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梗概：
時值英國十六世紀，亨利八世執掌政權。英國國王亨利八世是一個暴戾好色的君主，他18歲即位並娶了亡兄的寡婦凱瑟琳為妻，但他妻子隻為他生了一個女兒瑪麗以後幾次生育的孩子都早夭，而且有迷信說法說弟娶兄嫂不吉。為了生育子嗣，他又和女侍官安娜產生了婚外情，並讓自己的主教沃爾西向教皇申請離婚，另娶美貌的安娜。當時法律規定，國王要離婚，非經教皇同意不可，因為他這次婚姻是教皇親自批準的。
為教皇出了一個難題，因為當時教廷亦不想得罪有強大勢力的西班牙，遲遲不能批準他離婚，而他的女侍官已經懷孕。他著急采取了多次措施，先把宰相撤職拘禁，再下令停止向教廷交納教稅，最後直至沒收教會財產，迫使教皇開除他的教籍。牧師托馬斯為人正直，勇於直言上諫，不僅是一位頗有聲望的政治家，也是一位受人尊崇的天主教徒，但在朝野之中樹敵很多。在沃爾西主教離任後，他就坐上了大主教的位置。
於是亨利八世叫大法官托馬斯·莫爾爵士在所謂不追究國王罪過的法令上簽字，並作為全權代表去跟教皇交涉。托馬斯由於虔信天主教，寧可辭去大法官的職務，也拒不簽字；而且借口要和妻子兒女過安寧的生活，而堅決不去和教皇交涉。這一方麵加劇了他和國王的矛盾，另一方麵引起了樞秘官和大法官秘書克倫威爾的不滿。
後來樞秘官去世，托馬斯被任命為該職，而克倫威爾升為大法官，他幫助亨利八世了結這一場荒唐的婚變，但克倫威爾還要把托馬斯置於死地，他陰謀將托馬斯手下的人都拉攏過去。托馬斯不得已辭職，在辭職後鋃鐺入獄，他企圖逃跑，又被捉拿，最後被送上斷頭台。至此，這位舉國良相仍堅持自己的信念。
精彩視點：
《良相佐國》由美國哈蘭公司與哥倫比亞公司一九六六年聯合攝製出品。據說，《良相佐國》的導演弗瑞德·澤恩曼花了三年的功夫才完成了此電影的構思和各種準備工作，從故事內容到背景考證，從人物設置到場景布置……因為鏡頭裏每一個角落、每一個擺設都要原汁原味的，這簡直是在研究曆史，而且還要把曆史活生生地呈現出來，如此說來，三年的時間也不算很多。
此片一經上映就獲得了廣泛的好評，並一舉獲得了第三十九屆奧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導演、最佳改編劇本、最佳攝影(彩色)、最佳電影服裝設計(彩色)五項大獎。
- 1967年
- 奧斯卡(美國電影學院獎) 最佳導演
- 弗雷德·金尼曼
- 1967年
- 奧斯卡(美國電影學院獎) 最佳影片
- 弗雷德·金尼曼
- 1967年
- 奧斯卡(美國電影學院獎) 最佳導演
- 弗雷德·金尼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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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 弗雷德·金尼曼
編劇: 羅伯特·鮑特
主演: 保羅·斯科菲爾德 / 溫蒂·希勒 / 萊奧·麥凱恩
類型: 傳記 / 劇情
製片國家/地區: 英國
語言: 英語 / 拉丁語 / 西班牙語 / 法語
上映日期: 1966-12-12
片長: 120 分鍾
又名: 良相佐國 / 四季之人 / 公正的人
ZT 托馬斯•莫爾的選擇：忠於國王，但首先忠於上帝
本片根據曆史真實故事改編而成。十六世紀，好色之徒英王亨利八世見異思遷，愛上了安妮，於是想與王後離婚，他斷絕了與羅馬教皇的聯係，以免受到製約，但他仍必須尋求國內貴族的支持，因而他要求大法官托馬斯•摩爾（Thomas More）在他的離婚法令上簽字。托馬斯•摩爾是一個講原則而又富於理性的人，他是當時英國著名的政治家，並著有有深遠影響的《烏托邦》一書，他在此時則被置於一個兩難的境地：是不屈服於腐敗國王的淫威而堅持原則，還是向好色暴戾、無可救藥的亨利八世低頭？最後，他辭去了大法官的職務，並拒絕簽字。他與國王矛盾的激化使他最終被亨利八世陷害而死，他留給後人的則是一片丹心。
這是DVD中文劇情介紹的典型語言，沒什麽吸引人的，但故事本身卻頗有深意：在十六世紀的英格蘭，堂堂一國之君與其王後竟然有“離婚”一說，且在此事上竟受製於羅馬教皇。三宮六院、妻妾成群難道在當時的世界不都是天經地義的？作為臣子的托馬斯•莫爾何必因國王的婚姻而冒犯統治者。好好的大法官不當，為了什麽原則，難道原則比命還重要？
