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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稿說明,本人閑暇在國內網站上瀏覽,發現一篇兩年前被人帖在國內網站上的文章,至今仍有讀者跟貼,17大結束,有關李克強的評論不少,讀到此文,感慨良多,願推薦給更多的朋友一閱)
想起張煒與其他
最近,一部反映沿海開發區創建20周年艱辛曆程的電視連續劇《海闊天高》在央視和部分地方台上映,這部片子以沿海14個城市經濟開發區的創業發展史為背景,重點取材於天津濱海新區,劇中所表現的所有重大事件都完全來自於真實曆史,據編劇本人介紹,劇中主要人物都有生活原型。片中的第一男主角,是清華大學經濟係首屆研究生畢業後到天津開發區工作、曆任開發區招商局局長和管委會主任的羅達航,在他的身上,或多或少有著張煒的影子。我這麽說不是簡單的對號入座,搞影射史學,而是有依據的,劇中所涉及的兩大事件,都與張煒有關。一是提出“創造仿真的國際投資環境”,二是提議向外商轉讓土地開發和轉租權,這兩件事就都是張煒幹的,在當時曾引起過不小的轟動,前者得到了時任國務院總理的趙先生的充分肯定,並稱之為“創造適合於外商投資的小氣候”,後者獲得了時任天津市長的李先生的首肯,但由於受到當時的國家主席和中央有關部委的堅決反對而被迫擱淺,直到九十年代初期海南洋浦開發後才在全國逐漸推行。
今天的人們,或許會對張煒這樣一個名字感到陌生,但在80年代,張煒絕對算得上是聞名全國的青年政治精英、改革開放中的弄潮兒、前程似錦的政壇新星。張煒1955年出生於湖北武漢,文革結束後考入北京大學經濟學係,與吳稼祥、方覺、石小敏等人同班同學,在校期間曾任北大學生會主席(前任是袁純清,北大法律係學生,長期在團中央任職,現為陝西省委副書記),畢業後到天津工作,先後擔任共青團天津市委書記、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管委會主任、天津市政府外經貿委主任兼天津市委外事工委書記,八十年代末政治風波發生後辭職,他的辭職聲明僅寥寥數語,卻以罕見的勇氣選擇了最直接的表達,擲地有聲。
七十年代末的北大校園內,聚集了一批當時最優秀的青年學子,他們不僅在那裏學習知識,探究學問,而且關注時事,熱心議政,一部分政治熱情高漲的學生甚至不僅僅滿足於口頭上指點江山,他們試圖從事民主實踐並將北大發展成為推動中國政治進步的中心,1980年底的區縣人民代表選舉就為他們提供了一個極好的機會。1979年,中央修改了《選舉法》,規定從1980年起,將選民直接投票選舉人民代表的層次由原來的鄉(鎮)提升到縣(區),縣區人民代表的直選,給了大學生們一個公開表達政治意願、直接參與現實政治的機會,雖然這樣的“參政”或許是微不足道的,是不可能對中國政治產生巨大影響的,但燕園學子們還是視之為一次難得的機遇,以飽滿的熱情投入到競選中去。從1980年11月初開始,先後有經濟係夏申、國政係房誌遠、楊百揆、田誌立、技術物理係王軍濤、哲學係易誌剛、楊利川、研究生胡平、中文係張曼菱、姚利明、劉娟、法律係袁紅冰、研究生會主席薛啟亮、物理係於大海、圖書館係許欣欣等人宣布參加競選,並相繼發表競選演說。
張煒是在11月10日宣布參加競選的,隨後在第二天(11日)晚上,召開個人答辯會,當時有1500多人到場,北大黨委副書記馬石江(文革前一直在團中央任職,離休前為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2001年去世)也在台下就座,並與另一競選人姚禮明作了交談,他表示,學校黨委支持用各種方式宣傳候選人,他自己願意與所有競選人座談。13日晚上9點半,馬石江找張煒等人談話,傳達中央書記處有關競選的指示精神,並談了三點,一、北大選舉運動的發展是健康的。二、候選人的情況是好的。三、怎樣才能讓選民了解候選人,這是選舉中普遍存在的一個問題,希望北大選舉能夠總結出一些經驗來。11月15日,有人貼出《也評張煒答辯會》,指名對張煒表示不滿,認為此前由全體競選人簽名的《告北大同學書》動機不壞,效果不好,使競選有名無實。由此競選中出現了務實與務虛之爭,爭論的焦點是競選過程中究竟應該更多討論中國的政治經濟改革問題還是應更多關注學校建設、學生學習生活等實際問題,對長期以來形成的政治經濟社會結構應該進行大改還是根據實際條件小改,政治改革與經濟改革孰先孰後等等,這些問題直至今日仍然是學界和民間討論和關注的焦點。11月29日,張煒在校園內貼出《我的社會改革觀》,主張“溫和改革”。12月11日,正式投票選舉代表。13日公布選舉結果,學生選區共計選民6084人,投票率91.2%,胡平得3467票,當選為海澱區人民代表,王軍濤得2964票,張煒得2052票,均未過半數,未能當選。此後學校根據選舉法有關規定進行補選,很可惜,在補選中王軍濤和張煒再次未過半數。
