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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留聲:尋訪上海老歌和老歌星(組圖)

(2011-06-15 15:34:57) 下一個

她被人譽為“鼻音歌後”,據說,蔡琴的演唱風格傳承了她所創立的藝術流派。她說,她要把一生留給歌聲,讓後人去聽。那一年,吳鶯音24歲,腳踩裝飾著蝴蝶結的銀亮高跟鞋,踏上了仙樂斯被五彩霓虹燈渲染得光怪陸離的舞台……




出道時的姚莉




當紅時期的姚莉


 

姚莉晚年




吳鶯音




周璿




吳靜嫻、鄧麗君、姚莉、陳蝶衣1971年攝於香港




百樂門第一支華人爵士樂隊




樂師鄭德仁在多年後見到李香蘭,兩人都已過80歲




樂師鄭德仁(右)和同伴




傑米·金




聶耳手稿


請用耳朵來看我 對話姚莉

“我不要人家看我,有什麽好看的,這麽老了,我要他們聽我的音樂,永遠。”

采訪·王勇     整理·錢亦蕉

姚莉說,她一生中隻有一個偶像,就是周璿,她是唱著周璿的歌成長起來的。可是她沒有想到的是,到了香港,在唱片PK中,她居然贏了周璿。

也有人把姚莉作為自己的偶像,她們中有台灣的鄧麗君和香港的徐小鳳,都是兩地歌壇“一姐”。一代代歌星就是這樣傳承交替……

不管是周璿、姚莉,還是鄧麗君、徐小鳳,她們的魅力是跨越時空的,她們的歌迷老少皆有,遍布世界各地。歲月無情,可是不老的是歌聲,還有用歌曲承載的情感。

2009年元宵節後,王勇特地到香港,拜訪了姚莉女士。

16歲進百代

王:在上海,最早的時候,你是在“大同音樂社”開始表演的?

姚:是的,跟著我舅舅,他也很喜歡音樂,在那裏拉小提琴,也是玩票性質。我還小,但喜歡跟著去玩,他們演奏音樂,我就唱歌,喜歡唱周璿的歌。

王:你和哥哥姚敏當年有沒有專門學過音樂?

姚:我們都沒有專門學過。哥哥還會彈琴,他從來沒有正式跟人學過,但彈得非常棒,我很佩服他。

我小時候就喜歡聽周璿,迷她迷得不得了,我一生中唯一的偶像就是周璿。她改變了我的命運。如果沒有她,我不會進唱片公司,當時她的先生嚴華很欣賞我,要不我怎麽能進百代呢?我隻是一個在電台裏唱唱歌的小姐,而且不算有名。

我進百代的時候,最紅的是周璿、白虹和龔秋霞三個人,她們是大明星,她們的歌我都聽過,我覺得自己去做歌星沒希望啊,不相信自己了,想不到自己也會紅。

王:你進百代是多大啊?

姚:16歲(1937年)。我進百代才改的名叫姚莉,在電台時叫姚秀雲。我很早就開始唱歌了,那時候要賺錢養家嘛。在電

台裏,唱一個月兩塊錢。後來出了唱片紅了,收入才高了,歌舞廳也請我唱,我在仙樂斯唱了4年,後來又在揚子舞廳唱,薪水都很高。唱了8年以後,我結婚了,那時我25歲。

王:你是嫁給了揚子舞廳的少東?

姚:在揚子舞廳的時候,經理看我很老實,很低調,所以很喜歡我,我就認他做幹爹。兩年後,他跟我媽媽說,我很喜歡你女兒,我媽媽說不行啊,年紀相差太多了(他的太太已經去世多年,他一直沒有再娶,所以媽媽一開始會搞錯),他說不是我要娶你女兒,我有三個兒子,我希望你女兒做我的兒媳。人家還以為經理兒子是我的歌迷,其實不是這樣的,他的兒子根本不來夜總會的,我跟他結婚,他還沒有大學畢業呢。他比我小,在交通大學讀機械。我們夫妻這麽多年不容易啊,他已經去世4年了,他去的時候我們正好結婚60年。我嫁給他很幸福,夫妻間從來不爭吵,同舟共濟。

王:你有幾個子女?

姚:我有兩個孩子,到香港以後生的。現在女兒在加拿大多倫多,兒子在美國西雅圖。我有一個孫子一個孫女。

夠了,不唱了

王:50年代到香港後,你曾經還演唱過一段時間,後來,你為什麽不出唱片了?

姚:國語歌後來在香港沒有人唱了,後來的許多歌手都是廣東女孩,唱粵語歌。現在她們也在拚命學國語歌,但她們唱不出國語歌的那種味道。以前的音樂是真的好。

後來香港用的錄音方式,我都不習慣。他們錄唱片,都不是現場的,是合成的,我不喜歡。戴著耳麥唱,旁邊沒有樂隊,我不習慣。所以我跟百代經理說我不唱了,一個人站在那裏唱不行,我說我要唱現場,我才有感情。現在他們錄音,一首歌翻來覆去可以唱一個小時,唱得不好了可以再唱,然後做剪接,你說這樣怎麽會有感情?哪裏有那麽多感情?我錄唱片的時候,都是一首歌隻唱一遍就過的。另一方麵我也覺得夠了,想想,我16歲就開始錄唱片了。就讓大家保留美好的印象,老了,就不要再唱了,這是我自己的原則。我想在我唱得最好的時候就結束,我很滿足了。

王:你後來還在香港百代工作了一段時間嗎?

