邏輯錯誤成堆，文學方式論外交可休矣

邏輯錯誤成堆，文學方式論外交可休矣 2003.08.24首發於萬維讀者天下論壇 “對日新思維”近日甚囂塵土。南海之子拜讀了三位親日派代表人物——馬立誠、殷時弘、和小國寡民鼓吹“對日新思維”[1] 的大作，不禁感慨“文人誤國”確不為過。此三人的議論性文章邏輯混亂，前後矛盾。最慘的是“小國寡民”的“大作”，根本毫無邏輯可言。他們如果學習衛惠或者棉棉去寫寫一點煽情的文字，或許還能贏得一點掌聲，可是他們卻用寫文學作品的方式來寫政論性作品，未免讓人覺得是不是時空錯位或者精神錯亂。 評價外交關係，通常應考慮“國家利益”。丘吉爾的名言“沒有永遠的朋友，隻有永遠的利益”就是國際外交赤裸裸的現實。人和人之間還可以有心靈相通、思想默契、誌趣相投的朋友，即所謂的“君子之交”。國與國之間卻很少有這種“君子之交”，而是奉行“有利則合，無利則散”的現實主義原則。盡管現實主義的外交也需要包裝上美麗的道德外衣，以減少推行時的阻力，不過其內核還是“利益”兩個字。 遺憾的是，馬立誠 [1] 整篇文章當中幾乎看不到“國家利益”四個字，而是充滿了道德說教，例如“非暴力準則”、“反對輿論暴政”、“避免泯滅人類公義”、“信任鄰國”、“尊重個人行為”、“摒棄小農思想”、“極端民族主義有害”、“寬恕和容忍”。這可不是正經的論述外交政策的文章，倒象是散文或者隨筆什麽的。當然馬立誠可以說外交除了講究“利益”，還要講究“道義”。 可是，既然馬立誠想“道義論外交”，就應該完整把人類所共同推崇的價值觀和道義一起列出來，而不要隻列出一部分。如果把馬立誠提的道義原則和中日關係割裂來看，每一條似乎很有道理，不少是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所一貫推崇的。但是“尊重曆史”、“國家和個人都應誠信為本”、“民為重君為輕”難道不是人類所共同推崇的道義準則嗎？馬立誠為何要人民拋棄這些道義準則而去追求馬立誠所提倡的道義準則呢？可見文學方式論外交第一可笑之處是：沒有一個整體的邏輯框架，全文就象是用鹿皮狗皮牛皮拚湊起來的大衣。 文學方式論外交的第二個可笑之處是：使用雙重標準，結果導致前後矛盾、邏輯錯亂。馬立誠用了很多道義準則來評判中國民眾的行為，得到“中國民眾不過是一群無理性‘群氓’”的結論。那麽馬立誠有沒有使用相同的準則去評判日本民眾的行為？馬立誠自己說，日本民眾一看到中國人搬到自己的社區就相互警告“趕快搬走，中國人來了”；日本人對中國的經濟增長充滿恐懼，過分鼓吹“中國威脅論”。按照馬立誠自己列出來的道義準則，難道日本民眾就不是“非理性的‘群氓’”？馬立誠認為日本隻有“一小撮”右派，不足介意，那難道支持對日本開戰、讚揚對趙薇潑糞的中國民眾就是“一大撮”了嗎？馬立誠認為趙薇穿什麽衣服，薑文是不是參拜靖國神社，都是“個人行為”，應予以尊重，那麽馬立誠為何又大肆批判貼出“日本人與狗不得入內”的店家，難道這就不是“個人行為”，就不應尊重了嗎？馬立誠說鼓吹民族主義的書籍都是“缺乏良知”的表現，那麽他自己主張的“忘掉曆史”又不知道能體現出什麽“良知”？ 文學方式論外交的第三個可笑之處是：論證無力，論據和論點毫無關係，缺乏邏輯感。