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旗》發號施令，天下大亂 (圖)

牧惠所著的《「紅旗」十年》（明鏡出版），以他自己在中共頭號黨刊《紅旗》工作的親曆，詳敘了整個八十年代衝擊中國思想界的一些事件的發端，以及《紅旗》所扮演的角色和作用。其中對一些大事件的記錄，以及一些鮮為人知的細節，勾勒了整個八十年代中國思想界的鬥爭脈絡。
本文摘自《「紅旗」十年》一節，記述了《紅旗》雜誌社“整黨和清汙”的故事：
從中央黨校結束學習歸來，我麵臨著兩個政治任務：整黨和清汙。
這時是一九八四年。應當說，當時黨內的情況，遠比現在要好；但是，腐敗的苗頭已經相當嚴重了。幹部的關係學，以權謀私，和黨內一批僵化的反對改革的勢力（《紅旗》應當說是相當重要的一個陣地），都亟需整頓。“四人幫“的餘黨或稱不上餘黨的殘渣餘孽，埋伏在我們黨內也是一個禍害。把這些勢力徹底清洗出去，才能得到真正的安定團結。
但是，正如魯迅講的，中國是個染缸（柏楊稱之為醬缸），什麽好事到了這＿?ㄦ|變味變質，搞得麵目全非。《紅旗》的整黨，無非也是照例把好事放到染缸＿?V上一染，達到了“鹹與維新”的目的。
對於不正之風，機關的幹部並不是沒有看法的。社會上的問題且不說，就說本機關。
熊複為什麽一人有三輛小車
首先一條就是作為總編輯的熊複就沒有帶好頭。有人提出：他為什麽一個人竟占有三輛小汽車。這一下當然觸及了禁區，引起了振怒。群眾被黨委訓斥說：這是工作需要嘛！差一點沒有使上“別有用心”這個詞。隻是說應當警惕別迷失了整黨的大方向。問題上綱上線到這個地步，別的問題如花了好幾萬（一說十幾萬）為江雲裝修他的四合院，林肖硤不務正業地整天坐著小汽車四處串門消磨日子，還有某些編委帶著老婆、女兒用公家的小汽車去跳舞到深更半夜等等之類，當然更說不上什麽問題了。反正是“社會主義”的，是“全民所有製”的，誰有權就去挖社會主義牆腳。謀私利吧！這並不妨礙他們在會議室＿?雅隋陬＿地“清除精神汙染”，批評這個、那個人（往往一點就是幾十）違背四項基本原則。
所謂“工作需要”三輛小汽車，我略有了解。有一次，熊複讓我這位文藝部的負責人、作家陪他去首都醫院探望病中的丁玲，坐的是紅旗牌。可以想見，在醫院門口一大堆雜牌汽車中，紅旗牌小汽車的首長身份當然格外觸目。相反，如果去中央首長那＿??u作，求人情，那當然得坐一輛讓首長得出艱苦?素印象的上海牌。而同老友們聚會，嶄新的皇冠（那時還沒有賓士）則是一種權力正在上升因而不斷更新小車的標誌。舍棄哪一輛都不合適。至於小編輯們為了組稿得騎自行車或擠公共汽車，那就“克服克服”吧！
整黨如此開場，誰都明白，這將會是一場戲。
《紅旗》發號施令，天下大亂
整黨的一個重要內容是清理“文革“中的“三種人”。《紅旗》在“文革”中壞事幹盡，陳伯達、姚文元、王力、關鋒、戚本禹、林傑這批壞人都曾先後當過總編輯、副總編輯或沒有這種名義卻有這種實權的官員，通過《紅旗》發號施令，搞得天下大亂。這筆帳，在粉碎“四人幫”後，已經清理過不止一次。好些頭麵人物的問題可以說已經查清並做了結論。但是，問題是那些非頭麵人物，其中不少又並非等?之輩卻平安無事。這些人，大部分是省＿?漱j批判組拔來的尖子，在省＿?飩s過不少有份量的、被姚文元之流賞識的大批判文章，調來《紅旗》後更立過不少“功勳”。但是，由於種種原因，這些人不僅沒有得到清理，而且還陸續被升官，當了室主任或編委或即將予以重用。民憤極大的王積業的問題我不了解。