，做了一點延伸，變成“俄羅斯心靈也總是看不夠”。

我從十五歲讀高中開始，就閱讀俄羅斯作家的作品，至今四五十年，總是覺得讀不夠。出國之後，我仍然繼續閱讀。閱讀俄國文學，與閱讀歐美的詩歌小說感受很不相同。我喜歡從卡夫卡到薩特、加繆、卡爾維諾的小說，喜歡領悟他們對人類生存困境所作的批判和批判背後的悲傷，這是人類失去精神家園之後的大彷徨。“我是誰？”他們發出的是世紀性的大提問。我常與這些提問共鳴，然而，我還要活下去，我必須活在托爾斯泰們“我是人”的答案中。托爾斯泰曾說：“他是人，所以我們要愛他。”這句話的對應意義就是：我是人，所以我有被愛的權利。托爾斯泰的偉大人生公式隻有一個：我愛，所以我寫作。這一公式對我產生了深刻的影響。蘊藏在俄羅斯文學中的愛意，我永遠領悟不夠，它像永恒的宇宙和永恒的大自然，一次性的短暫人生之旅絕對無法抵達它的盡頭。

托爾斯泰曾說，我寫的作品就是我的整個人。“整個人”就是身心全部，就是應當如此活著的整個人格與整個心靈。列寧說，有兩個托爾斯泰，一個是哭哭啼啼的地主，一個是時代鏡子似的作家。這種說法值得商榷。托爾斯泰是完整的。正如羅曼·羅蘭所說：“對於我們，隻有一個托爾斯泰，我們愛他整個。因為我們本能地感到在這樣的心魄中，一切都有立場，一切都有關聯。”我也確信，隻有一個托爾斯泰，隻有一個用愛貫穿人生的完整的托爾斯泰，隻有一個大慈大悲籠罩著整個人類世界的托爾斯泰，也隻有一個用愛統一自己的生命也統一精神宇宙的托爾斯泰。從來沒有一個地主的托爾斯泰，尤其是剝削者意義上的地主。他永遠支付著他的大愛。他的確常常哭泣，眼淚一直流到死亡的那一刻。在彌留的床上，他哭泣著，並非為自己，而是為不幸的人們。在號啕的哭聲中他說：“大地上千萬的生靈在受苦，你們大家為何都在這裏照顧一個列夫·托爾斯泰？”

托爾斯泰正是以他的整個心靈哭泣著。眼淚沒有前期與後期之分，托爾斯泰的眼淚任何時候都是真實的。

康·帕烏斯托夫斯基在描述契訶夫的時候隻用四個字加以概括，一是“天才”，二是“善良”，契訶夫是社會諷刺的天才，文字都含著最善良的眼淚。而他自己，也像托爾斯泰那樣哭泣過。帕烏斯托夫斯基批評契訶夫的各種回憶錄都忽略了眼淚，對契訶夫曾經痛哭一事隻字不提。隻有吉洪諾夫、謝列勃羅夫寫過契訶夫的眼淚，這是在黑暗中獨自奔流的眼淚。他生性善良高尚，且剛毅木訥，因此常常把自己的眼睛瞄著底層的弱者。

 

契訶夫與托爾斯泰

俄羅斯作家是天生愛哭還是不能不哭？他們的眼淚是難以抑製的，一顆巨大的慈悲心，負載著比誰都沉重的人間不幸，不能不常常落淚。

在彼得堡陽光明媚的海灘上，對著墨綠色的波浪，我之所以想起了俄羅斯心靈的眼淚，是因為這些眼淚曾經滋潤過我幹涸的血脈，還幫助我澆滅過狂熱的喧囂，在瘋癲的“文化大革命”歲月中，它一滴一滴地往我心中滴落，使我規矩了很多，使我沒有為虎作倀，沒有與狼共舞。

我的年輕時代正是熱火朝天的六七十年代，那時候，我就感到自己與時代很不相宜。我降生錯了，不是降生的地點錯了，這個地點是我永遠愛戀的中國，是降生的時間錯了，我不該降生在“橫掃一切”的年月。我完全無法理解這個時代，也完全無法跟上這個時代的步伐。終日緊張，朝不慮夕，神經日夜不得休息。