北大競選是一次民主選舉的訓練和演習,不僅在北大校園內廣泛傳播了民主思想、民主理念,而且使一大批有誌於民主政治的年輕人在實踐中得到了很好鍛煉,這些人後來在推動中國民主化進程方麵都作出了各自的努力和貢獻。但遺憾的是,此後在中國的大學裏再也沒有出現過學生自由競選人民代表的場麵。
由於張煒是黨員、校團委委員兼學生會主席,當時有好多人誤認為他是校方派出的官方候選人,關於這點,當年與張煒同台競選的王軍濤曾專門撰文予以澄清,王認為張是以獨立候選人身份、不顧校方勸阻而參選的,並最終說服了學校領導(可能是指馬石江)支持競選。張煒沒有選擇明哲保身,而是抓住一切機會向所有能見到的領導人力陳己見,維護北大和競選。
從北大畢業後,張煒到天津工作,全程參與了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的籌備工作並長期擔任開發區管委會的主要領導,他在這片鹽堿灘上大膽嚐試,銳意改革,使開發區全麵發展,取得驕人業績,很快成為全國開發區建設的成功典範,其綜合經濟實力指數曾連續七年位居全國國家級開發區首位,這與張煒當年所作出的努力和貢獻是分不開的。如果不是因為後來發生的政治變故,可以想見,張煒現在在官場上的位置應該不會低於他在北大讀書時的同學李克強(北大法律係)。與張煒有類似經曆的青年政治精英,當年還有不少。比如畢業於北大中文係、八十年代曾任上海市委宣傳部長的潘維明(與曾任萬裏秘書的孟曉蘇同班),畢業於南充師範學院(現西華師大)政治係、不到30歲就出任中央國家機關團委書記、團中央常委、是當時國務院係統最年輕的正局級官員的張祖樺等等。
回過頭來繼續說張煒,其實他並沒有直接卷入八十年代末那場政治風波,在整個事件發生過程中,張隻是和他的北大同學吳稼祥(當時在中央辦公廳工作,事件後主動辭職)、石曉敏(現為中國經濟體製改革研究會秘書長)一起表了個態,僅此而已。如果在事件過後張能主動檢討一下自己的“錯誤”,有李書記罩著,應該不會過多追究,更不至於丟掉官職。可張煒經此事變,覺得既不能認同中央對此事件的定性,又不願講違心的話,更無法向經常打交道的外國朋友解釋發生在中國的事情,那就隻能辭職了。辭職後,張煒被安排到天津社科院當資料員,其實也就是打打雜而已。不久,他又經曆了一場家庭變故,妻子大概是覺得他前途無望,毫不留情地離開了他,正好在這時,孩子又查出得了白血病,整天要上醫院,張煒一時陷入他人生中的最低穀,但他並沒有低下他高傲的頭顱,始終堅守著他的理想和信念,這份在困頓艱厄之中絕不放棄的理想主義情懷在那樣一個萬馬齊喑的年代裏麵顯得尤為珍貴。 1993年,張煒帶著患病的孩子赴美求學,考入哈佛大學攻讀公共管理碩士,一年後以優異成績獲得學位,隨後被英國牛津大學錄取為博士生,同時,在他到處求醫問藥的努力下,終於治好了孩子的絕症。在牛津畢業後,張煒被劍橋大學聘為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今天,他仍然一如既往地關心著中國的政治和經濟問題,他的自由民主觀念也更為堅定。今年是張煒的知天命之年,作為後輩的我,遙祝遠隔重洋的張煒一切順利,人生幸福!
最後需要說明的是,本人在八十年代的時候年齡尚幼,再加上身處小縣城,對外界發生的大事了解極為有限,很多事情,我是近年來通過閱讀文獻逐漸獲知的,以上所述肯定有許多內容與史實有出入的地方,希望親曆者、知情人能予以糾正補充。
Not true. In the fall of 1986, USTC elected Fang Li-zhi and another person to the local 人民代表. That election caused the resignation of H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