姚:七年(1969年-1976年),做監製。一年做兩張LP,也做小的EP,做得好辛苦。比唱歌辛苦,唱歌隻要自己投入感情就好,但是做監製還要為歌手著想。

王:去百代是在您哥哥去世以後,也算一種慰藉,姚敏突然去世是怎麽一個情況?

姚:那時我們和親戚很多人在一起吃飯,他突然說感覺不舒服,我們就讓他在沙發上休息,我們還在一起打麻將。過了一會,去看他,發現不對,就叫來救護車,說已經沒有了,心肌梗死。剛剛還在一起吃飯呢,就這麽沒有了,真太意外了。我媽媽也很傷心,就這麽一個兒子,才49歲(1967年)。

王:姚敏的孩子現在怎麽樣?

姚:在美國。他的大兒子已經六十多歲了,他都已經有好幾個孫女了,可惜他看不到了。

王:你還有一個姐姐?

姚:大姐,她一直在昆明,解放前就到了那兒,她丈夫在昆明教書。現在她也已經去世了。

老朋友一個一個都走了

王:本來這次來香港,除了見你之外,還想見見張露的,但前不久,張露去世了。

姚:我和張露最要好了,我們有60年的友情。在香港,(當年上海那些歌手)就是我和她。香港也有我和張露的老歌歌迷會。我們一班老歌手,還有潘迪華等等,每年都要聚兩次,我總是和張露坐在一起,我們私底下都說上海話。她是年初一下午3點走的,昏迷了,沒有醒來,走的時候沒有痛苦。我到年初三才知道,因為年初一是新年,香港一般不報這些,直到年初四,香港報紙才登出消息。張露是一個活潑開朗的人。

王:你多久沒有回上海了?

姚:十幾年了。我不想回去了,沒有(熟)人了。我最開心的是1985年回去,統統都見到了,見到黎錦光,見到嚴華,還有嚴折西,最重要的三個人都見到了,了了我一個心願。

1985年,我還去北京看了白姐(白虹),我以前跟她最好。黎錦光給了我一個地址,我自己坐火車,上門找去。到那兒,她開了門,看了我很久,因為那時已經過了30多年了,我也認不出她了,她像一個北方大媽了。我說,白姐,你不認得我啦?

她說,我想不起來了。我說了一個“姚”字,她就“哇”想起來了,叫我“小莉”,開心得不得了。我們還一起同唱了一首歌。

嚴折西為我作了很多很好聽的歌,比如《重逢》;到了香港以後,就隻有姚敏為我作曲了,沒有第二人了。

王:姚敏後期曲風很多樣。

姚:是的,他到了歐洲去玩了以後回來,作的歌帶著西洋味道;去了一趟新加坡,回來也作了《馬來風光》。到一個地方,都會有吸取那邊的音樂元素。他跟我不一樣,他不喜歡講話,喜歡心裏麵想,我喜歡講。

王:你以前在上海住在哪裏?

姚:我住在愚園路(和丈夫一起),漁光村一帶,我媽媽家是在聖母院路(現瑞金一路),我上次回去看時,基本還是老樣子。嚴華原來也住在愚園路。現在很多人都已經去世了,李香蘭好像還在,我還跟她碰過麵。她50年代在香港拍過幾部電影,《一夜風流》裏她唱了裏麵所有的9首歌曲。她的歌當時都很紅,特別是《夜來香》。她很有人情味,和我哥哥關係也很好的。香蘭說很喜歡我的歌,她自己唱的是高音,卻偏喜歡我的低音。她後來從政,很厲害。香蘭現在什麽也不做了,就休息在家裏,她沒有兒女,就一個人。

王:你現在身體狀況怎樣?

姚:我的關節不大好,醫生說老了都會有這樣的毛病,要我吃藥、打針止痛,我說不用啦,這一點痛沒有關係。

不要看,隻要聽就可以了

王:這次在中唱片庫整理老歌的時候,發現有你的歌曲100多首,我們選了20首。

姚:還留下了100首這麽多!別人問我總共唱過多少歌曲,我說大概兩三百首,他們說,不是啊,有四五百首!他們比我記得清楚。很多歌我連歌名都忘記了,太多了。到香港以後的歌還記得,《玫瑰玫瑰我愛你》記得,其他這麽多,怎麽記得清?香港現在有個資料館,裏麵收藏了我的歌和資料,台灣也有一個。

王:新加坡的李寧國先生,做了一係列的《中國上海三四十年代絕代名曲》,收集了很多絕版歌曲和資料。

姚:他自己也做了一些收集工作,可是他的一個朋友非常厲害。我去新加坡,到那個朋友家裏,許多三四十年代的資料,保存得非常好!所以李寧國就跟他說:“不要那麽小氣嘛,拿出來讓我做CD。這些人年紀都很大了,免得將來年輕人都不知道這些好歌了。”後來他朋友就答應把這些收藏提供出來。

平時,有很多人來看我,一個來了,告訴了另一個,另一個也來找我,我都見了,不認識的也見。台灣的也有,新加坡、馬來西亞都有。我很喜歡講,因為我知道你們對這些曆史也都不曉得,那我為什麽不講一點給你們聽呢?

王:你現在還接受電視采訪嗎?