可原文藝部一些人的問題我卻略有所聞：從內蒙調來的孫士傑，曾經是在人民大會堂就內蒙革委會組成問題同周恩來談判的一派頭頭，可見當年的架勢；作為清查重點文章的好幾篇文章，包括來自他的老巢內蒙寫作組“洪源”寫的《鄧小平修正主義路線的極右實質》，都是由孫士傑組織來並大力修改過的。此人在文藝部中極不安分，千方百計把內蒙來的根本不夠水平的稿子硬要擠上去，而且公然以支部書記代表黨、必須領導一切的名義同柯藍爭權。文藝部的人都認為此人“陰”得很。還有一位何望賢，他除了作為編輯參與了一些“文革”大批判文章的炮製外，還幹了一件絕不能原諒的壞事：周恩來逝世後，社＿???ЛF了姚文元關於極力縮小宣傳、連遺像也不準在《紅旗》登的“指示”。本來，作為一般編輯，何望賢聽過傳達並無向下傳達的義務和權力。但是，此人有一種自我膨脹、唯恐別人覺得他地位不顯著的嗜好。在沒有任何人布置他這樣做的情況下，他把河南（他是從河南調來的）一些人召到北京，傳達了姚文元的這一“重要指示”。這已不是一般地執行了錯誤的指示而是主動作惡。還有一位陳展超，此人是老《紅旗》即在“文革“前已在編輯部工作的。由於得到王、關、戚的賞識，他是中央文革用《紅旗》記者名義派駐上海的聯絡員。在當時，老《紅旗》而得到重用的不多，而達到這種身份更非同凡響：全《紅旗》隻有他一人有這種頭銜。因此他也甚以為榮，沒少在我們麵前吹噓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繪聲繪色地描述王洪文如何在武鬥中把對立麵和反對張春橋的“反革命”打得落花流水，並暗示他如何經常向陳伯達、張春橋匯報上海的動態並得到他們的重視……
《「紅旗」十年》作者以自己在中國頭號黨刊「紅旗」工作的親曆，詳敘了整個八十年代衝擊中國思想界的一些事件的發端，以及「紅旗」所扮演的角色和作用。其中對一些大事件的記錄，以及一些鮮為人知的細節，勾勒了整個八十年代中國思想界的鬥爭脈絡。
照理說，這些在粉碎“四人幫”之後根本來不及清理的人和事，應當在這次整黨中清理。當時孫士傑已調離文藝部，陳展超也不是我這一編輯室的人，剩下的是何望賢。在談到如何整黨的時候，黨委書記周國全把何望賢的有關情況告訴我（我兼任支部書記），也說要清理。他說，粉碎“四人幫”後，河南不少人寫來揭發材料。由於何望賢犯的不是一般執行任務中的錯誤，曾要他交代問題。他卻借心髒病（此人也確有心髒病）為由在家＿婺＿了幾個月，一直等到風頭過去。這回，還得提防他這一手。
果然不出所料，當我轉達黨委的意見，要求何望賢在整黨中檢討自己“文革”中的錯誤時，何望賢馬上臉紅脖子粗地跳了起來，說我存心整他。我馬上嚴正地指出：這是黨委的決定，聽與不聽，一切後果由他自負！而且我還指出，你何望賢犯的錯誤是主動幹的、誰也沒有布置你那樣做。希望你好好從中總結教訓，不要重犯類似錯誤。我這話是有所指的，因為從外麵已不止一次有人反映，何望賢在外麵開會或會客的時候，常常以文藝部負責人（有時乾脆稱部主任）的身份出現，向人發號施令，給人以“首長”的印象，說明此人那種官迷心竅的積習相當嚴重。
經我那麽一說，何望賢自知理虧，自我解脫說：“我並不是說你，你對我是友好的，愛護我的。我隻是感覺到有個別人跟我過不去。”我也不為已甚，既然他認了錯，就不再窮追猛打了。
誰知人家有的是辦法！大約過了一個星期，熊複找我去談工作，正事談完後，說：“何望賢前天來我這＿?G嘮叨叨講了一個下午，一肚子委屈，說河南的人冤枉他，把我搞得膩味透了。考慮到他的病，他的問題，不檢查就不檢查吧！反正就是那麽回事，眾所周知的。”
我說：“這是黨委布置我的任務。既然領導上認為可以不要他談，那當然可以。”
