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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最後一批國民黨戰犯被特赦(圖)

(2011-06-17 13:51:29) 下一個

 
這些最後的戰犯,可以自由選擇去——可以回原籍,政府也可以安排工作,或者享受國家療養,甚至也可以去香港。政府還表示,被特赦的人員願意去台灣的,也可以去,給足路費,提供方便。

  1975年3月19日,清晨6時30分,和往常一樣,撫順戰犯管理所,百十名大多兩鬢斑白的戰犯,在管教幹部的帶領下,來到禮堂,集中收聽中央的重要廣播。

  發酵了一整晚的興奮,在大禮堂上空積聚。18日晚,戰犯們已經知道了這個“大道消息”---這是一次關於“特赦戰犯”的廣播。

  播音員一字一句:“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次會議,決定特赦全部在押戰爭罪犯。”

  整個大禮堂立即爆發出轟鳴般的掌聲和“毛主席萬歲”的口號聲。“有的欣喜若狂,有的手舞足蹈,有的仰麵無語,有的淚流滿麵。”當年的管教幹部劉家常回憶說。

  沒有人想到會是“全部釋放”。前一天晚上,戰犯們已就“這次會特赦誰”的問題討論了一整夜,幾乎每個人都在暗地祈求殘生能獲得自由。在這座監獄裏,他們已經呆了十幾二十年,即便是最年輕的戰犯,也已年過半百。

  撫順戰犯管理所接收的國民黨戰犯,來自東北三省、南京、武漢、北京、四川等地,最初共計350人,大部分為少將以上。

  9年後重啟的特赦

  1975年3月20日午後2時,撫順戰犯管理所俱樂部擺下12張大圓桌,護士長和幾位工人師傅身著潔白的圍裙,穿梭往來,端菜添湯。

  所長金源和管教員們熱情招呼這些被他們管教了20年的國民黨將軍、官員,開始稱呼他們為“先生”。

  “不少人喝得酩酊大醉,醉得抬出去。歲數都很大了,但是真幹杯啊,親人話別一樣,畢竟待在一起這麽多年。”劉家常回憶說。

  新中國的戰犯特赦,從1959年首次特赦開始,基本一年一次,前後6次,共特赦國內戰犯296人。在撫順戰犯管理所關押的最後一批日本戰犯,也在1964年3月被釋放回國。

  然而,在1966年“文革”風暴席卷全國後,軍隊接管撫順戰犯管理所,實行軍管,特赦中斷。

  “軍管時期對戰犯比較嚴厲。”劉家常當時被下放到偏遠鄉鎮,不能再參與管教戰犯。到1970年初,管理所的權力被剝奪得幹幹淨淨,戰犯們被批鬥也成了家常便飯。

  “讓我記憶最深刻的,就是楊不平事件。”劉家常說。

  楊不平曾是國民黨的立法委員,有一次他看到報紙上批判劉少奇的文章時,頗不以為然地說,劉少奇當國家主席是根據憲法規定、經過全國人大投票選舉出來的,如果他有錯誤,不能再當國家主席了,那也應當按照憲法規定,經全國人大討論,投票通過罷免。現在扣上個赫魯曉夫帽子,就推翻下台,這種做法違憲。

  可想而知,楊不平自然成為戰犯中“反革命”的典型,遭受打罵侮辱,“非筆墨可形容”。目睹這種狀況,當時的戰犯都認為特赦不再可能,一片絕望。

  直到一份《關於撫順戰犯管理所戰犯死亡情況的報告》出現在周恩來的辦公桌上,事情才開始起了變化。

  報告列舉了1966年到1971年曆年戰犯死亡的具體情況,以及危重病犯的情況。報告顯示,1966年戰犯死亡1人,1967年5人,1968年8人,1969年9人,1970年10人,1971年兩個月死亡3人。

  從此時起,重啟“特赦”似乎就已經開始了準備工作。“每個戰犯的基本情況開始要向上報告,包括曆史罪惡、改造表現、處理意見等等。”劉家常說。

  撫順戰犯管理所的管理者們,也沒有預料到中央會全部特赦在押戰犯。實際上,按照他們的方案,要留下8名戰犯,其中包括周養浩---殺害楊虎城將軍和宋綺雲兩家六口的主凶。

  “我們的方案往公安部報,打了好幾個來回,但都被否了,最後的結果居然是全部特赦。”劉家常說。

  願意去台灣的,也可以去

  戰犯們的離開可以稱得上“風光”---政府為他們發放了生活用品,從衛生紙到糧票,一應俱全。當卡車載著他們走出撫順戰犯管理所的時候,當地群眾夾道歡送,“人很多,都想看一看戰犯的模樣”。

