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古希臘神話和基督教《聖經》無疑是在聆聽西方人邁開最初文明腳步時的心靈合唱。這合唱裏包含著他們與自然、與自我相交時的曆史回音，包含著他們麵對曆史進程所作出的痛苦而又幸福的莊嚴選擇以及勇擔其選擇後果的崇高與悲壯精神。
這合唱的聲音隨著西方文明曆史年代的久遠而拉長了，變細了，漸漸地消失於已經站立起來的人類巨大身影的後麵，但其生命的韻律卻深深地潛沉於人類心靈的最深處和人類文化的最深處，化為了一條斬不斷的生命機製，導引著西方人適應和抗衡現實苦難的情感方式，從而製約和影響著西方人文藝術精神的方方麵麵。因此，筆者以為，剖析這條生命機製的發端處，對於我們洞見西方文化之奧妙，從而進一步從發生學的角度洞見作為人類文化形式之一的文學的奧妙，有著十分重大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一）
我們的詢問與聆聽將直接從希臘神話與基督教《聖經》所透露出來的世界觀的異同開始，因為它可以直接滿足我們的發問。
1.自然觀
自然觀是人類對世界的總的觀念，在原始人類時期，這當是困擾人的最初命題。這個最初命題從邏輯上說應當包括兩個方麵：第一，世界的發生及發展；第二，人類的發生及發展。
據赫希俄德《神譜》所載“老神的故事”，我們不難窺見世界發生、發展的詩性陳述：
首先，是原初未開的渾沌世界，類似於現代天文學所稱的星雲狀態，爾後在渾沌中分離出最原始的空間──大地，最原始的時間──冥土，再分離出原始的有機萬物之源──愛，空間與時間構成了世界的存在形式，有機萬物之源的愛構成了世界的存在內容。
其次，從渾沌之神向各類具體化神的演化發展，進一步構成了多樣化和複雜化的物質世界，有了複雜多樣的感性形態，如太陽、月亮、曙光、大海以及各類自然現象。
再據赫希俄德《神譜》所載“奧林波斯神”的故事，我們不難窺見從物質世界向人類社會過渡的詩性解說：
神的功
能性分工已帶上了人類實踐活動的表征性記號，如農業女神、智慧女神、狩獵女神、戰神、愛與美之神，甚至有司工藝、音樂藝術、通迅聯絡之諸神。直接代表著物質世界的天空、大地、海洋等自然神已逐漸讓位於分管天空、大地、海洋的人格化神。這一方麵標誌著人與自然以及主體與客體的分離已經開始，人的文明史已經拉開了序幕；另一方麵更表明原始自然觀從宇宙觀向人類學，從靜態的自然向動態的人類社會的過渡。
再結合希臘神話的另一關於普羅米修斯用隱藏天神種子的泥土創造了人類的故事，可以看出：
人的出現與宙斯打敗並放逐他的父親是兩件平行發展的大事。由此，“奧林波斯”神係與人類社會；神的故事與人的故事，終於糾纏在了一起，人類的世界真正開始了。
歸納“神的故事”的自然觀涵義，可以得出這樣三條結論：第一，世界的發生、發展有一個邏輯的起因，由這個邏輯的起因必然導致邏輯的結果，因此，世界的存在便有一個因果規律。第二，這個起因就是擬人化帷幕下的物質演化，正如同古希臘伊奧尼亞哲學家所認為的水、氣、火等感性自然始基的觀念一樣。但物質演化的最後結果，而且是最偉大的結果，則是人類。第三，人可以把捉世界的起因，盡管這個“把捉”披著神qí?①的外衣，由此，人的思維與存在以“詩性方式”取得了同一性的確證。
據基督教《聖經》所載關於世界起源和人類誕生的故事，我們也不難發見其中關於世界和人類的解說與古希臘神話有著驚人的相似和鮮明的差別：
