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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爸的文章火車情節(二)

(2005-02-16 01:48:33) 下一個
 除了大串連外,買了車票坐長途火車,是從1968年底去貴州報到開始的,當年的畢業分配也很簡單,因為總的方向是上海一醫2/3大西北1/3大西南,而上海二醫則是1/3大西北2/3大西南。分配前也象征性的填了誌願表,反正無多選擇,多數同學填的一句當年的流行語:毛主席揮手我前進。我則自填貴州,當然還加上了那句流行語,去貴州出於兩點考慮,第一屬南方,暖和,窮人怕冷怕冬天;第二有米飯吃,比北方雜糧麵粉較習慣些。說起來還是受了劉德傅教授(60年代廣慈醫院婦產科主任我因搞教育改革被她賞識)的丈夫徐老先生的啟發:貴州天無三日晴出稻米無礙,棉花長得差……。還囑我如去貴州一定要吃辣椒,隨當地的人吃喝可避寒瘴之氣……,在那個年代能聽到如此直言教誨也屬不易,所以終生難忘,這樣的好人,所以從57年開始就吃了虧(他們的兒子徐振之也是我一屆的同學)。 當年湘黔鐵路尚未修建。從上海到貴州安順要經浙江杭州——金華——江西上饒——萍鄉——湘南株洲——衡陽,再折入廣西經柳州北上入貴州獨山——貴陽再西折安順,雖有快車從上海發往昆明,途中可在安順下車,當時行車準點也要近50個小時。從小地理學得不錯,上南模初中時在徐匯區中學生(無準備)突擊抽查考試時還以99分奪過第一名。盡管獎品隻是一個小的講義夾,那時的考試也做過從某地到某地火車行程路線圖的考題,而實踐如此曲折的長途乘車當屬首次。出行的車次找到了而票源卻緊張。 那次的車票是先赴貴州興義的四班同學曹大榮醫生的二弟代買的,曹大榮先到了那裏,來了一封信是寄給我的還是叫他二弟來找我當麵給的已不能確記,信中詳細介紹了車次,轉車點,在安順,花江,興義的投宿點(旅館當時也十分緊張)並要求替他帶一包食品去。並介紹他二弟(67屆高中學生?)在學工中與上海鐵路北站相熟,大榮父母經營車行就在北站附近,老式木結構為主的二層樓房,樓下為車行,樓上即為住家,文革中雖受衝擊,但看來外觀變化不大。大榮先赴興義後來分在晴隆縣醫院做外科醫生,上世紀70年代初,公出購藥去過晴隆一次,當時這山中小城,夜間照明尚成問題,一起喝了一場酒,他酒量不大,但席間有一女子酒量極大,我還留他打油四句“昔日同窗今為友,相逢且盡杯中酒,若問平生何所願?喜看環球無病憂”。好象他屬羊長我一些,現在也應退休了。 曹弟果然把票買來了,是三張對號硬座票,座次為X廂118、117、116,同行為朱維卿同學,他到貴陽XX局(好象是有色金屬工業局)報到,但他的計劃與我們不同,他是準備報到後即病退上海的(因小兒麻痹後遺症一足跛),所以行李較少,但帶有兩條大前門香煙(當時較難得),並號稱抽完就戒煙,因與他分手時他的煙還未抽完,不知結果如何,走時已是69年12月30日,三位牛弟大偉、小海、聶家小阿弟幫忙把行李安頓在行李架上(三人均屬牛)。當時叫搶行李架,當時出遠門的人行李都多,上不了架的行李則要塞在座位下麵甚至過道中,髒損較多為客所不願。一張車票隻能買兩張站台票,所以多選精壯小夥送站,抑或還有年老尊長嬌妻幼子需送行,二張站台票往往不夠,就要托人開後門。那時票販子黑市很少能找到,現在想來不是四、五十年前的人不會低進高出,而是一旦被抓,就易被劃進“投機倒把”,如被帶上壞分子(覆蓋涵義極廣)的帽子,則序列入“地富反”之後位列四類分子之末, 57年後因又增加了一種“右”擴編為五類分子,一入此另冊,惡果無窮,人人視為畏途,敢以身試法者(盡管當時不大提“法”)就少得多。另外50年代初大力提倡人人有工作,盡管月工資最低的隻有20多元,甚至有16元、18元(學徒工一級)。總有個去處,犯罪率較低。行李架搶到位後鬆了一大口氣,豈知顧此失彼,三個座位除了文麗坐了臨窗的一個座位外,最末排的118、117座被兩個老大哥(工人)模樣的人坐了,等到請他讓座時,對方居然說,100號以外都是不對號的,誰坐都可以(以後知道鐵路上確有此一說),我們手裏拿的又是長條狀的手寫軟票,開始時還很硬氣,後來周圍四排兩格18個座位的人均是不對號的,方知底氣不足,(曹君原是開後門替我們買來的)。此時火車徐徐開動,站台上送客被退至白線之外,火車雖然超載站著的人不少站台上也明顯的超負荷,擠得與當時的公共汽車上差不多,送客揮手示意者有之,仰天流淚者有之,失聲痛哭者有之,哭聲有老年悲愴的,也有幼兒的尖稚之聲,這種交響非親曆者很難徹悟,親曆者則往往經久難忘。64年我在二醫大民樂隊時,曾參與演奏“十送紅軍”。那瞬間突然悟出生離死別,決非是如此頓挫婉轉之曲,想必是後人杜撰之作。我們三人及車下送客因都是青年人,到無甚失態,何況長兄耀海日前還與我有換刀之舉(當然是削水果的小洋刀),頗有送弟出征之意,悲或有悲,壯必是壯,未過門的大嫂還拎了一個蛋白蛋糕(當時是希罕物)來送行(她好象未進站),如同走親戚一樣。我們則忙著與那兩位“老大哥”爭論,誰知人家涵養好不再開口。好在列車員關了車門過來了,朱君拉住他把情況說了一遍,他到也沒有不理,問那兩位怎麽回事,其中一人抬頭說了句“這個號是不對號的,誰先到先坐,你鐵路的不知道嗎?”列車員聽了就走開了。此時朱君又改變策略,企圖“以情動之”,告之路途遙遠,初出遠門……,就是不說足有疾,我見此輩垂頭閉目,佯作不聞,非詞說能動,也一時無法。一來二去一個多小時過去了,第一個停靠站——嘉興到了,這兩位老兄提起小背包一溜煙地下車了!看來真是老練,朱君與我方得坐下,後來想想,必是家在嘉興附近而又有工作在上海陽曆年回家過年者,到底誰占了誰的座位,各有一套道理。令人費解的是他們始終沒說坐一站就下車,另外是身強力壯,買的就是無座票,何必如此。 2005—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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