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賓雁最後絶唱：孤獨的胡耀邦

想起胡耀邦同誌，就不免回憶起和他的最後一次會見。 　　那應該說是在一個大喜大慶的場合。一九七九年，在北京舉行中國全國文聯第四次代表大會。那是在中國的文化界飽經摧殘之後，在廢墟上重新站立起來的一個標誌，所以舉世矚目。會議閉幕的傍晚，舉行了一次盛大的宴會。文聯各協會的代表們首先向華國鋒、胡耀邦等中央首長敬酒。 ●那一瞬間，我決定應保持一定距離 　　當我走到耀邦的麵前時，兩人目光相遇，我的動機已不在敬酒，而是要觀察一下他對我的態度了。自從當年九月《人妖之間》問世以來，我已經成了一個全國級的有爭議人物，關於胡耀邦包庇我的惡意傳聞已經散布開來。四次文代會顯然又為這種謠言提供了一些新的依據。大會尚在進行，已經有人在全國各地散布說“右派翻天了”，指的是一些原來被錯劃為右派的作家藝術家在大會上作了發言，而我的發言又是最大膽的。一些前右派被選入了作家協會的領導機構。左派們說，大會不給他們發言的機會，事實並非如此，很多左派報了名，也排進了日程，但他們看到氣氛不對，紛紛撤回了發言的申請。 我舉著酒杯，走到耀邦麵前，對他說：“耀邦同誌，我翻譯的一本《南斯拉夫哲學論文集》寄給您，看到了嗎？”回答是：“看到了，看到了。”我注意到他的眼光已垂向桌麵，顯然是無意把對話繼續下去。我立時就明白了，我已經給他惹了麻煩，決不能給他以任何傷害了。那一瞬間，我便決定了我們之間應保持一定距離，那也就固定為我們之間長期不變的關係。我從也不去找他。除公務外不寫信，不通電話，直至他去世為止。他也謹慎地維持這種關係，有時明明該給我寫信，卻要把信寫給周揚、賀敬之，傳話給我。但是有一條，盡管我給他惹的麻煩越來越大，他卻從未以任何方式向我明指或暗示，讓我必須收斂一下。 　　現在回想起來，有時感到奇怪：我們在一九七九年當時為什麽對中國的形勢那麽樂觀呢？全麵的大規模的平反冤假錯案，顯然是起了持久地鼓舞人心的作用，幾千萬人和他們的家人從來沒有料到他們還有翻身的一天。以我來說，就算給一九五七年的右派分子大規模平反，隻要留下百分之十甚至百分之五的人不動，我必在其中。隻有了解當時平反右派的工作遇到了多大的阻力，才能理解胡耀邦個人在其中所起的重大的決定性的作用。但是我們就沒有去想，他得罪了多少人？那些人又屬於何等人物？ 　　沒有想到的是：當我們這些代表拿著酒杯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以後，本來按原安排應由華國鋒或胡耀邦做一次關於四屆文代會的講話，想不到聽到的卻是“宴會到此結束”！一千多人的宴席，還沒有人動一下筷子，竟如此草草收場，哪裏會有這種怪事呢？ 　　我印象裏的那次宴會大廳，燈光相當幽暗，倒是襯托了大會的這樣一個難堪的結局。顯然這是由於領導層鬥爭激烈，拿不出一個對這次會議的一致的看法。當時胡耀邦身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大會的這樣一個結局也就等於對胡耀邦主持的這一項重大工作投了一次不信任票。後來的事實證明，這果然不是一個好兆。 ●一九八二年一次未完成的宮廷政變 　　二十多年來，我常常說，胡耀邦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期間大約每兩年就有一回以顛覆他為目的的政治地震。文章寫到這裏，我才忽然發覺那說法必須修正：從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七年，地震就從來沒有間斷過。