姚:我很少上電視了,所以現在一般人馬路上看到我,已經不知道我是誰了。但是如果一上電視,每個人都認得你。我不喜歡這樣。你們聽我的作品就可以了,我不喜歡去出風頭。我不要人家看我,有什麽好看的,這麽老了,我要他們聽我的音樂,永遠。

王:一些歌手,比如吳鶯音至今還登台演唱,你為什麽後來不再登台了呢?

姚:我也想賺錢,有機會賺錢為什麽不賺?可是我放棄了很多賺錢的機會,她們很多人70歲還登台,我50歲就不唱了。我不願登台,是因為我就是一個“唱片”歌手,又不會講話,從來不上舞台表演的,小的時候為了養家才在夜總會唱過歌。

我最後一次上台是在2005年徐小鳳的演唱會上。她也唱過我的歌,她以前在夜總會唱歌的時候,我也去捧過場。徐小鳳一直很尊敬我,她打電話給我,說:“姚莉姐,我要開演唱會了,你肯不肯來一來,支持我?”我覺得她也很不容易,60年代就開始唱了,唱了這麽長時間,我說OK啦,謝謝你。她就給了我兩張票,是第一排的。我說你寄來就可以了,她說不可以,一定要親自交到我手裏。沒想到那天演唱會,她唱到一半,忽然就把我說出來了。她先沒有說我的名字,隻說:我今天很幸運,十幾年不唱了,今天來了一位我最崇拜的偶像,我不用講她的名字,我隻要唱她的歌……她唱《玫瑰玫瑰我愛你》、唱《大江東去》,唱《春風吻上我的臉》。她一唱我的歌,就不用講啦,大家都知道我是誰了。這時,她從台上下來,到我麵前,伸出兩手……我完全沒有準備,我以為隻是去捧場的。“紅館”啊,幾萬人哪,我真的不太會講話,跟你們聊天我會,但這麽多人,要我講話很緊張啊。她叫兩個人扶我上台,我說:“謝謝你給我第一排的票,假如不是你給我票,你的演唱會這麽熱,我根本買不到票。我很高興,你十幾年沒唱,今天還是有這麽多歌迷”。我又對著台下說:“你們都是她的歌迷,我也是她歌迷啊!”徐小鳳嚇了一大跳,說你講笑話,你怎麽成我的歌迷了,我說,真的,你的廣東歌唱得那麽好,很有味道。那天晚上去現場的觀眾開心得不得了,不僅看了徐小鳳,還看到了這麽多年沒上台的姚莉姐。


“鼻音歌後”的“鶯音”燕語

某位樂評人曾經對音樂下過這樣的定義:“音樂對於我們,無非就是流過耳朵,在記憶裏留下的東西。”從這個意義來說,音樂不是明天的預言,卻是昨日的積澱。

撰稿·王悅陽(記者)

她被人譽為“鼻音歌後”,據說,蔡琴的演唱風格傳承了她所創立的藝術流派。

她說,她要把一生留給歌聲,讓後人去聽。

那一年,吳鶯音24歲,腳踩裝飾著蝴蝶結的銀亮高跟鞋,踏上了仙樂斯被五彩霓虹燈渲染得光怪陸離的舞台……時光流轉,六十年,將一個世紀瓜分去了一大半,如今在美國、上海兩頭住住的吳鶯音過著悠閑自得的隱居生活,電話那頭的她出口即是一句“糯糯的”仿佛歌詞一般的語句:“回憶往事,有時就真的恍如昨夜之夢。”

吳鶯音很久沒有在公眾場合出現了,“畢竟年紀大了呀!”在接受《新民周刊》的越洋電話采訪中,老太太笑著說道,聽筒一邊傳來的,依舊是那般極具時代風情的鼻音,“不過,我總還惦記著上海馬路上那些留存至今的老房子。”的確,在那一幢幢散發著異國情調的老洋房裏,似乎總藏有一些時光的秘密,尤其是那幢聞名遐邇的“小紅樓”,更是藏匿著幾代“天涯歌女”一輩子訴不盡的衷腸、道不完的酸甜苦辣……

年輕的吳鶯音也是從小紅樓的唱片公司一唱成名的。吳鶯音不似金大班那樣風風火火,也不像白先勇筆下另一篇描述歌女的小說《永遠的尹雪豔》那般“總也不老……連眼角兒也不肯皺一下”。歲月的洗禮很難讓一個女人的容顏永葆青春,如同那黑膠片封麵上“吳鶯音”的名字,隨著時間泛黃、枯去;可是,女人卻可以依舊風韻不減,猶如黑膠片裏灌注的聲音,經曆了半個多世紀,還是那般悅耳動聽。

2001年,機緣促成吳鶯音短暫回滬居住了一段時光,自小就是吳鶯音粉絲的蔡琴終於獲得了與偶像零距離接觸的機會,在之後的一次明星薈萃的匯演中,兩代“天涯歌後”更攜手走上了寶光流傾的舞台,相倚著唱響了《我有一段情》……

“我小時候也是最愛聽電台節目,記得當時點得最多的一首歌就是吳鶯音的《我有一段情》,”演出結束後,蔡琴的激動之情依舊難以言表,“這首歌真好,那時的文字很優美,簡直讓人浮想聯翩”,直到最近這兩代歌後依然保持著很密切的聯係,當然他們之間最投緣的話題自然還是音樂。回憶起那次快樂的合作,吳鶯音意猶未盡,“我雖然離開了歌壇,但是音樂還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東西,幾年前我和我的孫女吳愛藝一同在《流金歲月》這個欄目中唱響了屬於我那個年代的老歌,這也讓我的思緒情不自禁地飄向了過往,回到了我在仙樂斯的青春年華。”

