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軟實力”是什麽？

最近有兩件值得注意的事件導致公眾、學者以及觀察家重新聚焦“軟實力”（soft power）這一流行話題。
第一件事是由新加坡華文新聞業基金和“通商中國”呈獻，也是《新加坡聯合早報》慶祝創刊85周年的活動之一的“名人演說係列2008”。在這個係列演講中，《亞洲周刊》總編輯邱立本以“全球華人社會的軟實力”為題發表的演說格外引人注目，其論述中國目前的經濟、社會力的非常澎湃，全球化、網絡化的世界給中華民族發展軟實力帶來前所未有的契機。互聯網信息的流通和大量出版資源的投入，讓中華民族第一次有很好的機會去探索中國經典，去追尋全世界最新的知識，去創造一個讓人動容的軟實力。
就在邱立本演說之後，《新加坡聯合早報》隨即就刊登了一些專家學者就“軟實力”這個流行話題進行分析與論述的文章，諸如趙中波的《新加坡對“全球華人社會軟實力”的貢獻》、張港的《被誤讀的“軟實力”》、李葉明的《要夠“軟”，才有實力》、嚴孟達的《軟實力的硬道理》以及沈澤瑋的《球是圓的，世界是平的》等文。第二件事是最近美國芝加哥全球事務委員會（The 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發表了題為《亞洲軟實力，2008》的報告。在這篇報告裏，所謂“軟實力”指的是教育、文化、外交和政治等非軍事領域的實力，而根據報告顯示，與美國比較，中國的“軟實力”在亞洲還差一大截。不僅如此，中國在軟實力某些方麵的表現還不如鄰國日本與韓國，這不得不讓觀察家大跌眼鏡。按照芝加哥全球事務委員會研究部執行主任惠特尼（Christopher Whitney）對路透社的說法——中國在一係列領域都全麵落後。以上兩件大事糅合在一起，使得一度清靜的“軟實力”話題再度熙熙攘攘……
縱觀眾多分析文章，嚴孟達《軟實力的硬道理》給人印象深刻，其在文中有這麽一句值得我們細細品位，他說：“軟實力本身並不是一種國際競賽，這個世界容得下更多軟實力的相互作用”，雖然作者並沒有深入闡述到底“軟實力”如何相互作用，也沒有具體闡述“相互作用”這個具體的概念，但這句話卻體現了觀察家看待“軟實力”的另外一種邏輯，一種長久以來不被人注意的邏輯。
在我看來，這種邏輯擺脫了單純從自身狹隘的立場出發而從他者的角度入手看待“軟實力”的作用方式，這種新的認知邏輯將有助於扭轉觀察家對軟實力的粗淺認知，也正是在這個維度上，“相互作用”對一個國家餞行“軟實力”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以往觀察家在分析“軟實力”時，大部分是沿用“硬實力”那套單向分析邏輯——無論是戰場上的兵戎相見還是場下的折衝樽俎，皆是從自身的立場出發考慮問題。這種以自我為中心的單向思維模式在波詭雲譎的國際政治世界裏明顯具有合理性，其也成為了現實主義甚至製度自由主義分析模式的基點。從某種程度來說，由於“軟實力”歸根到底也是“實力”的一個分支，因此觀察家套用硬實力的分析模式無可厚非，至少可以理解。也正是在這種邏輯的作用下，觀察家與分析家關心的恰恰是“這個國家本身具有多少軟實力”或者說“這個國家能夠釋放出多少軟實力”這類問題。因此，盡管觀察家明白對“軟實力”的各個無形要素進行量化統計進而實行對比存在著顯而易見的缺陷但卻依舊不依不饒而為之，無論是“軟實力”概念的首創者約瑟夫?奈還是美國芝加哥全球事務委員會的報告都熱衷於此——通過對比，誰是老虎，誰是猴子也就一清二楚——軟實力也同硬實力一樣需要誰高誰低的排位賽。
然而在我看來，這兩者（軟實力與硬實力）之間明顯存在著不同的分析邏輯。在麵對軟實力這個話題上，我們需要問的不是“這個國家具有多少軟實力”或者“這個國家能夠釋放出多少軟實力”，而恰恰是“這個國家能夠吸收多少軟實力”。通俗一點講，就是你有多大的能耐做到“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從這個邏輯看待“軟實力”，我們或許可以突破以往那種看待“軟實力”的常規單向方式進而開辟出一條新的認知之路。實際上，探究世界曆史的發展，我們可以隱約看到，決定一個國家乃至地區後續發展能力與潛能的關鍵不是單純依靠這個國家當前擁有的軟資源，而恰恰在於這個國家能有多大的能耐吸收來自外界的軟資源並積極為我所用。