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格瓦拉出生於阿根廷羅薩裏奧，是這個西班牙和愛爾蘭裔家庭的長子。他出生證明上的日期是1928年6月14日，但一些資料認為他實際上出生於5月14日。他的出生證明被故意修改，以掩飾他母親在結婚時已懷孕的事實。切·格瓦拉父親埃內斯托·格瓦拉·林奇的家族已在阿根廷生活了12代，是一個聲譽卓著的家族。他的祖先帕特裏克·林奇1715年出生於愛爾蘭，後經西班牙轉輾來到阿根廷，在18世紀末，他已成為了巴拉那河地區的總督。而他母親塞莉亞·德·拉·塞爾納·略薩的家族也已在阿根廷生活了7代，同樣也是貴族家庭，祖先約瑟·德·拉·塞爾納曾是西班牙最後一任駐秘魯總督。切·格瓦拉的父母於1927年結婚。
切·格瓦拉父親在傳記《我的兒子，切》中寫到：
| “ | 5月（注：1930年）的一個早晨，寒風呼嘯，我的妻子帶著我們的小埃內斯托去遊泳。中午時分，我去俱樂部找他們，準備和他們一起去吃午飯，這時我發現，孩子穿著一身濕漉漉的遊泳衣，已經凍得直打哆嗦。塞莉亞卻還一個勁地在遊泳。她不是個有經驗的母親，根本沒有意識到現在已是冬天，天氣變化對這樣一個脆弱的孩子來說，該有多危險。 | ” |
從此切·格瓦拉便患上了嚴重的哮喘病。受這個有著一定左翼思想的上層家庭（尤其是作為阿根廷共產黨員的姨父母）的影響，切·格瓦拉從小便對政治的十分熱衷。雖然患有哮喘，但切·格瓦拉十分熱愛體育運動。1948年，他進入布宜諾斯艾利斯大學學習醫學，並於1953年3月順利完成了學業。
遊曆
當他還是一個學生的時候，切·格瓦拉時常利用假期在拉丁美洲周遊。1950年1、2月暑假時，他遊曆了阿根廷北部的12個省，走過了約4000多公裏的路程。1951年，他在自己的好友藥劑師阿爾韋托·格拉納多（Alberto Granado）的建議下，決定休學1年環遊整個南美洲。他們的交通工具是一輛1939年產的Norton摩托車。他們於1951年12月29日出發，決定的線路為：沿著安第斯山脈穿越整個南美洲，經阿根廷、智利、秘魯、哥倫比亞，到達委內瑞拉。在路途的中間他們的摩托車壞掉了。切·格瓦拉還在秘魯的一個麻風病人村作了幾個月的義工。
在這次旅行中，切·格瓦拉開始真正了解拉丁美洲的貧窮與苦難，他的國際主義思想也在這次旅行中漸漸定型，他開始認為拉美各個獨立的國家其實是一個擁有共同的文化和經濟利益的整體，倘若革命則需要國際合作。離家8個月後，1952年9月，切·格瓦拉乘飛機回到了阿根廷，全家人都去機場迎接他。在他此時的一篇日記中他寫到：
| “ | 寫下這些日記的人，在重新踏上阿根廷的土地時，就已經死去。我，已經不再是我。 | ” |
切·格瓦拉在這次旅行中所寫的日記後來被成冊出版，依此巴西導演沃爾特·薩勒斯（Walter Salles）2004年拍攝了電影《革命前夕的摩托車日記》。切·格瓦拉開始拚命複習，在1953年6月1日，他正式成為醫生。他本可成為一位受人尊敬的醫生，可是，這次旅行徹底改變了切·格瓦拉。
踏上危地馬拉
由於貝隆政府當時在阿根廷的的獨裁統治，擔心兒子被征用做軍醫的母親讓格瓦拉逃離阿根廷。1953年7月7日，格瓦拉開始了他的第二次拉美之旅。在玻利維亞經曆了一次革命之後，格瓦拉從厄瓜多爾前往危地馬拉。途經哥斯達黎加時，這個當時拉美唯一的民主國家深深打動了格瓦拉。