首先，世界是空虛渾沌，以此為起點，有了天地、水陸之空間，有了日月晝夜之時間，爾後有了魚鳥蟲獸，最後有了人。此處不難發現與古希臘神話相同的世界發生、發展的邏輯起點，以及這個起點的可認識與把捉。但重要的是，世界發生發展的起點不是物質世界的自身演化，而是那個至高無上的、非物質也非人格化神的有目的的創造。這個創造者，與古希臘愛利亞派哲學家的“神”、“存在”，以及後來柏拉圖的“理式”，有異曲同工之妙。
歸納“神創世界”的自然觀涵義，我們也可以得出三條結論：第一，世界的發生發展有一個合目的的邏輯必然性與統一性。第二，這個目的的最後指向，也是最偉大的指向，是人類。第三，世界的目的通過上帝的意旨而得以領悟，人的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經過上帝而得以確證。上帝之光照亮了目的論支配、製約下的世界舞台，也照亮了人類在這個世界舞台上的多資多彩的表演。
總起來看，古希臘神話與基督教《聖經》都視世界有一個發生發展的邏輯起因及最初起點，但在對世界起源的解釋上，希臘神話揭示的是世界的感性始基或本原，以及在其基礎上的機械因果性。基督教《聖經》揭示的則是世界的理性緣由或根據，以及在其基礎上的目的性。然後，在人的中軸上，二者交匯到了一起。希臘神話視人為世界的最後結果，基督教《聖經》視人為世界的最終目的，人是它們共同關注的中心，隻有人才使希臘神話中的神和《聖經》中的上帝有了存在的理由和意義。人甚至具有世界之所以存在和發展的本體論意義。古希臘神話與基督教《聖經》對此甚至都有直接的表述。
古希臘神話關於赫拉克勒的傳說故事中有一個神諭表明，除非有一個人類代表與奧林波斯神係並肩戰鬥，否則他們將不能打敗老神係巨人們的反撲。果然，由於赫拉克勒斯的參與，奧林波斯神係終於打敗了老神係的反撲。而在《聖經》中，上帝創造了各種動物之後，是將其帶至亞當麵前任他怎樣稱呼便怎樣定名的。
古希臘神話與基督教《聖經》都肯定人的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但古希臘神話所揭示的同一性是通過人的“詩性領悟”而得以確立的，基督教《聖經》所揭示的同一性卻是通過上帝的啟示性中介而得以實現的。
2.曆史觀
曆史觀是人類對自身社會曆史發展規律的總的觀念，這當是困擾人的最重要的命題。
據赫希俄德的《神譜》：最初統治宇宙的神是烏拉諾斯，他後來被自己的兒子克洛諾斯推翻並閹割，克洛諾斯又被自己的兒子宙斯所推翻。
據基督教的《聖經》：亞當與夏娃不聽上帝的勸說，擅自吃了智慧樹上的果子，從此失去了樂園。
由此，古希臘神話與基督教《聖經》都以自己的方式對人類最初擺脫自然而進入社會作了痛苦的表述。自然成了社會，神話成了人話，神的故事終於孕育出了人的故事，於是一個驚人的人類學命題的預見應運而生：人可能就是在真正為人的那一瞬間而開始了不幸與幸的雙重曆史命運。與動物狀態相比，人是幸運的，因為人有思想、有意識，是真正以自我的主體性與客觀世界相交往，從而能將主觀的觀念還原為自然的偉大創造物；但人又是不幸的，因為有思想、有意識，就有了屬人的煩惱與痛苦，因為割斷了與客觀世界的血緣紐帶，就有了主客體的對立、矛盾，更因為有了對自然的征服改造活動的深化而有了人類社會中人與人對立、矛盾的展開。
古希臘神話中所述諸神為爭奪統治權而世代相爭就初步透露了主客體矛盾及人類曆史社會中矛盾的具體情況。這裏包含兩個方麵的涵義：第一，它透露了人類最初的曆史文化信息，即在古老的原始社會，每一原始種族得以保存、發展的條件之一，就是不斷須有年輕力壯的成員，起而殺死年邁力衰，不能有效擔當起統治、防衛、繁衍這三大職能的首領，並取代他的一切權力。這種殺戮發生在隻知其母不知其父的群婚製時期，因此，很難說這個被殺的首領不是這個成員的父親。相反，由於首領通常享有壟斷性占有大多數女人的權力，這個首領極有可能就是他的父親。種族發展昌盛的曆史命運也就伴隨著如許痛苦代價的支付。第二，也是更為重要的，它透漏了人類最初對曆史的哲學反思。諸神世代相爭的神話故事是以詩性方式解說了人類曆史發展的一個奧秘，即社會的發展必然衝決舊式血緣親屬紐帶的羈絆，這種衝決就是曆史與人倫的二元分裂和尖銳衝突。
