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地獄，也不是天堂 08年蒸發掉30場北京奧運會

有成群結隊撤回中國，以致生意地幾成空城；亦有原地堅守，但生意幾近停滯，選擇短期回國休眠；還有選擇逆流直上，轉移陣地……
所有人都無法給出確切的撤退數據和完整的撤退路線，但幾乎所有人又都無奈地承認，這次“撤退”人數之多，範圍之大，史無先例
2008年世界華商企業的總資產縮水約三分之一，相當於蒸發掉近三十場北京奧運會
“一些認真的(中國)公司留了下來，我對它們沒有什麽意見。但他們隻占原來在這裏的中國企業的10%”
眼下，如果有人想製作一幅準確的海外華商分布圖，最好每周甚至每日更新一次，否則趁早死心。
自2008下半年開始，遍布世界各地的中小華商行蹤變動劇烈而頻繁。這不像上世紀80年代初期，成千上萬浙江、福建人偷渡出境，繼而成家族地向西遷徙；也不似90年代區域性金融危機或異國打壓政策影響下，俄羅斯與東歐華商一度的集體撤退。
所有人都無法給出確切的撤退數據和完整的撤退路線，但幾乎所有人又都無奈地承認，這次“撤退”人數之多，範圍之大，史無先例。更要命的是，沒有人知道何時是個盡頭。
甚至，連撤退的描述都已不盡準確。事實上，有成群結隊撤回中國，以致生意地幾成空城；亦有原地堅守，但生意幾近停滯，選擇短期回國休眠；還有選擇逆流直上，轉移陣地……但華商們最初的原點——中國，仍是密集的歸處，而相較於各自的出發點，又無一不具有敗退意味。
這幅箭頭指向紛雜的海外中小華商撤退不完整地圖，源於這場仍在延續的全球金融危機，一份名為《2008年世界華商發展報告》的公開資料指出，2008年世界華商企業的總資產縮水約三分之一，相當於蒸發掉近三十場北京奧運會。“這是史無前例的。”研究組一成員說。
一縣知秋(
金融危機前，回鄉華僑因為懶得打掃房子而住縣城最豪華的四星級酒店，現在改住家中。
若將這張海外中小華商撤退地圖局部放大，鎖定位於中國浙江西北部的青田縣，這座麵積不到3平方公裏的縣城城區遍布全球華商境遇的“顯示器”，它可以是一座賓館、一幢住宅、一家銀行甚至是一間咖啡館。
青田算得上是中國距離世界最近的縣城，海外華僑人數二十三萬餘，是目前常駐人口總數的70%，其96%集中於歐洲。這還是一座資源貧瘠的縣城，其經濟拉動及財政收入主要依賴海外華商的反哺。出國廚師培訓班、歐洲小語種速成班等服務隨處可見。這幾天歐元升值，位於縣中心的工商銀行[3.99 0.50%]和中國銀行[3.52 0.86%]裏，趕來兌換的人從櫃台前排到了馬路上，其中不乏回撤的華商。
3月27日，開元大酒店。俄羅斯服裝貿易商張錦華(化名)孤零零地坐在豪華而冷清的大堂咖啡區裏，整個下午，他是僅有的四五位客人之一。
金融危機前，這座全縣最頂級的四星級酒店是當地冠蓋雲集之地，以往春節前後是旺季，五百元一天的普通客房全部客滿，多是衣錦還鄉的華商。白天，歸國華商們坐在咖啡區裏會客訪親，講一口難懂的青田話，卻鍾情於純正的意大利濃咖。
如今，整座縣城籠罩在華商“異國敗退”的陰霾下，開元也冷清許多。張錦華1月份回國前，像往年一樣提前訂房，卻被告知“即到即住”。這並不是因為無人回國的緣故。
青田僑務辦公室吳小玥告訴本報記者，青田華僑在歐洲主要從事餐飲業和貿易，因金融危機引發貨幣貶值及消費低迷，打擊慘重，“許多華僑把店鋪關了，或留守一兩人，回國休假”。
