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懷在1958年軍委擴大會議上整劉伯承和粟裕

羅迪／我1986年寫的悼念劉帥文章中，被刪去了一段內容：
年近古稀又重病在身的劉帥，憑著高度的黨性，在大會上一句句念著他準備好的檢討。當他沉重地念完檢討，會場又一次響起經久不息的掌聲。主持人怒不可遏，但他無法製止這熱烈的掌聲。在當時的條件下，全軍絕大多數高級將領隻能用這種奇特的方式來表達他們對這種不公正批判的憤怒和對他們敬愛的劉帥的同情。
嚴於責己、寬以待人是劉帥一生的風格。他的這次檢討盡管是違心的，難免有過苛的自責。難能可貴的是，在當時那種政治高壓下，他發言的前半部分，還是實事求是的，盡可能說明事實真相。他用大量事實說明，軍事學院的教學以毛主席軍事著作為主要的教材，古今中外的軍事著作隻作為輔助參考，軍事學院著重講的是我軍豐富的，多年作戰的經驗，並非主要講蘇軍二戰時的“十次打擊”。軍事學院的教學工作絕不是如林彪所說的那樣，不把毛主席著作作為基本教材，隻作為參考材料。
當劉帥在兩名醫護人員攙扶下，邁著艱難的步伐離開主席台時，全場一千多位將軍再次起立，再次鼓掌，目送他們敬愛的劉帥慢慢邁出批判的會場。
這次軍委擴大會議大反“教條主義”和“資產階級軍事路線”是一次錯誤的批判。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後，中央軍委幾位主要領導已做了正確的結論。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同誌說：“那次反教條主義是錯誤的。”中央軍委副主席葉劍英元帥則一針見血地指出林彪在這場風波中所起的惡劣作用。他捏造事實，目的是大樹特樹毛主席著作的絕對權威。另一位中央軍委副主席徐向前元帥說：“建國以後辦了許多軍事學校，有很大成績。但後來吃了兩個大虧。一個是反正規化吃了虧，一個是反教條吃了虧。”幾位老帥的講話是以胡耀邦同誌為首的黨中央一致的意見，是對那次錯誤批判所做的平反。
在那次錯誤批判中被錯誤處理的大批幹部，基本上已平反昭雪。可是，我軍建設特別是軍事教育和軍事訓練工作所走的這段大彎路，損失之大，難以估量。
以上是我1986年寫的悼念劉帥文章被刪去的一段內容。如今看來，有什麽不可以公之於眾？其實，這次長達幾個月對全軍高級將領的批判，不止劉帥一人，還有全黨、全軍、全國人民敬愛的朱總司令，有軍事奇才之稱、當時擔任總參謀長的粟裕大將，有當時擔任軍訓部長的蕭克將軍。
林彪曾在會上惡毒地攻擊朱總司令“不是紅司令而是黑司令！”粟裕、蕭克遭到幾十次批判和圍攻，而且都被撤銷職務，另行分配工作。
在批判劉帥的大會上，當劉帥退場後，一些事先準備好的所謂“積極分子”(即“打手”)站起來不分青紅皂白對劉帥“大事討伐”，南京軍事學院一位部長實在聽不下去，毅然決然挺身而出為劉帥辯護，說劉帥在軍事學院教學工作中把毛主席軍事著作列為教學工作的主導紅旗，貫穿於全部教學工作之中。但培養我軍高級將領理應視野廣闊，有更豐富的學識，因此也把古今中外一些軍事著作列為輔助教材……誰知他話未說完，竟有一名軍級幹部衝上去打了他兩記耳光。摘下他的少將領章，當場宣布他是“現行反革命”。後來，竟被開除黨籍、軍籍，押送回鄉，勞動改造！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才平反。粟裕大將正式平反是1992年，而他1984年便去世，生時竟未看到正式平反。
值得一提的是，這次軍隊工作中“反教條主義”的發起者不是別人，竟是大家十分敬重的彭德懷元帥。彭帥為人耿直，在1959年廬山會議上被打成“軍事俱樂部反黨集團”和“右傾機會主義”的頭頭，這是極大的冤案。“文革”中更遭迫害致死。但“金無足赤、人無完人”，彭帥會犯“反教條主義”的錯誤，說起來有其根源。