如果說，前述父子諸神的爭戰透漏了最初人類社會在確保種族安全與發展方麵的曆史文化信息以及相應的曆史哲學意識的話，那麽，圍繞金蘋果的爭端而展開的二雄爭一美的特洛亞戰爭故事，則是人類為維係其生存的“種的生產”命題的進一步延伸。帕裏斯選擇了阿芙洛狄特的允諾，希臘聯軍為奪回海倫的遠征，阿喀琉斯與阿加門農為了爭奪女俘而發生的內訌，都以象征的形式揭示出了戰爭的性質是為虜掠人口，從而造就一支可供驅遣的勞動大軍，以之確保人的生存這一偉大目的。戰爭在此無所謂正義與非正義之分，它是人類最初麵對險惡生存環境壓迫的競爭淘汰，其中一部分人的興盛必以另一部分人的犧牲為其代價。
希臘神話裏的俄瑞斯忒斯與俄底浦斯的故事，更強調了人類曆史發展必須完成的對以血緣親屬為基礎的社會關係的衝決。俄瑞斯忒斯是以殺母複父仇而象征了父權製戰勝母權製的社會關係的變革。它一方麵確保了生產者生產本身的優化原則的確立，另一方麵更是確保了私有製的確立，從而使社會財富得以迅速增進。這種變革無疑是一種偉大的曆史進步，然而進步的代價卻是極其昂貴而又殘酷的。這其實也是希臘人對曆史與人倫二元對立矛盾的哲學反思。正如恩格斯所說：“母權製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曆史意義的失敗。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權柄，而妻子則被貶低，被奴役，變成丈夫淫欲的奴隸，變成生孩子的簡單工具了。”（《家庭、私有製和國家的起源》，馬克思恩格斯選集，4卷52頁）俄底浦斯“殺父娶母”的故事，更加強化了這一象征意義的訴說。“斯芬克斯”之謎是以隱晦的形式包藏著人類曆史進步的全部秘密。俄底浦斯作為一個外鄉人猜破此謎，也就預示了對人類命運的理解和認同，也是對曆史所賦使命的承諾與超越，於是忒拜城的災難解除了。換句話說，忒拜人受阻於血緣親族情感的曆史進程，由於俄底浦斯對人之命運謎語的破譯而得到了解決，這是人類曆史的進步，但這個進步卻是以俄底浦斯背負起殺父娶母之罪來獲得的。這個罪孽象征著以血緣親族為基礎的原始氏族社會的被徹底破壞和超越。曆史進步又一次以人倫情感的被踐踏作為其沉重的代價。
古希臘神話中關於潘多拉匣的故事，其實就象征性地總結了這一曆史的悖論。普羅米修斯盜取天火給人類，極大地增強了人類征服改造自然的手段，加快了曆史的進步。但作為人類這一幸運饋贈的交換性懲罰，宙斯命令火神赫淮斯托斯製作了一個美麗的女人形象，並委派她捧著密閉著災禍、疾病的匣子來到人間，她散放出了災禍、疾病，卻將希望留在了匣底。於是，人類一方麵享用著天火的好處，另一方麵又遭受著潘多拉送來的數不清的痛苦與折磨。這是一種公平合理的曆史性交換，是人類遊戲的鐵定規則。
基督教《聖經》則說：亞當與夏娃的兒子該隱因嫉恨弟弟亞伯而謀殺了他，從此拉開了人類相互殘害的序幕。隨著亞當和夏娃的子孫們在上帝創造的大世界中不斷繁衍生息，隨著人們對大自然的不斷征服與改造，人與人之間的爭鬥、殺戮等罪孽也接踵而至。為此，一直在天上眷顧著人類的上帝決定消滅除義人挪亞一家而外的所有帶罪的人。40個晝夜的洪水，淹沒了整個世界。但劫後餘生的挪亞子孫仍不可避免於重蹈人類的覆轍，罪惡依然像影子一樣始終伴隨著人類。因為上帝曾憑洪水後的彩虹與挪亞立約，所以他再也不能毀滅人類。於是，上帝認可了人類曆史的發展法則，認可了進步，也認可了罪惡，他派了他的兒子來到人間代人受難贖罪，人類曆史進步的罪惡與痛苦於是也就由耶穌所背負的沉重十字架而宣告了合法性。