馬立誠認為，日本已經是和平主義盛行的國家，不願也無法對中國發動戰爭；中國經濟對日本逐漸構成威脅，導致日本人普遍害怕中國；日本給中國很多金援，所以應該提倡“新思維”。南海之子看不出他的論據和“新思維”有什麽聯係，中國民眾對日本的反感，顯然並不是因為日本還有野心對中國發動戰爭，也不是因為日本不夠害怕中國，更不是嫌日本金援不夠多，而是對日本公然撒謊並為侵略戰爭塗脂抹粉感到厭惡和反感。馬立誠的邏輯推理等於說一個人的手、腳、身都健康，就不應該有頭疼了。這類邏輯錯誤在文中比比皆是，例如他拿全球經濟一體化和中日關係相提並論，可這根本是兩回事。中日關係從90年代到現在一直滑坡，卻不見雙方經貿往來減少，可見外交關係好壞對雙方貿易並無實質影響。通過改善外交來提高經貿關係無疑是癡人說夢，中國和俄國的外交關係比以前夠改善了，也不見中俄貿易往來比中日貿易更緊密。馬立誠舉歐洲共同體的例子和中日兩國根本沒有可比性，歐洲現在能夠結成這麽緊密的共同體，關鍵在於德國對戰爭做了深刻的反省和道歉，已經清算了曆史負債，而中日之間根本沒有這種和法德關係相同的前提。最可笑的事情莫過於：馬立誠以衛道士的嘴臉宣揚了一大堆道義原則，到頭來卻呼籲大家為了經濟利益去放棄道義。婊子立牌坊也沒這麽無恥的，馬立誠真應該去東京的六本木（日本最著名紅燈區）學學那裏的性工作者的敬業精神和職業道德，不要收了錢還不想做。 總之，馬立誠根本不是在寫議論文，通篇既沒有完整的邏輯架構，也沒有嚴格的邏輯論證，充其量也是篇訪日心得或者隨筆而已，根本不是嚴肅探討外交關係的文章。馬立誠實在是沒必要把自己的親日心情拔高到國家政策的層次，用一些跟中日關係要害八杆子打不到的瑣事來欺騙讀者、誤導國民。 相比之下，中國人民大學時殷弘寫的《中日接近與“外交革命”》 [2] 就遠遠比馬立誠專業得多，這次時的論述在邏輯推理上就比馬立誠文有整體感，他的邏輯大框架是：1、改善中日關係可以提升中國的國家利益；2、應該使用5種不同方式來改善中日關係：擱置曆史問題、提升對日貿易額、默認日本軍隊現代化、接受日本成為政治大國、支持日本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總體來看，時殷弘不象馬立誠那樣鼓吹道德原則，而是把“對日新思維”建立在國家利益基礎之上，對馬文的不足進行了補充。 但是遺憾的是，時殷弘在具體的論證過程當中邏輯錯誤不斷，導致全文幾乎毫無說服力。顯然想站在國家利益角度論證“對日新思維”，就要花大筆墨來論述“對日新思維”可以大大提高中國的國家利益。可是看看時殷弘是怎麽論述的吧，他認為1、中美日三角關係當中的“中美關係”難以改善；2、改善“中日關係”可以給美國施加壓力；3、所以中日關係改善可以達到迂回改善“中美關係”的效果。 時殷弘把“對日新思維有利於中國”分割成三個小結論，可惜他並未有力地論證這三個小結論，而是一筆帶過，試圖蒙混過關欺騙讀者。稍加分析這些小結論，南海之子就找到一大堆邏輯錯誤和自相矛盾的地方：1、時文說中美關係回旋餘地小且麵臨民間輿論壓力，所以很難改善。那麽使用同樣的標準，難道中日關係的回旋餘地很大且沒有民間的輿論壓力嗎？這是第一個自相矛盾的地方；2、時文說中日關係改善可以給美國壓力，可是難道中國就不能改善中美關係來給日本施加壓力？