彭帥在擔任國防部長期間，和總參謀長粟裕大將有矛盾。起因是當時毛主席很欣賞粟裕同誌的軍事才能，常召見粟裕同誌，直接布置一些重要任務。彭總認為不應越過他這位國防部長。粟裕同誌其實很無辜。他為人一向謙遜，對老帥們包括彭帥都很尊重。但毛主席要召見他，他難道能推托不去？毛主席布置的任務，他難道能不執行？彭帥卻因此心存薺蒂。一次他訪問蘇聯，曾問過是國防部長重要，還是總參謀長重要。對方回答，從指揮軍隊講，總參謀長比國防部長更重要。論年齡和資曆，彭總自然領先。但論戰功和軍事才能，全軍公認粟裕高出一籌。但粟裕隻授大將軍銜，彭總授元帥軍銜，可見毛主席還是很尊重彭總的。
彭總對粟裕同誌有意見，而劉帥卻很器重粟裕同誌。筆者1949年先後訪問劉帥、粟裕，他們兩人同住一座平房。筆者曾聽劉帥誇獎粟裕同誌說：“粟裕同誌智深勇沉，是我軍最優秀的將領之一。”更重要的是，劉帥和粟裕大將在軍隊建設包括培養我軍高級將領的指導思想是一致的。朱總司令也同意他們的意見。他們都認為，培養高級將領應讓他們廣泛學習古今中外的軍事名著，如《孫子兵法》、《尉繚子》、《司馬法》等中國古代兵書和俄羅斯名將蘇沃洛夫的《致勝科學》、德國軍事家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等外國著名軍事著作，除研究我軍豐富的戰爭經驗，也要研究羅馬戰史、拿破侖戰爭史、日俄戰史、歐洲大戰史、二戰時期蘇聯和英美等國的戰史等等，不能局限於僅僅學習毛主席幾篇軍事著作。其實，這是各國軍事教育的常識，但卻觸犯了最高領導的忌諱。
1957年，彭德懷去南京視察軍事學院。本來，他並非軍事教育專家，軍事學院也非他主管的範圍。但他不知出於什麽考慮，回北京向中央軍委、毛主席寫了一個報告，說劉伯承主持的軍事學院，不突出毛澤東思想和毛主席軍事著作。這帽子很大，立刻被1958年5月剛剛任黨中央副主席的林彪接過去了。他想大樹特樹毛澤東思想和毛主席著作的絕對權威，於是才有了召開軍委擴大會議、反對軍隊工作中的“教條主義”和“資產階級軍事路線”的鬥爭。在鬥爭中把一身正派、軍事修養很高的軍事家朱老總、劉帥、粟裕大將等全軍最著名的高級將領整倒。從此，全軍隻有一種聲音，那就是毛主席的聲音，隻學習毛主席著作。這就為接替彭老總擔任國防部長的林彪60年代發起的大樹、特樹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絕對權威的“左傾”錯誤路線掃清障礙，為個人迷信鋪平道路。也為隨後毛澤東親自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掃清了軍隊的障礙，毛澤東在“文革”中便能得心應手地使用軍隊為他“護航”、“保駕”。這一點，1959年許多參加批判的當事人大概都始料不及。
1958年的軍委擴大會議保密度很高，地方幹部所知甚少。筆者隻隱隱約約聽到朱總司令、劉帥和粟裕等人受批判了，卻不知具體內容。直到1986年訪問劉帥的許多部下，許多將軍，包括蕭克上將，才知道這次不正常批判的情況。
更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彭帥在1958年充當了“反對軍事教條主義”的急先鋒，不料一年後，1959年廬山會議上，便遭到滅頂之災。難能可貴的是，當時有人動員粟裕同誌“揭發”、“批判”彭德懷，粟裕同誌一言不發，不肯隨風逐浪，在彭總遭難時“落井下石”。保持了古人“以德報怨”的高風亮節。可惜，像他這樣的君子實在太少了，大多數人盲目迷信、盲目追隨，在風浪中一呼百應。這種惡劣風氣的蔓延，也導致“文革”災難席卷全國時，很少有人能公開抵製。這是一種最慘痛的曆史教訓。
當然，“文革”畢竟大大提高了人們的識辨能力。八十年代，我聽彭真同誌說過，“文革”也不能說一無“收獲”。最大的“收獲”，是幫助中國人提高了辨別是非的能力。大多數人對“個人迷信”深惡痛絕。因此，後來，當個別人逆曆史潮流而動，還企圖搞“個人迷信”時，絕大多數人嗤之以鼻，自然很難“奏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