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城監獄，因關押中國最高級別的犯人而被稱為“中國第一監獄”；它因“硬件和軟件”都與其他監獄不同，而被外界稱為“最神秘的監獄”；它改造教育過國民黨戰犯，被林彪和“四人幫”利用迫害過革命幹部，又審訊收押過林彪和“四人幫”兩個反革命集團主犯……高牆裏的那些人和事都充滿了傳奇；如今，秦城監獄又因成為一些貪腐高官的“最後歸宿”而吸引著公眾的注意力。
探訪“中國第一監獄”
秦城監獄位於北京市昌平區小湯山鎮附近，沿著一條舊公路一直開到燕山腳下。路的盡頭，出現一座高大的暗紅色牌坊式大門，四周是高約5米的灰色圍牆，牆頂上裝有探頭。大門上沒有招牌，但有一名戴著潔白口罩的武警站崗。這裏就是秦城監獄。
監獄門禁森嚴，有三道“崗”——最外麵是幾個鐵路障，再往裏有一道電動不鏽鋼伸縮門，然後才是大門。大門是兩扇緊閉的鐵柵欄門，足有3米高，旁邊還有側門。大門裏麵不遠處，有一排房屋，擋住了外人的視線。
執勤的武警不讓外人在門前逗留，沿著監獄外的一條路往東走去。馬路對麵有兩個居民村：右邊是秦城村，左邊是象房村。
秦城村和象房村在1960年之前是一個村，叫秦城象房村。60多歲的村主任王占仁曾聽老人們說，他們這裏原來是一座兵營，四麵修有高高的城牆。這座兵營或許是秦朝時留下來的，所以叫秦城。兵營廢了之後，百姓住了進來，並在這裏養過大象，於是就叫秦城象房村。如今的秦城監獄也因此而得名。村後的大片土地，一直是隸屬於公安部的勞改農場。
此前，從有關方麵獲悉，秦城監獄是中國目前唯一一座隸屬於公安部管轄的監獄。監獄建於1958年，是蘇聯援建的。上世紀50年代，中蘇訂立的援助項目共有157個，其中之一便是秦城監獄。但因秦城監獄屬保密工程，對外不公開，所以外人一般並不知道。
秦城監獄由蘇聯專家設計。最初，監獄共建有4幢白色樓房，排號為甲、乙、丙、丁，都帶有審訊室。樓房一律三層，磚牆，坡頂。每幢樓房單獨成一個院落，樓前有一大片空地，是供犯人放風用的。“文革”期間，高級“囚犯”陡然增多。1967年，秦城監獄又增加了6棟樓房和6個院子。6座新監舍的排號順序為戊、己、庚、辛、壬、癸。
按照關押對象的不同，秦城監獄50多年的曆史可以分成四個階段：第一階段，上世紀50、60年代，關押的主要對象是滿清要員、日本戰俘和國民黨戰犯，軍銜至少在少將以上；第二階段，“文革”時期，關押的主要對象是高級右派和所謂的“反革命頭目”；第三階段，上世紀70、80年代，關押的主要對象是林彪和“四人幫”兩個集團的成員；第四階段，上世紀90年代以來，關押的主要對象是省部級腐敗官員。
村主任王占仁回憶，他的父親也曾當過多年的村長，他們和秦城監獄的交往一直沒有斷過，見證了監獄50多年的發展史。但50多年來，王占仁隻進過一次秦城監獄。那是上世紀80年代後期，秦城監獄的一位副監獄長找到他，請他幫忙給監獄打幾套辦公家具。送家具的時候，經過特批，他才得以進去。他說，那時候秦城監獄有三道門(後來在外麵又加了一道，現在有四道)，他進了第二道門，那是監獄管理人員的辦公區，再往裏就是犯人所在的監區了。遵照監獄方的要求，王占仁不敢亂看，也不敢多問。他隻記得進出都查得很嚴，不準隨身帶任何東西。他在裏麵待的時間不長，安頓好家具後就出來了，但總感覺背後有眼睛一直在盯著他。
外人雖進不了監獄，但有機會見到秦城監獄裏的犯人。一個機會就是當犯人們到農場勞動時。秦城監獄的旁邊，是大片勞改農場。服刑人員在軍人押解下到農場裏勞動，村民們可以遠遠地看到他們，但不許打招呼。另一個機會就是當服刑人員刑滿獲釋時。在監獄的大門口，有時可以看到一些車和人聚集在那裏接出獄的人。大多數刑滿釋放人員比較低調，通常選擇悄悄地離開。
王占仁說，雖然秦城監獄近在咫尺，但對他和村民們來說，“高牆裏的那些人和事仍然是很神秘的”。
貪腐高官的服刑地
關押和改造貪腐高官，成為新時期秦城監獄的主要職責。
在中國，對普通犯人執行刑罰，無論其被判處有期徒刑、無期徒刑，還是死緩，一般是就近執行，即在哪裏判決，就在哪裏執行。而對於省部級貪腐官員(含副省部級)，不論他(她)在哪裏被判決，大多會被集中到秦城監獄來服刑。
不是什麽人都能進秦城監獄
誰是改革開放後第一位被送進秦城監獄的貪腐高官，外界無從考證。但統計資料顯示，近10年來被查處的副省(部)級以上高官超過100人。其中，除8人被執行死刑外，被判死緩的占11%，無期徒刑者占8%，有期徒刑10年以上者占21%，有期徒刑10年及10年以下者占15%。他們當中，絕大部分人被關押在秦城監獄，或在此服過刑。如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原國土資源部部長田鳳山，原雲南省委副書記、省長李嘉廷，原貴州省委書記劉方仁，原公安部副部長李紀周，原國家統計局局長邱曉華，原建行董事長張恩照，原北京市副市長劉誌華，等等。