於是，何望賢就這樣過關了。
那麽，整誰呢？隻能是整那些浮在麵上的“死老虎”。在我們這個室＿堙A一個是許健生，一個是王廣宇。
許健生在“文革”中由於哪一派也不沾又有一定的能力和水平，因而被姚文元看中，指定為雜誌社編輯小組的主要召集人，相當於總編輯或第一副總編輯。任何人，隻要處在這個崗位上，必然得執行姚文元的“指示”，幹出或多或少、或輕或重的壞事、錯事。“四人幫”垮?後，許健生被整了好幾年，其中還有一些人（如王積業）故意製造混亂給他捏造了一些莫名其妙的罪名。一直到一九八一年八月，才給他一個“審查結論”，最後一段說：
許健生同誌在主持《紅旗》日常編務工作期間，犯有嚴重的政治錯誤。經過審查和同誌們的批評幫助，許健生同誌對所犯錯誤有一定的認識，態度是好的。為此，黨委決定結束審查，分配工作。
許鍵生被分配到科教部當編輯，科教部合並到文藝部，許健生也順理成章地並了進來。
李友濱報仇雪恨的機會到了
我同許健生是老相識，都是一九六一年從省＿堙]他從安徽）調來的，曾經共住一座四合院，對他有一定了解。他不是壞人，隻是因為怕事，在重大問題上往往模棱兩可，不介入哪一派。這使他得以成為姚文元的代理人，同時也使他在執行時缺乏太多的“創造性”，這反而保護了他，使他談不上有哪些了不得的屬於陰謀性質的錯誤。經過幾年的審查，他更是銳氣喪盡，除了完成領導交給他的組稿、寫稿、改稿任務外，埋頭讀書，對政治不聞不問，也不寫什麽。作為朋友，我曾勸他別因此一蹶不振，總得寫點自己的東西才好嘛。他知道我出於好意，但不為所動，經常捧著蘇東坡、鄭板橋來消磨日子，決心與世無爭地安度離休前這最後幾年。
但是，恰好又碰到一位李友濱當領導，這就難免不發生矛盾。許健生具體分工管教育。有一次，教育組的幾個人擬了一個題目，推舉許健生起草。文章起草後，李友濱認為不行，自己另寫了一篇，然後讓大家討論。不識趣的編輯們一致認為，許健生的稿子比李友濱那篇好。李友濱勃然大怒，宣布散會。許健生覺得自己莫名其妙地拉扯進來，非常被動，於是馬上聲明，堅決撤回自己那篇稿子，絕對不同意上版麵。盡管如此，積怨卻由此產生了。不久之後，李友濱借一個極小的由頭，說許健生這個“小小的編輯”竟敢不服從他這位室主任的領導，把許健生教訓了一頓。從來不曾發過火的許健生被激怒得大聲地在辦公室＿?P李友濱吵了起來，說“我從來沒有見過象你這樣的領導”，搞得編輯室的許多人進來圍觀，一時傳為笑談。
現在，既然有了題目，李友濱報仇雪恨的機會到了，當然設法大做文章。對待王廣宇，寧“左”勿右的李友濱同樣如此。其實，王廣宇當時隻不過是戚本禹手下的一個做具體工作的人，執行過戚本禹的一些命令（當然不少是極錯誤甚至可以說是反動的）；但是，他同樣是一個毫無創造發明的執行者。何況，僅僅因為他在戚本禹手下幹了將近一年工作，他已經在牢獄＿??L八年！他的腦子已經因為長年坐牢而變得遲鈍，多少喪失了搞編輯工作的能力。
對這樣的人，怎麽忍心整得下手呢？
但是，也許是為了怕別人說“右傾”（據說也確有人告狀），更可能還有人想借這個機會立功，專案組和李友濱等人曾經一度想把他們弄成“三種人”。假如此案成立，那結果將是開除黨籍，調離北京。我當然堅決不同意這樣做。盡管我屬於少數，但我仍然說：“這兩位同誌確有錯誤；但是，他們犯的錯誤，是任何人處在這個崗位時都可能甚至可以說必然要犯的。我當時是被整者，許健生得勢時也做過一些很不夠朋友因而讓我討厭的事；但是，我不主張報複。我覺得應當實事求是地對待他們，鼓勵他們在認識錯誤後有勇氣為黨為人民做一些事情。把他們也算成‘三種人’是難以服人的！”