1953年12月24日，格瓦拉到達了危地馬拉。當時危地馬拉正處於年輕的左翼總統阿本茲（Arbenz）的領導下，進行著一係列改革，尤其是土地改革，矛頭直指美國聯合果品公司。在危地馬拉他也得到了他知名的綽號“切”（Che），“Che”是一個西班牙語的感歎詞，在阿根廷和南美的一些地區被廣泛使用，是人打招呼和表示驚訝的常用語，也有“朋友”的意思，類似於漢語中的“喂”、“喔”、“哥們”等。
1954年3月28日，美國中央情報局在洪都拉斯成立了一支由危地馬拉軍官阿瑪斯領導的雇傭軍，阿本茲政權很快被推翻，阿瑪斯成為危地馬拉總統，開始對左翼人士進行殘酷的鎮壓，幾個月之內約9000人被捕或被殺害。從此，格瓦拉堅定了自己的共產主義信仰，認為共產主義是解決目前拉美種種困難的唯一途徑。隨後，他前往墨西哥避難，並在此遇見了菲德爾·卡斯特羅。
古巴革命
1958年11月
1955年，格瓦拉同卡斯特羅在墨西哥城相遇，當時卡斯特羅兄弟正為重返古巴進行武裝鬥爭並推翻巴蒂斯塔獨裁政權而進行準備。格瓦拉迅速加入了卡斯特羅組織的名為“七二六運動”（以一次失敗的革命：蒙卡達事件的日期命名）的軍事組織。1956年11月25日，“七二六運動”的82名戰士擠在“格拉瑪號”（Granma）小遊艇上，從墨西哥韋拉克魯斯州（Veracruz）的圖克斯潘（Tuxpan）出發，駛向古巴。
1956年12月2日，比計劃推遲了兩天，他們在古巴南部的奧連特省的一片沼澤地登陸，遭到巴蒂斯塔的軍隊的襲擊，隻有12人在這次襲擊中幸存。格瓦拉，作為軍隊的醫生，在一次戰鬥中，當麵前一個是藥箱，另一個是子彈箱時，他扛起了子彈箱。從這一刻開始，格瓦拉徹底從醫生轉變為了一名戰士。
剩餘的遊擊隊戰士，在馬埃斯特臘山中安頓下來，並使革命隊伍逐漸壯大，得到了一些農民及工人的支持。在戰鬥中，格瓦拉的超人的勇氣及毅力、出色的戰鬥技巧和對敵人的冷酷無情得到了越來越多人的，包括卡斯特羅的賞識。他很快成為了卡斯特羅最得力和信賴的助手。到1958年初遊擊隊員約有280人，在經曆了一係列戰鬥之後，到12月27日，革命軍擁有了8000平方公裏土地和50萬人民。1959年1月2日，革命軍成功占領古巴首都哈瓦那，巴蒂斯塔出逃。這段經曆，被格瓦拉寫入了自己1963年出版的《古巴革命戰爭的回憶》（西班牙語：Pasajes de la Guerra Revolucionaria）中。
古巴任職
戰爭結束後，古巴新政府成立，格瓦拉被授予“古巴公民”的身份。1959年5月22日，格瓦拉同自己的第一任秘魯裔妻子伊爾達·加德亞（Hilda Gadea）離婚，他們唯一的女兒由格瓦拉撫養。6月，格瓦拉同參與了古巴革命且與自己誌同道合的阿萊伊達·馬奇（Aleida March）結婚，之後他們共育有4個子女。
首先，格瓦拉被任命為卡瓦尼亞堡軍事監獄的檢察長，負責對巴蒂斯塔時代的戰犯（主要是政客和警察）進行審查和處理，一些資料認為格瓦拉一共刑決了156人，但一般推測，人數應該高達600人。1959年10月，並不懂經濟學的格瓦拉被任命為國家銀行總裁，開始對古巴經濟體製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將企業收歸國有，並實行了土地改革。1961年，格瓦拉又被任命為工業部長。
