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內容整理自辛可北師大演講部分
剛才我罵了北大、清華、人大，我看見很多同學和老師在笑。你們心裏很爽，是不是？你們不要笑得太早，既然到了北師大，我是不會放過你們的。不過我再次聲明，我們要響應毛主席的號召，隻許文鬥，不許武鬥。如果我得罪了大家，大家可以批我，但不許動手，好不好？
下麵我講一個問題，就是如何鑒定知識分子的成色。也就是說什麽是真貨、行貨，什麽是假貨、水貨。什麽是合格的知識分子，什麽是不入流的知識分子。我相信從來沒有人教給你這些方法，因為你們的老師很多人本來就是假貨和水貨，他們要是把鑒定方法教給你們，以後還怎麽混，哈哈。
鑒定一個知識分子，要從兩方麵入手，一是為學；一是做人。
就為學而言，分三個層次。
第一個層次是要有學識。
所謂學識就是具備紮實的知識基礎，至少應該知識正確，要做到這一點，不坐坐冷板凳肯定是不行的，坐在冷板凳上也不能隻是仰望星空，而要踏踏實實下點功夫，把相關的知識搞清楚。中國曆史上有兩個孔子，一男一女，男的是孔慶東的祖宗，女的就在北師大（於丹教授），這頂高帽子絕不是我送給她的，而是孔子的後代孔慶東捐獻的，也隻有他才有資格這麽做。作為女孔子，連基本的東西都搞不清楚，就有點說不過去了，對不對，所以知識正確對知識分子是很基本的東西。
當然了，人非聖賢孰能不過，但搞錯了就應該謙虛的接受，改過來。像餘秋雨先生那樣，人家指出了他文章的錯誤，他非但不認錯，還說人家想罵名人出名。就算人家想出名想瘋了，但錯誤在你，你這樣做就有點牛二了，不是對待知識的正確態度。孔夫子講：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如果不知裝知之，這算什麽東西呢。
不好好讀書、做學問，就隻能不學無術，但中國一直有一種讀書無用論的思潮，所謂不學有術，以前的比如張鐵生，現在如韓寒、郭敬明等等。我覺著關於術我們要有正確的認識，如果你是去做煤老板、玩賽車，大概讀書的作用不大，如果你要做個有水平、有見識、要臉的知識分子，不讀書隻能無術，最終隻能把自己搞得跟小醜一樣。
第二個層次是明辨是非。
歐陽修在《與宋司諫書》中說：有學問者，必能辨是非。這是一篇好文章，推薦大家也好好讀讀。王小波寫過一篇文章，其中講到蕭伯納的《芭芭拉上校》，說明辨是非是一件很難的事。王小波的文章
我基本上都讀過，核心思想就是講人要明辨是非，否則人或者社會將多麽可笑。
表麵上看，明辨是非很簡單，其實很難。很多人學富五車，但始終不明辨是非，或者故意顛倒是非黑白。明辨是非就是利用我們掌握的正確的知識，運用正確的思想方法，對事對人做出合乎理性的判斷。如果不能明辨是非，掌握多少知識也是沒用的，倒不如一張白紙的好。宋司諫是進士，學問不可謂不好，但在歐陽修看來，就是個不辨是非的小人。所以說，如果不能明辨是非，未必就是真有學問，或者說有學問也是扯淡。
比如前麵講過的易延友教授，他可能是法律方麵的專家，可沒有基本的是非觀念，結果隻能落得如過街老鼠人人喊打，為天下笑。郭沫若先生是大學問家，卻寫了一大推肉麻的文章，今天拍這個明天批這個，根本就是個投機分子，機會主義者。1927年，他寫《請看今日之蔣介石》，把蔣介石罵的豬狗不如，反革命頭子，國賊，可到了1937年，蔣介石給他發了烏紗帽，就開始蔣委員長萬歲了，並寫了《蔣委員長會見記》，把拍馬屁的功夫用到了極致；江青當紅的時候，他寫《獻給在座的江青同誌》，大拍旗手馬屁：“親愛的江青同誌，你是我們學習的好榜樣。江青他們倒黴了，他馬上寫文章大罵人家是白骨精。魯迅活著的時候，郭沫若罵人家是封建欲孽、二重反革命，魯迅死了，他又肉麻地吹捧人家“中國之偉大人物，過去人都說孔子，但孔子不及魯迅。”，郭沫若的學問不可謂不好，但隻知道投機，沒有基本的是非觀念，所以也是個水貨，不入流的偽知識精英。
