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中情局是怎樣猜測毛澤東的“繼承人”的?

中情局的解密文件顯示：當時的專家認為，中共的做法是，首先遴選一位毛的直接繼任者——這個“直接的繼任者”，毛澤東已經明確是第一副手劉少奇——在這位繼任者之後，還有一個“第三人”。然後才可能從第二代中培養出可信賴的接班人。“第三人”是誰？
誰最終會成為中國共產黨內毛澤東的“接班人”？這在六十年代初中期，是西方政治家們頗為關注的一個問題。熊向暉先生《毛澤東向蒙哥馬利談“繼承人”》一文
(載中央黨史出版社《我的情報與外交生涯》一書)，真實地披露了毛澤東與蒙帥之間的交談，以及雙方對這個問題的帶有謀略的考慮。這剛好驗證了西方大國此時的一種動態。
蒙帥和毛澤東的這次會談是在１９６１年９月。當時，對中國人說來，毛澤東的回答，即他的繼承人“很清楚，是劉少奇”，是非常自然的。因為劉少奇是黨的第一副主席，也是國家主席，實際主持著黨和政府的工作。此外，在中國人的心理上，還不太願意考慮毛主席的繼承人問題，因為大家對他無比崇拜，相信他能長久領導新中國前進，那個時候怎麽會有“百年”問題呢？即使有，大家也不情願去想。蒙哥馬利元帥在中國各地訪問時，以“不引人注意的方式”突然向普通中國人提問“最擁護誰”，而得到的回答無一例外是“毛澤東”，就表明當時中國人這樣一種“唯一”的心態。
但在西方人看來，毛的“繼承人”卻是一個非常重要和緊迫的問題。這恰好和中國形成了對照。首先，１９６３年之後，毛澤東已滿７０歲。對西方人說來，這是一個生理界限。７０歲的人絕對是老人了；其次，從各種不能確定的消息來源中他們得知，毛澤東的身體一直不好，在六十年代初的某個時候甚至得過“中風”；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敵視中國的西方國家，認為中國“好戰”，是極端的“左翼”勢力，對西方國家已構成愈來愈大的威脅。特別是在蘇聯向西方拋出“緩和”的橄欖枝之後，他們越加對中國國內政治的走向關注起來。因而理所當然地，他們希望知道毛澤東身後的中國將會是什麽樣子。
因此，不僅很大程度上代表著英國政界意圖的蒙哥馬利，利用來華機會著意探詢“繼承人”問題，美國的情報部門更是對此表現了極大的興趣。筆者在美國約翰遜總統圖書館研究期間，就曾見到不少記錄有關這類事情的檔案。其中最完整的，是中央情報局寫於１９６４年３月１９日的一份“情報備忘錄”，題為《中國共產黨領導層和繼承問題》。根據美國中央情報局的文件運行程序，這類報告首先是送總統參閱的，為總統提供最新情報動態，並給出中情局自己的判斷。因此它是密級很高、具有權威性的文件。
文件導語首先肯定了下述幾個看法：１.目前中共最高領導層的所有人員都屬於第一代的革命者。在政治局的１８個人中間，年紀在６０到７０歲的占了絕大多數，而毛澤東本人已經在１９６３年１２月度過了他７０歲生日；２.沒有人在威望和權威方麵超過毛澤東，因而目前中共的最高核心是基本穩定的；３.毛澤東所認定的繼承人是劉少奇，而劉和毛同屬第一代；４.在中共的“第二代”中誰將可能成為毛的繼承人，目前還一無所知。所謂“第二代”，是指現年４０至５０歲，在長征和抗日戰爭中擔任中下級職務的官員。據估計，這樣一個群體的數量在８００人左右。
在熊向暉先生的文章裏，曾記錄蒙哥馬利元帥在得到確定的答案——劉少奇是毛的繼承人以後，接著向毛提出第二個問題：“劉少奇之後是周恩來嗎？”毛這時很瀟灑地回答說：“劉少奇之後的事我不管……”這實際上給西方急於知道答案的人們出了一個謎。據麥克法誇爾教授著《文化
大革命的起源》第三卷披露，蒙帥出訪中國前，正是該書作者建議蒙帥向毛提出繼承人問題，特別是關於劉的後續繼承人問題的。不管麥克法誇爾教授是出於學術興趣還是別的什麽目的，這個問題的提出，代表了當時西方人對劉地位，和他們對劉以後中國共產黨接班幹部人問題的極大興趣。
不過，中情局的分析家們與蒙哥馬利元帥不同。後者在同毛澤東的談話裏，舉出了西方大國老一代領袖在選定自己接班人時的種種顧慮，說明他們麵對著選擇的困難。而前者認為，像中國和蘇聯這些共產黨國家，在挑選接班人時才會遇到更大的困難。如中情局文件所說，盡管中共目前解決自身接班人的要求是迫切的，但是，在老一代領導人退出政治舞台後，新一代的繼任人是否能繼續保持革命精神，這是老一代人最為關注也最難以確定的——因為有斯大林、赫魯曉夫的教訓。
中情局的專家認為，中共的做法是，首先努力遴選一位毛的直接的繼任者。在這位繼任者之後，還有一個“第三人”。然後才可能從第二代中培養出可信賴的接班人。