從唱兒歌到歌後

吳鶯音的音樂天賦自幼就展露無遺,“我最初的音樂啟蒙是來自上海弄堂裏賣唱的藝人。有時候我在自己的閣樓裏玩耍得樂此不疲,但隻要聽到巷口的歌聲,就會急著跑進人堆裏湊熱鬧,但是聽完了卻又沒有錢,於是就撒開兩條小腿一口氣跑回了家,哈哈。”日子久了,吳鶯音也跟著學會哼唱許多歌曲,時常逗得對其寵愛有加的祖母嘖口稱道:“還是阿拉阿四唱得好!”如今,這段往事依舊是吳家茶餘飯後常常拿來調侃的“保留節目”。

葛優有句很有名的電影台詞:一個演戲的,再怎麽紅,說到底也是一個“戲子”。在那個不容許“良家婦女”上得歌舞廳的年代,從事唱歌的女人並不叫歌星,而是被稱為歌女,在她們暴露在鎂光燈下時尚尤物一麵的背後,卻隻是供人消遣的道具,這並不是一份受人尊重的職業。吳鶯音出生在一個高級知識分子家庭,父親是化學工程師,母親又是有名的婦產科醫師,因此,她打算高中畢業後報考上海音樂專科學校的誌願遭到父母極力反對,“母親希望我繼承她的衣缽,將來也披上白大褂行醫;父親則更加偏激批評我‘沒誌氣的人,不肯好好讀書’。”吳鶯音說,當年自己的從藝道路可謂頗多坎坷。這也使得年輕氣盛的她一氣之下到一家小學當起“教書匠”,晚上,她卻又悄悄地在電台謀求了一個職位,不過唱的不是流行歌曲,而是兒歌。

從此,一個名叫“錢茵”的美妙聲場便透過電波傳送到了夜上海千家萬戶,這一唱就是五年之久,雖然是一份沒有酬勞的工作,吳鶯音卻從中學得了一個優秀歌手所應有的一切技能。上世紀40年代的上海灘,流行一種稱為“RADIOSHOW”的電台節目。“當時歌星在電台現場‘一字排開’,聽眾則可以通過電話現場點唱任何一個人的任何一首歌。這樣的節目不允許‘假唱’,百分百原汁原味真嗓演唱。”吳鶯音如此描述道。

24歲絕對是吳鶯音音樂人生一個巨大的轉折點。那年春天的一天,吳鶯音與友人到夜總會聽歌宵夜,那晚正是與她同歲的姚莉登台演唱,正是那一夜,“銀嗓子”演繹的《玫瑰玫瑰我愛你》獨步群芳征服了吳鶯音萌動的心靈,直到晚年,每每說起上海老歌,吳鶯音依然不無自豪地說道:“我小時候最喜歡周璿和姚莉兩個人。許多次都是放學以後拿著書包,我就直接去聽她們唱歌。”

這一年,在一位電台好友的慫恿下原本隻想在電台唱歌的吳鶯音參加了當年上海鼎鼎大名的仙樂斯夜總會歌唱大賽。據記載,當年的仙樂斯大舞廳舉辦歌唱比賽眾星雲集,結果抱著“玩”的心態參賽的吳鶯音以白虹的成名曲《我要你》脫穎而出,一舉登上冠軍寶座,也成為繼周璿和姚莉之後,活躍在仙樂斯舞台上又一顆閃亮的明星。此後,她的足跡遍及上海的“仙樂斯”、“百樂門”、“大滬”等著名歌舞廳,一炮而紅。

父親不再反感“歌女”

沉醉於舞廳駐唱流連忘返的吳鶯音絕對想不到,自己的聲線竟然迷倒了坐在舞台下的《夜來香》的曲作者,也就是百代唱片公司的音樂主任黎錦光。“有一天,在我的表演間隙,黎先生滿臉笑顏地來到後台,他問我:你想不想來百代錄一張唱片,就當隨便來玩玩。”吳鶯音至今還清晰地記得自己正式叩開歌壇大門的那段往事。那時,眼看著年少時的夢想終有機會實現,吳鶯音自然是心花怒放,滿心歡喜地答應了下來。吳鶯音很快成為百代唱片公司的簽約歌星,而她的第一張專輯正是銷量一舉超過自己偶像周璿和姚莉的《我想忘了你》——“我想忘了你,可是你的影子,占有了我的心房……”如同歌詞裏淺吟低唱的那般,歌迷們不但沒有忘記她,反而將其牢牢記在心房。

《我想忘了你》的製作人深感吳鶯音的本名“吳劍秋”太過陽剛拗口,便決定要為其取一個好聽的藝名,他們覺得她歌聲悅耳美妙如黃鶯出穀,故用了“鶯音”,起初吳鶯音對這個名字非常反感,時隔多年她再次說起當時的理由,自己也樂開了花:“其實原因很簡單也很滑稽,當時的紅歌星:周璿、姚莉、白光、白虹,都是兩個字的名字。為什麽要我用三個字的?”不過後來,她最終還是妥協了,“吳鶯音”這個藝名也一直沿用至今。由於是瞞著父親進入歌壇,她還要求百代公司不要在自己的唱片封麵放置照片。

