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逝世三十年後的中國

毛澤東不願死後被人參觀，他曾於1956年4月27日，帶頭在在倡導遺體火化的文件上簽名；毛澤東也不喜歡摸鈔票，對衛士長說那東西很髒。
如果死後還有知覺，他已經躺在紀念堂裏忍受了三十年騷擾，無法入土為安；如果某天早上他從冰冷的水晶棺中坐起，走出這間世界上最大的臥室，會發現自己的畫像依然無所不在，不但仍掛在臥室對麵的天安門城樓上，還印在百元大鈔上到處流通，全國人民都在為那肮髒的紙片奔忙……或許令老人家不如意的東西還很多：他一直提醒全黨要“防止資本主義複辟”，但至今“姓社姓資”都屬於“不討論”的話題；他認為農民運動“好得很”，但在當今“父母官”眼中絕對屬於“惡意維權”；他曾主張“新民主主義的憲政”，如今“民主”、“憲政”都是網絡上的敏感詞……
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國人民對未來曾有過兩次美好的憧憬：一次是1949年建立的共和國，另一次是1980年開始的改革開放。第一次發軔於革命的理想，第二次則憑藉改良的理念。
毛澤東領導的新政權，通過激進的土地改革，將土地分給農民；然後又通過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將土地重新集中，要搞“一大二公”的規模經濟，其結果卻是“規模而不經濟”。“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製度，實際上是一種變相的農奴製，除了征收農業稅的功能外，根本無從提高農民的生產積極性。
新政權通過公私合營的形式，隻支付了相當於成本50%的定息，就將全國的工商業集中到國家手裏，據說是要通過國家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其結果卻是消滅了市場經濟，國家資本主義成了全麵壟斷的代名詞。壟斷不僅體現在經濟領域，而且通過社會一體化，迅速擴張到各個領域。
1949年新政協通過的《共同綱領》，繼承的是民主憲政和聯合政府傳統共識，1954年憲法才正式確認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從此，執政黨獨自承擔起全部社會責任，並通過發動階級鬥爭和各種政治運動走向集權。從1957年“反右”到1966年“文革”爆發，昔日盟友淪為改造對象，“人民民主專政”剝落得惟存“專政”。1976年毛澤東逝世時，民主憲政和共同富裕的建國理想，已經異化為壟斷一切的體製和“均貧”的社會。
1980年代開始的改革開放，重新喚起了人們對建設現代化富裕國家的美好憧憬。經過二十多年的努力，經濟的飛速增長令全世界矚目。但由於政治體製改革的滯後，毛時代集權體製的剛性依然存在，壟斷的慣性隨著經濟發展而日益貪婪，腐敗成為社會的癌症。在城市化的進程中，土地出讓金是地方政府的主要財源，“屁股決定腦袋”，權力與資本的聯姻，使政府成為“圈地運動”等各種利益博弈的最大莊家，否則就無法解讀每年高達9000億元的公款消費。
根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統計數據，中國目前的基尼係數為0.45，占總人口20%的最貧困人口占收入和消費的份額隻有4.7%，而占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和消費的份額高達50%。社會分配不公到了這樣嚴重的程度，“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的改革口號，幾乎成了一種諷刺。既然“貧窮不是社會主義”，貧富懸殊就更不是社會主義，甚至連國家資本主義也不像。
中國在毛澤東逝世後告別了“階級鬥爭為綱”的時代，但憲法中仍保留了“階級鬥爭還將在一定範圍內長期存在”的表述，這句話在社會矛盾日益尖銳的今天，似乎被賦予了新的含義。雖然中國對外強調生存權和發展權是具體的人權，但資本的發展權正在迅速吞噬人民的生存權。在生存權與發展權的抗爭中，地方當局往往站在資本一邊，導致群體事件、生產安全事故、環境汙染層出不窮，工人、農民這些憲法地位上的主人翁，淪落為弱勢群體。
執政黨的社會理想是消滅分工、消滅差別，現代化進程卻要求擴大分工、擴大差別，這就使執政理論逐漸形成了悖論，無法自圓其說。在改革遭到普遍質疑的時刻，毛澤東的幽靈重新在中國上空遊蕩。他作為人民大救星的神話早已破滅，但在民間仍被視為一位氣場很大的神祗，可以鎮妖降魔。在革命與改良的循環賽場上，毛澤東作為革命平等理想的象征，仍被不同的利益集團反複搬用、各自詮釋。部分被市場經濟邊緣化了的群眾，開始懷念那個革命平均主義的年代，即便是平均分配貧困。一些原教旨學者則主張重回計劃經濟的鳥籠。
迄今為止，中國的政治體製無法完全走出毛澤東的陰影，執政黨仍需獨自應對改革開放帶來的全部內外壓力。毛澤東的遺體繼續奉祀，毛澤東的遺產卻令人尷尬。除了“反右”、“大躍進”、“文革”的曆史禁忌以外，權力不受監督的毛氏習性，更是動搖政權合法性的負資產。壟斷之下無和諧，如何維持一黨執政地位，避免腐敗帶來的亡黨危機，成為困擾執政黨領袖的噩夢。
五十七年來，曆史給了一黨執政體製兩次機會：中國人民用一半的時間體驗毛澤東領導的革命，用另一半時間感受鄧小平開創的改革。但無論革命或改良，其合法性都源自民主憲政的承諾。如果經濟體製改革不能使大多數人受益，政治體製改革仍無所突破，則整個改革將異化為一頭食人怪獸，曆史會走向新一輪循環，執政黨隻能獨自承擔改革失敗的後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