後來，盡管“三種人”的結論做不成了，李友濱又仍然要在審查結論裏加上一些不實在的、過重的詞句。王廣宇對此極為不滿。我也表示不能那樣說。最後做出的是一個折衷的、雙方都不大滿意的方案，王廣宇堅決拒絕在結論上簽字。
而王積業、陳展超呢，在這之後不久，其中一位當了出版社的副社長，一位當了黨委副書記然後又是總編室主任！僅僅是確實太露骨的三種人林傑和胡錫濤被開除黨籍，一個到了河北，一個去了武漢。
至於“清汙”，在我們這位李主任的領導下，更成為一場讓人哭笑不得的鬧劇。
“清汙”:哭笑不得的鬧劇
由於有了《苦戀事件》，在以熊複、林肖硤為首的編委會若幹成員看來，我當然“汙”得相當嚴重，必須清理清理。但是，既然我是編輯室副主任，加上對我的具體情況（諸如我在外麵發表過哪些文章和講演，和哪些“汙染”分子有來往等等）並無具體了解，熊複並沒有就我的“汙染”問題找我談過話，即使在室主任會議上，也不曾指名道姓地談到我的問題。他們把它交給我的直接領導人李友濱來執行。這就注定要鬧出許多笑話。
他當然首先提到文藝部“反對批判《苦戀》”的問題。我馬上找來胡耀邦當時關於這個問題談話的記錄稿邊讀邊解釋給他聽。我說：當時胡耀邦已經批評了這種不正當的做法。我完全擁護耀邦的意見。我認為如果《紅旗》慎重些，遲發或不發遠方的文章可能會效果更好些；當我的建議被總編輯否決之後，我堅決執行上級的命令，這怎麽能說是“反對批判《苦戀》”呢？
關於“無為而治”問題，我更是拒絕作任何檢查。我說，這是柯藍時期組織來的稿。就稿論稿，王若望在這篇文章中並無反對黨領導文藝的意思（至於他在別處如何說那是另一回事）。“無為而治”是陳毅提出來的。欒保俊（亦木）在批評“無為而治”的時候把陳毅也批了，說他“考慮欠周”，這是我無法同意的。亦木批“無為而治”，必須把王若望如何歪曲陳毅的意思講清楚，而不能把陳毅拉在一塊批。這樣做，廣大讀者是無法忍受的。
“你認為王若望有沒有歪曲陳毅呢？”
“我隻看過王若望在《紅旗》發表的文章，他在別處作的反對黨領導文藝的演講和文章，我沒有看到過。”
李友濱掌握的“問題”本來就不多，加上他對文藝和文藝界的情況一無所知，這些別人提供給他的“問題”不難駁倒。這位自我感覺良好的室主任，哪能相信無法抓住我的辮子？他竟冒冒失失地說：“這幾年，咱們文藝方麵固然發表過一些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好文章，可是，從發表王若望以及他這一類人的文章看，在文藝為政治服務、政治標準第一這些方麵，總會有些缺點、錯誤可以檢查的吧？”
這不是送上門來了？我說：“當然不能說《紅旗》發表的篇篇都是好文章。反映不一，有人叫好的，就會有人罵街。例如這次發表的關於清汙的評論，雖然不是我們室寫的，但是外麵的人卻總以為是我們寫的，意見很大，認為它把清汙擴大化了。這類問題，我們室當然用不著檢查，但應當引為教訓。至於你講的文藝為政治服務、政治標準第一等等，這些提法，早幾年中央領導同誌就講過，這種提法不妥當，不準確，起了不良效果……”
李主任顯然不相信竟有這種“異端邪說”，馬上追問：“有這樣的講話？是哪位領導人的講話？”
我手頭上剛好有胡喬木一九七九年十月一次關於文藝與政治談話的記錄稿，我把其中一些段落念給他聽：
我認為（文藝為政治服務，文藝從屬政治）這個提法，現在還是以不再提為好。它在理論上是站不住的，馬、恩從來沒有這樣講過，在他們的著作中找不到文藝必須“從屬”於政治的根據。……齊白石的白菜，徐悲鴻的馬，黃胄的驢，吳作人的駱駝，你不能說這是為政治服務的；但我們可以說這是新中國的文藝。……“文藝為政治服務”這個口號，使大量的事實和文藝現象無法解釋。……