格瓦拉幫助卡斯特羅在古巴建立了社會主義製度，在古巴遭到美國經濟封鎖後，格瓦拉與蘇聯簽定了貿易協定。在這段時間內，他也因為其對美國的強硬態度而逐漸聞名於西方。在古巴導彈危機中，他是1962年赴莫斯科談判的古巴代表團的成員之一，並最終簽署了蘇聯在古巴部署核武器的計劃。格瓦拉認為，安置蘇聯的導彈將捍衛古巴獨立，使古巴免於遭受美國的侵略。
1964年12月，格瓦拉代表古巴出席聯合國第19次大會，之後相繼訪問了阿爾及利亞、剛果民主共和國等8個非洲國家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當1965年3月14日回到古巴後，他與卡斯特羅在諸如對蘇關係、援助第三世界革命等問題上的分歧日趨嚴重。不久他辭去了自己的職務，在給卡斯特羅寫的告別信中：“他對單一的蘇聯模式感到不解和失望，對社會主義的前途感到憂慮，因為他發現不少的革命者都是在豪華的汽車裏、在漂亮的女秘書的懷抱裏喪失了往日的銳氣。所以，為保持革命者的完美形象，他隻能選擇戰鬥，選擇一個鳳凰涅盤式的壯美結局”，為防止個人行為對古巴的不利，放棄了古巴公民身份。4月1日他乘飛機離開了古巴，前往剛果。
在古巴擔任高官期間，格瓦拉抵製官僚主義，生活節儉，並且拒絕給自己增加薪水。他從沒上過夜總會，沒有看過電影，也沒去過海灘。一次在蘇聯一位官員家裏做客時，當那位官員拿出極昂貴的瓷器餐具來招待格瓦拉時，格瓦拉對主人說：“真是諷刺，我這個土包子怎麽配使用這麽高級的餐具？”同時格瓦拉周末還積極參加義務勞動，比如在甘蔗地或工廠裏勞動。
出走剛果
1965年4月23日，格瓦拉從坦桑尼亞穿越坦噶尼喀湖，前往剛果。一些資料指出，在之前他同卡斯楚的一次秘密會談中，格瓦拉說服了卡斯楚支持這次行動。在最初他得到了當時剛果遊擊隊領導人洛朗-德西雷·卡比拉（Laurent-Désiré Kabila）的協助，但不久格瓦拉拒絕了他的幫助，認為其是完全無意義的，並寫到：“沒有什麽能讓我相信他是一個現在的人”。
格瓦拉向剛果起義軍隊傳授遊擊戰術，他的計劃是利用剛果坦噶尼喀湖西岸的解放區作為基地，訓練剛果及周邊國家的革命武裝。此時格瓦拉已經37歲，而且並沒有受過正規軍事訓練的經驗（他的哮喘使他免於在阿根廷服兵役），他的戰鬥經驗大都來自古巴革命。
與剛果政府軍一道的美國中情局人員，此時正全程監控格瓦拉部隊的對外通信，以便於在格瓦拉的遊擊隊來襲前能先發製人、截斷其補給線。格瓦拉在此役所期許的是能夠向當地的辛巴人灌輸古巴共產革命思想及遊擊戰術，將他們訓練成一批驍勇善戰的遊擊隊。事後格瓦拉在他的《剛果日記》裏回憶，當地人組織起來的烏合之眾愚笨、漫無紀律、內部紛爭不休是導致這次起義失敗的主要原因。同年，在非洲叢林吃足了7個月的苦頭之後，病弱的格瓦拉沮喪地與他剩存的古巴戰友離開剛果（有6個夥伴沒能活著離開）。格瓦拉一度考慮將受傷士兵送回古巴，自己留在剛果叢林裏戰到最後一刻，用生命為革命豎立典範。不過，在幾次徘回後，格瓦拉經不住同誌們的苦苦哀求，同他們一起離開了剛果。
離開剛果的格瓦拉並沒有因此回到他熟悉古巴。在卡斯楚公布的格瓦拉道別信裏，格瓦拉宣稱他將切斷與古巴的一切聯係，投身於世界其他角落的革命運動。為此，格瓦拉深覺在道義上他不應回古巴。接下來的六個月裏，格瓦拉極其低調的遊走於坦桑尼亞首都達累斯薩拉姆、布拉格以及東德。這段時期，格瓦拉除了記載他在剛果的經過外，還開始起草兩本書，準備對經濟學及哲學加以論述。在卡斯楚獲悉格瓦拉的下落後，極力要求他的老同誌回到古巴。格瓦拉則明確地聲明，除非是為了在拉丁美洲國家進行革命活動，因地利之便，他會在絕對機密的情況下回到古巴進行籌備工作外，他將不再踏上這片土地。