我們問店主，片子質量不好可否退換，店主說沒問題。我就付了款。出音像店，我的朋友下午還要上班，而我按計劃去圖書館借書，我們道別，相約晚上再見時一起觀看。
觀看的過程是賞心悅目的，最令人難忘的是其中的對白，這與我們對於那些在近年來獲得奧斯卡獎的片子的印象大相徑庭，也正是這一點增進了我對於那一段曆史的興趣。
而臨近影片的末尾，已不僅是興趣使然，我們仿佛在與一位偉大的朋友惜別。莫爾最終被判犯了叛國罪，在生命的最後一刻，他站於斷頭台上，說道：
“國王要求我說得簡短，
我是國王忠順的臣民，
我自然會說得簡短：
我作為陛下的忠實仆人而死，
但我首先是上帝的忠實仆人。”
接著，蒙麵的劊子手向莫爾單膝跪下，莫爾告訴他：
“我原諒你，真心如此。”
劊子手站起，莫爾靠近他，補充道：
“別害怕你所肩負的職責。你在送我到上帝那裏。”
一旁的坎特伯雷大主教克蘭默問道：“托馬斯爵士，你很確信嗎？”莫爾答道：
“他不會拒絕一個滿懷欣喜前往他那裏的人。”
……
莫爾離開了他的家人，離開了他的朋友，離開了我們，去了他欣然前往的地方……
夜裏，我們不能入睡。
多虧互聯網以及紫竹院旁的圖書館，我們很快知道，莫爾的離別是在1535年7月6日上午9點，一個夏日的早晨。莫爾最終是從倫敦塔離開的，那裏距離他的出生地不過兩公裏。在此57年前，他降生在一個富有的律師家庭，受洗之後，父母給他起了一個在當時為幾乎所有的倫敦人都熟知的名字：托馬斯（Thomas）。
兩位托馬斯
托馬斯這個名字之所以在15世紀末的倫敦盡人皆知，原因在於這座城市在12世紀末出了一位叫做“托馬斯”的基督教聖徒，他就是托馬斯•貝克特（Thomas Becket），生於約1118年，做過亨利二世的大法官，後被任命為坎特伯雷大主教，被同時代的人稱為“倫敦的托馬斯”。雖然相隔近360年，兩位托馬斯的出生地卻僅僅相距不到20米！不隻是近鄰，更加驚人相似的是，兩位托馬斯竟都是因為反對國王試圖擺脫並控製教會而被名為亨利的國王所殺，兩位托馬斯都曾經被最終殺害他們的亨利國王任命為大法官，而他們最終也都被羅馬教廷追封為聖徒，然而至此，巧合還沒有結束——到了上個世紀的60年代，關於這兩位托馬斯的電影接連上映，並都獲得了奧斯卡獎，名為Becket的影片是在1964年，而A Man for All Seasons就在兩年之後！
無論怎樣解釋這些巧合，至少有三點看來是明確的：其一，在兩位托馬斯之間的四個世紀當中，在英格蘭境內，國王與基督教會的爭執不僅存在而且有時是事關重大、甚至是致命的；其二，在這種爭執當中，與國王對抗的有原本是國王陣營中的顯赫人物，他們在最終反叛了王權的擴張，直至獻出生命；其三，此類衝突在現代西方世界也仍然沒有從人們的視角中完全退出，而衝突中的人物及其遭遇和選擇成為了現代西方文藝創作的源泉之一。這些現象說明了什麽？對於身處此類衝突所在社會傳統之外的觀察者，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基督教會的存在顯然是王權在中世紀的英格蘭進行專製統治的一大障礙。托馬斯•貝克特與亨利二世的衝突在於後者不滿前者維護教會的司法權不受王權控製，而到了托馬斯•莫爾，亨利八世不滿於他任命的大法官在自己離婚問題上采取拒絕支持的立場，不僅如此，莫爾還拒絕承認國王為教會的最高領袖。國王控製王國的一切，教會在王國之中，國王控製教會——這是自然而然的，不然怎麽叫國王呢？然而，英格蘭的國王為何在中世紀至少四百年的時間中未能完成對教會的統治（在兩位托馬斯之間的1215年由英王約翰被迫認可的《大憲章》是一個眾所周知的明證，其中第一條就明確了所謂“教會的選舉自由”不受侵犯的原則）？回答這個問題無疑需要對英格蘭以及更廣闊的歐洲曆史進行深入的探索，尤其是基督教在歐洲傳播的漫長曆程。對此，我始終難忘美國曆史學家布萊恩•提爾尼（Brian Tierney）的見解，尤其是他在1964年出版的《1050至1300年間教會與國家的危機》（The Crisis of Church and State 1050-1300 with selected documents）一書開篇的文字：