在秦城監獄，特殊囚犯的生活待遇，會比在普通監獄優越。
據近年走進或接觸過秦城監獄的有關人士描述，秦城監獄關押高官的牢房除了麵積較大，有的還配有寫字台、衛生間、坐式馬桶和洗衣機。據《鳳凰周刊》披露，一些在押官員除了“可看書讀報”，每天還有一段時間可看電視，一般集中在晚上7點到9點。某些身體欠佳的特殊囚犯，飲食可一日四餐，用餐標準和費用由國家規定和支付，家屬亦可私下打理。如衣服、日用品等基本生活用品可由家人提供。監獄雖有統一囚服，但這裏的囚犯一般可不用穿。
除了貪官，近些年秦城監獄還關進一些其他的“特殊”罪犯，如危害國家安全罪犯、外籍犯、知密犯、國際間諜等。社會上曾廣泛流傳：一些犯法的文藝界知名人物也進過秦城監獄，如央視前文藝部主任趙安、知名詞作家張俊以和著名演員劉曉慶等人。但據《環球人物雜誌》調查，這些人實際上並沒有進過秦城監獄。
2002年，北京市公安局的看守所因監舍改造，將一批重要犯罪嫌疑人轉往秦城監獄下屬的第一看守所內，其中就包括當時因涉嫌偷稅漏稅在押的劉曉慶。張俊以等人，在出獄後還聲稱“在監獄放風時曾見過劉曉慶”，這說明他也不是被關在秦城監獄。至於劉曉慶後來自己說“在秦城監獄如何如何”，一位專家說：“那不過是借秦城監獄之名抬高身價罷了，秦城監獄不是什麽人都能進的。”
陳希同獄裏獄外忙治病
正是秦城監獄的特殊，使貪腐高官們一旦進入高牆內，他們的信息也就進入不透明階段，其服刑情況和生活情況，公眾都無從得知，隻有一些零星的報道見諸報端。
據《新周報》等媒體報道，陳希同是“四人幫”之後被監禁的最高級別的官員之一。他曾曆任北京市長、中共北京市委書記、國務委員和中央政治局委員。1998年2月27日，陳希同因侵吞貴重物品、腐化墮落、牟取非法利益、嚴重失職等問題被逮捕。1998年7月31日，經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審判，陳希同以貪汙罪及玩忽職守罪被判處有期徒刑16年。同年8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終審判定，駁回陳希同的上訴，維持原判。
陳希同案當年曾轟動一時，但此後不久就淡出公眾視野。
陳希同在1995年引咎辭職時，曾被“雙規”居住在北戴河，後轉往內蒙古呼和浩特監獄，再轉至北京良鄉，正式宣判後被送入秦城監獄服刑。陳希同的刑期是從被逮捕之日起計算的，按原刑期需要到2014年2月才能獲釋。
在監獄裏，有時候因為自己的要求被看管人員拒絕，陳希同會大吼大叫，稱自己是“北京的大貪汙犯老陳”。
2004年，陳希同曾因健康問題，被緊急送往北京複興醫院。這次突然發病後，陳希同向相關部門領導寫信，以“心跳異常、心血管供血不足等老年疾病”為由，要求“保外就醫”。後經協調，自2006年8月下旬起，陳希同獲得有條件的保外就醫。
2007年6月，有關人士透露，陳希同曾與人在北京某高級飯店共進午餐。
據該人士描述，當時陳希同氣色看上去還好，頭發有些花白，走路需要人扶。在座者不敢問及他在監獄裏的情況，但陳希同自己談到了一些：監獄的條件也沒有什麽不好的，能單獨做些事情；24小時受監控，但後來慢慢習慣了；還可下棋、打網球，這是他多年的習慣，監獄會派小戰士陪著打。
保外就醫期間，陳希同主要住在北京郊區的一個小四合院裏，經過批準可以見到一些老朋友。從2008年開始，陳希同病情趨重，就不再見外人了，主要在家養病，有時會到醫院就治。但據說，陳希同在住院單上用的是化名。
79歲高齡的陳希同，在住進北京醫院高幹病房救治後，院方已多次發出病危通知。陳希同已是直腸癌晚期，還有並發的心髒病，基本隻能依靠藥物維持生命。
陳良宇過著有規律的生活
在秦城監獄裏，目前還關押著一個與陳希同同樣級別的人。他就是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
2007年7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審議了中紀委《關於陳良宇嚴重問題的審查報告》，決定給予陳良宇開除黨籍、開除公職處分，對其涉嫌犯罪問題，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陳良宇當日被正式逮捕，後關押進秦城監獄。
2008年4月11日，陳良宇被天津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以受賄罪、濫用職權罪兩項罪名，一審判處有期徒刑18年，沒收個人財產人民幣30萬元。與陳希同等高官不同，陳良宇一審判決後沒有上訴。
陳良宇在秦城監獄的編號為“0702”，07即年份，02即當年移交至秦城監獄的重要嫌犯編號。對於高官等重要罪犯，秦城監獄實際上承擔了看守所和監獄的雙重職能。