玻利維亞
1966年至1967年間 ，格瓦拉開始在玻利維亞帶領遊擊隊員進行革命活動。 當地的玻利維亞共產主義者購買了Ñancahuazú的密林地區移交給格瓦拉用作訓練區域。格瓦拉及其古巴伴隨亦編改了一些遊擊隊員軍隊方式。格瓦拉的組織大約有50名遊擊隊員，名為Ejército de Liberación Nacional de Bolivia（玻利維亞全國解放軍，簡稱ELN），有著精良裝備。早期他們在險峻Camiri山區與玻利維亞正規軍作戰取得了不少勝利，然而在9月，正規軍卻設法想消滅兩個遊擊隊小組，並殺害了一個遊擊隊領導。
玻利維亞總統René Barrientos得知他的存在後，揚言要殺死格瓦拉。他下令玻利維亞軍隊四處搜尋格瓦拉和他的追隨者。希望挑起革命的格瓦拉對玻利維亞的錯誤判斷令他後來慘敗。他隻準備應付國家軍政府及其訓練和裝備皆差的軍隊，但卻沒有顧慮到玻利維亞身後的美國。
當美國政府得知他的革命活動地點後，很快便派出了CIA人員進入玻利維亞援助反革命。因為美國的援助，玻利維亞軍隊由美國陸軍特種部隊顧問訓練，當中更包括了一支以應付密林戰而組織的別動隊。而格瓦拉在遊擊當中卻得不到地方分離分子及玻利維亞共產黨的預期協助。這時，用來與古巴聯絡的兩台短波發射機損壞令他無法寄發消息到哈瓦那，遊擊隊員用來為從哈瓦那發出的短波解碼的錄音機亦在渡河中亦丟失了，這令格瓦拉完全地被隔離。由於美國對玻利維亞政府的軍事援助和缺乏盟友，令格瓦拉的形勢顯得十分不妙。
另外，CIA幫助了反對卡斯楚政權的古巴流放分子設立審訊室拷打那些被認為協助格瓦拉的玻利維亞人。為搜尋格瓦拉的支持者，幾乎有300,000人因而受到政治迫害。
受難
1967年10月在玻利維亞La Higuera，格瓦拉遊擊隊中的一個逃兵向玻利維亞特種部隊透露了格瓦拉遊擊隊的營地。10月8日，當格瓦拉在La Higuera附近帶領巡邏，特種部隊包圍了營地並且捉住了他。他在他的腿受傷後投降。關於他被擒時的情景分別有幾個版本：
- 有說法在衝突期間，有幾個士兵想接近他，他便喊道：“不要射擊！我是切·格瓦拉，我活著對您來說比死更有價值”。
- 另一說法是他被捕獲時身份仍然不為人所知。他在捕獲之時佩帶著一隻剛收到的禮物勞力士手表。當Barrientos知道他被擒才馬上命令處死他。
格瓦拉被囚在一個破落的校舍一夜，後被審問，但其拒不回答任何問題。其中，審訊者問，你現在在想什麽?格瓦拉回答：“我在想，革命是永垂不朽的。” 9日下午他便在他的手被綁在板上的情況下被一個抽中簽的玻利維亞軍隊中陸軍中士瑪利歐·塔蘭（Mario Terán）射殺。一些人認為那個中士是向格瓦拉的麵和喉頭開槍。廣泛受認同的是，他開槍射格瓦拉的雙腿以令他的麵孔完整以便證明身份，並假裝是作戰的創傷以隱瞞他被槍斃。他們咬住格瓦拉的胳膊以免其大聲呼喊，他們最終見格瓦拉太痛苦而向其胸口開槍。切格瓦拉在他的死亡之前曾向那中士說過：“我知道你要在這裏殺我。開槍吧！懦夫，你隻是要殺一個人”。他的屍體被直升機送到了一個地方醫院和展示予傳媒。那時被拍攝照片成為了一個傳奇，很多人頌揚他為聖人。在一名軍醫切斷了他的手之後，玻利維亞的陸軍將校將格瓦拉的屍首轉運去一個秘密地方，並拒絕透露他的遺骸是否已被埋沒或火化。