…… 在比大家庭的係統更大更多樣的群體之中維持秩序和統一是件複雜、困難的事情。長遠來講，光靠強力是不夠的。最通常的措施是賦予控製國家強製機器的統治者一個神聖的頭銜，充當人民宗教的領袖和象征。遠古社會通常將魔力歸於它們的首領；埃及的法老、秘魯的印加國王、日本的天皇都被尊崇為神人；羅馬皇帝兼有大祭司的稱號。…… 因之，我們就不必驚訝中世紀的統治者也追逐精神及世俗的最高權力了。真正例外的是，在中世紀時期的歐洲，聲稱擁有這頭銜的至少總有兩個要求者，每一個都指揮著一套龐大的政府機器，一個又一個百年過去了，誰都未能徹底地主宰對方，如是之故，二元並存的局麵持續不斷，…… 恰恰是兩種權力結構爭相獲取人的擁戴這一存在本身，而不是僅有單一權力的強製服從，大大增加了人自由的可能。一次又一次的在實際生活當中，中世紀的人們發現自己不得不根據良心或自利而在向他們要求效忠的相互衝突的呼籲之間做出抉擇。
造成這個二元並存的獨特局麵的原因恐怕是極為複雜的，首先也許與原始的基督教義對於精神世界和世俗世界的劃分有關，而這裏的淵源可能要上溯到古代希伯來社會中的“先知抗議”（prophetic protest）傳統。根據《馬太福音》的記述，這個劃分是耶穌在回應一個嚴峻的現實問題時做出的。《馬太福音》上說，法利塞人集合起來商議，想從耶穌的話中找出把柄從而陷他落入圈套，就打發自己的門徒連同希律黨的人去見耶穌，說：“老師，我們知道你講的是實話，不管他人怎麽想，你都忠實地傳上帝的道，因為你不看人的地位。請告訴我們你的看法：是否該向凱撒納稅呢？”耶穌知道他們的惡意，就說：“假冒善良的人哪，為什麽要陷害我？拿一個納稅的錢給我看。”他們就給了他一枚。耶穌問他們：“這上麵的像和名是誰的？”他們回答：“是凱撒的。”於是耶穌對他們說：“讓是愷撒的物歸愷撒；是上帝的物歸上帝。”他們聽了這話，頗感詫異，就離開他走了。然而，這種言語上的劃分本身即是微妙的，落實到生活之中，又該如何做到呢？後來的基督教發展史表明，基督教不同的教派之間對於這種劃分有著迥然不同的理解和實踐。生存下來並獲得廣泛傳播的教派是從耶路撒冷逃亡出來的一支，他們是基督教第一個殉道者斯提反（Stephen）的追隨者，在斯提反死後，這些猶太人返回了原先在希臘化世界建立的散居地，通過他們而皈依的有散居在外講希臘語的猶太同胞，也有那些“敬畏神的”非猶太人以及皈依猶太教的人。到了四世紀，基督教得到羅馬皇帝認可，在此期間逐漸產生的東西方教派的分歧對之後歐洲曆史的影響是決定性的，在君士坦丁堡及其周圍的基督教派視羅馬皇帝為教會的首腦，而在北非和西歐，那裏的教徒紛紛建立起遠離政治中心的修道院，並在理論上對凱撒之物與上帝之物的劃分繼續做出闡發，對於他們，無論皇帝還是國王都不能同時是教會的領袖，因為教會已經有了自己的領袖——耶穌及其使徒。當然，無論皇帝還是國王並不會因為西方教會堅持國家與教會領域的劃分就放棄了專製統治的傾向，他們在許多時候曾一度成功實現了對教會的兼並，許多教會的所謂神職人員實際就是國家的官員，似乎西方教會也不能免於淪為國家統治工具的宿命，畢竟，西方教會也是由人組成的，在強權和財富麵前，有幾個會無動於衷？然而，西歐的國王和皇帝們不僅未能一勞永逸地完成對教會的收編，他們在中世紀的數百年間對世俗權力的掌控也算不上成功，到了中世紀結束的時候更是離“虛君”的地位不遠了。究竟該如何解釋這個有悖常理的現象？在我看來，托馬斯•貝克特和托馬斯•莫爾這樣人物的存在是造成此種局麵的關鍵因素之一，他們的生命抉擇使得基督教義關於精神與世俗的二元分立不致全然流於空談，更為根本的是，他們的生命抉擇意味著世俗的價值不總是能支配一切的，在他們生活的世界中，服從皇帝或國王並非天經地義，曆經多少代人累積生成的關於上帝的信仰及其知識傳統給帝國或王國之中的人們提供了進行判斷選擇的可能。
烏托邦與上帝之國
在當今世界，托馬斯•莫爾的名字最與《烏托邦》以及共產主義思想運動的先驅聯係在一起，他同時也被認為是西歐人文主義學者的代表。從這些名聲推斷，莫爾很可能是一名拒斥基督教傳統的積極分子，至少他也許應該支持當時的“新教革命”。果真如此的話，莫爾也就可能站在亨利八世的一邊，因為這個英格蘭王在曆史上正是以反對羅馬教廷著稱的，他與凱瑟琳王後的離婚案即為跟羅馬教廷決裂的起始。然而，莫爾卻正是因拒絕宣誓承認亨利八世的離婚為合法而被這位國王殺害的，最終被羅馬教廷追封為聖徒，不僅如此，莫爾生前還多次與歐洲大陸的新教革命領袖馬丁• 路德進行激烈的論戰。這一切都集中在莫爾一人身上的現象似乎是矛盾的。不過，隻要進一步了解莫爾的生平及其著述，就會看到這種矛盾是自然的，而如此複雜多樣的情形正反映出中世紀晚期西歐社會的多元格局，不光有國家與教會的分立，即使在基督教內部也並非鐵板一塊，在個人的思想觀念中都可能不是單一的。