一九七九年的鎮壓西單民主牆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對於以四次文代會為標誌的文藝複興運動的全麵大反攻；一九八一年以批判白樺未上演的影片《苦戀》開端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和計劃好了的第二次反右派運動的流產；一九八三年的“清除精神汙染運動”終於在較小範圍上完成了一次新的反右派運動；一九八四至八五年取消整黨和對於改革派的全麵大掃蕩。 80歲的流亡美國的中國作家劉賓雁因癌症去世。圖為2005年2月27日在普林斯頓大學舉行的劉賓雁八十華誕/暨文學創作65周年慶賀餐會上，他依然慷慨激昂。劉賓雁生前抱病寫下最後一篇文章來悼念胡耀邦。（多維特約記者魏碑攝影） 　　那麽一九八二年呢？那一年有一次未完成的宮廷政變，鮮為人知。該年九月，中共十二大召開前夕，《解放軍報》和上海《解放日報》同時發表了一篇由軍報社長趙易亞署名的長文章，從標題到本文，充滿了關於精神文明建設的陳詞濫調，一般人不會去看。但內裏暗藏重大玄機：攻擊中央領導開門揖盜，使西方文化在中國暢行無阻，罪大惡極！一看便知是對胡耀邦的攻擊。但發難者欠了一點小心，把主管意識形態的胡喬木也給收拾進去了。豈不知這一胡不同前一胡，尚是鄧小平的愛將，對這一異常事件當然要清查一番。這就把由軍方總政治部主任韋國清發動的一場企圖借十二大之機一舉搞掉胡耀邦的陰謀給揭穿了。 ●耀邦這些話，不是批評是保護 　　那麽一九八〇年呢？我原來把一九八〇年算作一個比較太平的年頭，其實八〇年一開頭，“地震”就來了，那是一次針對四次文代會的大反攻，當然也是不指名的圍攻胡耀邦。從會場回來沒有幾天，我家的敲門聲就不斷，有五六位朋友向我通報的都是一個消息：大事不好，胡耀邦公開批評了你！那時候家裏沒有電話，交通也不方便，但是朋友們還是四處奔走，核對消息的真偽，可見不是涉及我個人安危的小事。最後得到的一個共同的版本是：在中宣部的一次例會上，有三個人向胡耀邦告我的狀，其中主要的一位是中央組織部副部長楊士傑。在胡耀邦作總結發言時，他插話說：“有的人右派問題給他改正了，他說他不是共產黨員，他說社會主義不如資本主義，共產黨不如國民黨，大陸不如台灣，他要到美國去，那個人不是別人，就是劉賓雁！”胡耀邦自然不會不明白此話的分量，但沒有馬上理它，顯然是經過一番思索，在結束他的講話之後，說“劉賓雁這個人我了解，一九五七年定他右派，我是不同意的，去年給他改正，我是讚成的，但是這個人也有毛病。”朋友們坐下來分析這段話，放心了：耀邦的這些話，並不是批評而是保護。 蘇共的宣傳部在蘇共中央高出很多。一九八○年耀邦在黨內的地位事實上又僅次於鄧小平。如此說來，在劉賓雁問題上，代表中央的就該是耀邦的那幾句話了。可是不然，那時我正在去四川采訪途中，人還沒到，四川已經傳說我闖了大禍，被開除出黨。謠言傳播之廣也很驚人。一位製皮鞋的老工人，畢生離政治很遠，居然也不敢按約定接受我的采訪了。 　　楊士傑這個人很有意思，我跟他素不相識，他卻揪住我不放。我在四川采訪時，人民日報社長胡績偉忽然來電，促我緊急返京。原來又是這個楊士傑跑到報社去，向胡績偉誣告，說我在四川發表演講號召學生上街示威遊行。其實我在去四川之前，已經決定不從事公眾活動。當聽說四川省文藝界一位老幹部向全省部署說“本省決不給劉賓雁提供講壇”時，我自然就更不會去自找麻煩了。楊士傑的這兩次誣告看來並非出於個人恩怨，他本人也曾被劃為“右派”。那麽他究竟所為何來呢？