玻利維亞搜捕切·格瓦拉的中央情報局特工頭子Félix Rodríguez在聽說切·格瓦拉捕獲的消息後將消息經由在南美各國CIA 駐地然後才傳回至CIA在弗吉尼亞州蘭格雷的總部，將他的死訊公布天下這做法，最主要的目的便是令遊擊隊放棄幻想。在處決後，Rodríguez還取了切·格瓦拉的Rolex手表和幾樣私人物品，在往後日子裏經常驕傲地展示在記者麵前。
切·格瓦拉在10月9日1:10 PM被處死在La Higuera的校舍，遊擊隊員被拘捕並審問有關一位年輕法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和作家，卡斯特羅的親密朋友雷吉·德布雷（Régis Debray）。在1967年4月，政府勢力捉了Debray，並且指責他與遊擊隊合作。德布雷聲稱他隻是記者，並且透露那Che(切·格瓦拉) 早期神奇消失的幾年是帶領遊擊隊。玻利維亞在10月上旬開始對德布雷的審判，在當時成為了一個國際事件。當局在10月11日正式報告了切·格瓦拉在10月9 日被殺。10月15日卡斯特羅宣告古巴全國哀悼三天。切·格瓦拉之死被當時認為代表了當時社會主義革命運動思想遍及至拉丁美洲和其他第三世界國家。
1997年，切·格瓦拉的無手身體骸骨在Vallegrande被掘出，由DNA辨認吻合，並運返古巴。在1997年10月17日，他的遺體以頂級軍事榮譽安葬在聖克拉拉一個被修造的陵墓，以紀念他在三十九年前贏取了聖克拉拉古巴革命的決戰。
玻利維亞日記
玻利維亞日記記述了遊擊隊在玻利維亞革命活動。第一篇日記寫於1966年11月7日，是他到來之後在Ñancahuazú農場寫的，最後一篇寫於1967 年10月7日， 是他被擒的前一天。日記敘述了遊擊隊怎樣開始運作以及被政府軍發現，解釋切·格瓦拉怎樣決定劃分二個縱隊但隨後無法重建聯係，並且描述他們的整體失敗。它記錄了切·格瓦拉和玻利維亞共產黨之間的不和導致切·格瓦拉遊擊隊士兵比最初期望少。日記上敘述了切·格瓦拉遊擊隊因語言障礙問題而難以由地方民眾招募新兵。革命活動亦隨著切·格瓦拉變得越來越不適而式微。他的哮喘在死前曾經大幅惡化。玻利維亞日記由Ramparts 雜誌迅速及未加修飾地翻譯後在世界上流通。他的革命摰友，現任古巴國務委員會主席卡斯楚亦曾介入翻譯。
英雄
切·格瓦拉死後，隨著他的屍體的照片的傳播，切·格瓦拉的事跡也開始廣泛為人所知。全球範圍內發生了抗議將其殺害的示威，同時出現了許多頌揚他，和記錄他生平以及死亡的文學作品。即便是一些對切·格瓦拉共產主義理想嗤之以鼻的自由人士也對其自我犧牲精神表達了由衷的欽佩。他之所以被廣大西方年青人與其他革命者區別對待，原因就在於他為了全世界的革命事業而毅然放棄舒適的家境。當他在古巴大權在握時，他又為了自己的理想放棄了高官厚祿，重返革命戰場，並戰鬥直至犧牲。
特別是在60年代晚期，在中東和西方的年輕人中，他成為一個公眾偶想化的革命的象征和左翼政治理想的代名詞。一幅由著名攝影師阿爾貝托·科爾達在1960年為切·格瓦拉拍攝的生動的肖像照片迅速成為20世紀最知名的圖片之一。而這幅切·格瓦拉的人像，也被簡化並複製成為許多商品（比如T恤衫、海報和棒球帽）上的圖案。切·格瓦拉的聲望甚至延伸到了舞台上，在蒂姆·萊斯和安德魯·洛伊·韋伯的音樂劇《貝隆夫人》中他成為了旁白者。該音樂劇講述了切·格瓦拉由於胡安·貝隆的受賄和專製，而對貝隆夫人和她的丈夫感到失望。這個旁白者的角色是虛構的，因為切·格瓦拉與貝隆夫人並不是同一時代的人物，而且他一生中唯一一次與埃娃·貝隆有關的事情是他在孩提時代曾經給貝隆夫人寫過信，信中向貝隆夫人索取一輛吉普車。