（“政治第一，藝術第二”）這個口號，是經不起檢驗的（小平插話：這個口號帶來了創作的公式化概念化）。毛主席對於他欣賞的作品，從未這樣講過。比如他喜歡三李，不管李白、李賀、李商隱，都很難說是政治第一。曆史上任何一家一派，都沒有用政治第一的標準來寫文學史。
這種對文藝創作為何物一竅不通的人有一個特點：唯上、唯書，胡喬木這樣講，鄧小平還插話讚成，可真地使他漏了巨竊。但是，這種人永遠不會服輸，他提出：“無論如何，老雷那篇關於雙百方針的文章是有問題，得讓他檢查檢查。”
雷聲宏是文藝部的一位編輯，從天津大批判組調來的。一九八０年我回《紅旗》不久，他交了一篇《百家爭鳴實際上是“兩家爭鳴”嗎？》給柯藍，希望能在《紅旗》發表。當時文藝部內部的勾心鬥角相當嚴重。首先是柯藍很不願意下麵的人有文章在《紅旗》發表，因為那會襯出他的無能（他根本無法寫出一篇千把字的理論文章），而其餘的起碼兩個自以為是文藝部副主任的候補者當然也不願意雷聲宏的文章能夠發表。再加上文章提出的又是一個“尖銳”的問題。因此，他們誰也不願意表示同意發表。柯藍照例把這個難題交給我處理。
我的看法是這篇文章恰恰太不尖銳。這個問題，其實早就有人提出過。說百家爭鳴隻是兩家，即隻有資產階級一家、無產階級一家，當然不對。事實上，資產階級也好，無產階級也好，都各有不止一家。何況，更不能把封建主義這個大家族忘掉。此外，還有一些沒有階級性的學術問題，歸到哪一家去也不適當。雷聲宏的文章隻不過重複了一些眾所周知（當然象李友濱這樣的人卻一無所知的也有）的道理，不深不透，又考慮到不要傷害雷聲宏的積極性（此人一年難得寫出一篇文章，他寫這篇文章下了很大功夫），我把它推薦到《紅旗．內部文稿》去，建議他們發表。
文章在《內部文稿》發表後，雷聲宏又通過他在《人民日報》的關係在文藝評論上發表了。這一來引起了一場小小的風波。《紅旗》是個派係林立、講?話的人繁衍得特別茂盛的所在。於是有人放出空氣說，文藝部把一篇好文章“槍斃”了。我知道這是衝柯藍來的。柯藍緊張了一陣，這股風就自然平息了。
誰知，到了清汙，這卻成了個問題。李主任認為，百家爭鳴就是兩家，即無產階級一家，資產階級一家，這個提法正確，怎能說錯了呢？何況，這是毛主席提出來的。在報紙上公開批評毛主席，還能不是汙染嗎？還不應檢查嗎？
這顯然是謬論。我在文藝部＿?????F然而事情卻很使人失望。雷聲宏是當事人，在李主任的壓力下，他不敢為自己辯護，這是可以理解的。作為支部委員的陸榮椿，一半由於唯上，一半由於糊塗，竟在李主任麵前表示“檢查一下也好”。這就使我在領導小組中處於孤立地位。我又去找何望賢，希望他主持公道，講幾句支援雷聲宏的話。可以看出，何望賢是明白人，他也認為雷聲宏的文章沒有錯。但是，事情是很複雜的。首先雷聲巨集和何望賢的關係極不好，常常在我麵前互揭老底；何況，何望賢幹嘛要得罪李主任呢？麵對著我的陳說，何望賢始終不肯說一個“是”字，也不肯說一個“非”字。多年的運動，培養出這樣一種人來，不可謂不是一種悲哀。
我的處境極為難。盡管我同雷聲宏談不上“死黨”，但是，身為支部書記和主管文藝的副主任，我得對同誌負責呀！怎麽能逼一個沒有錯誤的同誌承認自己的“錯誤”呢？但是，搞得不好，右傾、包庇的罪名也是不好受的。何況我已看出，李友濱很不喜歡我這樣一位不服貼的助手。
但是，畢竟挨整過三十年，經曆過不少運動，我有點看化了。在一次室領導和支委會的聯席會議上，當李友濱又一次提出雷聲宏必須補清除精神汙染這個課時，我問：