當我看到人們帶著憤怒走向批判台，像狼虎對著詩人學者吆喝的時候，我就在台下發抖，並意識到，這個時代屬於他們，隻有他們敢於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革命口號下橫掃人類的一切精華。這個時代不屬於我，這個時代的每一分鍾都那麽漫長，都逼迫我去麵對一個問題：對於被審判的牛鬼蛇神，我應當恨他們還是愛他們？在大彷徨中，我聽到了托爾斯泰的號啕大哭，他的眼淚灑向我驚慌的內心，我聽到托爾斯泰的聲音：愛一切人，寬恕一切人，哪怕他們是敵人，也要愛敵人。何況他們不是敵人，而是你的兄弟、師長與同胞。托爾斯泰的哭泣拯救了我。他讓我知道：此時，我的懦弱是對的，身心發抖是正常的；此時，勇敢便是野獸，隻有懦弱與動搖能遠離野蠻。一切理由包括革命的理由都高不過“人類之愛”的理由，唯有“愛”的真理是四海皆準的、顛撲不破的真理。

經過托爾斯泰的提醒，我在黑暗的森林中又走出了一條小路，再一次看到無遮蔽的碧藍的星際，正像《戰爭與和平》中的安德烈在臨終的時刻又看到高遠的無限的天空。

二十多年過去了，今天想起托爾斯泰的眼淚，覺得每一滴都是熱的，我該怎麽感謝這些眼淚的滋潤和他那些愛的絕對命令呢？這些眼淚與命令對我是何等重要！那個時代的風煙、陰影、噩夢、深淵，完全可以毀掉我，完全可以剝奪掉我的全部善良與天真，把我變成一個頭上長角、身上長刺的妖魔，一個沒有心肝的政治生物，一個隻會在方格紙上爬行的名利之徒，一個把持權力、財富卻不知人間關懷的小醜，一個擺著學術姿態卻喪失真誠的騙子，甚至可以變成一匹狼，一條狗，一頭豬，一隻長著邪惡牙齒的老鼠。活在這個時代，真是一次靈魂的冒險，墮落隻是一刹那。在這個時代裏，我有過錯，但畢竟沒有墮落，這是何等幸運！想到這一點，我對托爾斯泰就充滿感激。

二十世紀科學技術的發展真是奇跡。人，真了不起。但是，我並不太喜歡二十世紀。這也許與我自身的體驗有關，我隻覺得，生活在這個世紀的人太艱難了，我想努力去做一個人，但不知道怎麽做人。人得有一些與獸區別的品格，例如人必須善良。沒有善良，人就會像野獸一樣隨意吞食自己的同類。天才一旦失去善良，就會變成希特勒。可是，在這個世紀裏，善良遇到空前的嘲弄。人們說：革命不是溫和與善良。善良者不過是糊塗蟲，是憐憫狼的東郭先生。人們還說善良沒有飯吃，善良看不到敵人的麵孔，善良是無用的代名詞。這些世俗的謊言遮蔽了道德，潮水般的笑聲使善良的品格像囚犯似的抬不起頭，人類的一種基本品行像星星一樣隕落了，連作家詩人也丟失了善良，於是，他們便理直氣壯地向另一些作家詩人開火，到處都是攻擊與咒罵，時代彌漫著令人窒息的烽煙。我差些被烽煙熏死，差些被潮流卷入深淵。幸而托爾斯泰的名字仍然在我心裏，想到這一名字，我就想起他那一句絕對的、幾乎是獨斷的話：“我不知道人類除了善良之外，還有什麽美好的品格。”這句化入我肺腑深處的話，一直保衛著我，保衛著我道德的最後邊界，人與獸的最後邊界。守住這一邊界，我才分清了清與濁、淨與染，才想到：把人送入“牛棚”，不是小事，這是重大曆史事件。我感謝托爾斯泰，感謝他讓我知道丟掉善良的全部嚴重性，及時地進行一場自救。

進入八十年代之後，又是托爾斯泰幫助了我。這個年代，滿身是汙泥，滿身是血腥味。當朋友們在撫摸傷痕、譴責社會的時候，我也撫摸與譴責。一個錯誤的時代的確糟蹋了所有的詩意。時代是有罪的。就在這個時候，托爾斯泰告訴我：勿忘譴責你自己，應當有坦白的英雄氣，唯有“坦白”能拯救你自己。坦白承認自己參與了錯誤時代的創造，坦白承認自己在牛棚時代裏的行為並非屬於人類，而屬於獸類與畜類。我記得托爾斯泰就有這種坦白的英雄氣。