  但管理所內卻亂成一片,“像是敗退”。根據規定,特赦人員的衣物和筆記要上交,一律不得帶走。

  “基本上在監獄中的所有資料都要留下,包括改造日記、工作日記等等,甚至連管教戰犯的學習材料也要上交。”劉家常說,當時的口號是“一頁紙都不準留”,這些材料燒了好幾天才清理完畢。

  1975年3月21日,來自沈陽的12次特快列車,停靠在了北京站。原國民黨第十二兵團中將司令黃維回到了闊別7年的北京,與他同車抵達的是新中國第七批、也是最後一批特赦的293名戰犯。

  作為這次特赦戰犯的第一名,黃維代表293名戰犯,給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寫了一封感謝信,並在招待宴席上宣讀了出來。一向“抗拒改造”、“連走路都挺著肚子”的黃維有此舉動,令熟悉他的老朋友們驚詫不已。

  事實上,黃維在被管教期間對研製“永動機”發生了興趣。時任撫順戰犯管理所負責人金源在回憶錄中寫道,因為這個執拗的興趣,黃維曾被認為“怠慢學習”,而他覺得即便是幻想也可以肯定,並從中找到改造思想的突破口。“我讓管理所電機廠的4名技術人員和學理科出身的幾名戰犯成立科研小組,幫助黃維研製‘永動機’。”

  這些最後的戰犯,可以自由選擇去處---可以回原籍,政府也可以安排工作,或者享受國家療養,甚至也可以去香港。政府還表示,被特赦的人員願意去台灣的,也可以去,給足路費,提供方便,去了以後願意回來的,照樣歡迎。

  最終陳士章、蔡省三、張鐵石等十人提出了赴台申請。除了蔡省三之外,其他人在台灣都有親屬,而最年輕的戰犯蔡省三是蔣經國的“太子黨”,臨行前,他特地去王府井買了一幅刺繡,準備送給老上級蔣經國。

  然而,來自台灣方麵的聲音卻讓他們大吃一驚。台灣方麵以這些人是統戰工具、是間諜為由,拒絕他們入台。

  這讓十名特赦返台的國民黨前將領進退兩難,隻能焦灼地等待。但過港簽證五次延期後,台灣方麵的態度仍然沒有改變。而就在這時,十人中的張鐵石突然失蹤,20多天後,傳來了他已自殺身亡的消息。

  “張鐵石的妻兒肯定希望他過去團圓,但那麽近就是進不了家門,是很悲慘的事。他應該是徹底絕望了。”劉家常說。

  但張鐵石的死並未讓台灣方麵的態度有所鬆動。申請赴台的特赦戰犯們,四人去了美國,三人返回大陸,其餘兩人留在了香港。

  “沒有中國共產黨‘給出路’,就沒有我們的今天”

  撫順戰犯管理所今天早已成為博物館,這座被稱為“遠東最神秘監獄”的地方正在大修。雖然地處偏僻,但管理所門口不時會有人要求參觀。

  如今已經66歲的劉家常,在給這個他工作了一輩子的地方“看大門”,他跟他的“學員們”一直保持著聯係,往來書信保存下來有數百封。

  對於這批戰犯,劉家常始終有濃厚的好感。在他看來,這些被釋放的戰犯,對共產黨的改造都是認可的。原本在他們看來罪惡滔天、還沒有改造好的周養浩,特赦之後的表現反而最好。

  “隻有一個人反對我們,就是國民黨軍統少將段克文。”劉家常說,段克文去了美國後,寫了《戰犯自述》一書,歪曲撫順戰犯管理所的改造事實,讓他們很氣憤。但是,針對這本書,其他戰犯也主動批駁,黃維就專門寫了一篇《黃維自述》來澄清事實。

  據金源回憶,國民黨戰犯們釋放後全部安排了工作,其中多數人被分配在各級政府部門或政協,還有一些人被分配在工業、農業部門,發揮技術特長。1960年被釋放的前國民黨少將副師長白玉昆,自願到河北省一個農村種植果樹,他栽培出許多新品種,每年獲得豐收。他的果樹栽培技術被推廣到河北全省。

  1964年被釋放的42名戰犯中,有28人受到各種獎勵,8人被選為先進工作者。

  目前定居香港的蔡省三,在國民黨前主席吳伯雄來大陸期間也是一路陪同,還到撫順戰犯管理所參觀。而蔡省三的夫人在彌留之際對他們全家的遺言,有如下一句:“要記住,沒有中國共產黨‘給出路’的政策,就沒有我們的今天。”(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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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gliangyu 回複 悄悄話 一定是唱紅歌,把覺悟唱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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