今年6月份，一些香港媒體報道稱，“陳良宇在獄中享用近200平方米的大套房，每日餐費達200元”等。一時間，關於秦城監獄在押高官待遇問題的新聞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之後，鳳凰衛視《有報天天讀》欄目對此事做了專門報道。主持人楊錦麟引述內地媒體的報道說，其實，陳良宇是被關押在一個接近20平方米的套間裏。這是秦城監獄重要犯人的單間監室，內有單獨的洗手間、坐式馬桶等。牢門是鐵皮包著的木門，門上方及廁所都有“窺孔”，供哨兵24小時監視之用。
陳良宇的房內設施隻有一張距地麵約一尺高的矮床，需要寫材料時，看守會送進一張小學生用的單人課桌供臨時使用。沒有凳子，床鋪就是他平日坐的地方。牆壁也經過特殊處理，以防止其自殺。
值得一提的是，像陳良宇這樣的重要犯人，所住的監室基本都在第一層，室內所有永久性設施都被去掉棱角，打磨成圓形。
陳良宇的監室設有三道崗哨，有一個獨立分隊負責貼身看守他。除了沒有自由，他可以看報紙，看內容受限的電視，還可讀書、寫材料。
服刑期間，陳良宇可以不著囚服。他多數時間還是穿西裝，但不打領帶。他平時可在有規律的生活中打發時間。比如，在每天9點到10點的單獨放風時間，陳良宇一般會從監室門口開始打太極拳，打到放風地的門口再回去，或者散步。但他到哪兒，兩名看守就跟到哪兒。
另據《鳳凰周刊》報道稱，“服刑後，陳良宇曾提出用個人的資金改善夥食，並開列所需食品，如紅酒、桃仁等，但遭到拒絕。”據陳良宇的辯護律師高子程透露，他曾於今年上半年隨其家屬探視過陳良宇。他說，63歲的陳良宇現在兩鬢斑白，但精神狀態比被“雙規”時要好很多。
神秘的“反腐教育基地”
與秦城監獄內單調乏味的生活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高牆外的世界依然豐富多彩且處處充滿誘惑。
那些身處高位、擁有權力的官員，因為沒能夠抵擋住某些誘惑，陸續走進秦城監獄。
也許正是基於這一點，如今的秦城監獄，已成一處極具現實意義的反腐倡廉教育基地。一些中央部委機關和地方公檢法機關的人員，常常到秦城監獄來參加反腐倡廉教育等活動。
2005年9月，國家審計署曾組織署機關50多名司局級幹部參觀秦城監獄。在參觀過程中，秦城監獄的負責人介紹了監獄的發展曆史和基本情況，以及經濟犯罪的主要類型，還重點分析了一些在押官員走向墮落和犯罪的主客觀原因及其認罪情況。
據參加此次活動的一些幹部事後回憶：“身處秦城監獄的高牆內，麵對那些曾經和自己同為國家幹部的高官們，真的很受觸動。”審計署的網站還專門為這次活動做了總結，認為“參觀秦城監獄是加強機關廉政建設的重要活動，是一次生動現實的人生觀、世界觀、權力觀教育，對增強領導幹部的廉政意識，促進廉潔從審，嚴格執行審計紀律‘八不準’都有積極的意義”。
今年國慶節前夕，湖北省曾專門組織公安監管係統的民警，到秦城監獄進行培訓學習。一位自稱“警察老宋”的參與者，在自己的博客裏詳細地記錄了這次培訓學習的經過。
“老宋”他們70多個人，在秦城監獄招待所住了10多天的時間，其間得到了一次參觀“秦城要犯監區”的機會。他在博客中寫道：“組織的人在我們還沒進去的時候就告誡：堅決不準拍照。其實我們都沒有帶照相機。走進監區是排著隊進的。我們沒有進去的時候，大門口隻有一個武警值班，我們來了，就增加了兩個武警崗。(這個)重犯監區就是兩棟四層樓的監房，高高的窗戶隻看得到裏麵的燈，一盞燈下就是一個曾經的省部級以上高官。我們圍著這兩棟樓走了一圈，便算參觀完畢，裏麵的結構，怎麽管理的、有什麽設施等，一概不得而知，可能人家也不打算讓外人知道吧。”
盡管如此，“老宋”回到住處後，還專門寫了一首詩，記下自己的觀後感：“濃雲冷霧鐵門寒，人靜孤燈夕照殘。休道曾經龍滾水，西風吹盡莫憑欄。”
國民黨戰犯的“學校”
時間回溯到50年前。
秦城監獄的第一批“房客”，是國民黨戰犯。他們在這裏接受改造，告別過去，迎接新生，書寫了一段段有趣或感人的故事。
農場裏的“體育學院”
1949年後，國民黨高級戰犯，被集中關押在位於北京德勝門外的功德林監獄。1958年10月，公安部戰犯管理所組織身體強壯、有勞動能力的戰犯，到京郊小湯山的秦城農場參加勞動。據原國民黨軍統局北方區中將區長文強回憶，他們到達農場後發現，一塊地皮上圍起了高牆，還拉著電網，裏麵正在蓋房子。一些戰犯好奇地問帶隊的公安幹部：“這是什麽地方？”得到的回答是：“這裏正在修建一所‘體育學院’……這是很先進的‘體育學院’，是跟蘇聯人學的。”
1960年春，這些戰犯又被送到了這裏。他們此時才恍然大悟——所謂的“體育學院”，原來就是他們的“新家”秦城監獄。
第一批被送進秦城監獄的戰犯，共有200多人，都是在解放戰爭中被俘的國民黨要員和高級將領，包括級別在軍長以上的將領、省主席以上的文官和將官以上的特務。