古希臘神話與基督教《聖經》所載的這一切美妙而又憂傷的故事，歸納起來，表明了西方人對曆史之二律背反法則的深刻洞見，表明了他們最初的曆史觀。這個曆史觀所包含的無限矛盾給人類的認識與思考留下了無限的想象空間，也給文學留下了說不完，道不盡的人生話題以及對此人生話題的種種闡說。
3.人生價值觀
希臘神話的人生價值觀，強調以人對大自然的征服與改造為最高理想。宙斯之所以成為人神新世界的主宰，原因在於，他一方麵握有象征大自然力量的雷電霹靂，另一方麵又是眾神人之父。換句話說，宙斯作為最高曆史力量的原因是他既掌握大自然，又體現為“種的生產”之典範。這兩種屬人力量的化身，也就是古希臘神話所崇拜的力量化身。宙斯與普羅米修斯的衝突，並不是普羅米修斯護佑人，宙斯仇視人，而是普羅米修斯與宙斯爭奪對人的支配權。從象征意義上說，也就是希臘人對征服與殉難兩種文化選擇的心理衝突，宙斯的力量最終戰勝了普羅米修斯的善良，控製了曆史的最高權力，其實也就是曆史進步戰勝了人倫道德。
希臘神話中的英雄都是力量與智慧的化身，他們都在與自然現象的鬥爭中，盡顯其英雄本色。赫拉克勒斯力大無比，還是嬰兒時就在搖籃裏扼死了兩條巨蛇，後來建立了非常人所能的大功。阿喀琉斯英勇非凡，除了腳踵以外，渾身刀槍不入，在特洛亞戰爭中，所向披靡，勢不可擋。俄底修斯足智多謀，且是生產和工藝的能手，他的木馬妙計終於使希臘聯軍的特洛亞遠征取得勝利。
人對自然的征服，還體現為對人征服自然的實踐活動所構成的曆史命運的認同。在古希臘神話中，俄底修斯之所以得到神的眷顧，除了他在大海上以堅強的意誌、卓絕的智慧與各種象征自然力化身的妖魔鬼怪展開過不屈的周旋與抗爭外，還在於他勇於射殺糾纏於他家、徒靡他財產的求婚者，從而堅定地捍衛了私有製在曆史上的神聖性。俄瑞斯忒斯之所以在戰神山法庭被赦免了殺母之罪，是因為他履行了曆史賦予的變革社會關係的神聖使命。俄底浦斯死後的遺骨之所以成了吉祥的象征，就因為他以衝決血緣親屬關係的殘酷行為推動了曆史車輪的前進，同時還以莫大的勇氣承擔了曆史對心靈投下的巨大陰影。
古希臘神話中的英雄，都是勇於迎受曆史命運的強者，他們所推崇的人生價值的實現，也就是將人生投放於一定的曆史格局中，以勇當災難和痛苦的勇氣賦予人生以悲壯的光輝。
基督教《聖經》中的上帝，作為抽象的創造主，懷著美妙的目的創造了天地萬物，創造了人類。爾後亞當夏娃自己偷吃了智慧樹之果，從而失去了溫馨和諧的蒙昧壯態，邁開了沉重的曆史文明步履。人類墮落的故事極其悲哀地宣告：人邁開曆史步伐的第一天，便注定要失去無憂無慮的歡樂與幸福，注定要陷在曆史的苦難與罪孽之中痛苦地掙紮。希伯萊式的憂傷與悲觀籠罩著人的心靈。人該怎麽辦呢？一種人生價值的選擇作出了回答：天上的神是人倫道德的巨大化身，它關注著地上的人的現實奔忙，呼喚著不幸人們的靈魂回歸。如果說，古希臘神話中的人生價值觀
體現為人對曆史命運的擔當，那麽，基督教《聖經》中的人生價值觀則體現為神對人倫道德的寄寓。古希臘神話中的英雄是征服自然的勇士，基督教《聖經》中的英雄則是意誌與愛的超人。古希臘神話中的英雄行為在於用沾滿血腥的雙手，推動曆史車輪，基督教《聖經》中的英雄行為則是以自我的殉難，張揚道德意誌。耶穌及其使徒無疑就是其代表。他們在清醒洞見曆史無情法則的同時，堅定地呼喚人們對倫理道德、善與愛的關注。他們把人生價值的實現投放於救人濟世的善行良知之中。同時，重要的是，這救人濟世並非物質的允諾和財產的賜予，而是賦予人一種超越物質欲望的精神追求與力量。