現在很多偽知識精英，之所以斯文掃地，不是學問太差，而是根本沒有是非觀念，為了利益不擇手段。我再講個例子。現在有些人揚言要恢複繁體字，認為這才是中國文化的正統。說這種話的人，要麽是腦袋被驢踢了，要麽就是沒有基本的是非觀念。中國自近代以來，在文化建設領域，最偉大的貢獻是什麽？兩件事，一是胡適、陳獨秀他們搞的白話文運動；二是漢字的簡化，這是共產黨對中國文化最偉大的貢獻。為何，因為語言文字不過是交流的工具，當然越簡單越好。在白話文普及以前，知識總是被一小撮人壟斷，這不但無助於知識的傳播與發展，也造成了社會的不公。白話文運動有力地改變了這一局麵。漢字的簡化更是如此，繁體字對普通大眾來說實在太難了。新中國剛建立的時候，中國人口文盲率超過80%，到70年代末，文盲率在城市下降到16.4%，在農村下降到34.7%。這難道不是漢字簡化的功勞。
既然要明辨是非，那標準是什麽，我以為最為關鍵的有兩條，
一是法律法規，這是道德的底線，也是是非的底線，如果你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連基本的法律規範都不遵守，所謂是非就不用講了。
二是人類社會的基本價值標準，也可以說是普世價值。現在中國有件很有趣的事，就是很多人大張旗鼓地反對普世價值。我覺著這事幹的特別不明智。反對普世價值的人，其實就是反對實行西方的民主政治，怕這個玩意衝擊他們的執政地位。既然你心眼如此，就說出來，這有什麽不好意思的？可以昭告天下，我根本就不要所謂西方的民主
政治。可普世價值的內容不隻是這玩意，你不能洗澡水和孩子一起潑啊。這是一件很荒唐的事，普世價值包括人的各種基本權利，難道這些你也要反嗎？如果真的都不要了，我們這個國家將是個什麽玩意，根本就沒法玩嘛。老實說，現在政府的公信力受到挑戰，在政治倫理方麵處處被動，從事宣傳工作的人應該負很大的責任。我不反對政府為自己的政策辯護，這很正常，但你能不能找點腦袋沒被驢踢過的家夥，現在搞的這些玩意太搞笑了嘛，對不對？！
第三個層次是智慧和創新。
中國要從一個跟在別人屁股後邊模仿、搞山寨貨的國家，變成一個創新性國家，靠誰呢，關鍵就是要靠知識分子，在坐的各位。我們最終要把自己掌握的知識轉化為智慧，提出創造性的思想方法，從而推動社會的進步。佛家講“戒、定、慧”，所謂的慧，就是實踐的意思，要把學習、修行的結果轉化為內在和外在的動力，並付諸於人生與社會的實踐。
要做到這一點，首先要解決兩個問題，
一是必須建立在正確的知識與方法論的基礎上，否則就是胡來，比如上世紀中葉，中國搞除四害運動，全國人民熱火朝天揚言要消滅麻雀，結果麻雀還沒消滅幹淨（也消滅不幹淨），蝗蟲來了，害得大家餓肚子，大躍進的時候，搞什麽大煉鋼鐵，搞得烏煙瘴氣，這根本不是創新，而是胡來。
二是要符合人類社會發展的潮流。我始終認為，人類的很多基本價值和社會發展的潮流，對中國是適用的。可有些人偏要弄出來個不
一樣的東西出來，所謂中國特色，結果隻能弄成四不像。有些人動不動抬出中國的傳統文化說事，希望在《黃帝內經》或《四書五經》裏尋找創新的密碼，結果鬧出一堆笑話，比如綠豆茄子包治百病等等。
我始終認為，在中國走向全麵現代化的過程中，中國的政治與文化傳統是個巨大的負擔，如果不把這玩意扔掉，我們沒法真正建立一個健康的國家。中國的傳統政治倫理的主流有兩個，儒家和道家，儒家是專製主義、道家是無政府主義，這都是反潮流，反現代化的，必須扔掉。孔子、老子、黃帝內經解決不了現在的問題，我們必須按照人類曆史發展的潮流，創新我們的製度、文化和科學。
周有光講過一番很有見地的話，他說世上隻有一條路，不管你願不願意，遲早也要上那條道。這是活了一個世紀的知識分子的忠告，他這100年真沒白活。可有些人就是聽不進去，或者聽進去了裝作沒聽見。其實這並不重要，不管你走還是不走，路就在那裏，隻有一條；不管你喜歡還是不喜歡，結局就在那裏，你別無選擇。有種你就試試看！
至於做人，有三個層次。
第一層次是必須遵守法律等基本的社會規範。
中國的知識分子喜歡講道德，動不動要以德治國。其實道德的底線是法治，沒有這個玩意，所謂的道德根本就不存在。很多人說現在是“禮崩樂壞、人心不古”，總之，中國社會的道德水準很糟糕。根本的原因是什麽，不是中國人的思想品德比其他國家的人如何低劣，而是中國的法治出了問題，有法不依、違法不究中國還不是一個完善的法治國家。
我經常說，外國人品德如何高，不隨地扔垃圾、吐痰、不闖紅燈等等，都是品德的問題。可事實是，如果外國跟中國一樣，扔垃圾、吐痰、闖紅燈不用付出任何代價，估計比中國人好不了多少吧。不是他們不想，而是不敢，時間長了，就成了生活習慣。中國人之所以這麽幹，簡而言之，就是沒人管嘛！
