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奧運落下了帷幕。中國運動員獲得了51枚金牌，遠遠超越了名列金牌榜第二美國的36枚金牌和名列金牌榜第三俄羅斯的23枚金牌。大多數國人為此而感到自豪，執政當局也將其視為自己的政績工程，頗有一種洋洋得意的感覺。這種自豪與得意，將把中國引向何方？存在兩種可能性，曆史上前車可鑒。1936年柏林奧運與1988年漢城奧運，就是截然不同的兩個路向標。
柏林奧運是首次由一國政府出麵組織籌備委員會的奧運會，黨國元首希特勒親自擔任總裁。納粹國家充分發揮了“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修建了比1932年洛杉磯奧運會更豪華的奧運村，派出了人數最多的代表隊，德國運動員一舉獲得金牌33枚、銀牌26枚、銅牌30枚，居各國之首。柏林奧運的會徽顯示了第三帝國的霸氣：一隻昂首的雄鷹，鷹爪下是五環旗和聖火標誌。德國人民感到自己的祖國終於從凡爾賽和約體係的束縛下解脫出來，從此可以揚眉吐氣了。柏林奧運，為德國的完全納粹化，為希特勒挑戰普世價值與國際秩序，起到了推波助瀾、火上澆油的作用。
德國納粹黨徹底拋棄了康德的世界主義，把德國價值和利益作為至高無上的目標。希特勒在闡釋納粹主義（即“國家社會主義”或“民族社會主義”）時說：“任何人隻要準備以國家事業為己任，再沒有高出國家利益之理想；任何人隻要了解我國偉大的國歌‘德意誌高於一切’的意思是，在自己心目中世界上再沒有東西高於德國、德國人民和德國土地，這樣的人就是社會主義者。”希特勒對納粹主義與自由主義做了如下的比較：“民族社會主義既不把個人也不把人類作為其考慮問題、發表意見和做出決定的出發點。它有意識地把民族當作它整個思想的中心。這個民族對它來說是一種由血緣決定的現象，它認為這是上帝授予的人類社會的組成部分。個人是會消亡的，民族是永存的，自由主義世界崇拜個人，必然導致民族的毀滅。相反，民族社會主義則要求保護民族，必要時犧牲個人為代價。必須使每個人逐漸認識到，他的自我同整個民族的存在相比是微不足道的。”納粹黨公布法律，稱“唯一的政黨德國民族社會主義工人黨及其附屬團體”是“同國家不可分地連在一起”的。希特勒進而指出：“一個人身兼黨、國家、行政數職已成為迅速得以實現的民族社會主義統治原則。”在第三帝國，“學校奉命按照民族社會主義思想標準‘培養有政治頭腦的人，他的全部思想和行動都應以為人民服務和獻身這種精神作為指導並紮根於人民大眾之中，他應在內心深處和他國家的曆史和命運完整地結合在一起，永不分離。’”納粹宣傳家指出，“德國特色社會主義”取得成功的前提是，讓德國人民“對獲得一個新的、更大的德國所具有的偉大和光輝夢魂縈繞”。
在“德意誌高於一切”價值觀指引下，納粹德國公然挑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所形成的歐洲秩序和世界秩序。柏林奧運那一年，希特勒下令德軍開進萊茵非武裝區和武裝幹預西班牙內戰，與日本締結《反共產國際公約》（進而締結了《德日意三國同盟條約》）。此後，德國吞並奧地利，肢解和占領捷克斯洛伐克，以閃電戰進攻波蘭並與蘇聯瓜分波蘭，悍然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並最終導致第三帝國的覆滅。
漢城奧運則是韓國民主化轉型的一個催化劑。漢城奧運前一年即1987年，韓國民主運動掀起了一個新高潮，在野政治力量發起了1000萬人修憲案署名運動。6月，全國22個城市舉行了2100多次群眾集會和遊行示威，要求結束軍人總統全鬥煥的獨裁統治，實行政治民主化改革。6月中旬，國際奧委會向韓國政府發出最後通牒：“如果動亂繼續擴大而無法收拾，將取消韓國的奧運主辦權。”在這種情況下，執政的民主正義黨代表委員兼總統候選人盧泰愚通過電視，向國民發表了八點民主化宣言（即“6·29特別宣言”）。其內容是：（１）實行總統直接選舉的製度；（２）實施公正選舉法；（３）對受監禁的政治犯實行大赦；（４）保證基本人權和法治；（５）保證新聞自由；（６）實施地方自治；（７）確保政黨的基本權利；（８）保障社會穩定，保證公共福利。10月27日的全民投票通過了寫入這些原則的《大韓民國憲法》。以1987年底的總統直接選舉為開端，韓國民主化成為不可逆轉的過程。1992年以後，韓國民主化運動的重要推動者、前軍人獨裁政權的階下囚——金泳三、金大中先後當選總統。