結果,反對女兒唱歌又喜好聽歌的父親,也機緣巧合地買了吳鶯音的這張唱片,但渾然不知唱片內的女聲正是自己的寶貝女兒,聽後甚至還讚賞有加……直到有一次,吳鶯音身著旗袍外出正巧撞上歸家的父親,父親便質問起妻子女兒的去向,“我母親就告訴了他實情,還告訴他我錄了一張唱片,就是《我想忘了你》,我父親竟然一下子轉怒為喜。就因為這張唱片,他同意了我唱歌的事。”

要在上海闖出名堂不容易,要在百代錄製唱片更不容易,除了絕群的歌藝,獨特的氣質更是重中之重。當時的紅星如姚莉、周璿、李香蘭、白光、吳鶯音者,誰沒有自己專屬的招牌氣質?但在這些女星中,又最數吳鶯音的歌聲別有風情:爽朗中帶有鼻音,抒情幽怨中又不失嫵媚。從1946年開始的短短3年內,“百代”錄製了吳鶯音的《岷江夜曲》、《春光無限好》、《斷腸紅》等30多首歌,唱片發行後,幾乎首首流行。這個發片速度即使在以高產聞名的台灣歌星蔡琴看來也是十分驚人的成就,令人感慨。

如今,深入人心又為眾多歌星翻唱的《明月千裏寄相思》即是在那個時期灌錄的。可是,當初《明月千裏寄相思》的作者劉如曾將寫好的歌給吳鶯音唱,卻“碰了一鼻子灰”,“不怎麽好聽嘛,我不要這首”。吳鶯音說,當初自己認為這首歌“曲調不美”,還差點宣判了此曲的死刑,“當時寫歌的人的作品沒有人唱就等於賣不出錢,迫於生計的劉如曾一再慫恿我一定要錄,我才終於答應了。”

誰知道歌曲一發行,在港台等地大受歡迎,“唱片賣瘋掉,我和劉如曾都覺得好玩,想想差點就沒有這支歌。”試想,假如沒有吳鶯音獻聲,《明月》很可能就此埋沒在中國流行音樂長河裏,默默無聞。

卷土重來

1949年,一個新時代來臨了,昔日紅極一時的流行歌曲逐漸淪為“靡靡之音”,取而代之的是嘹亮的紅色軍歌,這也預示著在流行音樂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上海時期”行將畫上休止符。“我們那個時期很多的知名歌星包括姚莉、白光、張露、張伊雯等都到香港另起爐灶,也有人和我說,香港的發展前途可能會更好,但因為家庭我還是選擇留在了上海。”

1955年,遠離了音樂多年的吳鶯音進入上海人民廣播電台廣播合唱團接受正統聲樂訓練,解放前的一代歌後淪為芸芸眾生中的一介歌手,吳鶯音卻自得其樂,因為她的唱腔在正統的聲樂訓練中更上一層樓,鼻音的運用更為純熟,音色更爽朗,韻味也更足。吳鶯音笑稱,"日後老美為我取'鼻音歌後'的尊號也是靠那段時光一位老師教授的鼻音共鳴的功夫贏得的。"

1957年,已遷往香港的百代唱片公司邀請她到香港與音樂人姚敏合作製作一張唱片,其實,在這張唱片背後還藏著一個響徹整部中國流行音樂史的名字:陳蝶衣。半個世紀前的香港,在尖沙咀格蘭咖啡館裏,姚敏和陳蝶衣每天都會坐在那裏即興創作,兩人的配合簡直天衣無縫,"一個星期下來就能寫出十首歌",姚敏日後在自己的回憶錄中如是寫道。

在香港的這段時間裏,與她合作最多的作曲家姚敏特別為她製作一張專輯,其中包括:《我有一段情》、《醉酒》、《南風》等十首至今膾炙人口的歌曲。《我有一段情》是陳蝶衣懷念留在上海的兒子陳燮陽而作,蝶老曾說,"必須有情,始可寫歌……",而這首動人的歌曲竟讓一位一生創作了3000多首歌詞的高產作家"前前後後推敲了整整十天"才賦就一紙。直到半個世紀後的今天,吳鶯音依然在不同場合表示自己最喜歡的還是《我有一段情》:"婉轉多情,特別適合我清朗中略有的鼻音、幽怨而抒情的嗓音。"

1983年,年過花甲的吳鶯音在流行歌壇卷土重來,成為中國歌壇一件盛事,她再應百代唱片公司邀請,南下廣州錄製唱片《您好!我是吳鶯音》。一年後,她經香港赴美國洛杉磯定居,是年應邀在紐約開了個人音樂會,隨後一發不可收,多次巡演舊金山、洛杉磯和拉斯維加斯。1992年至2000年間,吳鶯音又唱遍了香港、台灣、新加坡、馬來西亞和加拿大等地,且場場火爆,著實讓人驚歎不已。

仿佛一段不老的傳奇,吳鶯音一唱六十載。2001年,吳鶯音在自己八十大壽之際正式宣布退出舞台,與老伴過起了"半隱居"的生活,雖久居美國,可是每年她都要和老伴乘飛機回滬兩趟,她希望有一天當自己走不動時就留在上海……。“我最留戀的還是上海的海派風情,以及我的那些小輩們,如果還有機會,我依舊想與他們一同唱響老歌。”


音樂人生:尋訪中國第一支爵士樂隊

“當年一班搞樂隊的老朋友們,我是拉琴的,所以80多歲還可以上台,吹奏的就不行了,還有的已經去世,人不多了。”