中國人為什麽法治觀念淡薄，不講規矩，有三個原因：
一是重道德輕法治，本末倒置。在這方麵，儒家要付很大的曆史責任。靠道德教化來治理國家，隻能弄得滿大街兩種人橫行，道貌岸然的偽君子和無法無天的流氓。
二是社會精英起了很壞的示範作用，所謂“刑不上大夫”。孔夫子的設想是用禮、道德來約束所謂君子，可結果呢，表麵上道貌岸然，實質上胡作非為。既然社會精英是這副德行，老百姓也就跟著模仿，無法無天了。
我們總是想用一些模範人物來教育官員和知識精英，可有用嗎？根本沒用，多少個雷鋒、孔繁森、焦裕祿都是沒用的，唯一的辦法就是嚴刑峻法。如果真要教育，我建議別用那些先進人物和事跡了，而是讓他們好好學習一下相關的法律，明確告訴他們，有些事你不能幹，幹了要付出代價，至於高尚不高尚，那是你個人的事，我管不著，也不用操那個心。
三是中國的生產方式和社會結構。中國千百年來就是個小農社會，社會的基本單元就是五口之家，自給自足。因為社會化的程度很低，
所以大家缺乏公共意識。在家裏長幼有序，出了門就無法無天，缺乏基本的社會責任。
所以，作為知識分子，或國民，首先必須遵紀守法。要國泰民安，根本點也是法治。如果沒有這一點，其他的都是扯淡。李某某強奸婦女，他媽媽出來說，雖然自己的兒子犯了法，但還是個好孩子。作為母親，我很同情她，但她的邏輯是完全錯誤的，因為連基本的法律都不遵守，根本就不用談道德了。如果夢鴿的邏輯成立，我們基本上已經到了世界末日。
第二個層次是職業操守。
各行各業都有自己的職業特點，對從業者有具體的要求。從事一個行業，你就必須遵守這個行業的遊戲規則。需要強調的是，所謂職業操守不是一個道德的概念，是必須達到的標準。作為執政者，你為老百姓服務，這是你的工作，跟高尚、光榮、偉大沒有關係，哪怕是包公、焦裕祿、孔繁森這樣的人，你做的都是應該的。沒必要上綱上線戴上各種大帽子。
作為知識分子，你鑽研學問，傳播知識，為社會正義呼籲，這都是你分內的事，不要覺著有什麽了不起。老百姓用血汗錢給你蓋象牙塔，養著你，就是讓你幹這些的，幹好了是應該的，幹不好你很無恥。即便錢學森這樣的科學家，也沒必要堆上一堆高帽子，難道搞導彈、核武器，不是他的責任，他隻是幹了自己分內的事，這跟偉大、高尚有什麽關係。再比如說教書，把學生教好是應該的，沒必要學生或學生家長感恩戴德。作為醫生，救死扶傷是你的職責，跟是不是天使沒關係。如果你願意像雷鋒叔叔一樣，把自己幹的所謂好事都記在日記裏，那完全是你個人的愛好，他並不能證明什麽。
在當下的知識界，很多知識分子，特別是知識精英，根本就沒有職業操守。比如說專家、教授，你的職業操守就是把學問做好，把書教好，而不是整天跟網民們起哄，或者在電視上擠眉弄眼，胡說八道。每次看見餘秋雨先生在青歌賽上的表演，我都有點吃蒼蠅的感覺。對著一幫文盲賣弄學問，都一大把年齡了，不嫌寒磣嗎？專家、教授們熱衷於辦各種培訓班，到處走穴，你對得起學生交的那些學費嗎？還有那些所謂的出家人，你不好好念經，整天為票子和帽子奔走，當什麽代表、委員，你就不怕釋迦牟尼他老人家收拾你嗎？各行各業都有自己的責任，中國總不至於等著和尚來發展經濟，實現現代化吧。
一言以蔽之，中國現在的問題，就是各行各業都缺乏職業操守，農民不好好種地、和尚不好好念經、知識分子不好好讀書、工人不好好做工、當官的不好好從政，大家都在混日子，就像一個個維持會。靠著一個個維持會，中華民族能實現偉大的複興嗎？怎麽才有職業操守，這還用我教嗎，不都寫在辦公室的牆上，照著做不就行了嗎？大家如果多看點曆史書，就會發現發現一個問題，在一個王朝要崩潰的時候，就會出現這種情況：皇帝不像皇帝、大臣不像大臣、書生不像書生、商人不像商人、坐台小姐不像坐台小姐，難道不是嗎。比如說晚晴、晚明、唐、宋王朝的末年，不就是這副德行？大家都沒有職業操守，不滅亡可能嗎？
第三個層次造福社會。
北宋著名的思想家張載為中國知識分子提出了“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立身處世的標準。我認為這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最高標準。盡管沒幾個人能完全達到這樣的高標準，但在過往的曆史上，總有很多知識分子前赴後繼，履行著自己的曆史責任。如範仲淹、王安石、胡適、魯迅等等。這些人當然是中國真正的脊梁，不是現在花錢弄出來的所謂脊梁，那都是中國的羊蠍子。