但絕大多數人改住家中，“以前，他們因為懶得打掃房子而動輒住開元酒店”。2009年春節後，當地諸如香溢花園等高檔樓盤在夜幕中難得地燈光閃爍。
回來的人數難以統計，沒人認為這是一件值得張揚的事。吳小玥給一些僑商打電話，對方不是沉默，便是唉聲歎氣，然後匆匆掛了電話。
更明顯的蕭條是縣裏暫停的地產工地。當地絕大多數樓盤、物業，包括開元大酒店，均是華僑單獨投資或融資修建的，買房、炒樓者也多半是華僑。金融危機前，這座居民人均年收入18478元的縣城，樓價最高炒到了兩萬多一平方米，夜晚，這些樓盤常常幾無亮燈，因為它們的主人常年在外。而眼下，有的樓盤因開發商資金斷裂而暫停建設，那些天價樓盤已是有價無市。
3月底，縣僑辦主任徐向春陪同縣領導赴歐洲，“給青田老鄉打氣。”“這是青田華商最艱難的年份，誰知道它會持續多久。”吳說。告別“奶牛”
那兒的中國人隻想把“牛奶”帶回來，而從沒想過要和奶牛生活一輩子，奶牛奶水不足了，他們也就回來了。
如果設定一個告別指數，全球充滿告別的地方前四位是剛果(金)、尼日利亞、迪拜和俄羅斯。數以萬計的華商正從這四個國家集體出走，他們的目標一致，向東，回到中國。
合肥人孫宏偉是走得最堅決的一個，至少這輩子，他不想再看俄羅斯彼得羅夫斯克一眼。成百上千車木頭、積滿灰塵的廠房、停止轉動的伐木鋸，彼得羅夫斯克眼下隻剩這些了。這座擁有大片原始森林的俄羅斯邊陲小城，曾因緊挨中國滿洲裏而成為熱鬧非凡的雙邊木材貿易中心。現在，它重歸寂寥。
孫宏偉與近萬名在那兒以木材貿易為生的中國老板和打工者是被貶值幅度近60%的盧布(俄羅斯貨幣)和驟然冰凍的林木貿易逼走的。
回到合肥的他打算重操舊業，開發遊戲軟件，“經濟是好是壞，總有人玩”。
聚集了近10萬名華商的莫斯科集裝箱大市場，2008年連接遭遇“9·11”封倉和盧布大幅貶值的雙重打擊。莫斯科國立大學亞非研究院教授格爾博拉斯認為，數千華商將被迫回國。莫斯科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常務副會長李宗倫說：“主要是俄方一些機構和個人把危機轉嫁到弱勢商業群體身上，比如華商。”
市場生意慘淡，心理壓力大，很多華商選擇了到賭場緩解壓力。在莫斯科最大的幾家卡西諾(賭場)如：阿爾巴特、小鷹及宇宙賓館裏，華商隨處可見。阿爾巴特賭場的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中國員工說：“我認識一位華商，莫斯科許多地方都沒去過，但是他自己說可以從莫斯科任何一家賭場門口找到回家的路。”
尼日利亞也麵臨貨幣大幅貶值的危機。2008年聖誕節旺季過後，溫州鞋商儲海斌身邊的同行80%都選擇了離開，3月下旬，儲也定了回國的機票。在拉格斯做中介服務的寧波人胡瀟勇專為同胞提供證件代辦、房屋租賃和車輛租借服務，此前他每天都會接到上百個谘詢電話，而現在“電話半天都懶得響一聲”。
與在俄羅斯及尼日利亞經營傳統的日雜服裝批零的同胞相比，進軍迪拜與剛果(金)的中國商人則熱衷於高風險、高回報的投資。2006年，數以萬計的中國人因受瘋狂飆升的房價與國際銅價刺激，分別湧入迪拜與剛果(金)淘金。2008年下半年，全球金融危機立馬刺破這兩團畸高的泡沫，兩股狂熱的人流再又集體回流。