那一年，在度過一段放蕩的日子之後，他自己憎惡自己，在日記上寫道：“我完全如畜類一般地生活，我墮落了。”他把生命作為戰場，與“自身的罪孽”搏鬥，在臨終前，他仍然反複地說：“我不是一個聖者，我從來不自命為這樣的人物。我是一個任人驅使的人，有時候不完全說出他所思想所感覺的東西……在我的行為中，這更糟了，我是一個完全怯懦的人，具有惡習，願侍奉真理之神，但永遠在顛蹶。如果人們把我當作一個不會有任何錯誤的人……那麽我的本來麵目可以完全顯露：這是一個可憐的生物，但是真誠的，他一直要而且誠心誠意地願成為一個好人，上帝的一個忠仆。”

托爾斯泰這種坦白的英雄氣，像雷霆一樣震撼了我。他如此偉大，又如此謙卑。當年他讀到盧梭的《懺悔錄》時，就如同晴空霹靂，因為他從中找到拯救自己的生命之舟：坦白。他這樣禮讚盧梭：“我向他頂禮。我把他的肖像懸在頸下如聖像一般。”他不僅禮讚，而且也寫出自己的《懺悔錄》。通過懺悔，通過正視曾有過的“畜類的生活”，正視在時代所犯的錯誤中自己也有一份責任。於是，他返回人類，從牛棚返回人間。托爾斯泰提示我，強大的人無須撒謊、隱瞞和掩蓋自己的弱點。而且還啟迪我：我的確參與創造錯誤的時代，給牛棚時代提供了一塊磚石，我的每一聲呐喊、每一張大字報都是罪孽的明證。我不應害羞，應當坦白地承認自己曾經唱過高調，曾經追隨過“造反有理”的呐喊，渾身是匪氣；還曾經千百次發誓要當一頭老黃牛和一隻願意夾著尾巴生活的狗，渾身是畜氣；甚至向所謂“走資派”伸出利牙，渾身獸氣。

 

托爾斯泰

那個牛棚時代，那段曆史，那些無所不在的汙泥濁水，真的進入了我的生命和腐蝕過我的生命。我的脾氣變了，小醜般跟著人家嘲笑唐僧是“愚氓”，惡鬼似的到處尋找“落水狗”來痛打，戲弄一百遍“寬恕”，踐踏一千遍“溫情主義”。暴力的病毒侵入了自己的骨髓。換血，要吸髓，要把病毒從脈管裏吸出來，挖出來，倒出來。我對托爾斯泰這樣保證。

也許因為反省，我終於在告別這個世紀的時候，也告別革命。無須賣弄學術姿態，無須做學院式的詞源考證，我要告別的革命當然是暴力革命。無須隱諱活在我心中的托爾斯泰催生了我的思想。已經很久了，在我耳邊總是震蕩著一九○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他發出的聲音：“法國大革命宣告了無可置疑的真理，但真理一旦被訴諸暴力，便都成了謊言。”一個對人類懷著大慈悲的人，不可能支持暴力。在托爾斯泰的眼裏，手段比目的更重要。沒有什麽使用殘暴手段的偉大目的。殺戮永遠是一種罪惡。所謂惡，就是暴力。托爾斯泰並非主張“勿抗惡”，而是主張勿以惡抗惡，勿以暴力征服暴力，從而陷入暴力怪圈中。

托爾斯泰指示我：這個世界缺陷太多了，這個世界的道理太多了，我們應當有一個最高的道理。對人間不要求全責備，但可以要求有一個沒有暴力的世界。放下武器難道比製造武器更難嗎？

在彼得堡的那三個白天，還有三個夜晚，我其實不是在遊覽，而是在遊思。我知道托爾斯泰不僅寫過彼得堡，而且最後長眠在彼得堡。在這個地方，在波羅的海的岸邊，我不能平靜。唯有在這個地點，我能做出如此傾吐，如此訴說，能痛快地抒寫久藏於心中的情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