也就是說，作為一名知識分子，如果你想活得更有價值，就不能做自了漢，獨善其身，而要承擔起社會責任。在這一點上，我認為知識分子的責任跟工人農民暴發戶還是有區別的。孟子講過“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大概也是這個意思。這樣做也是你的本分，老百姓給你修象牙塔，你躲在裏邊修煉，過上好日子，難道不應該幫助他們，造福社會嗎？如果不，你的良心是不是讓狗吃了。可現在的偽知識精英，即便已經達到肥頭大耳的地步，不但不想著兼濟天下，還變著法子掏老百姓的腰包，一點廉恥心都沒有。有一次我在網上看見易中天先生說“天下事關我屁事”，說實話，我抽死他的心都有。咱別把不要臉當個性，好不好？沒人指著你成為範仲淹、譚嗣同，但基本的廉恥總應該有吧。
曆史上那些偉大的知識分子，大概都不是靠獨善其身混出來的。而是為社會做出了很大的貢獻，人民才心甘情願記住他，稱頌他，不是嗎？所以，張載講的這幾條並不過時，中國要振興，我們還是希望中國的知識界能承擔起“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使命。
把以上兩大方麵綜合起來，我們就很容易得來判斷知識分子的成色，看出哪些是真貨、行貨，哪些是假貨、水貨。
如果是真的知識分子，從為學的角度，我們要有學識、要明辨是非、要有智慧和創新；從處世的角度講，我們要遵紀守法、要有職業操守、要造福社會。
我們把其中的六個元素進一步梳理，就可以按照不同的成色鑒別出知識分子的三流九等：
如果有學識並遵紀守法，可謂三流的知識分子，也就是基本達標
如果在此基礎上，能明辨是非、有職業操守，是二流的知識分子；
如果再能有所創造，並兼濟天下造福社會，就是一流的知識分子。
如果連三流的條件都不具備，那你根本就不入流，是個水貨假貨。
不是每個人都能成為一流的知識分子，但至少你可以努力成為一名合格的知識分子，而不是水貨、假貨，對不對？偽知識分子和偽知識界就是一幫假貨和水貨。我們需要的知識界，就是能夠培養真正的知識分子，並為他們創造機會，供他們表演的舞台。
1. 愛國， 不當西方的幹兒子
2. 好操行
3. 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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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剛建立的時候，中國人口文盲率超過80%，到70年代末，文盲率在城市下降到16.4%，在農村下降到34.7%。這難道不是漢字簡化的功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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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的文盲率降得更快。
他要真留意“辯是非”，就不會說這等傻話了。
如何能說傳統文化是包袱,要丟掉呢?
繁體字真的那麽難嗎? 會影響大文盲那麽嚴重嗎?
...錢學森當然值得讚揚, 比胡適偉大多了, 胡適的"全盤西化"是誤導人的思想,罪大惡極,魯迅拚命反對古文,斷絕了文化的連續性,大罪!
看看小日本,科技領先, 他們不忘傳統的!
你是"中國人的悲傷".
不學無術,亂批評.
太嚕嗦!
減 2/3 可也!
於丹不一定懂孔子，她是引導蠢民愚民重讀儒家的先鋒，沒有功勞也有苦勞。
儒家的以德治國並不是否定法治，對現代中國的蠢民刁民而言，法治就是法家的嚴刑峻法，包括對貪官。把共產黨的腐敗歸咎於祖宗的文化哲學是把自己的腦子塞進了自己的睾丸袋子。
中國曆史沒幾個人真懂孔子，更別說老子。全民偏信西方的普世垃圾觀是再好不過的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