口述·鄭德仁    撰稿·錢亦蕉(記者)、 邱晨辰

上海培養了中國第一支爵士樂隊,培養了中國第一批流行爵士樂樂師,鄭德仁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一把大提琴,跟隨了他60餘年……走近鄭德仁家,每每能聽到裏麵傳出來的鋼琴聲,那是他的妻子倪琴芳在為鋼琴課“備課”。這是一個音樂之家,夫妻二人到老都在享受音樂為他們帶來的樂趣和榮耀。

演奏隻為稻粱謀

我的父親是海員,經常出海去國外。我家七個姊妹弟兄,兩個姐姐,兩個妹妹,兩個弟弟。我是廣東人,小時候住在虹口,在四川北路那邊,那裏住著很多廣東人。我上的學校也是廣東學校,學校氣氛很活潑,有很多文藝活動,也搞樂隊。我從小就喜愛音樂,我們讀小學時就學五線譜了,有了點基礎。後來我念的是暨南大學附中,這是個華僑學校,非常活躍。我在中學裏學小提琴和小號,學校裏有個小樂隊,我們一起排練,老師是個音樂教授,他經驗很豐富,什麽都教。我一開始學的是小號,但我長得矮小,老師就說你不要學小號了,於是我就又學了小提琴。

高中畢業時,本來就要升入暨南大學的,正好碰上太平洋戰爭爆發。暨南大學是國立大學,要搬到昆明去,加入西南聯大。但是我不能去,我爸爸是海員,常年在國外,兩個姐姐出嫁後,我是長子,下麵還有四個弟妹,還有媽媽,我要是走了,一家人怎麽生活呢?所以我就隻能留在上海找工作了。

我那時18歲(1941年),找了一份工作,在青年會圖書館整理圖書,但還是負擔不了家裏6個人。後來我們一起搞音樂的同學們就組成一個樂隊,到夜總會去試試看。夜總會老板倒是很歡喜我們,因為我們年輕啊,20歲不到一點,我們一般演奏流行歌曲,還帶了兩個歌手。那個夜總會叫高士滿,英文名是cosmo。那裏工資很高,當時人們一般工資才幾十塊錢,而我是一個月兩三百,老板跟我們簽了三年合同,我終於能養家了。這個夜總會很高級,原來是上海美國婦女總會(原址在如今的南京西路、成都北路口),後來美國人走了,被買下來做了夜總會。

高士滿每天都是高朋滿座,很熱鬧。那裏還有個菲律賓樂隊,我們是湊湊數的,主要是他們在演奏,那時上海都是菲律賓樂隊,搞爵士音樂。我在那裏聽他們演出,很喜歡,我跟菲律賓樂隊一起混了三年,就這樣我也學會了爵士樂。

在夜總會過了一年後,我覺得不滿足,因為是業餘水平,我決定去考音樂學院。1943年我考上音樂學院,白天在學校上課,晚上去樂隊。我會流行歌曲,又學會了爵士樂,現在又學了古典音樂。經過音樂學院的學習,基本功就比較好了。那時我的老師都是外國人,比如白俄。

我學了三年大提琴之後,戰爭結束,日本人投降。這時上海有個工部局樂隊(當時的租界政府樂隊),我們的老師好多都是這個樂隊的,每個禮拜都會有一場演出。當時我們一邊跟他們學,一邊就看他們排練,看他們演出。每天過得很充實。抗戰結束後,國民黨就接管了工部局樂隊。這個樂隊原來全是外國人,他們需要一批中國人補充進去,那麽我們音樂學院就有12個同學補充進去。我是其中之一,那是1946年。

樂隊後來改名上海市政府交響樂團,經常開音樂會,我在上海也有一點小名氣了。我白天在樂團,晚上還是在夜總會工作。這時候我父親回來了,他退休了沒工作,全家都依靠我一個人。

百樂門的第一支華人爵士樂隊

晚上我們自組的這個樂隊是自由職業,並不固定地方。高士滿老板換了,我們也走了,後來就到了仙都飯店(現在南京路食品公司六樓),那是家音樂餐廳。

這時候,傑米·金(JimmyKing)就找到我們了,他說現在百樂門要他去做樂隊,問我參加嗎?我說當然參加,就這樣我們到了百樂門。以前,夜總會啊舞廳啊都是菲律賓人樂隊,他們水平比我們高。因為菲律賓是美國殖民地,他們從小就受美國教育,所以他們的爵士非常棒,我們是向他們學習的。不過,菲律賓人有他們的性格弱點,技巧是有的,就是有點自由散漫,百樂門老板不喜歡,所以就找了傑米·金。

傑米·金是怎樣一個人呢?他是大學生,家境很好,是個公子哥兒。畢業後,因為英文好,他就在工部局樂隊當巡官。他學的是理工科,但喜歡音樂,很活躍,遊泳騎馬樣樣都會。他進了第一流的高級舞廳仙樂(南京西路原上海雜技場),那裏有個非常有名的菲律賓樂隊,領班叫羅平,傑米·金就跟他學夏威夷吉他及演唱。羅平跟他講:“你當警察有什麽了不起的,你到我這裏來搞音樂吧,學音樂很開心!”他就同意了,到仙樂的樂隊裏當羅平的助手,唱歌,彈琴。時間長了就和百樂門老板認得了。後來百樂門的老板找到他,說你來百樂門吧,由你組織樂隊你當領班,於是他就這樣把我們一起拉過去,組成了“傑米·金樂隊”。