溫州開發商廖雲凱(化名)在迪拜砸下的近千萬美金被深度套牢，據他稱，像他這樣規模的開發商有六七個，如今基本已經撤回國內；而2007~2008上半年在迪拜炒房的中國人逾萬，目前離開的人數數據不詳，有的悄然回國，有的因身負巨債“人間蒸發”……
現在，遍布在這座奢華天堂的工地寂靜無聲，《紐約時報》說，“三千多輛豪華車被失去工作的車主拋棄在迪拜機場車庫”，其房地產最火爆時，曾有10萬中國勞工為其添磚加瓦，如今，他們成了海外撤軍的大部隊。
位於剛果(金)加丹加省魯本巴希城的礦區眼下幾成空城。2008年下旬，成立不久的中非礦業和勘探公司(CAMEC)宣布旗下的世界最大鈷礦之一MUKONDO礦停產，90%的中資冶金廠隨即陸續撤走。在剛果(金)首都金沙薩開設備公司的河南人李克不得不暫停選銅業務，這也意味著她暫時不必再到礦區受苦，“那根本不是正常人過的生活，空調、床甚至床墊都得從國內帶，除了超過100%的利潤，沒人想在那兒多呆一秒鍾！”
除去略帶誇張的描述，剛果(金)與上述三個充滿告別的國家有著共同點——非移民國家，國籍對中國人而言沒多少吸引力。那兒的中國人隻想把“牛奶”帶回來，而從沒想過要和奶牛生活一輩子，奶牛奶水不足了，他們也就回來了。
事實證明，中國“擠奶工”不太可能與這些“奶牛場”同呼吸，永相隨。這讓加丹加省省長穆伊斯·卡騰比(MoiseKatumbi)很受傷，“一些認真的(中國)公司留了下來，我對他們沒有什麽意見。但他們隻占原來在這裏的中國企業的10%，加丹加省並非野外叢林，他們的行為就像是在叢林一樣。”
不是地獄，不是天堂
“請你不要把我們描述成之前生活在天堂，現在掉進了地獄，我們一直在過著正常人的生活。現在，即使我們無生意可做，但仍然享受著不錯的福利和教育。”
情況還不是最糟，在歐美絕大多數華商還沒打算輕言放棄，選擇就地冬眠。
法國華商會會長卓旭光、意大利青田同鄉總會會長周林光不約而同地告訴本報記者，當地華商的生意受影響很嚴重，但不會集體撤退，“撤了，家庭怎麽辦？撤到哪裏？”
這也是青田的賓館、樓市沉寂，但始終未出現返鄉潮的原因。對於絕大多數赴歐洲的華人而言，除了賺錢，他們還帶去一個“歐洲夢”，夢裏有房子、車子、孩子的教育、綠卡、及高福利的公民待遇。他們大多是整個家族都搬到歐洲去的移民。即便短暫的撤回，更多的是基於國內生活費用低廉的考慮，類似於休假避冬。
剛回國的賈宏(化名)在巴黎93區(巴黎最大的中國商人批零區，以溫州人居多)做日用品貿易28年，生意從去年下半年開始急轉直下，不得不將兩千多平方米的倉庫轉讓。但他從沒想過回國發展，如今，他一家四口都是法律意義上的法國人，“難道回來開外資企業？”
如今，法國及所有在歐洲開餐館和做貿易的中小華商正在采用各種辦法降低消耗，維持體溫過冬——生意做得大的，關掉一兩間超市或餐館；生意難以為繼的，轉讓倉庫減少開銷；從餐飲轉做貿易仍沒上手的，又轉回去做餐飲；生意完全做不下去的，好歹還有親友的接濟。再不濟，選擇回國暫避，壓縮自己的生活消費成本。
這段時間，歐洲各國當地華人報紙上登滿了餐館和倉庫轉讓信息，盡管價錢僅是危機前的一半，仍然不好脫手。賈宏此次回國還順便幫一個親戚推銷一個戴高樂機場附近一萬多平方米的倉庫，轉讓費每平方米僅340法郎，大多數人的表情先是驚訝，然後恢複平靜，“再低價，盤過來也虧，現在哪用得上那麽大的倉庫啊……”