難道日本和美國就不能加強同盟關係來給中國施加壓力？時殷弘未免把日本和美國想象得太弱智；3、中日關係改善是如何可以迂回改善中美關係的？時殷弘說：這可以促使美國朝“多反思、改善對華關係”方向發展。大家看到這個邏輯的荒謬之處了嗎？反正南海之子看到這裏不禁笑了出來，因為按照時殷弘的邏輯，中國如果大力改善和伊拉克、伊朗、利比亞、朝鮮、阿富汗以及和中東恐怖分子的關係，更可以“促使美國反思並改善對華關係”，實在沒有必要跑去和老仇敵小日本套近乎。 簡而言之，時殷弘的“對日外交革命”論立足點和假設是：中國和日本都有共同利益，那就是反對和遏製美國。時殷弘教授這種論點實在是不值一駁，因為他根本沒有考慮到美日兩國的共同利益和中美兩國的共同利益。實際上，美日同盟的立足點就是“遏製中俄兩國”，在可預見的100年之內幾乎不會改變，也代表了美日兩國的共同利益。而中美兩國在東亞地區的共同利益則是“維護東亞地區和平和繁榮”、“打擊恐怖主義”和“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擴散”，而“防止日本成為東亞不穩定因素”也是中美兩國的共同利益。日本有政客曾叫囂發展核武器，但是遭到中美聯手的反對和封殺，這就證明了中美兩國並非全然沒有共同利益。在中美日三角關係當中日美關係和中美關係都是三角形的長邊，而中日關係是一個短邊，根本原因在於中日之間確實沒有太多的共同利益。以美國一超獨大的現實國際政治格局，中日聯手遏製美國又能給中日兩國帶來什麽好處？難道日本想進入聯合國、想成為政治大國就可以無視美國的存在？難道中國想解決台灣問題就可以忽視美國因素？可見，在中日兩國都需要依仗美國的情況下，幾乎沒有任何可能為了反對和遏製美國而聯手。 鑒於時殷弘教授鼓吹擱置曆史問題，南海之子就在這裏給這個曆史盲時教授補一點曆史常識：中俄兩國在“遏製和反對美國”上比中日兩國有更多的共同利益，中俄兩國對美國的依賴程度比中日兩國對美國的依賴更少，中俄兩國國民的敵視程度遠小於中日兩國國民之間的敵視程度。可是中俄兩國聯手改善了中美關係嗎？答案是“沒有”。既然你中國可以利用俄國作為籌碼向美國要價，難道俄國就不能利用你中國當籌碼向美國要價？科索沃危機時，俄國大聲反對美國出兵，本來中國在科索沃沒什麽國家利益，但是為了中俄同盟關係還是在道義上和輿論上予以支持。不料中國大使館被美國炸掉之後，俄羅斯不吭一聲，反而借此機會跑去和美國打得熱乎。中國的左臉讓美國扇了一記耳光，俄羅斯在右臉又加了一記。911事件發生後，俄羅斯瞅準時機大力討好美國，把中國這個準盟國踢在一邊，事先根本就未和中國商量對策，害怕中國跟它爭風吃醋。就在本月舉行的上海五國聯合軍演之前，俄羅斯還自行和中亞國家組織了一個軍事組織搞了一次軍演，並且和印度舉行了聯合海上軍演。按照印度的說法，這是為了嚇阻中國。其實90年代初以來，中國和俄羅斯就象大老婆和小老婆爭老爺一樣，明明說好不理睬老爺的，不料老爺說“今晚去大太太房間”，大太太就一腳把二太太踢一邊去了。曆史經驗早就證明中俄結盟並未改善中美關係，反而引起美國的疑慮和警惕，並在1996年刻意慫恿台獨兼黑金人物李登輝發飆，令台海關係急劇惡化，到現在還沒有恢複。