看來不是他的個人行動。我所受到的來自不同方麵的攻擊，也不會是巧合。 　　在以後的幾年裏，我的文章或演講在有關省市所引起的不滿，一無例外地成為地方黨委向耀邦指控我的材料。本來用文字或口頭表達也就夠了，但他們卻一定要利用黨的各種會議，當眾和當麵迫使耀邦對我的問題表態。他們明明知道耀邦和他們是不一致的，是有意刁難耀邦，使他難以回避“袒護”我的責任。 　　各路諸侯硬是要把黨的一位最高領導人和一個前右派分子捆在一起，一再發難，是否還另有動機呢？ ●耀邦早在反右時已開始和毛澤東的正統決裂 　　中共黨內有一些老幹部在執行毛澤東路線多年之後，在文革中大徹大悟，改變了對毛澤東的態度，如周揚、陸定一、羅瑞卿、胡績偉等；但是胡耀邦有所不同，當上述人士在積極推行反右派運動時，他已經開始和毛澤東的正統決裂了。 　　一九五七年，身為團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從國外回到烏魯木齊，立即電告北京主持團中央反右派工作的人趕緊刹車。他回來後，對已經劃定為右派或準備定為右派的人一一重新甄別，大大縮小了打擊麵。中國青年報編輯部最後定為右派的是十七人，倘無耀邦介入，就要翻一番了。這期間耀邦曾盡力去保護一些已經內定為右派的負責幹部，雖然最終保住的不過十之一二，但是他為此所冒的風險卻並不更少，在毛澤東那裏掛了“右傾”的號是毫無疑義了。他還把團中央係統定為右派的資格較老的十幾位幹部請到團中央會議室，繼續稱我們為“同誌”，顯然是有意的向我們透露了一個重要的信息，就是：他並不把我們當作敵人。他曾兩次說“像劉賓雁，不就是尾巴翹得太高了嗎？”我是那些人中最罪大惡極的一個，既然連我的問題都不過是驕傲自滿，那麽又有哪一個右派分子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人民公敵呢！這就大為減輕了一百多名右派和他們家人的精神負擔。 　　還有一件大事，鮮為人知。在一九五六至一九五七年間，中國有兩家大報擺脫了斯大林－毛澤東路線，走上了獨立追尋新聞自由、推動中國非斯大林化的道路。《人民日報》稱作“改版”，由鄧拓同誌主持，版麵擴大一倍，社會性、批判性成為主導。《中國青年報》的改革實際上是在胡耀邦親自主持下進行，一舉拋棄了所謂“團報”性質，大刀闊斧地向全社會的黑暗、保守勢力宣戰。耀邦不會不知，這一舉動在黨內所冒風險、接近於成立反對派。耀邦卻能夠有膽量、有熱情，在同代人中獨一無二地邁出這樣大膽的一步，證明了他在反右問題上是站在了和毛澤東完全相反的立場。 　　人們往往把反右派運動當作毛澤東五十年代所推行的諸多錯誤運動之一而看不到這場運動不同一般，給中共黨的性質的演變上造成的至為深重的後果。嚴格地說，那是一次黨的大分裂，在那些由於反對毛澤東的路線而被打成右派的黨員身後，站立著幾倍或幾十倍於他們的黨員，他們的良知接受不了全國範圍的顛倒黑白和誣陷無辜，從此變得消極了，事實上退出了政治鬥爭的場地，不是成為庸人，就是變成黨內冷眼旁觀的路人，或潛在的反對派。與此同時，投機派和鐵石心腸的打手，卻成為各級黨組織的主流。 　　共產黨曆來的正統觀念、重大原則、行為準則本來就有真真假假的一麵，從此在形式上變得更加革命、實質上則進一步反革命化了，這個黨也就向法西斯化邁進了一大步。常人以為反右不過是一場風，運動一過去，自然恢複原態。豈不知那是一場洪水，淹沒和沁透了共產黨肌體的每個毛孔，即便是把毛澤東埋葬了，給右派徹底地平了反，也無濟於事。不把中共看作“五七黨”、看不到現行政治體製是一九五七年那場政變之後推行的一整套“五七”體製，就不能理解改革的真正目標應在何處。 　　