“這是編委會的指示嗎？”
“不是。”
“是黨委的決定？”
“不是。”
“那是怎麽回事呢？”
“雖然那不是上頭的意見；但是，既然有同誌提出來了，就檢查一下嘛。”
“這個問題，好象很難同精神汙染掛上鉤。”
“不屬汙染問題，屬認識問題。兩家爭鳴是毛主席提出來的正確觀點，反對他，有必要認識一下。”
我據理駁斥了這一套。李友濱不高興了：“不叫檢查，討論一下、認識一下總可以吧？對毛主席的論點有不同看法，按照黨章規定，可以向黨組織反映，不應當在報紙上公開批評。”
時在一九八四年，一位黨中央理論刊物的部主任竟把這一條搬了出來，我還能說什麽呢？我決定打迂回戰。
經過摸底，我終於查明，打雷聲宏這篇文章的小報告的，不是別人，乃是編輯室＿?@位二百五型的根本沒人瞧得起的陳高欽。
此人是一位調幹生，北京大學中文係畢業的。據他的同學介紹，他在大學時幾乎沒有一門課程能達到及格水平，全靠大家幫忙（槍替、作弊）和老師的寬容（不寬容也無法可施）他才勉強畢了業。這個人的專長是搞關係和打小報告。盡管狗屁不通，他卻有本事找到廖承誌、郝建秀這些中央領導人，和林巧稚、華羅庚這樣的科學家，而且對中央領導人的情況如數家珍。
我們曾開玩笑說，隻要交給他任務，鄧小平、胡耀邦家＿?L也照樣可以進去。但是他也往往因此捅出不少漏子。例如他竟能找到廖承誌請他談中日友好船事件，氣得廖承誌打電話到編輯部提出抗議。他還能通知郝建秀讓她布置下麵學習《紅旗》上的某一篇“重要文章”。看來是一個神經極不正常的人。我們本來不肯要他；但是無處可塞，又終於隻好讓他在我們這個編輯室。奇妙的是，這樣的人竟得到了李友濱的賞識。他提供的一條材料（同時他提供了哲史室另一位編輯的材料）竟然讓李友濱深信不疑，真是匪夷所思！
摸到這個底，而且知道編委會確實不知道有雷聲宏這個問題更沒有為此做出什麽決定，我決定讓第一副總編王忍之知道並幹預這件事。辦法是：我把這個情況告訴仍在書記處研究室的丁振海，讓他把我的看法（當然同時也是丁振海的看法）向王忍之反映，要求他出麵幹預這場胡鬧。果然，過了幾天，一天夜裏王忍之從家＿?捶?q話，談了幾件事（包括設法調丁振海到《紅旗》）之後，似乎沒頭沒腦地對我說：“雷聲宏那篇文章，不要讓他檢討了。我已經讓周國全告訴了李友濱。你不用管就行了。”
我明白王忍之的意思：為了顧全李友濱的麵子，我不必再提雷聲宏的事。李友濱已經間接由周國全那兒得到了王忍之關於不必讓雷聲宏檢討的指示。
李友濱當然心中有數。但是，為了維護自己的麵子，在一次編委會、黨委會匯報整黨問題的時候，李友濱列舉了室內需要解決的問題時，仍不肯不把雷聲宏的問題列入其中。但是，編委會和黨委的領導人都不予理會，也即是等於否決了這件事。
兩天後，終於獲得解放的雷聲宏告訴我，李友濱找他談話了。說，文章的事，看你本人的態度，願意談就談幾句，黨是歡迎的；如果一時想不通，不談也可以。反正隻是一個認識問題。這顯然是為自己找?階。
通過一連串的這些瞎胡鬧、瞎指揮，王忍之、蘇星、馬仲揚這些編輯部的領導人發現，作為一個編輯室主任，李友濱根本不可能起好作用。於是下決心把他調離。由我來擔任室主任。但是，按照中國的官場慣例，這樣做還得讓李友濱也同樣喜歡，絕對不能得出李友濱垮台的印象。於是，這位當不好編輯室主任的李友濱，被任命為副秘書長，理所當然地加入了編委會。
結果，這位副秘書長在新的、更高的崗位上繼續演出了一出又一出的妙劇。(摘自《「紅旗」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