漢城奧運會組委會主席樸世直指出：漢城“奧運會是民主化的促進力量”。韓國開發研究院發表《漢城奧運會的意義和成果》的報告書中說，56%的被調查者的認為“漢城奧運會促進了韓國的民主化”，53%的人認為“這次奧運會後韓國國民的人權更有保障”，51%的人說“奧運會提高了言論的自由度和公正性”。同一調查還顯示：87%的人認為，這次奧運會使國人感到自豪。樸世直說：成功舉辦奧運會之後，我們的國際視野得到了拓展；奧運之後，韓國變得更加開放了，國民變得更加自信和自豪；奧運會使韓國人對未來更加樂觀，堅定了向發達國家邁進的信念。
自豪的韓國人不同於自豪的德國人。民主政治家金泳三、金大中不同於希特勒、戈培爾（納粹宣傳部長，鼓吹“宣傳的論點須粗獷、清晰和有力；真理是無關緊要的，完全服從於策略的心理”；宣傳的要訣在於不斷重複，“謊言重複一千遍”就可以“征服人心”）。李慎之在《全球化有賴於全球價值的確立》中指出：全球價值“這個名詞並不是我發明的，而是九十年代中期當時的韓國總統金泳三和在野黨領袖金大中首先提出來的。他們在韓文中用的大概是韓文大量使用的中文‘世界價值’，一翻譯成英文就成‘全球價值’（global value）了”。韓國人不是像德國人那樣挑戰世界，而是熱情洋溢地擁抱世界。
金泳三在《全球化的設想》中指出：全球化要推廣到“政治、經濟、外交、社會、教育、文化、體育與一切其他領域”。“全球化就是要在一切方麵（包括思維與行為方式）都達到全球都接受的最高水準”，“造就二十一世紀的全球性公民”。金大中在《文化決定命運嗎?——關於亞洲反民主觀的神話》中寫道：“亞洲顯然擁有與西方一樣豐富的民主哲學”，“亞洲還有大量的民主傳統”。“不過，雖然亞洲的這類觀念比歐洲出現得早，但是確實是歐洲人首先創立了廣泛而有效的代議製民主。選舉製度的發明，可以說是歐洲最了不起的成就。這種製度在別處發展起來的事實，並不意味著它在亞洲‘行不通’。”“我深信在下個世紀初葉，民主將在整個亞洲紮下根來。到下世紀頭25年結束的時候，亞洲將不僅出現經濟繁榮，而且民主昌盛的時代。”“在建立牢固的民主製度和增進人權方麵，亞洲不能再浪費時間了。最大的障礙不是文化遺產，而是威權主義領導人及其辯護士的抵製。亞洲可以向世界其他地區提供很多東西。它趨向民主的哲學和傳統等豐富遺產，可以對全球民主的發展作出意義重大的貢獻。文化並不決定我們的命運，決定我們命運的是民主。”
柏林奧運與漢城奧運標誌著兩種發展路向：特殊價值觀vs普世價值觀，挑戰國際秩序vs融入國際秩序。有些人認為，中國的官方與民間分別代表著對立的兩極。這種看法是不準確的。因為在官方也有普世價值的擁護者，在民間也有普世價值的反對者。譬如說，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2007年就以個人署名文章和答記者問的方式兩次強調：“科學、民主、法製、自由、人權，並非資本主義所獨有，而是人類在漫長的曆史進程中共同追求的價值觀和共同創造的文明成果。”“民主、法製、自由、人權、平等、博愛，這不是資本主義所特有的，這是整個世界在漫長的曆史過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類共同追求的價值觀。”反之，著名民間“科學鬥士”司馬南近日卻掀起了一場針對普世價值的媒體戰。他在《冷看〈南方周末〉裸體衝鋒》和《普世價值很像神話》中寫道：“‘普世價值’這真理玩意兒，不同人群、不同時代、不同文化背景下，均有不同的解讀，‘從來都是具體的’（列寧語）。”“販賣”“民主、自由、人權、憲政……普世價值的人另有自己的一番深意”，“在於消解中國人的民族意識，國家意識”。“19世紀、20世紀、21世紀，在這樣一個民族、國家沒有消亡，國家、民族利益有區隔、有分歧、有矛盾、甚至有衝突的現實條件下，普世價值還停留在神話階段。”