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義德：流亡是知識分子的命運 | 鳳凰讀書 (zt)

知識分子的流亡
——放逐者與邊緣人

流亡是最悲慘的命運之一。在古代，流放是特別可怖的懲罰，因為不隻意味著遠離家庭和熟悉的地方，多年漫無目的的遊蕩，而且意味著成為永遠的流浪人，永遠離鄉背井，一直與環境衝突，對於過去難以釋懷，對於現在和未來滿懷悲苦。人們總是把流亡的觀念和身為麻風病患、社會及道德上的賤民這些可怕的事聯想到一塊。在20世紀，流亡已經從針對特定個人所精心設計的、有時是專一的懲罰[如偉大的古羅馬詩人奧維德（Ovid，B.C.43-A.D.17）從羅馬被遠遠流放到黑海邊的小城]，轉變成針對整個社群和民族的殘酷懲罰，而這經常由於像戰爭、饑荒、疾病這些非個人的力量無意中造成的結果。

……

政治上騎牆（political trimming）這種很隱蔽的藝術（不采取明確直場卻生存得很好的技術）以及知識分子如何適應新的或凸現的主宰勢力，是我下兩講的主題。這裏我要集中於相反的主題：因為流亡而不能適應，或者更中肯地說，不願適應的知識分了，寧願居於主流之外，抗拒，不被納入，不被收編。但是，首先我得提出一些初步的論點。

其中之一就是流亡既是個真實的情境，就我的目標而言也是個隱喻的情境。這種說法的意思就是：我對於流亡的知識分子的診斷，來自本講開始時有關流離失所和遷徙的社會史和政治史，但並不限於此。甚至一輩子完全是一個社會成員的知識分子都能分為所謂的圈內人（insiders）和圈外人（outsidcrs）：一邊是完全屬於那個社會的人，在其中飛黃騰達，而沒有感受到強烈的不合或異議，這些人可稱為諾諾之人（yea-sayers）；另一邊則是諤諤之人（nay-sayers），這些個人與社會不合，因此就特權、權勢、榮耀而言都是圈外人和流亡者。把知識分子設定為圈外人的模式，最能以流亡的情況加以解說——永遠處於不能完全適應的狀態，總是覺得仿佛處於當地人居住的親切、熟悉的世界之外，傾向於避免、甚至厭惡適應和民族利益的虛飾。對這個隱喻意義的知識分子而言，流亡就是無休無止，東奔西走，一直未能定下來，而且也使其他人定不下來。無法回到某個更早、也許更穩定的安適自在的狀態；而且，可悲的是，永遠無法完全抵達，永遠無法與新家或新情境合而為一。

其次，作為流亡者的知識分子傾向於以不樂為榮，因而有一種近似消化不良的不滿意，別別扭扭、難以相處，這種心態不但成為思考的方式，而且成為一種新的，也許是暫時的，安身立命的方式（我在表示這種看法時，甚至自己多少也吃了一驚）。知識分子也許類似怒氣衝衝、最會罵人的瑟賽蒂斯（Thersites，荷馬史詩《伊利亞特》中一位醜陋的希臘士兵，在特洛伊戰爭中嘲笑阿喀琉斯被殺）。我心目中偉大的曆史典型就是18世紀的強有力人物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1667 1745），1714年托利黨（the Tories）下野之後，他在英格蘭的影響力和威望一蹶不振，流亡愛爾蘭度其餘生。斯威夫特幾乎是位尖酸刻薄、忿忿不平的傳奇人物——他在自撰的墓誌銘中說自己是忿憤不樂（saeve indignatio）——憤怒、不滿於愛爾蘭，卻又為愛爾蘭抵抗英國的暴政；他傲視群倫的愛爾蘭作品《格列佛遊記》（Gulliver's Travels）和《布商的書信》（The Drapie's Letters）顯不了這顆心靈從這種具有滋長效果的悲痛中生氣勃勃地發展，更從中獲益。