剛走進秦城監獄，戰犯們就發現，這裏的設施比功德林監獄好得多。當時，監獄大院裏有4棟樓，他們被關在離大門最遠的那棟裏。每間牢房都很大，裝著白色的玻璃，能透進明亮的光線，但從裏麵看不到外麵；牢房內有衛生間、洗臉盆和抽水馬桶，水龍頭的開關是用腳踩的那種。每層樓都有淋浴設備，還配有洗衣機。
戰犯們很快又發現，在秦城監獄，他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比如，監規沒有以前那麽嚴了，由他們自己選出的學習組長製定有關規章製度；經常開展集體活動，隻在犯錯誤時才被關禁閉；可以在監區內走動，參加勞動時還能到監獄外活動……甚至還有專人為軍銜在少將以上的戰犯洗衣服。
不過，這畢竟是一座監獄。一些戰犯在外出參加勞動時發現，從牢房門口到監獄大門，要通過9個大小不同的鐵門。他們因此戲稱自己是“九門提督”。
犯人們的“別樣”生活
由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的《秦城戰犯改造紀實》一書，披露了國民黨戰犯和其他犯人在秦城監獄裏的一些情況：
所有被押送到秦城監獄的犯人，首先要在一間小屋內接受檢查，不適合帶入牢房的東西，如鞋帶等，都會被扣留。緊接著，他們會領到統一的黑色“製服”，以及生活必需品，如毛巾、臉盆、牙具、飯碗、手紙等。隨後，管理人員帶著他們進入相應的監區，移交給相應的負責人……
在秦城監獄的普通監區，犯人們住的通常是集體牢房；每人每月的夥食費為30元左右，需自備飯盒；到了吃飯時間，管理人員會通過專門的送飯窗口，將飯菜送進去；每天的正餐一般是“一菜一湯”，以及用米、麵、粗糧混合做成的主食。而高級戰犯們大多在高級監區，住的是單人牢房；每人每月的夥食費一般為120元左右；一日三餐中的正餐，大多為兩葷一素一湯；由監獄統一配送飯盒，而且是開門送飯；每周一還能得到牛奶、水果之類的補品。
每天早上7點，犯人們聽到哨聲後起床，晚上9點聽到哨聲後準時睡覺。平時，即便是在白天，他們也不能躺在床上。晚上睡覺時，普通犯人的牢房不熄燈，他們不能背對著監視窗睡覺，也不能將手放到被子裏，否則就會被叫醒接受訓話。此外，犯人們不能大聲喧嘩，也不能亂寫亂畫、唱歌、做鬼臉等。
秦城監獄對犯人放風的時間也有嚴格規定。高級犯人每周都有1－6次單獨放風的機會，每次20－60分鍾。牢房外的平地上，有一個個用高牆隔成的方格。放風時，一名犯人在一個方格裏活動，而看守則站在高處進行監視。
“四郎探母”事件
1960年10月，毛澤東在同美國著名作家斯諾談話時說：“我們的監獄不是過去的監獄，我們的監獄其實是學校，也是工廠或者是農場。”國民黨戰犯進入秦城監獄後，互稱“同學”，開始接受思想改造、勞動教育和學習互助。
被關在秦城監獄的大部分戰犯，都能腳踏實地接受改造，但也有人態度消極。原國民黨陸軍副總司令湯堯，就是出了名的落後分子。他整天吊兒郎當，經常諷刺積極接受改造的人。有一次，湯堯為此受到批評後，在衛生間裏高唱《四郎探母》——“我好比，籠中鳥，有翅難展……”明顯是在發泄心頭的不滿。另一名戰犯聽到後質問他：“這樣一個嚴肅的改造機關是‘籠子’嗎？你是什麽樣的鳥？你要展翅飛回台灣嗎？”
第二天，監獄裏召開對湯堯的批判會，讓他檢討唱《四郎探母》的思想根源。一開始，他不慌不忙地辯解說：“我對同學的批評有抵觸，想效仿‘阿Q精神’，來一個自我安慰，把自己比作被同學囚禁在籠中的小鳥，希望能展翅飛到人民行列中去，為祖國建設作貢獻。”這種檢討顯然無法過關。在管理幹部的追問下，湯堯最終承認他想早日逃到台灣，繼續與共產黨作對。管理幹部們聽罷點點頭，隨即結束了批判會。
這一下，湯堯犯起了嘀咕。其他戰犯也都認為，他肯定會受到重罰。但出人意料的是，管理幹部反倒表揚了湯堯：“你們當中有這樣思想的人很多，隻是沒有人敢這樣暴露。政府鼓勵大家暴露思想，暴露了就會慢慢地去改；不暴露的人，不等於就沒有。我們相信最後絕大多數的人，能完全去掉這種思想。”
“吃軟不吃硬”的湯堯，被管理人員的這番話打動了。不久，其他戰犯發現，他有了積極的改變。
“勞動積極分子”
“經過勞動改造，使之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這是改造國民黨戰犯的目標。但多數戰犯過去都是養尊處優的人，讓他們自願參加勞動，談何容易。
最初，秦城監獄的管理幹部，隻讓高級戰犯們象征性地參加一些勞動。後來，管理幹部宣布了“自動報名，量力而行”的辦法，要求他們每周都要從事一定時間的勞動，如縫紉、理發、洗滌、修鞋、燒開水等。但自認為沒有勞動能力或不感興趣的人，也可以不參加。
對於這一辦法，一些年齡較大、身體不好、有抵觸情緒的戰犯嘀咕道：“沒有幾年活頭了，再勞動也還是一個戰犯！”但也有態度積極的。國民黨保密局雲南站少將站長沈醉，當時不到50歲，在高級戰犯中算是年輕力壯的。他報名參加了縫紉組、理發班和送飯組。
沈醉雖然積極，但畢竟幹什麽都“手生”，因此鬧出了不少笑話。他愛上了踩縫紉機，但常常把機針弄斷。每到這時，他都會急得滿頭大汗，擔心被扣上“損壞公物”的帽子，就連忙寫檢討，說自己“粗枝大葉、不愛惜公物”等，請求處分。