這個直接的繼任者，已經明確為毛的第一副手——劉少奇。中情局專家對劉少奇的評價是：他從１９４５年起就開始作為毛的最主要副手而工作；從１９５９年起，劉接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這使他成為毛澤東繼任人的地位明確起來。他目前是中共意識形態最主要發言人。除去毛，劉的著作是唯一要求全體中共黨員學習的經典。《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一書，還被譽為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傑出發展。在中蘇論戰中，劉少奇的文章也是全黨學習的重要材料。
但是，中情局的觀察家認為，劉也有明顯的缺陷。這就是，他缺少色彩，沒有幽默感，無法同毛澤東一起分享那種“超凡權威”。最重要的是，劉僅比毛小５歲，已屆６６歲，作為繼承人，這個年齡差距實在是小了點。因此，中情局得出一個結論，中共必須找到第一代領袖中“排隊”接班的第三個人。
接下去，中情局專家們對中共領導核心的逐一分析變得有意思起來。
除1958年以來去世的兩位政治局委員，即林伯渠（１９６０年５月）、羅榮桓（１９６３年１２月）和在１９５９年廬山會議上被實際廢黜的彭德懷之外，他們排除了政治局裏年歲較大的委員，如朱德、董必武、劉伯承等接班的可能性。這一點看起來是沒有什麽疑義的。但不知為什麽，他們把賀龍元帥也歸入這一行列。另一個部分被認為暫時沒有接班希望的，是他們所說的“新人”，即１９５８年以來新進入政治局的委員，如柯慶施、李井泉和譚震林等人。從跟隨毛澤東革命的經曆看，這幾個人在威望和職位上都還不能同更老資格的人相比。
另外，在他們看來，作為中共黨內首席經濟學家的陳雲，自１９５９年以後就“失寵”了，其原因顯然是在大躍進問題上同毛的分歧。而另一位黨內負責經濟事務的政治局委員李富春，自１９３６年以來已經有５個月沒有在公開場合露麵了。據信，這種情況主要是由於李富春疾病纏身，於是健康原因也成為李不可能再上升的根據。
中情局的報告，不知道什麽原因對另外三位政治局委員語焉不詳，而他們實際是非常重要的人物。這三位政治局委員是：彭真、陳毅和李先念。這其中，彭真實際主持著中央書記處的工作；陳毅是毛澤東親自選定接替周恩來的外交部長；而李先念則早在１９５８年５月的八屆五中全會上就被增選中央書記處書記。報告隻是在研究周恩來時說，陳和李屬於周的一派。此外，報告也沒有提到烏蘭夫、張聞天、陸定一、陳伯達、康生和薄一波這六位政治局候補委員。
這樣，想象中排在劉少奇之後的接班人就剩下了三位：周恩來、鄧小平、林彪。
可以說，中情局專家們對這三個人分析是最饒有興味的。
首先是林彪。專家們注意到，林彪是政治局裏最年輕的委員，當時隻有５６歲。作為國防部長，他在戰爭年代裏有顯赫的戰功；又出人意料地被提升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應該說，這是作為接班人的相當明顯的跡象，但是，專家們最終否定了林彪做繼承人的可能性。因為他們所知，林患有“慢性結核病”。對專家們說來，身體條件的不足是致命的。
其次是周恩來。在一般西方人的觀察中，周恩來是中共黨內最具有威望、資曆和人格魅力的領導人之一。甚至可以說，周恩來排在劉少奇之後、作為黨的第三號人物是無可爭議的。正因為這樣，蒙哥馬利元帥才向毛澤東說透了自己的估計：“劉少奇之後是周恩來”。中情局的報告用了很大篇幅列舉周恩來的重要作用，比如，說周恩來在中共領袖中是最成熟和幹練的。他比別人更多地了解外部世界，知道為中國建立一種和緩、親善的外交形象的重要性。他的外交風格靈活、機智，這使得他更容易為外人所接近。事實上，許多非共產黨國家的人們甚至蘇聯人，都更願意同他打交道。例如，他和陳毅最近對非洲和南亞的出訪，就相當成功；專家們認為，周還是中共黨內最為務實的領導人之一。這種務實的態度往往可以在中共領導核心中起到平衡作用。此外，周還是中共同知識分子的聯絡者。當中共需要同知識分子修好時，總是由周恩來出麵作發言人。