首先要澄清的是所謂“人文主義”。莫爾的好朋友之中有一位名叫伊拉斯謨（Erasmus）的，這位荷蘭神父同樣被稱為西歐人文主義學者的代表，他們所代表的人文主義並非以世俗價值代替宗教信仰，而是利用當時西歐逐漸複興的古希臘古羅馬的文學藝術來對基督教的信仰進行重新詮釋，他們強調修辭和語法在增進人類理解力上的重要性，而在此之前盛行的是側重邏輯思辨的所謂“經院神學”。
關於莫爾的名著《烏托邦》，其中描繪的財產共有的社會形態經常被後人與十九世紀在歐洲興起的共產主義運動以及二十世紀的共產主義國家聯係起來。從向前追溯的角度看，這其實早就是許多基督教團體的特點。至於烏托邦的其他特色，在很多方麵都是與後來的共產主義截然不同的，那裏並非一個黨派的持續統治，更像是古希臘城邦的共和民主政治，那裏的人大多信仰一個超越人類的神，認為人在死後靈魂會受到獎勵或懲罰，不過人們在具體的信仰上卻並不強加對方，在烏托邦的創立者看來，即使隻有一種信仰是正確的，那也得讓真理通過自然的發展表現出來才行。當然，烏托邦人的宗教寬容也有其限度。對那裏的人而言，認為靈魂隨身體一起死去的觀念是低等、野蠻的，任何宣稱此種觀念的人都將被排除在公職之外，這樣的人也被禁止為自己的觀點作公開辯護。烏托邦也有神職人員，但數量極少，因為要非常虔誠，且由民選產生。從思想的淵源看，莫爾的《烏托邦》不僅受到柏拉圖《理想國》的影響，還有作者最為推崇的奧古斯丁及其《上帝之城》，莫爾在早年學習法律時就曾受邀在倫敦的一座教堂講授這部巨著。當然，《烏托邦》的地理原型顯然是英國本身，莫爾借本書譴責了當時在英國發生的大規模圈地運動以及倫敦商業行會的壟斷行為。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個人通過著述全盤勾畫理想社會形態的行為屢見不鮮，《理想國》、《上帝之城》、《烏托邦》不過其中幾個知名的成果。
相比人文主義和共產主義，更加反映莫爾的思想和生活本質的是他對基督教信仰以及世俗生活的態度。莫爾出生時，基督教已傳入英國一千多年。根據伊拉斯謨的記述，莫爾在撰寫關於《上帝之城》的講義時幾乎決定要成為一名神父，但他感到自己不能克服結婚的渴望，因此“寧願做一個忠誠的丈夫，也不願是一名不忠的神父”。莫爾所承襲的基督教傳統使得他在剛剛成年即麵臨一個抉擇，而這正是奧古斯丁《上帝之城》的核心問題：在世俗與精神之間，人究竟應該選擇哪種歸宿？莫爾的一生見證了他不停地在回答這個問題，他想知道人是否可以在塵世之城生活的同時也能生活在上帝之城中。1505年初，26歲的莫爾結婚了，新娘是16歲的簡•科爾特（Jane Colt），埃塞克斯郡地主約翰•科爾特爵士的大女兒。而就在結婚前，莫爾再次處於抉擇的境地。根據莫爾的大女婿威廉•儒泊（William Roper）記載，莫爾其實原本喜歡的是科爾特爵士的二女兒，但莫爾感到大女兒會因自己的妹妹先出嫁而憂傷，因此最終選擇了簡。婚後，這一對夫婦租住在倫敦，伊拉斯謨是那裏的常客，在他的筆下，那是個溫馨幸福的家庭。伊拉斯謨說，莫爾盡其所能幫助來自鄉村的簡學習文學和音樂。然而這段光陰隻維持了6年，1511年夏天，22歲的簡突然去世，具體緣由不得而知，但從伊拉斯謨的信件可以看出，這是在簡生下第四個孩子後不久，頻繁的生育以及瘟疫可能是決定的因素。讓人驚訝的是，莫爾很快在這一年的初秋再次結婚，妻子是商人約翰•米多頓（John Middleton）的遺孀愛麗絲•米多頓，長莫爾8歲。後來的傳記作家一般將這次迅速的再婚歸結為莫爾出於維續和照顧家庭的考慮，他那時畢竟有4個年幼的孩子需要養育，最大的不過6歲，當然，這次婚姻是得到一位友好的神職人員特許的。愛麗絲除了照料莫爾的3個女兒和1個兒子，還有她和前夫生的女兒。在伊拉斯謨看來，這個重組的家庭是安詳和睦的。大女兒瑪格麗特回憶說，她見過父親生氣的時候隻有兩次。整個家庭仿佛一座修道院，或者一所學校。正常情況下，每天早晚各有一次全家成員參加的祈禱，誦讀聖經以及有關聖經的評注。莫爾本人一直在外套之下身著懺悔者穿的粗毛襯衣（hair shirt）。家裏禁止打牌。莫爾與愛麗絲一起學彈魯特琴（lute），除了學習音樂，愛麗絲極為喜愛參與有關教會事務的討論，竟至耽誤吃飯的地步。當然，夫婦間也有爭吵的跡象。在寫給一位朋友的信中，莫爾說，一旦你有了老婆，那你就別想沒有煩惱。