沈醉還喜歡給人理發。剛學會理發不久，一次，他拿著剃刀給另一名高級戰犯刮頭發，剛動手就聽到對方大聲叫“痛”，幾乎與此同時，他正在打理的腦袋上冒出了一股鮮血。這次“事故”之後，沈醉意識到自己的“刀功”還很差，便更加刻苦地練習，不久就成了“秦城監獄頭把刀”。
高牆裏的“探長”
在所有戰犯中，原國民黨軍統局北方區中將區長文強的改造經曆，最為傳奇。
文強是毛澤東母親文七妹的堂侄。他小時候是毛澤東弟弟毛澤覃的玩伴，在黃埔軍校讀書時是周恩來的學生，畢業後成為骨幹共產黨員。但後來，他背叛革命，成為戴笠手下的一名老牌特務。剛被關進功德林監獄時，文強拒絕寫悔過書，並大喊：“我曾任紅一師師長兼政委，毛澤東是我表哥，朱德是我上級，周恩來是我老師和入黨介紹人，林彪是我部下，劉少奇家離我家不到20裏路。是他們沒有把我教好，要寫悔過書應該他們寫，我不寫。”
到秦城監獄後，眼看一批批完成改造的戰犯都獲得了特赦機會，文強的思想也開始發生轉變，表現越來越好。後來，他甚至當上了戰犯小組的學習組長。
此外，文強還發揮“技術特長”，成為高牆裏的一名“探長”。
一次，縫紉組在清點衣服時，發現少了幾件棉背心。文強不動聲色，讓原軍統少將站長黃康永暗地裏進行“偵察”。黃康永在自己值日那天，趁著打掃衛生的機會，把每個人的鋪位都“摸”了一遍，發現有個戰犯的枕頭特別鼓。文強無權搜查，隻得將情況匯報給監獄的管理幹部。幹部們以“防止危禁物品被帶進監房”為由，檢查了“小偷”的枕頭和被子，找到了棉背心。事後，文強並沒有告訴其他組員，而是單獨跟“小偷”談心：“大家過去都是國民黨高級將領，不要做這些出格的事，現在到了新社會，更應該同甘苦。”從那以後，秦城監獄裏再也沒發生過類似的事情。
通過思想改造、勞動教育和學習互助，關押在秦城監獄裏的200餘名國民黨高級戰犯，相繼過上了新生活。1975年，最後一名國民黨戰犯也走出了秦城監獄。
北京前市委書記馮基平獄中磨難
“文革”開始後，秦城監獄變成了林彪、“四人幫”反革命集團關押、迫害“政治犯”的場所。
“文革”之前，秦城監獄有400間牢房，配套設施一應俱全。“文革”開始後，見一批批被迫害的“牛鬼蛇神”無處關押，林彪、“四人幫”反革命集團便在這裏大興土木，加建牢房。有報道稱，其間，這裏一共關押了500多名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幹部，以及各行各業的“反動學術權威”，有的人竟被關了10年之久。
在這些蒙冤入獄的人當中，有一位極其特殊的人物，他就是曾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長的馮基平。他當年主持修建了秦城監獄，在“文革”中卻被當作“現行反革命”關進來，遭受了9年非人折磨。出獄後，他曆任中央調查部副部長、北京市委書記兼政法委書記等職。
以下為馮基平的女兒馮璐回顧那段沉重的往事：
“全天候”式審訊
1966年的一天，正在讀高三的馮璐，放學後去北京市公安局找父母。還沒進門，她就被母親拉住：“不要進去，趕緊回家，這裏貼滿了批鬥你爸爸的‘大字報’。”馮璐問：“爸爸犯了什麽錯？”母親沉默了片刻，低聲說：“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從這一天開始，在長達7年的時間裏，馮璐失去了與父親的聯係。
20世紀90年代，北京市公安局在編寫《馮基平傳》一書時，費盡周折，才從秦城監獄找到一張“逮捕證”，弄清了馮基平被關進秦城監獄的確切時間。這張“中國人民解放軍北京市公安局軍事管製委員會逮捕證”上寫著：“茲命令卜××同誌持此證對現居住在×處之馮基平進行逮捕。一九六八年一月九日。”
《馮基平傳》詳細記述了這位老革命在秦城監獄的遭遇。
那時的秦城監獄，每棟樓裏都設有審訊室。審訊時間一般是上午9點－11點、下午2點－5點。原來的管理幹部都被打倒，整座監獄被“造反派”接管了。
審訊馮基平的專案組負責人，是康生的秘書齊某。為了讓馮基平盡快招認自己“反黨、賣國、叛變革命、搞獨立王國”，“造反派”們有時在半夜裏把他帶到審訊室，進行突審；有時，專案組的人實行“三班倒”，從早晨一直審到深夜，對他進行疲勞轟炸。一次，專案組讓打手們毆打馮基平。他憤怒地大罵打手是土匪，結果被戴上了“背銬”(手被擰到背後銬起來)。此後，馮基平常常被戴“背銬”。
一天深夜，專案組再次將馮基平帶進審訊室，用強光照著他，使他處於高度緊張的狀態。隨後，審訊人員高喊：“馮基平，你老實交待裏通外國、出賣情報的賣國罪行！”馮基平大怒，舉起雙手，猛砸在桌子上：“血口噴人，你們完全是秦檜的伎倆！”由於用力過猛，手銬割破了他手腕上的皮肉，鮮血當即噴湧而出……多年以後，馮璐在探監時發現，父親瘦若枯柴的手腕上，仍有一圈深深的傷疤。