“倒賣普世價值的那幫人……是幼稚派，浪漫派，輕信派”；“另有一些人，靈魂被收買了，這些人惡毒而敵意，為了使自己得到利益不惜犧牲國家的利益。”“民主的價值不應成為羞辱中國的借口。”“某些人一再以所謂的普世價值來對我們橫加指責，這是讓我感到不能容忍的，今天所爭者是什麽？是尊嚴。”“國家的尊嚴，人民的尊嚴。……這就是國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國家利益是第一位重要的，高於一切。”這些言論，與國家社會主義的言辭何其相似乃爾。正如麥克·勒丁博士在《遠東經濟評論》今年5月號上撰文所說，“北京擁抱經典法西斯主義”。中國不僅有在朝的法西斯分子，也有更加狂熱的草根法西斯分子，就像當年日本最著名的法西斯主義理論家北一輝之流。
莎士比亞說：希望者，思想之母也；思想者，事實之母也。其實，思想界的路線之爭比政界人士的表態與輿論媒體的分貝更加重要，其表現形式也更加隱諱和曲折。近來，學界展開了一場有關三十年、六十年的爭論。如同司馬南認為“30年前與今天沒有什麽不同”，都是“社會主義的價值觀”，有一些學界人士強調“中國道路”的連續性，認為“有必要從新中國六十年的整體曆程來重新認識中國1979年以來的改革，而不宜再象曆來那樣把改革論述僅僅局限於‘後79’的近三十年”。包括筆者在內的另一些學者則指出，在認識曆史連續性的同時，也要強調曆史曲折性；“改革開放”三十年對於1919—1978這六十年來說，是一種“拋棄”、“轉折”和“超越”，對於民國初年的現代化模式來說，則是一種“隔代繼承”、“回歸”和“複興”。
有學者說：“中國現在偉大複興也罷崛起也罷，你要有一條自己的道路。一個13億人的國家要崛起，按照別人的道路走下去我看是很難走下去，你可能走進死胡同。所以中國要進一步解放思想，要明確中國應該不斷探索適合自己發展的道路，不管是經濟上社會製度上還是政治上，都要自己探索自己的道路。”“中國一定要一步步探索適合自己的道路，一條叫做人民民主的道路”。“中國的成功，共產黨的領導是一個根本的保證。”“中國的崛起也罷、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也罷，大概是從1949年開始，我特別強調這一點。”
強調1949年的一個重要理由是把工業化視為“新中國”的產物，以為是毛澤東把一個連“洋釘”和“洋火”都不能生產的“東亞病夫”變成了一個能夠製造“兩彈一星”的現代強國。現在五六十歲的中國學者，從小就被灌輸“新舊社會兩重天”的意識，致使有的人到今天還浸泡在“重複一千遍”的謊言中不能自拔。有一篇《舊中國真的是“一窮二白”嗎？》的網文告訴人們：1881年，開平礦務局胥各莊修車廠製造了中國第一台蒸汽機車－－“龍號”機車；1888年，福州船政局自行設計製造的“平遠”號軍艦完工下水；1918年至1919年間，上海江南造船廠接受美國訂貨製造了四艘排水量14750噸的遠洋貨輪，分別命名為“官府號”、“天朝號”、“東方號”、“震旦號”；1919年，馬尾船政局飛機工程處製造了中國第一架投入使用的甲型一號水上飛機，此後又生產出教練機、偵察機、海岸巡邏機、魚雷轟炸機等7種飛機；1924年，上海新樣機器廠製造了5種規格的低速重型柴油機；1929年，沈陽遼寧迫擊炮廠製造了載重1.8噸的中國第一輛汽車；……總之在抗日戰爭之前，上海和東北就已經奠定了工業化基礎。根據安格斯·麥迪森的研究，中國GDP總量19世紀末被美國超過後，在20世紀上半葉一直處於世界第二的位置，1950年中國經濟規模還是日本的2.2倍，到了毛澤東統治後期才被日本超過；在同一個時期，大陸與台灣人均GDP水平的差距由1：1.5擴大到1：4。不論如何為毛澤東塗脂抹粉，其治下的大陸人普遍吃不飽穿不暖，有幾千萬人被活活餓死，是抹殺不了的事實。如果講“中國道路”，就應當從幾千年前中國的起源講起；如果講“新中國”，就應當回溯到這個詞的發明者梁啟超及其同時代人孫中山、袁世凱、宋教仁。1949年是“新中國”的挫折和劫難，而不是它的開端和正宗。