《2008年世界華商發展報告》描述歐洲狀況時以意大利重要進出口港熱那亞為例，“2008年下半年開始，200多家華人企業中，30%的企業目前入不敷出，60%的企業尚可維持，盈利的企業還不到10%。”
青田籍意大利華商林可可(化名)回國休整前，賣掉了兩間餐館中的一間。她告訴本報記者，前幾年受SARS和禽流感影響，加上當地媒體對華人的攻擊，她和老鄉們的餐館生意淡了許多，很多館子關門，現在又攤上全球金融危機……
“但請你不要把我們描述成之前生活在天堂，現在掉進了地獄，我們一直在過著正常人的生活。現在，即使我們無生意可做，但仍然享受著不錯的福利和教育。”
“中國人命硬”
經濟複蘇後，有的人會重新返回，有的則有新的變動，“中國人命硬”。
在俄羅斯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宮姓老華商認為，即便情勢嚴峻，此次全球華商回撤仍是一次例行調整，經濟複蘇後，有的人會重新返回，有的則有新的變動。“中國人命硬。”他說。
宮經曆過1998年俄羅斯金融動蕩，彼時一夜之間，盧布(舊)對美元的匯率從1∶5000跌到1∶24000，俄羅斯內務部同樣查封了大批中國貨，很多些人傾家蕩產，有些人撤回了國。可十年之後，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前，“中國人的市場熱鬧得像什麽事都沒發生過”。
“命硬”更多因為華商擇木而棲的生存哲學。上世紀90年代初期的東歐巨變後，東歐華商陸續遷居西歐發展，以青田人為例，巨變前，曾有2萬多人積聚於俄羅斯、波蘭及匈牙利，目前已減少到一千多人。離開的大部分人照樣敏銳地尋找到了新的樂土，他們堅信，世界之大，豈無容身之地。
當然，“命硬”還意味著敢於逆流而上，主動尋求轉型。與那些撤退路線並行的是不易察覺的華商在異國尋求新出路的轉移路線，已經隱約成型。
男性奢侈品貿易商溫敏琪(化名)的訂貨商均來自意大利，其產品的消費者是中產階級和金融精英男。去年下半年開始，溫的訂單減少了四分之三，現在，她打算開拓消費能力不高的亞非拉市場，“哪個國家都有富人，關鍵要看市場有沒飽和”。
在迪拜擁有四座大型商城的阿聯酋溫州商會會長陳誌遠今年打算進軍美國，奧巴馬當選總統讓他不停稱讚這個國家“沒有什麽不可能的事，沒什麽不可包容的人”。
在尼日利亞的溫州鞋商儲海斌也有聽說，在尼幾個家大業大的華商春節後將家族事業轉移到歐美去了，“中國人在尼日利亞的貿易結構太單一，都集中在中低端市場，要有更大的發展，必須轉型”。
危機前，強者愈強愈安全的道理逼迫著中小華商們反思華商族群的發展路徑——當年巴黎93區的溫州人從事的日貨、箱包、服裝及鞋子的生意，基本都是從完成了“版本”升級的猶太人手中接過的盤，猶太人早已轉型至相對規模和高端的產業，成為危機中抵抗力強的一部分。
盡管在當下海外中小華商大多身單力薄的背景下，這樣的轉型之路仍顯艱難和個案，畢竟，資金雄厚者才有資本及機會開拓新天地。
對於他們大部分人而言，更現實和內在的期許寄予下一代，向經濟條件更好、體製更優越的國家移民，或工作。在巴黎做生意的溫州人賈宏的孩子正在大學念曆史，他支持兒子的選擇，“我們當年都是初中沒畢業就出了國，現在小孩大學畢業，還做百貨批發？那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