對馮基平這樣的老公安，專案組的刑訊逼供毫無作用。於是，他們開始在精神上羞辱、刺激他：“你就是仇恨共產黨，你聽到共產黨三個字，就咬牙切齒。”馮基平冷笑著，張大了嘴巴——裏麵的假牙早已被專案組摘掉，“請你仔細看看，我滿口連一顆牙齒都沒有，我怎能咬牙切齒呢？！”在一次審訊中，齊某追問馮基平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看法。馮基平說：“毛主席發動文化大革命是錯誤的！打倒劉少奇是錯誤的！說黨中央有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也是錯誤的！”審訊室裏的人都驚呆了，“你……你不許說領袖犯了錯誤……”專案組氣急敗壞之餘，又給他加了一項“罪名”——“死硬的反革命分子”。
1972年，秦城監獄搞刑訊逼供的事情，傳到了毛澤東耳朵裏。他當即批示：“這種法西斯式的審查方式是誰人規定的？應一律廢除！”有人匯報說，馮基平“在秦城監獄裏表現最壞，給他戴上‘背銬’還不老實，還罵主席”。毛澤東聽後皺了皺眉頭：“把那玩藝(指“背銬”)給摘下來。他罵，就叫他罵嘛！”
很快，秦城監獄接到了“最高指示”，馮基平這才從4年多的“背銬”中解脫出來。
“45室”從不關窗
“文革”期間，控製秦城監獄的“造反派”，對“罪大惡極的政治犯”一律實行單獨關押，連放風時都不讓他們互相見麵。關押他們的單人牢房很小，窗子離地麵卻有一人多高；天花板上掛的燈泡，套著一個磨砂燈罩，外麵還有一層鐵絲網，光線異常暗淡；電燈的開關設在門外，由看守控製。
起初，馮基平被關在其中一棟樓的“45室”。為了能聽到外麵的聲音，判斷還有哪些戰友、同誌入獄，馮基平從來都不關窗戶。牢房裏不供暖氣，就連滴水成冰的季節，他仍然不肯把窗戶關上。夜深人靜時，他經常能聽到老人和婦女的哭喊聲。晚年，他曾對女兒馮璐說：“聽到那麽多同誌的哭聲，我受不了呀！”
一次被審訊、拷打後，馮基平拖著腳鐐往回走。在樓道裏，他突然大聲高喊：“難友們，聯合起來！”旁邊的專案組人員一擁而上，堵上了他的嘴巴。從那以後，馮基平被剝奪了放風的權利。
但馮基平仍然不肯妥協，一有機會，他就在牢房裏大聲喊話，希望有人能聽到。平反出獄後，他曾問當年也被關在秦城監獄的難友：“你們聽見我喊話了嗎？”有的難友說：“聽見了，但分辨不出是誰的聲音。”
馮基平還把吹捧“四人幫”的雜誌撕成拍子打蒼蠅；把報紙撕成紙條，在地上擺出“中國共產黨萬歲！”“中國人民萬歲！”“我無罪，要求釋放我！”
後來，惱羞成怒的專案組，把馮基平關進了封閉式隔離間。這種牢房無窗、無燈，裏麵伸手不見五指；四麵牆壁上粘著橡膠皮，頭撞上去就會被彈回來，使人無法自殺；房內空氣稀薄，使患有先天性心髒病的馮基平常常感到胸悶、憋氣。
接待室裏鬥智鬥勇
1972年12月9日，馮璐等兄弟姐妹5人，終於獲準進入秦城監獄，探視父親。此時距他們上一次見到父親，已經過去了7年時間。他們帶了整整兩麻袋的東西，包括給父親買的衣服、他愛吃的食物和營養品、他愛看的《資本論》和《史記》……專案組的人警告他們：“不許向馮基平通報外麵的消息，也不許打聽馮基平在監獄裏的事。”
進入秦城監獄後，兄妹5人被帶進了一間空蕩蕩的接待室。20平方米左右的房間裏，隻放著一張方桌和幾條長板凳。過了一會兒，一位頭發花白、麵無血色、瘦骨嶙峋的老人，被看守押了進來——那就是他們曾經很威武的父親！巨大的悲痛湧上他們的心頭。但他們一直強忍著，默念著早已商量好的約定：第一，誰也不許在父親麵前哭；第二，每人負責給父親傳遞一條重要消息。
馮璐分到的任務是告訴父親“林彪摔死了”。當時，社會上早已知道了林彪反革命集團覆滅的消息。但在秦城監獄裏，報紙上的相關消息都被剪掉了。馮璐第一次輕聲說“林彪摔死了”時，馮基平沒有任何反應。她以為父親沒聽見，又找了個機會說：“爸爸，林彪摔死了。”馮基平仍然沒有反應。馮璐這才猛然醒悟過來——父親這是故意無動於衷！這裏到處都是專案組人員和看守，父親得假裝什麽都沒聽見！
探監時間很快就結束了。離開時，馮璐朝看守們憤怒地瞪了一眼。專案組據此認定她“態度不好”，從此再也不許她和二哥馮建東兩人來探監。直到1975年底，馮基平才獲釋，結束了長達9年的牢獄生活。
兩個反革命集團主犯曾在此受審、關押
“文革”的結束，讓秦城監獄也和全國一樣“換了天地”。不僅那些被錯打成右派和“反革命”的“囚犯”一個個出了監獄，監獄裏那些由“四人幫”控製的“造反派”們，也一夜間消失得無影無蹤。
隨即，又一批重要嫌犯被送進秦城監獄——“四人幫”反革命集團的主犯。另外，秦城監獄裏還有此前被關進來的林彪反革命集團的主犯。
辦案人員與犯人同吃同住
1980年3月底，時任浙江省委副書記、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的王芳接到公安部的一封密電，要他去參加公安部預審“四人幫”的工作。由於案件特殊，中央決定預審組住進秦城監獄，就在監獄內審。