不過，曆史學家們認為，氣氛通常是戲謔式的，他們還認定，莫爾很可能是第一個認真對待女性教育的英國人。莫爾曾告訴自己子女的家庭教師，說女性的博學是個新發展，女性應與男性一樣獲取學問。莫爾的大女兒瑪格麗特（Margaret）是最好的證明。她和弟妹們以及來自其他家庭受到莫爾監護的孩子們一起學習神學、拉丁文、希臘文、邏輯、幾何、天文學、哲學，曆史學家們認為她恐怕是當時學問最淵博的英國女性。莫爾讓孩子們記誦並解釋聽到的布道詞，鼓勵她們進行拉丁文與英文之間的互譯練習，每當自己外出時都會給家裏用拉丁文寫信，希望孩子們以同樣的風格回複。這樣的通信一直持續著，直到莫爾去世的前一天。本來，這些通信與這次婚姻一道很可能會持續得更久些，是莫爾在54歲時做出的生命抉擇斷送了這種可能，而這一次的抉擇即是他早年抉擇的延續和終結。
莫爾放棄了成為神父的打算，很可能也受到他父親約翰•莫爾的影響，他在講授《上帝之城》時已經是林肯律師學院（Lincoln’s Inn）的學生了，而他的父親年輕時便就讀於此。由於父親的社會地位，莫爾從小就生活在倫敦上層的圈子裏，7歲進入聖安東尼教會學校，那裏的學生通常會升入伊頓公學，而莫爾的前程則更為優越。12歲時，他成為坎特伯雷大主教、大法官約翰•默頓（John Morton）的小侍從。這一段為期兩年的生活不僅延續了以往學校教育的部分內容，比如與修辭有關的演說、辯論以及戲劇，還有服務於當時英國僅次於國王的最上層家庭的生活體驗。後來升入牛津大學和步入極具政治影響力的律師行業都為他踏進權力中心做好了準備。莫爾在26歲即當選下院議員，32歲成為倫敦司法副官（under-sheriff），37歲時兼任林肯律師學院的高級講師，而就在這一年，他受到亨利八世的任命出使弗蘭德斯，參與英國與低地國家關於貿易協定的談判。這一切看來都是那麽得順理成章，莫爾能在後來高升大法官也就沒什麽奇怪的，令人不解的倒是，他為何在54歲辭去大法官的高位而與欣賞他的亨利八世作對以致身首異處？進一步了解莫爾的經曆，可以看出他最終的反叛卻也是自然而然的。早在林肯律師學院之前的律師預備學校讀書時，莫爾就開始對國王的特權問題產生興趣，那時他已經學習過教會法和普通法。根據儒泊的記載，莫爾在最初作下院議員時曾經反對過亨利七世增加稅收的議案。莫爾在《烏托邦》之前的第一部著述名為《理查三世的曆史》，以傳記的形式描繪了這位篡位君主的惡行。到了1509年4月亨利八世登基時，莫爾專門寫詩慶祝亨利七世專製統治的結束，稱“自由的春天到來了”（here’s freedom’s spring）。而即便後來亨利八世邀請莫爾加入他的星座法庭顧問團時，莫爾也並非欣然接受，而是經曆一番掂量的，這種內心的鬥爭甚至出現在他當時創作的《烏托邦》之中。書中的莫爾與去過烏托邦的Hythlodaeus爭論是否應該為君主服務。Hythlodaeus的回答是截然否定的，他認為學者服務於國王比當奴隸好不到哪兒去，那裏唯一可行的就是虛偽和諂媚，好人活不了。書中的莫爾承認，事實也許是如此，但他指出，如果學者不向國王提出建議，情況會更糟糕，學者應通過各種實際的辦法對現狀加以改善。Hythlodaeus對此不以為然，認為隻有徹底的變革才是有效的，而烏托邦就是這樣，那裏沒有國王，甚至沒有貨幣、私產。現實中的莫爾最終還是選擇了接受亨利八世的任命，但他直到差不多一年之後才告訴好朋友伊拉斯謨，因為後者和當時一些人文學者是反對為朝廷效力的，他們認為這會腐蝕自己的獨立原則。
從1517年8月到1532年5月，莫爾一直跟隨亨利八世左右，從傳記作家的記述來看，兩者在這一段時期大體上維持著默契的君臣關係。亨利八世自己曾經告訴莫爾要首先服務於上帝其次才是國王，在這將近15年的歲月中，對於莫爾，忠於國王與忠於上帝幾乎是一致的，他在輔佐亨利八世通過議會征稅以及跟法國、神聖羅馬帝國外交談判的過程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在莫爾眼中，亨利八世看來不會成為他父親那樣的專製者，自由的春天似乎可以持續下去了。1521年，亨利八世甚至因撰寫譴責馬丁•路德的書而獲得教皇的稱讚，被授予“信仰捍衛者”的頭銜，莫爾本人即是此書的作者之一。然而，哪位野心勃勃的君主還會有自知之明而主動限製自己的權力？莫爾對此是清楚的，他曾告訴女婿儒泊，別看陛下對我這麽好，若我的頭能為他換得法國的一座城堡，他決不會猶豫的。最終，羅馬教廷成了亨利八世征服道路上的最大障礙，原因在於千裏之外的教皇掌握著他在婚姻上的決定權。