要人以執著堅定的人生態度，解脫塵俗的功利羈絆，飛升到靈魂得救的彼岸樂園。征服與獲取並非人生的幸福，寧靜與信仰才是人生的真諦，才能獲得上帝的恩寵。挪亞因為是個義人，所以他是上帝所發大洪水唯一得救的人。亞伯拉罕因為全心全意地皈依上帝，所以他得到了上帝的愛，反過來看，巴比倫塔之所以由上帝使修塔人語言分裂而未能建成，就因為上帝不允許僅憑對自然的征服、駕馭就可直通天堂。天堂隻是道德、愛、意誌、信仰的最高境界。上天堂的路在於為了人倫道德而自我犧牲，在於為了清洗曆史車輪的血汙而受苦受難。十字架上橫死的基督耶穌就是最感動人心的精神楷模、人生榜樣。
為了道德情義而殉道的英雄，既是上帝精神的顯現，更是人類曆史的贖罪的表現，因為他們，上帝甚至才寬恕人類犯下的罪孽。上帝就曾經答應亞伯拉罕，僅僅因為十個義人的緣故，他可以放棄毀滅一座罪孽深重的城市。因為上帝承認曆史進程中罪惡甚至是曆史發展的動力，是不可逆轉的此岸世界的法則，而楷模與榜樣僅僅是理想的英雄，這些少量的英雄隻可能是少量的。他們為了人類的美好理想而自我受難，其光輝的輻散卻是巨大而又廣闊的。
耶穌曾在曠野裏整整40晝夜沒吃沒喝，腹中饑餓難忍，但他卻抗住了魔鬼撒旦的誘惑。人生於世，物質的第一需要固然是食物，對於饑餓難當的耶穌來說，隻要一開口，石頭就變成美餐。但問題是，人生於世，並不僅僅為了活著，而是為什麽活？怎樣活？人與動物的差異就在於人可以憑自己的意誌選擇活的方式，選擇一種人生價值實現的方式。
（二）
神話，是原始初民智慧的結晶，是原始人類本體論與認識論的綜合形式。神話故事既是人類與周圍世界相互關係的故事，又是人類自己的故事。隨著人類曆史的發展、進步，邏輯意識與推理判斷終於隨著語言的進化而發生了。神話，作為最初包羅萬象的文化結構終於分解出了更為科學化、細致化的哲學、科學、語言、宗教、文學等。但是，作為最初蘊涵一切的文化形態中所包含的人類最初對世界、人生及自我認識與實踐的基因，卻深深地積澱於人類文化和心理的深處，無形地導引著特別是與原始神話關係最為密切的文學的發生發展。
1.凱撒的歸凱撒，上帝的歸上帝
如上所述，古希臘神話與基督教《聖經》所透漏的曆史觀，深刻地表明了西方人對人類曆史之二律背反法則的洞見。麵對這一曆史的嚴酷挑戰，希臘神話與基督教《聖經》都分別作出了自己最初的迎戰姿態。那麽，隨著人類最初包羅萬象的神話的解體，古希臘神話與基督教《聖經》又分別留給了文學怎樣的角色任務呢？也就是說，麵對曆史與人倫、理性與感性的二元矛盾，古希臘神話與基督教《聖經》留給文學的是什麽樣的文化使命？
古希臘神話留給文學的文化使命有兩個方麵。第一，當人類與大自然作單純鬥爭時，人們不斷獲得對大自然法則的認識、把握，從而不斷完成對大自然的征服，但是，在這個過程中又難免有無數次的失敗、教訓、犧牲等作為其沉重的代價，文學的使命便是高唱無數殉難者受盡磨難痛苦，但決不退縮、屈服的英雄主義壯歌，如普羅米修斯與英雄傳說中的故事。第二，當人類與大自然的鬥爭到了較高階段時，人們必須不斷衝決、變革落後的社會關係，以適應和加快征服自然的曆史步伐，但是，在這個過程中又必然會有對人倫的踐踏，對情感的傷害，作為其沉重的代價。文學的使命便是高唱無數曆史勇士肩負曆史使命，直麵虛無與羞辱的更深厚痛苦的英雄主義悲歌，如俄瑞斯忒斯殺母複父仇，俄底浦斯殺父娶母的故事。
基督教《聖經》留給文學的使命隻有一個方麵，即不管在人與自然鬥爭的任何階段，它都堅定地將人與自然的和諧，人與人關係的和諧置於首位。盡管事實上，它已經以自己的曆史觀默認了人類曆史法則的神聖性，但它仍然從價值的層麵堅守著人倫道德的崇高理想，文學的使命便是高唱無數殉道者恪守道德，不惜犧牲的英雄主義讚歌，如十字架上橫死的耶穌就是最動人心魄的典範。