就某個程度而言，早期的奈保爾也是一位現代知識分子流亡者。這位散文家和旅遊作家偶爾住在英國，但一直飄泊不定，重赴加勒比海和印度尋根，在殖民主義和後殖民主義的瓦礫堆中篩選，無休止地評斷獨立國家和新的真信者（ncw true believ-ers）的幻想與殘暴。

比奈保爾更嚴苛、意誌更堅定的流亡者則是阿多諾（Thcodor Wiesengrund Adorno，1903-1969）。他是個令人生畏卻義極具魅力的人物，對我來說，他是20世紀中葉具有主宰地位的知識分子的良心，終其一生都在與各種危險周旋、奮戰——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西方大眾消費主義。奈保爾出入於第三世界的故鄉；阿多諾則不同，他是徹頭徹尾的歐洲人，完全由高等文化中最高等的成分塑造而成，包含了哲學、音樂[他是柏格（Alban Berg，1885-1935）和勳伯格（Arnold Seboenberg，1874-1951）的學生和崇拜者]、社會學、文學、曆史、文化分析方麵驚人的專業能力。阿多諾自部分猶太背景，住1930年代中期納粹掌權之後不久便離開了祖國德國，起先到牛津研讀哲學，寫出了一本有關胡塞爾（Edmund Husserl，1859-1938）的極深奧難懂的書。他在那裏的生活似乎抑鬱不樂，因為周圍都是一些日常語言哲學家和實證主義哲學家，而他自己則是具有斯賓格勒式的憂鬱和最典型黑格爾式的形而上辯證法的哲學家。後來返回德國一段時間，成為法蘭克福大學社會研究所（the Uni-vcrsity of Frankfurt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的一員，但為了安全之故心不甘情不願地逃往美國，起先住在紐約（1938-1941），之後住在南加州。

雖然阿多諾於1949年返回法蘭克福，重任教授，但在美國的歲月永遠為他蓋上了流亡者的戳記。他厭惡爵士樂和所有的通俗文化，一點也不喜歡當地風景，似乎在生活方式上刻意維持他的保守風格；由於他所接受的教養是馬克思一黑格爾的哲學傳統，所以美國的電影、工業、日常生活習慣、以事實為根據的學習方式、實用主義，這些具有世界性影響力中的每一項都觸怒了他。自然，阿多諾在來美國之前就很有成為形而上流亡者（metaphysical exilc）的傾向：已經極端批判在歐洲被當成是布爾喬亞的品味，例如他的音樂標準根據的是勳伯格出奇艱深的作品，並斷言這些作品注定曲高和寡，知音難覓。阿多諾所表現出的悖論、反諷、無情的批判顯示他是典型的知識分子，他同樣地厭惡、痛恨所有的係統——不管是我們這一邊的係統，或是他們那一邊的係統。對他而言，人生最虛假的莫過於集體——他有一次說，整體總是虛假的——他接著說，這種情況更增加了下列事物的重要性：主觀、個人意識、在全麵受到掌理的社會中無法嚴密管製的事物。

但就在流亡美國時，阿多諾寫出了他的偉大傑作《道德的最低限度》（Minima Moralia），此書由153個片段組成，於1953年出版，副標題為“殘生省思”。這本書的形式是片段式的、古怪得幾近神秘，既不是前後連續的自傳，也不是主題式的沉思，甚至也不是有係統的鋪陳作者的世界觀，使我們再次聯想到屠格涅夫描寫1860年代中期俄國生活的長篇小說《父與子》中所呈現的巴紮洛夫的人生之奇特性異。屠格涅夫在描寫巴紮洛夫這位現代虛無主義的知識分子的原型時，並未交待敘事上的來龍去脈；他短暫地出現，然後就消失了。我們看到他短暫地與年邁的雙親共處，但顯然有意與父母割離。我們依此可以推斷，知識分子由於按照不同的準則生活，所以並沒有故事，有的隻是一種招致不安穩的效應（destabilizing effect）；他掀天動地，震撼人們，卻無法以他的背景或交友來完全解釋清楚。