切·格瓦拉的遺體，同其他六個一同在玻利維亞戰鬥的同誌的遺體一道，於1997年被安置於一個叫埃內斯托·格瓦拉司令廣場（Plaza Comandante Ernesto Guevara）特別的陵墓之中。該陵墓位於古巴聖克拉拉，2004年，大約205,832人參觀了切·格瓦拉的陵墓，其中127,597人是外國人，包括來自美國、阿根廷、加拿大、英國、德國、意大利等國的遊客。該處陳列了切·格瓦拉寫給卡斯特羅的道別信（信中，切·格瓦拉宣稱他將切斷與古巴的一切聯係，投身於世界其他角落的革命運動）的原稿。
法國哲學家讓-保羅·薩特稱許切·格瓦拉是“我們時代的完人”，切·格瓦拉的支持者認為，切·格瓦拉被證明是繼拉美獨立運動的領導者西蒙·玻利瓦爾之後，拉丁美洲最偉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
批評
雖然切·格瓦拉被許多人視為英雄，但他的反對者們在他的遺產中發現了他們眼中切·格瓦拉一生中不那麽光彩的部分，他們認為切·格瓦拉熱衷於處死古巴革命的反對者。一些切·格瓦拉的著作被作為這種狂熱的證據，其中的一些被Alvaro Vargas Llosa（他的眾多堅決反對者中的一個）所引用。比如，在切·格瓦拉的Message to the Tricontinental一文中，他寫道：“仇恨是鬥爭的一個要素，對敵人刻骨的仇恨能夠讓一個人超越他的生理極限，成為一個有效率的，暴力的，有選擇性的，冷血的殺戮機器”。
紐約太陽報作家Williams Myers給切·格瓦拉貼上了一個“反社會的暴徒（sociopathic thug）”的標簽。其它一些美國報紙的批評家也有同樣的評價。這些批評家聲稱切·格瓦拉本人應該對古巴監獄中數百人受酷刑和被處死，以及他領導的古巴革命武裝控製或造訪過的地區許多農民被謀殺之事負責。他們也相信切·格瓦拉是一個拙劣的戰術家，而不是一個革命天才，他從沒取得過一場有記錄的戰鬥的勝利。一些批評家認為切·格瓦拉在阿根廷讀醫學院時是失敗的，沒有證據表明他真的獲得了醫學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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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前夕的摩托車日記》(The Motorcycle Diaries)，主演：羅德裏戈·戴拉·塞納（Rodrigo De la Serna）、蓋爾·加西亞·埃布爾納（Gael Garcia Bernal）、米婭·梅斯特羅（Mia Maestro）。導演:沃爾特·薩雷斯（Walter Salles），2004年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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