古希臘神話與基督教《聖經》留給文學的使命不管在具體份相上有無差異，卻至少在征服自然與人倫和諧的二元對立項中取得了一致性。也就是說，在麵對曆史與人倫、理性與感性、現實與理想的二元矛盾時，它們都以共同的曆史觀默認了前項，並將後項留給了文學。《聖經》中耶穌所說的“愷撒的物當歸凱撒，上帝的物當歸上帝”，以驚人的睿智指明文學在西方曆史文化框架中所承擔的文化使命。換句話說，古希臘神話與基督教《聖經》都一致地在西方文化的框架中劃定了曆史與文學的固有領地。耶穌的話可以表述為“理性的歸曆史，感性的歸文學”。文學終於從古希臘神話與基督教《聖經》中延伸而出，承擔了屬於自己的曆史性角色。
由此，普羅米修斯為人類進步受盡痛苦磨難的故事成了西方文學反複吟誦的英雄詩篇。俄瑞斯忒斯與俄底浦斯為曆史發展而擔當罪孽成了西方文學說不盡、道不完的悲劇主題。耶穌執著於人類絕對的道德理想，成了西方文學永遠謳歌的精神楷模。曆史的合理不合情與文學的合情不合理一起奏出了西方文化實踐活動的永恒交響樂。這便是西方文化回答曆史挑戰的最為明智的迎戰方式。
此後的西方文化史，一方麵是西方人循曆史規律而大踏步前進，其間不斷有對人倫情感的踐踏，對心靈家園的破壞及無數“殺母殺父”的罪孽，另一方麵，又是文學對情感的寄寓，對靈魂的升華。當然，這種理性與感性的文化分工都有著一個共同的終極目的，那就是對曆史遙遠未來的幸福憧憬，對人生目前痛苦與罪孽之必然代價的真切理解。從而一任心靈忍受赤裸裸的蹂躪，爾後借文學以完成鳳凰涅pán?①似的超越飛升。這種深長久遠的曆史主義傳統一直導引著西方文學為現實中的不幸人們締造無數激動人心的美夢。
2.曆史理性與價值理性
希臘神話、基督教《聖經》以其自然觀所體現出的對人的存在與思維同一性的確定，以及人的認識實踐活動與世界原因、目的的一致性，共同奠定了西方文化源遠流長的理性主義思維背景。神－理性，在西方文化史上的很長一段時間裏，始終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東西。這種理性主義的一貫性直至18世紀近代資產階級的興起，人作為世界文化的主體地位被正式提到了曆史的本體地位。神還原成了人，神性則回歸於先驗的人性，於是理性－人性又成了一而二，二而一的東西。
這種理性主義的內涵由於古希臘神話與基督教《聖經》自然觀的區別而有著不同的特征。希臘神話自然觀的理性主義的核心是肯定世界萬事萬物的因果必然律，基督教《聖經》的自然觀的理性主義核心是肯定世界萬事萬物的目的性。由此，理性主義的內涵在此又分別成了因果與目的的同義語。
因果與目的的差異構成了不同的理性主義，因果理性構成了以征服自然、認識求知為中心的曆史理性主義，它肯定人類社會中人與自然實踐活動的優先地位，以及保障其優先地位必須支付情感代價的合理性，目的理性構成了以人倫和諧、道德意誌為中心的價值理性主義，它肯定人類社會中人與人和諧關係的優先地位，以及保障這種優先地位必須拋棄功利計較的合情性。
曆史理性主義以人類財富的逐步豐厚，對自然征服的逐步擴展，來寄寓人之情感的暫時失落，以集體大局所共有的幸福憧憬來激勵個人的勇敢獻身。價值理性主義則是以彼岸天堂的美好誘惑表達對道德倫理的美好希望，以耶穌受難殉道的十字架來表達對人類罪孽的心靈懺悔。總而言之，二者皆是以對現世、眼前的超越性賦予人以蔑視短暫而向往永恒的大智大勇。所不同的是，曆史理性主義的未來允諾仍然是一種物質享用，盡管遙遠，卻終歸是利潤豐厚的利益貯存；價值理性主義的理想實現是一種純精神的追求，一種信不信由你的人生態度。