這個障礙對於除西歐以外的當時世界其它國家的君主來說是根本不存在的。從1527年開始，亨利八世反複提出與王後凱瑟琳離婚的要求，因為他要與王後的侍女安•波琳（Ann Boleyn）成婚。這對當時世界的大多數君主而言也根本不是什麽難題，皇帝不必與皇後離婚，將新寵立為嬪妃就是了。生在西方基督教世界的亨利八世卻不能為所欲為，他提出離婚的理由還得從基督教的《聖經》中找，說凱瑟琳原本是他亡兄阿瑟（Arthur）的遺孀，娶嫂子為妻是《利未記》（Levitcus）明令禁止的。不過，這在當初不僅是亨利八世自願，還得到了教皇的特許。這一次，亨利八世的離婚要求遲遲不得教皇的同意。這促使他最終與羅馬教廷決裂，終於在1533年5月，由他任命的坎特伯雷大主教克蘭默宣布他與凱瑟琳的婚姻無效，6月1日，安•波琳正式加冕王後。亨利八世在前後的幾年中經議會通過一係列法令，宣布英國教會不再效忠羅馬教皇，英王才是英國教會的首腦。莫爾早在1532年5月16日即辭去大法官的職務，因為在此前一天，教會的主教會議已接受了國王的領導。最終導致莫爾被判叛國罪的是1534年初通過的“繼承法”，規定全體成年臣民都要宣誓承認亨利八世與凱瑟琳的婚姻違法了上帝的律法，認定亨利八世與安•波琳王後的子女為法定王位繼承人，拒絕宣誓者即等於犯了叛國罪。輪到莫爾被召去宣誓，他其實並未拒絕宣誓，而是選擇了這樣的做法，他在現場閱讀“繼承法”後，對審問他的人說道：“我的目的不是指出這個法令錯了，或製定這法令的人錯了，或是任何對此宣誓的人錯了，我的目的也不是責怪任何其他人的良心。但是，就我自己而言，我的良心讓我不能對此做宣誓，不然，我的靈魂會永遭詛咒的。”
然而，究竟是什麽樣的“良心”不能讓莫爾做這樣的宣誓？畢竟，包括莫爾家人在內的全體臣民幾乎都宣誓了。既然不能，為何又不直截了當地拒絕宣誓？在之後一年多的關押中，莫爾多次受審，他每次都將自己的選擇歸結為受“良心”的左右，但每次都拒絕說出他的“良心”究竟為何，而這正是他的真實選擇——一個困境：他不想因為自己的立場而被定罪為叛國，因為他認為自己並沒有叛國，相反，他認為這樣做才是真正忠於國王的，他也不想做殉道者，因為他說自己並沒有勇敢到去獻身的程度，他顯然留戀自己的家人、朋友，然而，他同時還要聽從他的“良心”。
直到在最終被判死罪之後，莫爾才宣告了他的“良心”為何，因為再沉默已無濟於事。
“既然你們執意定我的罪，我就將我的良心公之於眾，你們對我的控告所基於的議會法令乃是與上帝的法律以及上帝所立的神聖教會的法律抵觸的，因為任何塵世的君主都不能擅自通過任何法律代表上帝，因為我們的救主親口說過，代表他的是聖彼得及其後繼者，那就是羅馬教宗。”
莫爾的良心其實很簡單，對他來說，忠於上帝才是最根本的。他不能同意國王宣稱自己就是上帝或是上帝在世間的代理，因為人不可能是上帝，哪怕國王，而上帝也早有在世間的代理。
在臨刑的前一天，莫爾通過書信向家人道別，信是寫給大女兒瑪格麗特的，他在信中禱告，並叫女兒跟他一起禱告，讓上帝保佑全家，保佑所有的朋友，保佑在天國的重逢。
塵世間的四百多年過去了，他/她們是否早已重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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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 擇善固執：士節與不妥協——評《A man for all seasons》
麵對政治律條與自身信念的衝突，我們當何去何從？
托馬斯·莫爾，十六世紀的英國士人，他與專製主義中央集權下的中國士子們有著多麽相似的人生和命運：忠君奉上，卻罹患遭憂；身死斧鉞，但有文章千古。他因反對亨利八世加強專製（其所謂的“暴政”）而被誅，作為知識分子獨立人格的犧牲者他可謂是留取丹心照汗青，而一卷《烏托邦》更足以令其以學者的身份彪炳史冊。
知識分子之所以可貴，正在於其相對獨立於社會的身份與思想，從而可對社會進行前瞻性的思考和相對客觀的反思。個人所持的信念，是知識分子的安身立命之本。自然，必不可少的是對自身信念的堅持，甚至迂腐。擇善固執，以文弱之身捍衛千秋大義，九死未悔。
