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悄悄由“核心”到“共治”的轉變

當代中國曆來被視為有效的權威主義政治，但確立於上世紀末的兩項製度規範，已經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政治的這一基本特征。這兩項製度一是最高領導人的任期製，二是70歲後不再連任的年齡限製。雖然看來隻是技術性的規則調整，但由於發生在權力核心這一最敏感區域，小手術帶來大變化。雖然這一變化至今還是靜悄悄的，並沒有為公眾輿論所認知。
有效的權威政治之基本要件是，必須存在一個擁有足夠權力的權威領袖，這就是鄧小平強調的“一個核心”。鄧小平就是按此模式來打造第三代的，他應該希望第四代乃至以後各代也能遵循此一模式。但是，在最高權力位置上的上述兩項小手術，最終使鄧的意圖成為不可能
不可克服的矛盾是，新舊領導人的並存涵蓋了新領導人的整個任期。由於實行任期製，最高領導職位的任期最長隻有10年；由於70歲後不再連任，在現代健康水平上，70多歲退休的前任領導人很容易將“有效生命”（即保持頭腦清醒）再延續10年，從而涵蓋後任的全部權力運程。
在現行體製下，由於最高權力是自上而下，由前任授予後任的，前任領導人退休後，並不會完全喪失權力，他隻是不再承擔具體的責任和事務，政治影響力仍然舉足輕重。在前任影響力猶存的情況下，後任無法在最高領導層建立絕對權威。同時，由於和平年代領導人的權威不是來源於個人的功勳和魅力，而是來源於體製的規定性，退出最高領導職位的前任領導人，其權威也將逐漸喪失絕對性。新舊領導人事實上形成一種相互牽製的關係。
正是這種關係，才能完美詮釋十七大上習近平、李克強雙雙晉級常委現象——“一個核心”的權威體製事實上已經被打破，因此也就沒必要在表麵上再克意維持，中國政治已進入後權威主義即缺乏足夠權威的後強人政治時代。也因此，對中共第四代的稱呼，一直隻是“總書記”，並未晉級為“核心”。
由此可見，權威體製的有效性隻有在最高領導人沒有年齡和任期限製的情況下才能得以延續，例如今天的朝鮮。新舊領導人並存，是樹立新權威時不可克服的障礙。中共第三代權威的真正確立，也是從第二代逝去的1997年才開始的，那才是一個新的個人時代的開始。不能順利產出新權威的體製，不可能真正延續權威主義的有效治理模式。更何況，以後的中國可能不僅僅隻是最高權力的兩代同堂，還可能出現三代、四代同堂的局麵。
新舊最高領導人相互牽製的格局，對作為最高權力層的常委會必然產生重大影響。這種相互牽製，使常委們擁有了更多的選擇性，更大的空間和權重。在常委會內部，“班長”的份量越來越輕，權威性越來越名實不符，新舊領導人與各常委形成“共治”局麵。這種後權威主義的共治格局，正逐漸取代“一個核心”的權威主義格局。
這種由“一個核心”到最高層“共治”的格局演變，對中國將來的政治進步來說或許是好事，它既是走向某種“共和”體製的開端，也提供了一種類似“黨內民主”的演進空間。但對於當下中國的社會治理來說，它卻可能是壞事。權力格局的改變，意味著原來有效的權威主義治理模式已不可用。在行政和政治體係仍然按照自上而下邏輯運轉時，核心權威的削弱，意味著動力源泉的枯竭，行政效率的大幅降低。許多發展中國家的政治進程，已經為此提供了大量例證，其共同趨勢是軟政權化與蘇丹化。
當然，今天的中國還沒有走到這一步，但端倪已現。由此即能解釋近些年來現行體製行政效率由高到低的轉變，解釋政權執行力的削弱，乃至政令不暢，“政令不出中南海”。近幾年一些政策的調整，新的執政理念的提出，乃至幾次救災中國家領導人的積極作為，在某種意義上，都可以視作是在權威流失危機下的自救性努力。
腐敗的快速擴張及其低治理績效，也與這種權威資源的流失有關。在“共治”格局下，從中央到地方的官場被劃分為幾大勢力範圍，內部又有層層迭迭的關係。各自抱團、各有靠山的官場生態，對自上而下的係統效率具有強大的消解能力。在很多情況下，中央政令必須符合具體執行人或者是其所屬勢力的利益或意誌，才能得到認真貫徹落實，否則就會被扭曲、搪塞和泡沫化。因此，在各大勢力範圍之間，在決策者與執行層之間，逐漸演繹出了某種類似“利益協商”的互動博弈程序。隻有經過這種潛規則程序的認可，才能產生真正具有實際執行力的政策。
潛規則運行一段時間後，有可能在改革和製度創新的名義下，升格為明製度，獲得正名。不久前發生在深圳的政治改革試驗，或許可視為後權威主義政治規則尋求自我正名的一種嚐試。6月初，中共深圳市委通過《深圳市委市政府關於堅持改革開放推動科學發展努力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示範市的若幹意見》，明確啟動一係列重大改革，包括試行區級人大代表直接競選，全麵試行區級黨代表大會常任製，改革局級正職領導幹部選任辦法，等等。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對局級幹部實行差額選舉：把局級正職領導幹部的初始提名權交給市委全體擴大會議，先由市委全委會投票，差額確定正式考察對象；然後由市委常委會對考察對象進行票決，差額選出局級幹部。通過改變提名與選拔這兩個環節，將“一把手決定幹部”的潛規則一變而為“黨內共推”與“常委共治”。據了解，深圳市已用這種新辦法選出了4名局級正職幹部。
當公共權力被分割時，利益資源也會被分割，並且形成相互競爭的局麵。這種競爭使官僚體係的膨脹，權力對資源壟斷的擴張，不可遏製。這是曆次行政體製改革舉步維艱，機構精簡往往適得其反的根本原因。目下大部製及國資委等項改革，又正在演繹這一過程。在權力及其利益無節製擴張的背景下，官民衝突必然加劇，官民矛盾成為社會的重要矛盾。
在這種格局和體製下，中國既出不了戈爾巴喬夫，也出不了普京。戈爾巴喬夫是當下許多自由派的期盼，普京則代表了中國民族主義的理想。這二種勢力與思潮，正是當下中國民間力量的主體。但無論是戈爾巴喬夫還是普京的出現，都需要一個前提，那就是新領導人能夠快速執掌權力，樹立權威。普京掌權樹威，靠的是民選機製。
由於權力來自人民，葉利欽甫下台就不但喪失了政治影響力，而且還必須托庇於新領導人的特赦令。而戈爾巴喬夫的權威，則來自於沒有年齡和任期限製的經典權威體製——當他就任總書記時，原領導人已經辭世，他可以在新的權力均衡上建立新的權威。
今天的中國沒有這種體製條件，最高領導人已不可能創造曆史，隻能順應時勢。他隻能被時勢推著走，難以引領潮流。最重要的是，他不難有新的想法，卻難以付諸行動，更缺少取得預期效果的係統執行力，很容易淮橘成枳。這種現象是體製使然，非關人力。當年毛澤東的特立獨行，也是依托於個人權力的登峰造極。畢竟，個人無法超越曆史。在曆史中，每個人其實都隻是具體環境的奴隸。

[大木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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