幸虧中國被騙了幾次終於清醒了很多，今年就沒有挑頭反對美國攻打伊拉克，否則還要當冤大頭被別人當成籌碼跑到美國那裏邀功領賞。象俄羅斯這樣和中國有這麽多共同利益的國家尚且如此，真不敢想象沒有多少共同利益的中日兩國搞“中日友好”能給中美關係帶來多少正麵效果。以史為鏡，才能使人睿智和清醒，看清種種跳梁小醜。 既然時殷弘沒有令人信服地論證“中日關係改善有利於中國國家利益”，那麽他提出的改善中日關係的舉措，就成了垃圾。有興趣的網友可以參看林治波 [3] 寫的《“對日關係新思維”再質疑——與時殷弘教授商榷》，裏麵有對這些“改善中日關係”舉措的批駁。 繼林治波發文之後，網友“小國寡民” [4] 又發文《誰在背中日曆史問題的包袱：質疑林治波》來批駁林治波。可惜這個“小國寡民”根本沒有看懂林治波的文章就亂放炮，他對林治波的質疑根本就是虛假的，因為他對林治波的觀點作了篡改——把“反對中國不顧一切交好日本”說成“支持中日對抗”。南海之子和林治波一樣，是堅決反對中國政府放棄曆史問題而去改善中日關係的，但是這並不等於說南海之子反對中日關係改善，更不代表南海之子支持中日關係惡化。就比如南海之子不想和馬立誠、時殷弘、“小國寡民”這樣的人交朋友，難道說南海之子想和你們為敵嗎？未免太神經過敏。“小國寡民”把反對馬立誠、時殷弘的人一律扣上一個“中日對抗論”的帽子，不僅枉顧事實，也有文革手法之嫌。 最可笑的事情莫過於：“小國寡民”認為中日之間的曆史問題已經得到很好解決、日本已經不再背負曆史包袱、背負曆史包袱的不是日本而是中國。可是既然如此，豈不是證明“小國寡民”的偶像——馬立誠、時殷弘的論調是胡說八道？因為他們都是認為日本還沒有把曆史包袱甩掉的，所以才鼓動中國政府幫它甩。看來“小國寡民”不但沒有認真讀林治波的文章，連馬立誠時殷弘的文章也沒讀過。“對日新思維”就是為了幫日本卸曆史包袱的，如果這個曆史包袱在中國身上，“對日新思維”就沒有存在的必要，變成一個狗屁。我想馬立誠時殷弘也不會支持“小國寡民”的論點的。 “小國寡民”的邏輯錯誤實在是太多了，要不是此人把他的胡言亂語到處亂貼，我也懶得幫他改邏輯錯誤。不妨舉幾例：1、時殷弘認為中日關係改善可以給美國壓力從而促進中美關係，林治波則認為中國如果以此為目的和日本接近，將導致美國的敵意和警惕進而損害中國的國家利益。“小國寡民”反駁說，1972年中日接近，怎麽美國沒有敵意呀？可是問題是，當時的中日接近並沒有把美國當成共同目標來施壓啊。可見“小國寡民”根本是沒有讀別人的原文就胡亂評論。“小國寡民”居然說中日接近促使美國從台灣撤軍，這又是一個曆史盲的見解。當時中美關係改善是因為中美兩國在對付蘇聯的問題上有相互需要，跟中日接近毫無關係。2、把兩件毫無關係的事情扯在一起，這種低級的邏輯錯誤經常出現在“小國寡民”的文章裏麵。例如他說：日本的形象在亞洲各國的心目當中好於中國，是因為中國有林治波這樣爭強好勝的人。這又是曆史盲的見解，其實80年代中國的形象之所以不好，是因為中國曾經在東南亞輸出紅色革命，引發的內亂導致成千上萬人死亡，跟林治波一點關係都沒有。自從中國宣稱奉行“對外五個基本原則”之後，中國的形象大大改善。說“日本形象好於中國”缺乏事實根據。