而政治講究威權，它需要的是順服與膜拜，運用“法”“術”“勢”，宰割天下，是強者請服。政治不能容忍異見，他天生就是不寬容。因為安穩和秩序是政策推進的路基，容不得半分冒犯和質疑。必須在異見釀成反對勢力前鏟除該鏟除的，鎮壓該鎮壓的。對這一點，同樣沒有商量的餘地。
於是當政治與書生意氣相遇，“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何如？”命運注定的。雙方均無法在安身立命之本上讓步，而政治之所以為政治在於它有實實在在的國家暴力，一代代的士人做著飛蛾撲火式的抗爭，直到殷紅的鮮血染紅了整部史書的每一寸角落，他們一樣是平凡的血肉之軀，和我們一樣有著對生命的惶惑與虛無，熱情與希冀，是什麽力量使他們勇敢地直視劊子手凜凜的屠刀，懷著未竟的事業和無限遺憾甘願為一份區區原則舍棄生命呢？
“你喜歡牛頭狗，不就是因為它長得好看嗎？它們是天生如此的。
人也是一樣，我不妥協是因為我不想妥協，並非自尊心或是什麽，我就是不妥協。”
莫爾的這段話就是回答。這就是士大夫所謂的“傲骨”。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人格尊嚴。彼時他遭到了明確的叛國指控，飽受委屈和世態炎涼，親友也拒絕理解他的固執，唯一的安慰隻有長女瑪格麗特（此女本是作為英國曆史上第一個有學問的婦人聞名的）。麵對朋友諾福克公爵的責備，莫爾幾乎是火山爆發地直抒胸臆。一如希臘故事中反抗城邦不合情理的法律，勇敢赴死的少女安提戈涅（這個名字的本意就是“不妥協”）的翻本：“我天生不喜歡跟著人愛，也不喜歡跟著人恨。”高傲和倔強的血液在一代代誌士仁人的精神中流傳。
“我們是天生的叛逆者”，這樣看似豪邁爽朗的話卻隱含著多少無奈和辛酸。他們果真就是為一時意氣所激，或是天生桀驁不馴，發奮抗擊而殞身不恤嗎？當女兒為莫爾可能因為違背君意而遭禍擔心時，莫爾坦言道“我們的本能是趨吉避凶”，表明他無意成為烈士，拋卻摯愛的家人和未完的事業，事實上忠於君王的他也無法決心公然對抗朝廷。他為了避禍已經做出很大讓步：對於政事始終緘口不言，雖不同意，但絕不說出任何反對之語。但現實比他所想象的更黑暗，更殘忍，以至於他無法忍受隻能選擇站在反抗者的位置。統治者明白他這樣一位舉足輕重人物的政治影響力，明白他消極的反抗所含的潛在威脅，亨利八世在這個問題上對於這個鍾愛的臣子也絕不手軟，使莫爾除了妥協別無生路。當他在無可挽回的境況下明言自己對時政的反對時，在他無所畏懼的表情背後是怎樣的悲哀。他是被逼無奈啊！士人的氣節要求和凡人的個體情感撕裂著他的內心，在選擇為士節犧牲的同時他自己也犧牲了難以割舍的一切——政治理想、敬愛的君王、學術研究、妻子愛麗絲和女兒瑪格麗特，那些同樣是他生命的一部分。就像女英雄安提戈涅被送往墓穴活埋時也不誤悲哀的唱道：“我還沒有聽過婚歌，沒有上過婚床，沒有享受過婚姻的幸福或養育兒女的快樂。”
細論莫爾所堅持的“正道”，其實他的美政理想從某種程度上是有悖於時代潮流的。在經曆中世紀教會壓過君權所帶來的漫長混亂時期後，歐洲各國紛紛進行改革以加強君主權力，其中激進派進行了宗教改革，直接使本國教權屈服皇權之下。這樣的改革也促進了後來早期資本主義的發展壯大。這樣看來，莫爾的不合作倒成了螳臂當車的鄙陋之行。相似的情形還發生在古中國的商周之交，兩位名叫伯夷和叔齊的隱士對出兵伐紂的武王扣馬相諫，遭到拒絕後憤然絕食而死。用曆史成王敗寇的價值觀衡量這兩人實在是愚蠢可笑的狂犬吠日之流。但正像伯夷和叔齊成為後世中國士大夫精神楷模一樣，托馬斯·莫爾也是西方文化史上一尊屹立不倒的豐碑，他們在各自的文化中作為清正德行典範，激勵著一代又一代的後世文人在妙手著文章的同時，鐵肩擔道義。
這是多麽令人欣慰的現象，粉碎了曆史功利主義的評說和流俗市儈解構道德的冷嘲熱諷，讓每一代在渾濁世風中掙紮的有識之士仍能感受到激勵和振奮。是的，那些在當時托身於曆史洪流與之沉浮者，高爵顯宦不一而足。然而當年的“時代之先”在數百年的歲月變遷後也早成了陳腐不堪之物，當年賴以自持的“進步”也早已是明日黃花，留下的隻是史書上一句中規中矩的評價。追逐曆史的腳步，卻最終諷刺地被曆史本身拋在身後。惟有那些有自己一定之規，並不為身邊聒噪所動者，才能真正地以他們的獨立人格在一代代世人心目中激起深沉而久遠的感動，從而在真正意義上永垂不朽。
曆史本就應該是人的曆史，而不是朝代或是帝國的曆史。
身為人道主義者的托馬斯·莫爾，也會由衷讚同這句話吧？