曆史理性與價值理性在作為文學藝術的文化背景時，也就轉化成了兩種不同的精神傾向，此處，我姑且將其稱為希臘式精神與基督式精神。希臘式精神是以徹底的人本主義的人生價值觀來謳歌人的現世權利和曆史活動，張揚人的感性追求，擴充人的個性欲望，來與抽象的曆史進程、類的理性本質相對應。也就是說，曆史的發展，常常以類的原則、集體的意誌，束縛人的個體欲望，因而，在曆史的過程中，便常有個人生命的失落與犧牲。文學裏的希臘式精神的功能就是將人在現實中失落的追求在審美的藝術境界中實現、轉移或升華。它是以精神上的人性的極度張揚來實現人們的自由精神本質。基督式精神是以絕對的人倫道德為本的人生價值觀來頌揚善良與仁愛。它提倡倫理的執著、信仰的堅定，來與曆史的世俗原則相對應。也就是說，曆史常常是以生產力的進步推進生產關係的發展，從而推動生產方式的變革，作為其實質性的標誌。或者說，曆史的發展從根本上說是以對自然的駕馭、征服乃至改造作為其核心的。在此過程中，無可避免的會有以強欺弱、富壓貧、罪惡迫害善良為其標誌的人倫道德的失落，而基督式精神則以天堂的幸福、彼岸的美妙撫慰受壓的貧弱、善良，而以地獄的酷刑、來生的苦難來懲戒施壓的強富與罪惡。它是以精神上的道德意誌的絕對展開來實現人們的自由精神本質。
總之，西方文化作為一種文化形態，其內涵有曆史理性與價值理性的二元組合。這時候，文學類似於宗教，屬價值理性的文化層麵，具有的是價值理性的文化功能。但在價值理性的自身層麵上，還有著新的價值取向的差異。也就是說，在麵對曆史中情感的失落時，還有著靈與肉的不同精神向往，在麵對普遍的災難與痛苦的時候，還有著性愛與博愛的不同抗衡方式，這就構成了文學藝術不同的精神傾向。希臘式精神似乎更寄寓於肉體的向往而將靈魂留給了基督式精神；更鍾情於人間的性愛而將博愛留給了後者。也就是說，希臘式精神更以審美的悲壯崇高來撫慰受傷的心靈，基督式精神則以蔑視現世功利的人生態度來超度此岸的殉難與犧牲；希臘式精神更倡導審美的藝術人生，基督式精神更追求宗教式的迷狂陶醉。
3.知識與美德的文學目的
曆史理性與價值理性將曆史與人倫、理性與感性，現實與理想的矛盾已然納入了理性文化的整體框架之中，從而形成了西方文化特有的雙套馬車。但如前所述，文學藝術本身在曆史文化的框架中則又歸屬於價值理性層麵。所以，作為文學藝術的文化背景看，這兩種理性在作為文學藝術實踐活動的出發點時，就常常糾纏一起，難解難分，但其差異仍明晰可辨，除了前述轉化成了文學的自身精神傾向的差異外，還同時製約著文學藝術在社會實踐功能上的具體目的。
西方文學家、詩人或自覺地從求知目的出發，揭示現實人生痛苦與快樂的根源，從而幫助人認識世界及人生的奧妙；或從道德目的出發，探問人生罪惡與善良的淵藪，幫助人追求道德理想的崇高境界。他們都秉承著為人而述的偉大精神，貼近並關注著現世人生。或從因果律出發，讓人在洞見人類曆史之奧秘的同時獲得一種精神的頓悟；或從目的論入手，讓人在領會至高道德意義的同時得到一種靈魂的超越。這一切同時指向了一個共同的目的，以情感的特殊方式觀照人類曆史中理論與實踐、理性與感性、現實與理想的二元矛盾。或獲得洞悉無情之必然律後的自由，即實現“自由就是對必然的認識”；或實現道德超越現實法則的自由，即實現“自由就是道德理想”。兩種自由都從文學價值功能的角度肯定了文學在曆史文化框架中的本體地位。這兩種自由價值功能，也就是西方藝術哲學家所著力探求的文學的認識與教誨功能的實現，或者說知識與美德的文藝社會目的的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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