3、“小國寡民”認為亞洲大多數國家都不再深究曆史問題，中國也不應該深究。不知道其他亞洲國家的反應關中國什麽事，其他亞洲國家都向日本要了賠償，怎麽中國沒去要？“小國寡民”怎麽不鼓勵中國在這點學學其他亞洲國家？實際上亞洲國家並未象“小國寡民”想象的那樣“不再深究曆史問題”，隻是“小國寡民”不知道真實情況而已。小泉2002年去馬來西亞、印尼訪問，有一大批人跑去抗議。中國媒體之所以不敢報道，是害怕中國的公眾也象馬來西亞和印尼的民眾一樣跑去抗議，給中國政府麵子不好看。小泉造訪靖國神社，整個亞洲的輿論都在猛烈抨擊，“小國寡民”看看泰國、菲律賓、印尼、馬來西亞的主要英文報刊就知道了。真實的情況是：整個東亞地區，隻有中國是最不深究日本的曆史問題的！不但中國官方壓製民間抗議行動，連中國的媒體和輿論都在小泉造訪靖國神社之後發點官樣文章敷衍了事。南海之子認為，正因為中國處處不敢堅持道義力量，所以才無法凝聚民心民氣，也讓亞洲其他國家嗤之以鼻，把中國當成日本的二奶看待。“小國寡民”居然認為中國要拿出“大國氣度”，這未免可笑了點，因為一個不敢堅持原則的國家根本談不上“大國”兩個字。美國的道義力量是“民主、自由、人權”，請問中國的道義力量是什麽？如果是“經濟利益”之類的東西，那麽中國和妓女並無區別，不要怪別人不尊重你。日本年年都舉行盛大的紀念廣島長崎核爆的活動，也沒看見美國對此有何不滿。反觀中國，年年當低三下四的小媳婦，居然還有馬立誠、時殷弘、“小國寡民”之流鼓吹中國的姿態還不夠低。自作賤可以，不過不要以為其他中國人都和你們一樣賤。4、“小國寡民”認為日本的右翼力量隻是“一小撮”，中國人民無需在意，而應該“依靠日本人民”。可既然要“依靠日本人民”，為什麽“小國寡民”之流還要叫“中國人民”拋棄曆史呢？依靠“日本人民”不就可以了嗎？實際上，日本國會順利通過“有事三法案”，已經證明日本右翼根本不是“一小撮”，而已經控製了國會。中國官方媒體說成“一小撮右翼”不過是自欺欺人、掩耳盜鈴的宣傳手法而已。真正“一小撮”的是“極端右翼分子”，而日本政府和國會右傾化已經成為現實。“小國寡民”問中國跟日本政府簽友好條約是不是“勾結日本右翼分子”，其實根本無需上綱上線。李登輝在台灣主政的時候，大陸跟他簽了那麽多文件，莫非能證明大陸“勾結台獨分子”？“勾結”一詞指的是“小國寡民”所提倡的中日友好論，和不冷不熱的正常外交往來有本質的區別。 總之，親日派的論調基本上毫無邏輯可言，且枉顧事實，處處表現出對曆史的無知。“中日友好”作為一個感性的訴求我想大家都不會反對，可是不適宜拿這種感性的東西上升到理性的外交政策層麵上來。改善中日關係有無必要性、緊迫性和可行性不說，至今為止沒有一個親日派能夠不犯邏輯錯誤地告訴我們：拋棄曆史包袱肯定可以改善中日關係。韓國對曆史問題從不放鬆，不過韓日關係遠遠好於中日關係，不知道親日派又是如何解釋的。南海之子在此拜托各位親日派最好回去惡補一下小學數學以後再來寫議論文，千萬不要繼續犯愚蠢低級的邏輯錯誤。幾個親日派倒是難得的文學青年，寫寫文藝作品還可以，至於要用文學手法論外交，還是免了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