屠格涅夫本人其實不談這一點：他讓整件事在我們眼前發生，仿佛說知識分子不隻是與父母兒女區隔的人，而且他的人生模式，介入人生的程序必然是暗示的，隻能以一串不連續的表現寫實地再現。阿多諾的《道德的最低限度》似乎依循同樣的邏輯——雖然寫於奧斯威辛集中營（Auschwitz）、廣島、冷戰的開始、美國勝利之後，然而相較於一百年前屠格涅夫筆下的巴紮洛夫，在誠實地再現知識分子這件事上則曲折蜿蜒得多。

阿多諾把知識分子再現成永恒的流亡者，以同樣的靈巧來回避新與舊，其再現的核心在於寫作風格——極端講究且精雕細琢。最大的特色是片斷、突兀、不連貫，沒有情節或預定的秩序。代表了知識分子的意識在任何地方都不能平靜，一直防範著來自成功的奉承、誘惑，這對有悖常情的阿多諾來說，意味著有意嚐試不輕易立即地為人所了解。另一方麵，也不可能撤退到完全私己的領域，因為就像阿多諾晚期所說的，知識分子的希望不是對世界有影響，而是某天、某地、某人能完全了解他寫作的原意。

其中一個片段——《道德的最低限度》第18節——完美地掌握了流亡者的意義。阿多諾說：“嚴格說來，在當今居住是不可能的。我們以往成長的傳統居所已經變得令人難以忍受：每一個舒適的特點都以背叛知識為代價，每一個庇護的遺跡都以家庭利益陳腐的契約為代價。”這是在納粹主義之前成長的戰前人們的生活。至於社會主義和美國的消費主義也沒有更好：在那裏，“人們不是住在貧民窟，就是住在小屋，到第二天可能就變成茅舍、拖車、汽車、營地或露天。”因此，阿多諾指陳：“房屋已經過去了。……麵對這一切時，最好的行為模式似乎依然是未定的、虛懸的一種。……在自己家中沒有如歸的安適自在之感，這是道德的一部分。”

然而，阿多諾剛得到一個明顯的結論，便立即加以反轉：“但是，這個悖論的命題（thesis）導向毀滅，無情無愛地漠視事物必然也不利於人們；反麵命題（antithesis）一旦說出，對於那些內疚地想維持自己既有事物的人來說，就成了一種意識形態。錯誤的生命無法正確地生活。”

換言之，即使對於嚐試維持虛懸狀態的流亡者，也沒有真正的逃脫之道，因為處於兩者之間的狀態（state of in-betweenness）本身可以成為一個嚴苛的意識形態立場，一種居所（這種居所的虛假在時間中被掩蓋），而人太容易就對這些習以為常了。但是，阿多諾繼續追逼：“懷疑的探究總是有益的”，涉及知識分子的寫作時尤其如此“對於一個不再有故鄉的人來說，寫作成為居住之地”，即使如此，阿多諾最後提到不得鬆懈嚴苛的自我分析：

要求一個人堅強起來對抗自憐，暗示著在技術上必須以全然的警覺去對抗任何知識張力的鬆懈，並消除開始使作品僵化或怠惰地隨波逐流的任何事物，這些事物在早期也許像閑話一樣會產生有利於成長的溫暖氣氛，但現在則被擱在後麵，乏味且陳腐。結果，作者不被允許在他的作品中存活。