但盡管如此，中情局的分析家們還是否定了周恩來作“第三人”的可能性。其根本的原因，除年齡因素外，是他們認為，周恩來在中共黨內是“溫和派”的代表，而“溫和派”在意識形態日益激進的趨勢下麵，是不可能占有更主導位置的。所謂“溫和派”，在中情局分析家看來，與“激進派”並不存在著一個壁壘分明的界限。它們大多是在具體問題上的意見分歧。但近年來“激進派”與“溫和派”的分野，集中表現在意識形態方麵，特別是在同蘇聯的關係和激烈論戰上麵。專家們認為，作為國家的總理，盡管周恩來全力支持毛澤東的政策，但相對說來較少有機會發表言辭激烈的反蘇言論。他們判斷，周對蘇聯的不滿，主要是站在國家的立場上，著眼於邊境糾紛、蘇聯對印度的袒護等事情上。他不具有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可是，正是這種“溫和”態度，決定了周恩來不可能成為“第三人”。
從而，中情局認析家們的一致結論是中共黨內的“第三人”隻能是鄧小平。
他們的論據是：１.鄧小平是中央政治局中最年輕的委員之一；２.相對於其他老資格的委員說來，鄧是最高領導核心裏的“新人”——他１９５４年調進北京，１９５５年才進入政治局。但是，他無疑又屬於中共的第一代，在長期的革命曆史中建立了自己的個人威望；３.在目前中共政治權力格局中，他是最有實際權力的人物之一。他執掌著中央書記處這個最重要的職能機構，這使他實際列位在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之後，成為中共的第“激進”的一派。分析家們特別對１９６０年莫斯科會議上鄧小平對赫魯曉夫的嚴辭批評，以及１９６３年鄧率中國代表團在莫斯科與俄國人的針鋒相對，留有深刻的印象。因而他們得出結論說，鄧小平是當前最受到毛澤東和劉少奇器重，在堅持正統馬克思主義立場方麵最可信賴的人。正是由於這樣的分析，中情局專家們肯定，鄧小平是中共繼承人序列的“第三人”。
三年前，即蒙哥馬利元帥在１９６１年１０月１５日的《星期泰晤士報》上第一次發表他同毛澤東有關繼承人的談話時，西方世界對此的反應是既新奇而又不滿足的。
(毛澤東在１９５７年訪蘇期間據說曾向赫魯曉夫談到接班人問題。當時毛澤東說，在他以後是劉少奇、鄧小平和周恩來。這是毛自己談接班人問題時第一次提到鄧小平的名字。但這個信息直到７０年代《赫魯曉夫回憶錄》出版以後，才為西方人所知。)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專家們出於戰略考慮，依據所得情報再次加以研究，終於得出了他們比較滿意的結論。這個結論或多或少地左右了他們對中國共產黨未來的看法。
然而，經過四分之一世紀曆史的汰滌，今天可以說，中情局分析家們的討論是大謬不然了。
沒有人想到，毛澤東在兩年之後，既沒有選用劉少奇，也沒有交班鄧小平，而是選中了林彪作他的法定繼承人。之後。由於林彪的叛國出逃，他又曾中意於王洪文，最後在不得已中，挑選了華國鋒。即便如此，他在臨終時仍是放心不下，說了將來可能是“腥風血雨”這樣的話（當然，幾乎所有的中國人，包括劉少奇、周恩來和鄧小平，也甚至包括林彪，都不曾想到中國會發生如此“翻天覆地”的政治運動。它不僅改變了原本的政治秩序，也改變了整個國家和無數人的命運）。本來，毛澤東在同蒙哥馬利元帥談話時，對自己接班人的安排是充滿了信心的。這從他對斯大林教訓的評論和他談話時的揮灑自如，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來。但是，由於國內國際和複雜的社會曆史原因，毛澤東最終沒能解決好接班人的問題。這個“沒有解決好”是意義深刻的。它至今仍然具有深入研究的價值。
中情局報告真正的荒謬不然，在於它又采用了一貫的“激進”、“溫和”、“保守”這樣的框架來分析中國政治。這幾乎成為他們唯一可用的理論模式。然而，當他們使用這種模式時，幾乎是屢試屢敗，毫無可取。其原因就在於，他們實在是對中國的知識太少，對中國的政治文化了解太膚淺了。我們知道，任何國家的政治和曆史都是極為複雜的。中國社會主義的進程充滿矛盾，但有自己運行規律。中情局專家們真是想不到，鄧小平在１９６６年之後又經曆了兩次政治沉浮，最終成為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事業的總設計師；而他們當時承認還無法預測的中國第二代乃至第三代的領袖，也順乎其然地產生了。
西方的分析家們，在這種鄭重的曆史選擇麵前，往往顯得力不從心，因為他們既占有不了全麵信息(如在中情局報告所附的鄧小平簡曆裏，專家們就承認，他們對鄧小平的私生活實際上一無所知。他們甚至說：“與其他黨的高層領導人不同，鄧的妻子從來沒有與他一同露麵。很可能，鄧未婚。”)；又對“有特色的社會主義”中國的發展規律缺少認知。這樣，他們的結論就顯得實在太“脆弱”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