自古以來，中國思想家就講“理”和“義”，反對“見利忘義”和“以勢壓理”。秦暉最近在《晚清為什麽學西方》中指出：其根源不是“被打敗”，誰的拳頭硬就學誰；而是從追求道德理想的角度來學習西方的。從徐繼畬、王韜、馮桂芬、馬建忠、鄭觀應、郭嵩燾、張樹聲、薛福成直到康有為、譚嗣同，這些人介紹西方的時候，主要的精力並不放在“船堅炮利”、甚至不是放在如今公認為西方人擅長的辦公司做買賣上，而是大談所謂“西洋國政民風之美”。王韜就大講，西洋“以禮義為教”，“以仁義為基”，“以教化德澤為本”。郭嵩燾說西洋立國有本，這個立國之本就是“朝廷政教”，西方社會法製嚴明，所以“公理日伸”。他們看到了西洋政治製度與儒家“三代”政治理想的一致性。鄭觀應在介紹泰西列國議院時說：“即此一事，頗與三代法度相符。所冀中國，上效三代之遺風，下仿泰西之良法，……則長治久安之道，有可預期者矣。”儒家從來就有天下主義的抱負，而不問普世價值源出何地。曾出使四國的薛福成寫道：“昔者宇宙尚無製作，中國聖人仰視俯察，而西人漸效之。今者西人因中國聖人之製作而踵事增華，中國又何嚐不可因之？”“夫衣冠、語言、風俗，中外所異也；假造化之靈，利生民之用，中外所同也。彼西人偶得風氣之先爾，安得以天地將泄之秘，而謂西人獨擅乎？”“斯殆造化之靈機，無久而不泄之理，特假西人專門名家以闡之，乃天地間公共之理，非西人所得而私也。”但是，在1919年前後，中國引進了專門講“利益”、“勢力”、“權力”的“新法家學說”——馬克思的唯物主義，急功近利的民族主義、國家主義壓倒了重視仁義道德、普世價值的天下主義、世界主義。經過列寧化、斯大林化、毛澤東化三個階段，把中國現代化引入了一條歧途。最終，不僅在功利上是失敗的，在道德上更是徹底失敗。因此，才會有“四五運動”，才會有“改革開放”。
現在，“改革開放”三十年了，學界一致認為需要把它放到更大的曆史背景中來認識、來總結。然而，是強調毛澤東與鄧小平在“人民民主專政”上的一致性，從而塑造一個六十年的“新中國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北京共識”呢；還是既肯定鄧小平改革是解構“總體性社會”的一場尚未完成的革命，又指出它在回歸民國初年憲政政治、市場經濟、自治社會、多元文化方麵的步履顢姍；這是兩條截然不同的思想路線。
我們要從對中國道路的總結中獲得自尊和自信，獲得推動政治民主與社會進步的本土資源。但是，我們不能用否定普世價值而片麵強調中國價值的方式來達到這一點。筆者與何家棟先生曾多次撰文指出：我們主張的是“中國人本位的世界公民主義”。“世界公民主義”首先是一種普世價值觀，也就是自由平等公正的價值觀；其次是一種與之配套的製度安排，即民主憲政法治的政治製度。迄今為止，這種製度隻是在主權國家的範圍內適用，世界公民主義則意味著要把它推廣到全球範圍。中國人不僅要做掌握本國命運的中國公民，也要做決定全球走向的世界公民。“中國人本位”有三方麵的意涵：尊重中國人的情感，維護中國人的利益，基於中國人的特殊境遇解決中國人所麵臨的具體問題。承認共同價值，不等於要否定個人、群體以及國家之間的不同利益以及爭取各自正當利益的博弈和鬥爭。普世價值觀隻是給世人提供了一套衡量公正與正義的標準，而不是向人們推銷任何一種具體的利益分配方案。當代的主流價值觀承認每一個個人與群體均具有合法地爭取自身利益的平等權利。因此，即使我們接受更多地源於西方的價值體係，也不意味就要在利益關係中向西方國家讓步或傾斜。
有學者說：要肯定中華生存方式和中國道路，就必須解構“普世”價值，解構“民主”與“專製”兩分的政治蒙昧主義。筆者認為：民主並不僅僅意味著選舉“多數決”。通常所說的民主主義是一個意識形態的複合體，包括了個人主義（自由主義）、鄉土主義（自治主義）、憲法愛國主義（憲政主義）和世界主義（全球共同體主義）。民主主義縱可以貫通古今（上接民本主義、民貴君輕等），橫可以聯合中西、南北，是當代可以獲得最大共識與合法性的政治意識形態。否定民主的普世價值，就是擁抱專製，向權勢屈膝，無論為之披上何種新穎、華麗的理論外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