胡耀邦為人善良，心存悲憫，從紅軍時代毛澤東在蘇區實行殘害異己的反人性路線時起，他就不從眾隨俗，十幾歲上就差點在反“AB團”的屠殺中被害。延安整風時期的搶救運動裏，他因自己未能保護幾位好同誌免遭於難而耿耿於心。他把自身置於反右運動之外，也就同毛澤東路線拉開了距離，因此也就成了中共的異數。那些屍位素餐的“革命老幹部”們，憑階級本能是不難覺察這個異類的危險的。 ●“民主選舉”不過又是一場戲 　　一九八五年新年，我收到的郵件裏有一件令我大吃一驚。那是一位青年人寄來的一張明信片，上寫：“大清帝國要完蛋了！”意思一清二楚，但分析下來，它不是反映現實而是表明一種心境，那就是：絕望！而且，“老子也不在乎你來追查作者！”也是從這一年起，我們這一個層次的人已對鄧小平不抱希望，盼他早死；同時把目光投向戈爾巴喬夫。普遍的沮喪和社會亂象已十分明顯。但當局者卻依然毫無停止倒退、實行真正的改革的意圖。對胡耀邦的進攻加緊了，他的成功也成為失敗，他的正確就是錯誤！ 　　一九八四年年底和一九八五年年初之間，剛剛開過一次作協第四次代表大會。在共產黨治下的國家裏，第一個提出給文藝創作以自由，不加任何前提和限製，在國內外引起很大震動。同時提出這次大會上要產生作協的領導班子，幾年來左派的種種安排一概不算數，要由代表們重新來一次“民主選舉”。選舉的結果，一九四九年以來左派當家的局麵完全改變，一大幫靠當文藝官吃了幾十年飯的人，紛紛落馬。舉國歡騰，以為大權終於回到作家手中。不出一個月，真相就大白了。我是在選舉中未經領導提名以僅次於巴金的得票數目當選為副主席的，此事又被國內外輿論界誇大，似乎中國向民主化前進了一大步！我心裏倒還明白，那不過是一個虛名。 不久，湖北省開作協代表大會，執意請我參加，我也同意了。這時忽然接到中國作協黨組的電話，再三地、以各種方式示意我最好不去。開始我還不明白，上了火車，見他們又派了一位《人民文學》編輯攜帶著代表中國作協對湖北的大會所致的賀詞，與我同行，這才明白，我這個“副主席”是不算數的，連在會上朗讀一個別人寫好的文件都不能放心！仍然是老章程，“民主選舉”不過又是一場戲！ 　　一九八五年年初起，胡耀邦的政治生涯就走向結束了。作協代表大會不是唯一原因，但他以“民主選舉”打破了“五七體製”，奪走了左派的權，無疑是他最終出局的直接動因之一。幾乎從會議結束的第二天起，他就節節後退。不出兩個月，他竟然必須公開發表關於新聞工作的講話，全部放棄了一九七八年以來爭得的新聞自由成果！中共陝西省委就我的一篇文章興師問罪，竟逼得書記處一個月沒敢開會！因為他們知道我沒有錯，卻又無力抵擋陝北幫的強大壓力。最終還是不得不屈服，由胡耀邦說了違心的話：“劉賓雁沒接受反右派的教訓。還是不要做記者，去做作家吧。” ●耀邦失敗的原因之一：沒有可能把有識之士聚集在周圍 　　為什麽說“正確也就是錯誤”呢？在耀邦經受的最後一擊中，最令他痛苦的，我猜想是陝北幫就他六十年代老帳所作的文章。關於他一九六四年如何急如星火地去營救生死邊緣的陝西基層幹部，因此得罪了陝北幫頭子劉瀾濤，以致惹來幾致殺身的大禍，以及數以千計的陝西幹部因同情他而始終受壓，二十年不得翻身等等，耀邦當年的秘書林牧同誌已有專文介紹。那次社教運動打擊異己、以極端殘忍手段傷害了大量幹部，早有定論。六十年代劉瀾濤已屬於毛澤東所支持的錯誤的一方，而二十年後此案非但不能平反，居然仍用來向胡耀邦興師問罪，可見中國的變化何其有限！ 　　現在二十年過去了。回想當年，耀邦已被逼得走投無路，我們也不是沒有危機感，但對於鄧小平這條改革道路卻沒有從根本上產生懷疑。