悲劇之所以令人動容，正因為把毀滅的事物是如此美好。影片極力給我們展現一個個人修養臻於完美的莫爾：他受過良好教育，學識淵博，思維敏捷，能言善辯；為官盡忠職守，清廉正派；處世儒雅和善，使人如坐春風。影片中的許多細節更是不吝筆墨的渲染其德行：對管家馬修的小人之行看在眼裏，卻一向為人隱惡，即使馬修曾出賣他他也願報以理解和寬容；辭官後遣散家仆，莫爾承諾要替眾人重新安排職務後再解雇他們，妻子提醒他難以替每一個人安排時，莫爾仍堅持說“會找到的”，竭力想與人方便；遭受指控的那晚他遇見朋友諾福克公爵，一向溫和的莫爾故意對朋友出言不遜，使諾福克盛怒之下與之絕交，屏幕前的我們誰看不明白莫爾是想讓諾福克與自己劃清界限以免惹禍上身呢？司馬遷曾經這樣描述德行兼美但卻命運悲慘的閑人：“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餘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這就是莫爾的寫照啊！當觀者為影片所營造的崇高感深深感染並由衷敬仰的同時，也不由得發出與太史公一般的悲歎：賢者受難，良臣身死，天道何存？
然而悲歎是我們的悲歎，對於當事人來說，麵對悲劇命運時所能做到的，所能盡力維護人的尊嚴和高貴的，也就是坦然地接受命運的殘酷了。
“假如在我們的國家，善良（common sense）會帶來幸福，那麽百姓就是聖人了。然而現實中，貪婪、憤怒、驕傲、愚蠢，這些要比慈善、謙虛、公正、審思來得更容易。也許我們應該堅定立場，盡管有可能會成為英雄（烈士）。”莫爾這樣安慰泣不成聲的女兒，與他心靈相通的瑪格麗特。君子固窮，達人知命，麵對不公和荒謬，能夠心平氣和的努力去理解，明白自身所執守追求而絕不動搖，不亦君子乎？
回望這部影片，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段落，莫過於影片後半段莫爾受指控後飽經世態炎涼，朋友棄絕，船夫們都拒絕搭乘這個“嫌犯”。當莫爾頂著子夜的寒風跌跌撞撞地走回居住地切爾西時，等候已久的瑪格麗特飛奔著迎了上去。樹杈枯枝在黎明前的幽暗光線中形同鬼魅，父女倆在寒風中瑟縮著的身軀顯得如此脆弱和渺小。瑪格麗特帶來了比冷風更令人心寒的消息：國王下了最後通牒，全民必須宣誓服從宗教改革條令。反對脫離羅馬教會的莫爾無疑是不能接受的，這意味著死罪。四麵楚歌的情勢下，令我震撼的是兩人堅定沉著的麵容，如同是久曆戰陣的騎士，即使陷於垓心也從未恐懼動搖。我喜歡這一段的意境，富有東方含蓄深沉的氣質，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劇烈抖動的樹葉和衣襟，烘托出情勢的間不容發，然而父女倆相互扶持、共赴難關的勇氣和果敢，卻令四周的陰森在人性的光輝黯淡消隱。在那一刻我感到了同瑪格麗特一樣的、由衷的悲慟，我想到了莫爾溫文爾雅的笑容，想到他充滿睿智的談吐，他對於宗教的深沉激情，對於家人朋友的關切愛護，他那“屈心而抑誌”的堅定，他那“自古皆有死”的坦然。最終的最終他還是在這昏聵的天地間被抹殺了，為他那不畏強禦的君子氣節，為他那把持內心拒絕隨波逐流的不妥協。這就是士人，擇善而固執之者，他不肯宣誓服從自己所不讚同的觀點，僅是因為他堅信自己的觀點，並且，堅持絕不背離，哪怕風刀霜劍，赴湯蹈火。“亦餘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
舉世混濁，清士乃見。在那個動蕩的變革年代，紛亂的權力鬥爭是人們無所適從，緊十六世紀前六十年，英國更易了4為君主，經曆了從天主教和國教的四度反複。英國人不斷地被要求向不同的宗教法案宣誓，不斷地麵對不同的宗教儀式，"familiar patterns fade, familiar solutions fail, and familiar options disappear. "又多少人，能夠在急速的變化中，勇敢地宣稱：“我心匪石，不可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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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劇：Tudor Tim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