一個月後，王芳來到秦城監獄。據他在後來出版的回憶錄中記述，當時除了中央高層領導之外，全體預審人員都住進了監舍，每人一間。他們在監獄的大夥房用餐，開始了與犯人同吃同住的辦案生活。
依法審判林彪、江青為首的兩個反革命集團(以下簡稱“兩案”)，是共和國曆史上最大的一次審判。預審組對在押的“文革”幹將毛遠新、王力、關鋒、戚本禹、遲群、謝靜宜、金祖敏等7名嫌犯，同時展開了偵查預審。因為人手不夠，公安部又從北京、上海等13個省、市、自治區的公安政法機關，分兩批抽調人員，充實預審幹部，總數達到170人。根據時任中央政法委書記的彭真的意見，公安部決定分6個預審組：一組負責審江青，二組負責審張春橋，三組負責審王洪文，四組負責審姚文元，五組負責審毛遠新，六組負責審陳伯達。王芳擔任二組組長。
張春橋是“兩案”主犯中最難對付的人。王芳回憶說，1980年6月，預審組開始提審張春橋。在宣布完中央責令由公安部依法審理他的決定後，張春橋有氣無力地說：“我不是反革命。”停一下又說：“你講的我都不接受，我沒有違反你這個法。”此後，他便一聲不響，要他在預審筆錄上簽字，他也不簽。
到9月預審結束時，張春橋一共被提審11次，但他始終“牙關緊閉”。針對他以沉默對抗預審的態度，預審組采取了揭露性的預審方法，揭露其所犯下的罪行和玩弄的陰謀手段，完整地記入預審筆錄，構成法律文書。
與張春橋相反，江青在談話或預審中，總是喋喋不休。王洪文、姚文元、陳伯達等人，雖能交代問題，但往往是避重就輕，竭力推脫罪責。姚文元常常隻認錯不認罪。預審組工作即將結束時，審判委員會決定對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陳伯達、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江騰蛟等10名主犯提起公訴。
喜怒無常的“7604”
江青應該算是關押在秦城監獄裏最著名的女犯了。
為了看管“兩案”的要犯，秦城監獄專門成立了共和國第一支“武裝警察幹部大隊”，從全國13個省抽調了300多人。其中由22個女兵組成的獨立分隊，專門負責對203監區“7604”號犯人的看管、提審、押送工作(秦城監獄原來不設女看守)。“7604”就是江青在秦城監獄的編號。
原河南省武警總隊的李紅，是當年看守過江青的女兵之一。多年以後，她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回憶說，在看押江青之前，她還和其他幾個女兵專門去了一趟毛主席紀念堂。1978年4月17日，李紅第一次見到江青。“這位已經64歲的女犯，身材姣好，腰板筆挺，高傲冷峻。”
在秦城監獄接受預審的日子裏，江青的生活很有規律。每天上午9點到10點放風時，她常常打太極拳。因為特別安排，“兩案”要犯們的放風時間都不會重疊。江青不但見不到其他主犯，甚至還不知道有些人已經和她一樣被關進了秦城監獄。
監獄中的江青喜怒無常。心情好時，她會在屋子裏唱京戲，邊唱邊表演；生氣時則會與看守發生直接衝突。李紅仍清晰記得，有一天中午，開飯時間，江青開始使勁兒敲門，並衝李紅叫喊：“飯送晚了，是涼的。”她不依不饒地抱怨：“主席屍骨未寒，你們把他唯一的親人關起來(指毛遠新)，這是對主席的不恭……把主席夫人關起來，不把我當人看，我有什麽錯？”
李紅回憶說，當時江青已經鬧了近一個小時，聽到她說這句話，李紅也急了：“你是主席的第幾夫人？第一夫人是楊開慧！”
江青大怒，罵李紅：“你個小癟三！”李紅當即回敬了一句。江青撲上前，將一口唾沫吐在李紅的臉上。
1981年1月25日，江青被特別法庭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1983年1月25日，改判為“無期徒刑”。
關於江青在此後服刑期間的獄中生活，作家葉永烈在其著作《四人幫興亡》一書中進行了描述：
當時江青被單獨關押，她的牢房大約20平方米。窗玻璃是透光的，外麵可以看見她在裏頭的情景，她在裏頭卻看不見外麵……夥食要比北京城裏普通百姓的好一些。在獄中，她可以看《人民日報》、《北京日報》，可以聽廣播，或到電視室裏看電視。當她從電視上見到鄧小平閱兵的鏡頭時，不由地歎道：“想不到，鄧小平的身體還這麽好！”
“你們帶我回秦城監獄吧”
1984年，江青患病，經檢查，被診斷為喉癌。經公安部批準，她搬出原來的牢房，住進了緊靠監獄的一幢樓房。
秦城監獄有專門的醫務室。平時，保健醫生和護士負責治療犯人的一般疾病，定期檢查“高級犯人”的身體。在離監獄大樓不遠的地方，還設有一個小小的牙醫診所。如果犯人遇到大病、疑難病，或需要動手術時，監獄就會把犯人送到指定醫院——複興醫院。坐落在北京複興門外大街上的複興醫院，當時是公安部的定點醫院，也是秦城監獄犯人的專用醫院。可以說，複興醫院的監獄病房是秦城監獄的延伸，同樣設有鐵門、鐵窗，有看守，有監規，也實行放風製度。