其實，一九七八年後關於“撥亂反正”“正本清源”雖然也說了不少，但反右派運動中奠定下來的“五七黨”和“五七體製”那些每日每時影響我們命運的最根本的東西究竟改變了多少呢？根本未改，我們卻覺得已大有改善了。也不是全然未改，但隨時可以全部收回！一九八五、一九八七和和一九八九之後，還剩下了什麽呢？事實上八十年代“五七分子”並未閑著，一直在以另一些方式繼續著反右派鬥爭。盡力縮小老右和新右的影響，尤其不準他們染指擁有實權的崗位！ 　　耀邦失敗的原因之一，是斯大林以來黨內不準有不同意見的集團存在；“五七體製”連不同意見的合法性也取消了。他也就沒有可能把一些有識之士聚集在自己周圍，共商大計。擁護他的人雖然很多，卻是分散的因而弱小的。八十年代改革中獲益最多的知識分子精英，本應是耀邦最堅定的後盾，但自由最多、影響最大的作家們早已選定了逃避現實的道路。反對耀邦的人則是有組織的，並有“五七體製”為後盾，因而是強大的。我看耀邦是很孤獨的。 　　想不到到了最後，當耀邦的命運已經決定，仍然有人生怕那塊石頭太輕。在一九八六年最後一個晚上討論把幾位知識分子開除出黨時，名單上原來沒有我，鄧小平反複念叨的是兩個名字。據幾個可靠來源傳說，這時忽然有一位政要，臨時動議說，“劉賓雁這個人也很壞！”證據是他和方勵之、許良英等人主持的反右派運動三十周年討論會，已經開了兩天，影響極壞！又是一個謠言，那會根本未開。可是我卻被開除了。 　　接下來便是左派的大得勢。我於一九八八年春離國，後來耀邦去世，八九年天安門事件發生，和耀邦更是天人永隔了。沒想到，在一次給中國留學生講演後，兩位年輕的留學生來到我們麵前，他們自我介紹說是耀邦的親戚，說耀邦讓他們捎個口信，說他生平有幾件事使他至今不安，其中之一就是說了對於我的違心的話。 　　那句話我早就知道，根本沒給我造成任何傷害。可是耀邦竟然把此事看得這樣重，念念至死！有哪一個從戰爭中走出來的人，會對他人心靈中的微小的痛苦如此看重？默想良久，我如中雷擊，頓然領悟到這才是耀邦人格的最重要的特點：別人所受輕微的傷痛，心頭感情微弱的顫抖，都會使他的心弦戰栗不止！這就是我敬愛的胡耀邦；是他不同於所有同代人的最大特點。他一生的貢獻，那始終伴隨著他的悲劇，都來自偉大人道主義者情懷和和偉大革命家的理想在他身上的緊密結合。 　　二〇〇五年十一月九日 　　（作者係原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國際筆會獨立中文作家筆會第一屆會長。這是劉賓雁先生生前抱病所寫的最後一篇文章，謹在此表示深深的感謝和悼念之情。小標題爲《多維月刊》編者所加） 蘇紹智、陳一諮、高文謙主編的《人民心中的胡耀邦》紀念文集。（明鏡出版社提供） 　　本文選自蘇紹智、陳一諮、高文謙主編的《人民心中的胡耀邦》紀念文集（明鏡出版社）。胡耀邦含冤去世十七周年到來，中國民眾一直沒有忘記他。紀念文集共收錄了七十餘篇文章。作者中有老一輩德高望重的前任高幹、知名人士，有在學術上有建樹的中年學者，有當年悼念胡耀邦而引發八九民運的天安門一代的代表，還有一些本來最有資格評論胡耀邦卻被大陸官方拒之門外的人們。作者以親身經曆緬懷往事，記述胡耀邦的人格風範，論述胡耀邦的思想貢獻和曆史地位，探討胡耀邦的政治困境和心靈掙紮以及究竟什麽才是胡耀邦精神，紀念胡耀邦又要紀念什麽。這本紀念文集，並不僅僅在於給胡耀邦正名，還他一個公道，而是期望以此為契機，重新啟動已經停滯十六年的政治改革，實現國家和民族的長治久安。用耀邦的精神來紀念耀邦，完成他未竟的心願，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