正如斯塔夫裏阿諾斯在《全球通史》中所言：“在古代文明時期（公元前3500－公元前1000年），中東在農業、冶金術、文字和都市生活方麵進行了基本改革，起了發達的文明中心的作用。但是，這一高度發展的中心在從古代文明到古典文明的轉變中落後了，正是中國、印度和歐洲這些比較落後的邊緣地區，在古典時期有創造力的革新中起到了先鋒作用；革新中湧現的新事物除了包括儒教、印度教和基督教這些新的宗教信仰外，還包括對冶鐵術、鑄幣和字母表的有效利用。”（參見斯塔夫裏阿諾斯：《全球通史》（第7版修訂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1月1日版，第297頁）。如果不是對曆史一無所知，我們會發現，無論是羅馬帝國早期的輝煌、西歐在1500年後的異軍突起、中期伊斯蘭文明的輝煌、日本明治維新之後的崛起、當今美國的傲視群雄，都與其敢於與勇於接受外來軟資源息息相關；而我們同樣也會發現，正是那些堪稱擁有雄厚軟資源並為此沾沾自喜，進而蔑視外來軟資源的軟實力大國是如何在後來的競爭中慘遭淘汰的。曆史的發展並不像我們通常所說的“一事成功百事順”，因此如果我們懂得以史為鑒，我們就不會輕易“以一時論而論長久，以一身而論天下”。在這個話題上，“軟實力的多少”對一個國家來說彌足重要，但我們不能因此就將眼光局限在這個狹隘的問題上，單純的考慮這國家具有多少軟實力而對於這個國家到底能夠吸收多少外來的軟資源進而提升為自身的“軟實力”這個問題卻熟視無睹。否則，我們就會因為有指南針、火藥、造紙、印刷術這四大發明而趾高氣揚，高呼“軟實力”大國，而對於其他國家到底如何吸收消化並改進這四大發明進而給世界帶來驚天動地的變化則不聞不問進而陷入為他人做嫁衣裳的可悲境地而捶胸頓足，空悲切。
張港曾在《被誤讀的“軟實力”——聽邱立本講座有感》一文中就中國互聯網所發揮的巨大影響力、張藝謀的電影在西方廣受好評以及柏楊《醜陋的中國人》所發揮的影響論述了這恰恰不是邱立本所謂的中國“軟實力”的體現，而恰恰是西方“軟實力”對中國的影響。然而在我看來，這是一種典型的單向思維模式，其狹隘的將軟實力限定在自我的維度上，似乎軟實力跟商品一樣擁有原產地標簽並實現國產才是真正屬於“我們的”。其實，軟實力本身的特質在於“相互作用”，我們沒有必要拘泥於軟實力的原產地，也沒有必要將軟實力的整個生產過程局限在自己手上，其本身就要求我們將視野從自我擴展到他者，在釋放自身軟實力時懂得吸收外界的軟資源為我所用進而成為自身軟實力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從這個角度講，盡管互聯網並非我們首創、盡管張藝謀的電影需要通過西方這個媒介才能發揮巨大的影響力、盡管姚明需要美國這個媒介才能發揮自身的潛力、盡管自由民主的政治理念並非我們首創，但隻要我們能夠懂得利用並吸收這些軟資源進而提升自我，其也可以成為我們自身“軟實力”的一部分。很多時候，我們自身的軟實力不僅需要從他人那裏獲得，也要通過他人的媒介才能發揮作用。
從90年代以來，軟實力這個概念一直備受觀察家青睞，有許許多多的觀察家，也通過自身的努力試圖為某國量身定做一套合適的軟實力戰略，於是一套又一套的戰略呼之欲出，從超級大國美國到中等強國中國日本乃至小國新加坡都如是。中國在最近十幾年的時間裏對於軟實力這個概念情有獨鍾，不同的戰略家與觀察家也為此出謀劃策，意圖為增強中國的軟實力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於是，一批又一批的孔子學院在全球各地落地生根。然而，誠如美國芝加哥全球事務委員的報告所披露的那樣，中國在軟實力的表現讓人大跌眼鏡。這個中原因，不僅有丁學良所說的“中國精英對軟實力的誤解”，更重要的是從一開始精英們對軟實力的理解就已經出現了嚴重的偏差，那種單純以自我為中心的思維模式使得中國過多的將眼光聚焦於“輸出”而忘卻了“引入”，甚至對“引入”產生反感與厭惡的心態。其簡單認為“引入”有辱國格並將對文化主體性產生巨大衝擊，於是在輸出無效，引入無序的背景下，中國的軟實力衰落得一塌糊塗，這也是為什麽會出現中國經濟增長了，國力強大了，外界越是擔憂的怪相。
不要問我們擁有多少軟權力，而要問我們到底能夠吸收多少軟權力。曆史經驗告訴我們，懂得“輸出”與“引入”軟權力的民族將在世界民族之林獨占鼇頭，對於中國而言，懸崖勒馬還不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