以前百樂門不用中國人樂隊,都是老外,這是第一支華人爵士樂隊進入百樂門。我們很年輕,衣服穿著也都很整齊,而且帶了五個女歌手,一麵搞爵士樂,一麵搞流行歌曲,所以很受歡迎。我在百樂門工作了五年,一直到1952年。百樂門的收入不錯,每天晚上三個小時,月收入相當於現在三五千吧,再加上白天我在交響樂團的工資一千多,生活沒有問題。

我們樂隊的水平比較高,相當於菲律賓樂隊。我在裏麵當貝司手,有時還作曲、編曲。原先都是美國樂曲,沒有中國曲子,因為我在音樂學院學過,懂樂理,所以由我來編曲。

1948年政府曾經禁舞,百樂門也關門歇業,後來又開了。當時內戰時期,上海很混亂,國民黨內部也很複雜。有些官員就覺得上海這麽多舞廳,花天酒地的,現在在打仗,要把它禁掉。但是禁舞後很多人失業了,好幾萬人呐。很多舞女沒事情做了,她們就去請願。舞女們到淮海中路嵩山路口社會局請願,不接見就衝進去,這也成了當時的一個大事件,被稱作舞潮案。當時也有人叫我去的,我沒有參加。

再見李香蘭

百樂門有很多舞女伴舞,還有客人帶自己的朋友或者夫人來跳舞。前麵一種一般是資本家老板,他們跟舞女跳舞,費用比較高;後一種一般是工程師醫生教授,他們帶人來跳舞,門票不貴,相當於現在五十元到一百元錢。

百樂門一般唱歌的是駐唱歌手。有時歌星們也會來,周璿她們都來過的,客人們有時會讓她們唱歌,她們就客串唱幾首。我們給她們伴奏,周璿啊、吳鶯音啊,還有李香蘭,我們都很熟,都是朋友。她們是歌星,那些駐唱的叫歌女。

40年代,白虹、周璿、姚莉等等紅歌星都開過個人演唱會,開得最成功的是李香蘭。當時上海是日本人統治,她又是日本人,所以演唱會開得很盛大。長春有個電影廠,以前叫滿洲電影廠(滿映),她在那裏麵是主角。這其實是個日本特務機關,她就是文化特務。李香蘭當時演了很多歌頌日本皇軍的電影,《滿洲姑娘》呀等等。晚年她承認自己有錯,向中國人民道歉。

1945年,李香蘭來上海演電影《萬世師表》,講的是反抗英國鴉片戰爭的,她在裏麵出演一個角色,唱《戒煙歌》、《賣糖歌》,就這樣在上海出名了。於是她在上海開了兩場獨唱音樂會。當時她開演唱會由工部局樂隊伴奏,樂隊指揮是陳歌辛,他是我的老師,我也跟著去幫忙,就和她認識了,比較相熟。她唱得很好,演唱會場是大光明,全部滿座,非常受歡迎。

我還保存著李香蘭演唱會的節目單。2003年,日本《產經新聞》的一個記者,通過各種關係找到我,向我了解當年中國人對日本人的態度,就講到李香蘭,我說我還保存著她的節目單呢,他就拍攝下來,在日本刊登出來。李香蘭看到了很感動,就讓給她寫傳記的一個日本作家到上海來找我,問我願不願意見她。我說可以,她就來了。我們當時在金茂大廈有個樂隊,她就到金茂來找我,我們一起聊天。她還帶了個攝影師來,拍她在中國的回憶。我就把這唯一的節目單送給了她,她很高興,還送給我一個照相機。我們一起拍照留念,見麵時我81歲,她83歲。

她還問我恨不恨日本人,我說你們侵略時當然恨,我恨你們的軍閥政治家,不過百姓還是友好的。

為明星伴奏

除了在舞廳演奏,後來,我也去唱片公司為歌星錄製唱片伴奏。我也曾給周璿伴奏。以前是我的老師們伴奏,後來戰爭結束,他們這些意大利人、猶太人都回國去了,中國人就取而代之。

舞廳裏麵是以管樂為主,而唱片公司當時還比較落後,用蠟盤(黑膠唱片之前的蠟盤唱片)錄音,很貴的,錄的時候不能聽,所以要排練很久,隻有排練到天衣無縫了才去錄音,一個曲子要錄一整天。這個時候的伴奏與現在不一樣,不能用管樂,隻能用吉他、鋼琴、小提琴、黑管等很輕的樂器,我在裏麵拉大提琴。

周璿唱歌很細很輕,現場聽不見的,我們在後麵伴奏,她在前麵唱。有一個架子托著,她對著話筒輕輕地唱,根本不知道她在唱什麽,但錄好後放出來很好聽。用現在的說法,就是“錄音棚歌手”。她是沒有正規學過唱歌的,隻是在明月社簡單學了一下,完全靠天才,很快上手,後來跟音樂學院勞景賢老師學了一點,有所提高。當時大家都很喜歡她這樣細細的聲音,覺得很好聽,現在跟以前不一樣了,比較粗獷,當時細膩文雅的,所謂靡靡之音。