這是典型的憂鬱和不屈。流亡的知識分子阿多諾對下述觀念大加諷刺：自己的作品能提供某種滿足、一種另類的生活方式，可能使人從全無“居所”的焦慮和邊緣感中得到些許短暫的舒緩。阿多諾所未言及的則是流亡的樂趣，流亡有時可以提供的不同生活安排，以及觀看事物的奇異角度；這些使得知識分子的行業有生氣，但未必減輕每一種焦慮或苦澀的孤寂感。流亡這種狀態把知識分子刻畫成處於特權、權力、如歸感這種安適自在之外的邊緣人物——這種說法是真確的。然而，也有必要強調那種狀態帶有某種報償，是的，甚至帶有特權。因此，雖然知識分子並未獲獎，也沒被歡迎進入自吹自擂的精英聯誼會（這些團體的慣例就是排除不守行規、令人尷尬的惹是生非者），卻同時從流亡與邊緣性中得到一些正麵的事物。

當然，其中的樂趣之一就是驚奇、任何事情都不視為理所當然、學習湊合著應付讓大多數人迷惑或恐懼的不安穩狀況。知識分子基本上關切的是知識和自由。但是，知識和自由之所以具有意義，並不是以抽象的方式（如“必須有良好教育才能享受美好人生”這種很陳腐的說法），而是以真正的生活體驗。知識分子有如遭遇海難的人，學著如何與土地生活，而不是靠土地生活；不像魯濱遜（Robinson Crusoe）那樣把殖民自己所在的小島當成目標，而像馬可·波羅（Marco Polo，1254-1324）那樣一直懷有驚奇感，一直是個旅行者、過客，而不是寄生者、征服者或掠奪者。

因為流亡者同時以拋在背後的事物以及此時此地的實況這兩種方式來看事情，所以有著雙重視角（double perspective），從不以孤立的方式來看事情。新國度的一情一景必然引他聯想到舊國度的一情一景。就知識上而言，這意味著一種觀念或經驗總是對照著另一種觀念或經驗，因而使得二者有時以新穎、不可預測的方式出現：從這種並置中，得到更好、甚至更普遍的有關如何思考的看法，譬如借著比較兩個不同的情境，去思考有關人權的議題。我覺得大多數西方有關伊斯蘭教原教旨主義的危言聳聽、極為謬誤的討論，在知識上之所以惹人反感，正是因為沒有和猶太教或基督教的原教旨主義相比，就我個人在中東的經驗，這兩種原教旨主義都同樣盛行而且應該受到叱責。通常被想成是對公認敵人的簡單評斷的問題，在以雙重或流亡的視角來看時，迫使西方知識分子將目光投向一個遠為寬廣的景象，因為現在所要求的是以世俗主義者（secularist）或非世俗主義者的立場來看所有神權政治的傾向，而不隻是麵對慣常指定的對象。

知識分子流亡的立足點第二個有利之處，就是比較能不隻看事物的現狀，而能看出前因。視情境為因偶發的機緣而生成的（contingent），而不是不可避免的；視情境為人們一連串曆史選擇的結果，是人類造成的社會事實，而不是自然的或神賦的（因而是不能改變的、永恒的、不可逆轉的）。

這種知識立場的偉大原型就是18世紀的意大利哲學家維科（Giambattista Vico，1668-1744），長久以來他一直是我心目中的英雄。維科的偉大發現就是：了解社會現實的適當方式，就是把它當成山源點產生的一個過程，而這個源點總是可以置於極卑微的環境（他的這項偉大發現部分來自身為默默無聞的那不勒斯教授的寂寞，與教會和周遭的環境不合，本人隻能勉強度日）。他在巨著《新科學》（The New Science）中說，這意味著把事物看成自明確的源始演化而來，如同成人自嬰兒演化而來。

維科主張，這是對於世俗世界所能采取的惟一觀點；他一再重申這是曆史的，具有一己的法則和程序，而不是神定的。這需要的是對於人類社會的尊敬，而不是敬畏。在考慮最具權勢者時，考慮其源始和可能的去處；不為尊貴的人物或宏偉的機構嚇得瞠目結舌、卑躬屈膝——而當地人則一直看見（因而尊崇）其高貴顯赫，卻看不出其來自必然較卑微的人的源頭。流亡的知識分子必然是反諷的、懷疑的、甚至不大正經——但卻非犬懦的（cynical）。