在秦城監獄服刑期間，林彪集團和“四人幫”集團的要犯們，除了沒有外出等自由，其獄中生活還算是“舒坦”的。
上世紀80年代初，林彪集團的幹將邱會作獲準保外就醫，隨老伴胡敏回到了她的老家陝西。離開秦城監獄時，邱會作對監管人員說：“對今後的生活沒別的要求，但願有暖氣、洗浴等設施，治病方便。”但到陝西後，他發現缺的正是這三樣。邱會作對送他的秦城監獄監管人員說：“你們帶我回秦城監獄吧。”這樣的要求，令當時的監管人員哭笑不得。後來，直到去世，邱會作沒有離開過陝西。
1987年，江青在秦城監獄關押了10年後獲保外就醫。1991年5月14日淩晨，不堪病痛折磨的她，悄悄地為自己梳洗了一番，然後穿上一身幹淨的衣服，自縊身亡。1986年，王洪文也獲準保外就醫。1992年8月3日，他在北京病亡。2001年，被判有期徒刑20年的姚文元到期釋放，回到上海家中，第二年去世。“四人幫”中，隻有張春橋沒有出獄，於2005年4月21日病死在秦城監獄。
1975年3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宣布特赦釋放全部在押的戰犯。
中國刑事司法的活字典
秦城監獄緣何如此神秘？它在不同階段發揮了怎樣的曆史作用？跟其他監獄相比，秦城監獄總會給人一種神秘感和特殊感，這是為什麽呢？
首先，秦城監獄是目前中國唯一至今仍由公安部管理的監獄(一般情況下，監獄係統都歸屬司法部監獄管理局管理)。這一特殊之處既有曆史淵源，也有現實考慮。1983年，依照公安機關和司法行政機關的分工原則，公安部和司法部曾聯合發出通知，將各地原來分別隸屬於司法、公安、農墾係統的監獄和勞改農場，統一移交司法行政部門管理。但當時正趕上“嚴打”，加之司法部剛成立，經驗尚不足，所以看守所這一塊的工作就沒有移交至司法部。後來，根據“對敵鬥爭需要”，承擔著關押間諜和其他要犯、知密犯等工作的秦城監獄，因責任重大、性質特殊而一直由公安部直接領導。
但是在具體到監管業務上，秦城監獄仍需同司法部監獄管理局進行一定程度的協調。如今，秦城監獄既是一個具有看守所性質的未決監(看管在押未決人犯)，又是一個已決監(看押已經判處刑罰的犯人)；既負責刑事訴訟、預審、檢察起訴、定罪量刑等過程中的調查、取證、複核、羈押工作，又要看管帶有政治色彩的、知密的、大案要案的已決犯人。這種職能上的複合性，更映襯了秦城監獄的特殊性。
建國初期，秦城監獄關押的主要是國民黨戰犯、偽滿戰犯，這時與其說是監獄，不如說是一種帶有過渡性質的看守所。後來，這裏逐漸演變成對犯罪嫌疑人進行羈押的預審場所，以及對間諜、危害國家安全罪、重大案件等已決犯進行羈押的已決監。
由於關押對象特殊，秦城監獄的警戒非常嚴格。上世紀90年代以前，那裏曾是半開放性質的。隨著周邊城區的發展，秦城監獄也豎起了高牆電網，成為封閉性監獄。另外，根據關押對象的需要，比如年邁、多病、生活方式特殊等，秦城監獄的醫療、住宿、夥食標準顯然比普通監獄要好，體現了有針對性的人道主義待遇。
從管理體製的角度來看，秦城監獄是一種將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予以羈押的看守所與已決犯的刑罰執行相統一的監管機構一體化的場所，是在監獄內實行分管分押的一種新型態的監獄。
秦城監獄的形成與發展，伴隨著共和國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它的變化不僅是改造罪犯的需要，更反映了中國刑事司法工作的進步和演變。
在改造國民黨戰犯、偽滿戰犯的工作中，秦城監獄充分體現了以教育改造人為中心的勞動改造罪犯理念，成功地使絕大多數戰犯回歸社會，成為社會主義建設的擁戴者和積極參與者。秦城監獄還曾組織在押人員去參觀武漢長江大橋、第一汽車製造廠等蘇聯援建的大型項目，增加他們對共和國的認識。這一時期的改造效果非常成功，戰犯增加了對中國共產黨的認同感，這便有了後來杜聿明將女婿楊振寧召喚回國的一段佳話。
“文革”期間，秦城監獄一度被林彪、江青一夥利用，成為不符合法製理念的羈押場所。粉碎“四人幫”後，秦城監獄恢複了其撥亂反正、懲罰罪惡的職能。
上世紀90年代以來，越來越多的腐敗分子被送到這裏羈押、預審、執行刑罰，秦城監獄也開始更有針對性地開展對腐敗罪犯的行刑與改造工作。它不僅對已經違法違紀的腐敗分子進行監管、教育，對現任的國家公職人員，也起到重要的警示作用。
作為中國教育改造違法犯罪人員的矯正場所和刑事司法係統偵查、檢查、審判、行刑等四環節中的監管機構，秦城監獄在共和國曆史上留下濃重的一筆。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秦城監獄是一部“中國刑事司法的活字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