還有姚莉,也沒正規學過,跟她的哥哥姚敏一起。她是電台出身,演唱很柔情。後來40年代“仙樂”老板跟她簽約讓她在“仙樂”駐唱,很多歌迷都跟隨到“仙樂”去聽她唱。姚莉我沒怎麽打過交道,我跟周璿、龔秋霞、白光、吳鶯音她們比較熟。吳鶯音比她們晚出道一點,她是百樂門老板請來專門演唱好幾天,而周璿她們都是過來客串的。我為她們都伴奏過。

吳鶯音現在定居美國,前年她回國的時候,我們還見了麵。當時上海文藝頻道為她錄了一台演出,就是我為她伴奏的。吳鶯音的孫女、周璿的孫女都參加演出了,她的孫女也是唱歌的,周璿的孫女彈鋼琴。

還有一個歌手,叫張露,她是杜德偉的媽媽。2007年我去香港,碰到她,請她來聽我們的演出,她也82歲了,可惜年前她去世了。當年我跟她很熟,最早我在高士滿的時候,帶的歌手中就有她。她那時是十五六歲的小姑娘,原來在電台裏唱的,後來把她帶到高士滿來駐唱。張露也很有天賦,後來也跟勞景賢老師學習過,他是音樂學院的聲樂教授,當時教了一批歌女。別人不肯教,就他願意教,對歌女們是一個很大的提高。

1949年上海剛解放的時候,舞廳基本上照舊,沒什麽變化,政府的政策是先要基本維持原狀,然後逐步改變……後來,人們都去搞政治運動了,三反、五反,沒錢了,不去玩了,那麽舞廳的生意自然而然就差了,最後就停業了。一直到1954年,舞廳全部都停掉了。後來,那些舞女都被要求“改造”,讓她們不要再賣藝賣身了,去學點什麽家政;有文化的,就安排她們去小學教書。

我一直在上海交響樂團工作。1955年,音樂學院的外籍老師們好多回國了,我就去音樂學院當兼課教授。交響樂團直到1956年才全部是中國人,1956年以前,還有很多外國人。當時陳毅在上海當市長,他很開明,說這個樂團要保留,給那些外國人工資高一點,用贖買政策,所以我當時工資也蠻高的,有150多元,不比一般幹部低。當時給外國人三個政策,一個如果你們不願意留下要到資本主義國家去的,那我們給予遣散費;如果要回捷克、匈牙利或者蘇聯的,我們歡送;如果要留在上海,也給你們養老。結果他們還是全部走光了。

應該說我運氣比較好,反右和“文革”,文藝界首當其衝,我沒有受到很大衝擊。我在交響樂團一直表現比較好,群眾關係也不錯。我跟陳歌辛關係很好,他被打成“右派”,我卻沒有受到牽連。“文化大革命”,我也幸運逃過一劫,後來我們很快成立了樣板團,去搞樣板戲了。

晚年

我70歲退休,退休之後我還在音樂學院兼課教大提琴。我以前演奏過爵士樂、輕音樂,當時上海開了很多賓館,就邀請我去演奏。最早在和平飯店,組成老年爵士樂隊。後來我還到上海賓館,到新錦江,到香格裏拉,到金茂大廈,晚上在各個賓館演出。2006年和2007年香港還請我們爵士樂團去演出,我帶樂隊(都是當年一起玩的老朋友)去了兩次。香港演出很成功,回來以後,東方藝術中心也邀請我們去演,很多人來聽。

現在,我們定期在百樂門演出,東藝也每年邀請我們演出幾場,叫“經典爵士樂”,不是現代爵士樂,基本上都是懷舊金曲,比較抒情的。當年一班搞樂隊的老朋友們,我是拉琴的,所以80多歲還可以上台,吹奏的就不行了,還有的已經去世,人不多了。現在這個樂隊主要是我們這批人的子弟,包括我的女兒,整個樂隊水平不錯,好多子女都是音樂學院畢業。

傑米·金後來我也還有來往。解放初期他還在百樂門,後來舞廳停業,他就沒事情做了。他英文很好,可是那時剛解放,他以前當過警官,屬於六類分子,曆史反革命。他沒法糊口,就教吉他,但是那時吉他也算黃色音樂,所以也教不下去了。他跟我關係很好,當時我在交響樂團,社會地位比較高,安徽省歌舞團團長向我要人,我就介紹他去。傑米·金就到安徽去拉大提琴,他是大學生,那個團長很喜歡他,重用他。後來那個團長被打成右派,他就受了牽連,下放到農場去,在農場子弟學校教英文,後來還參加了當地文工團。可是“文化大革命”來了,他就回不來了,一直留在農場裏麵。“文革”結束80年代,南京開了個金陵飯店,飯店的老板娘解放前經常來百樂門玩的,很崇拜傑米·金,就把他從安徽請去南京,當飯店樂隊的領班。老板也請我去指導他們的樂隊,我就跟傑米·金又碰麵了。老板很優待他,在賓館裏麵給他一個房間。

傑米·金年輕的時候花天酒地,有錢了就亂花,沒錢了也無所謂,生活也比較浪漫,老來卻孤零零的一個人。傑米·金老了以後有一點老年癡呆,腦子糊塗了,有時兩個鞋子都穿得不一樣的,有一次開錯了日本客人的房間,老板怕他出事,就請他退休了。他到了張家港的一個朋友家裏,那個朋友開了一個養蜂場,我去那兒看他的時候,他看到老朋友來了,就哭。沒過多久就去世了,去的時候73歲。
 
(新民周刊-封麵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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