最後，任何真正的流亡者都會證實，一旦離開自己的家園，不管最後落腳何方，都無法隻是單純地接受人生，隻是成為新地方的另一個公民。或者即使如此，在這種努力中也很局促不安，覺得幾乎不值得這麽做。你會花很多時間懊悔自己失去的事物，羨慕周圍那些一直待在家鄉的人，因為他們能接近自己所喜愛的人，生活在出生、成長的地方，不但不必去經曆失落曾經擁有的事物，更不必去體驗無法返回過去生活的那種折磨人的回億。另一方麵，正如裏爾克（Rainer Maria Rilke，1875-1926，德國詩人）曾說的，你可以成為自己環境中的初學者，這讓你有一個不合流俗的生活方式，尤其一個不同的、經常是很奇特的生涯。

對於知識分子來說，流離失所意味著從尋常生涯中解放出來；在尋常職業生涯中，“幹得不錯”（doing well）和跟隨傳統的步伐是主要的裏程碑。流亡意味著將永遠成為邊緣人，而身為知識分子的所作所為必須是自創的，因為不能跟隨別人規定的路線。如果在體驗那個命運時，能不把它當成一種損失或耍哀歎的事物，而是當成一種自由，一種依自己模式來做事的發現過程，隨著吸引你注意的各種興趣、隨著自己決定的特定目標所指引，那就成為獨一無二的樂趣。你可以在詹姆斯（C.L.R.Jamcs）的心路曆程中看到這一點；此人是特立尼達的散文家和曆史學家，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以板球球員的身份來到英國，他記述思想發展的自傳《跨越界線》（Beyomd a Boundary）訴說他的板球生涯以及板球在殖民主義中的情形。其他作品包括了《黑人極端激進分子》（The Black Jacobins），此書描寫18世紀末由圖森—路維杜爾（Pierre Dominique Toussaint-L' Ouverture，1743? -1803）領導海地黑奴反抗的轟轟烈烈的曆史。詹姆斯在美洲以演說家和政治組織者的姿態出現，寫了一本研究梅爾維爾（Herman Melville，1819-1891）的專著《水手·叛徒·流浪者》（Mariners，Renegades，and Castaways）、許多討論泛非洲主義（pan-Africanism）的作品，以及數上篇討論通俗文化和文學的論文。這種奇異的、不定的曆程，迥異於我們今天所稱的固定職業生涯，但其中蘊涵多麽生氣勃勃、無休無止的自我發現。

我們之中的大多數人可能無法重複像阿多諾或詹姆斯那樣的流亡者命運，但他們對當代知識分子卻意義重大。對於受到遷就適應、唯唯諾諾、安然定居的獎賞所誘惑甚至圍困、壓製的知識分子而言，流亡是一種模式。即使不是真正的移民或放逐，仍可能具有移民或放逐者的思維方式，麵對阻礙卻依然去想像、探索，總是能離開中央集權的權威，走向邊緣——在邊緣你可以看到一些事物，而這些是足跡從未越過傳統與舒適範圍的心靈通常所失去的。

邊緣的狀態也許看起來不負責或輕率，卻能使人解放出來，不再總是小心翼翼行事，害怕攪亂計劃，擔心使同一集團的成員不悅。當然，沒有人能擺脫牽絆和情感，而且我在這裏所想的也比是所謂的獨立自由的知識分子（free-floating intellectual），其技術能力完全待價而沾。相反，我說的是：知識分子若要像真正的流亡者那樣具有邊緣性，不被馴化，就得要有不同於尋常的回應：回應的對象是旅人過客，而不是有權有勢者；是暫時的、有風險的事，而不是習以為常的事；是創新、實驗，而不是以威權方式所賦予的現狀。流亡的知識分子（exilic intellectual）回應的不是慣常的邏輯，而是大膽無畏；代表著改變、前進，而不是故步自封。


《知識分子論》/薩義德/三聯書店/20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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