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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委書記的好榜樣——焦裕祿》是怎樣出爐的?(組圖)

(2011-05-25 15:43:42) 下一個

1965年冬,一位名叫穆青的新華社記者和他的同事來到了蘭考。翌年春天,一篇題為《縣委書記的好榜樣——焦裕祿》的長篇人物通訊發表於《人民日報》,同時見報的還有一篇著名社論——《向毛澤東同誌的好學生焦裕祿學習》。第二天,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出這篇通訊,當時的著名播音員齊越數次泣不成聲。

一個人擦亮一座城

作為新中國60年來“最著名的縣委書記”,焦裕祿的傳奇之處在於,他在蘭考隻有一年零四個月就病逝在工作崗位上,卻把“縣委書記”還原為“人民公仆”,將公仆本色詮釋得淋漓盡致。在穆青的名篇中,這樣的證據比比皆是——

蘭考車站上,北風怒號,大雪紛飛。許多逃荒的災民扶老攜幼擁擠在候車室裏。焦裕祿指著他們,沉重地說:“他們絕大多數人,都是我們的階級兄弟。是災荒逼迫他們背井離鄉的,不能責怪他們,我們有責任。黨把這個縣36萬群眾交給我們,我們不能領導他們戰勝災荒,應該感到羞恥和痛心……”所有的縣委委員都沉默著低下了頭。

作為那個火熱年代的“典型人物”,“焦裕祿”被賦予了太多的符號意義:“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的典範”,“心裏裝著全體人民、唯獨沒有他自己”的公仆精神,“敢教日月換新天”的奮鬥精神……當然,還有中國人千百年來的“清官情結”。

隨著時代的開放與時間的流逝,那個年代強加於“典型人物”身上的“神話”被漸漸衝刷掉,而還原為更真實的人性。比如,穆青文章中那個著名的細節——“他死後,人們在他病床的枕下發現兩本書:一本是《毛澤東選集》,一本是《論共產黨員的修養》”,被焦裕祿的親友證明“沒有這樣的事”。

應從人道主義看焦裕祿

盡管幹部評價標準多次更替,但每當政府清明吏治的時候,焦裕祿和蘭考都會被再度提起。無論是“心裏裝著全體人民,唯獨沒有自己”的公仆精神,還是“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時代強音,焦裕祿釋放出的精神實質曆久彌新。

多年以後,長篇通訊作者之一、新華社記者馮健想要寫一篇“從人道主義角度看焦裕祿”的文章。她說:“新華社把他定格在‘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的典範’裏,聚焦不準。他到蘭考是救群眾於水火,解幹部於倒懸,他是典型的人道主義者,要是從這個角度詮釋焦裕祿更會具有久遠的曆史價值。直到現在,我每每翻閱這篇通訊時,依然是止不住熱淚,因為它實質上寫的是人性、是人道主義精神。這也是這篇通訊的真正魅力所在。”

當曆史漸漸遠去的時候,曆史人物的輪廓不一定變得模糊,有時反而會愈發清晰明朗。時過境遷,不斷充實的史料還原出一個有血有肉、生動活潑的焦裕祿。

彭真拍板不提“階級鬥爭”

沒有穆青的那篇名文,就沒有焦裕祿的身後哀榮與爭議。《縣委書記的好榜樣——焦裕祿》是怎樣出爐的?

1965年,時任新華社副社長的穆青去西安時路過鄭州,新華社河南分社記者周原向他匯報工作時說,在河南東部災區,幹部群眾抗災自救的事情很多,也很感人。穆青以前輩的口吻交代周原,要到災區去和人民同呼吸共命運。他要求周原在10天內找到一個好的采訪對象。

周原於是在河南各地尋找滿足這種宣傳需求的理想人物。在當時的重災區蘭考,蘭考縣委新聞秘書劉俊生向他介紹了剛剛病逝的縣委書記焦裕祿的事跡,縣委副書記張欽禮也給他講了18個小時的焦裕祿,“周原記了一天一夜,也哭了一天一夜。”他把穆青和另一位同事馮健帶到蘭考。

焦裕祿的事跡,把穆青感動得哭了。“記者們哭得中午飯都吃不進去,下午繼續聽的時候,傷心得連鋼筆也捏不住了,第二天上午接著談,記者們哭得受不了,被迫休會。”後來,穆青將1.2萬字初稿帶回北京親自修改,然後將報道由周原帶到蘭考核實。

討論稿子時,他們碰到的第一個問題是寫不寫災荒?焦裕祿上任的時候,正是蘭考災難最嚴重的時候,縣裏的4個火車站,天天擠滿了外出逃荒要飯的災民,這都是事實!穆青思忖良久,決定:“寫!”

第二個棘手問題,寫不寫階級鬥爭?這又是一個犯忌的問題。毛主席提出“階級鬥爭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要以階級鬥爭為綱”。在這種形勢下,如果不寫階級鬥爭,風險很大。但是穆青想,蘭考當時麵臨的主要矛盾是餓死人還是靠雙手改造環境,確實沒有搞階級鬥爭。沒有的東西怎能亂寫?穆青終於作出決定:“蘭考沒有階級鬥爭,我們不寫!”

《穆青傳》裏這樣記敘:“稿子最後決定要發的時候,由於當時的政治氣候,是否能如實地反映蘭考的災荒,實事求是地對待所謂階級鬥爭等敏感問題,新華社社長、人民日報總編輯吳冷西感覺難以定奪。於是他帶著穆青找到當時主持中央書記處工作的彭真同誌,陳述了他們的觀點。彭真當場拍板:“發!”



“當時絕對是個大帥哥”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焦裕祿是一個隻會忘我工作、隻知道拚命硬幹的鐵人。然而,在焦裕祿女兒焦守雲的記憶裏,焦裕祿生動活潑、多才多藝,“也是熱愛生活的人”。

焦裕祿會唱歌,演過歌劇,二胡也拉得好,生活很有情趣。南下途中黨組織分配焦裕祿搞宣傳,他既當演員又當演奏員,在武鬆打虎的山東陽穀,部隊演出歌劇《血淚仇》,他把主角王東才演得聲情並茂,方圓十幾裏觀看的老百姓哭聲一片。後來尉氏土改時,焦裕祿的住室裏經常傳出優美的二胡聲。焦裕祿的妻子徐俊雅就是循著《二泉映月》和《蘇武牧羊》的胡琴聲接近了焦裕祿,了解了焦裕祿。結婚以後,焦裕祿還教她識樂譜,彈中山琴。

“爸爸籃球也打得很好,打中鋒。他非常熱愛生活,而且他的文章也寫得好,據縣委的通訊員講,他經常給大家指導文章寫作。”焦守雲回憶,“我媽媽說,用全麵發展、‘多才多藝’來衡量,我們幾個孩子沒有一個能比得上爸爸。”

在大連起重機廠實習期間,焦裕祿工作之餘還曾陪著蘇聯專家下過舞池。蘇聯專家無論如何也沒有想到這個曾被譏為“牽牛尾巴的也想搞工業”的“土老帽兒”,跳起舞來卻風度翩翩,引來蘇聯人一連串的叫好聲。

年輕人對焦裕祿的認識更多來自李雪健演的電影《焦裕祿》。電影中,焦裕祿胡子拉碴,衣服又髒又破。徐俊雅看過後直言:“他人可瀟灑了,比李雪健演的那個好看多了。”事實上,焦裕祿身高176厘米,氣宇軒昂,電視連續劇《焦裕祿》的編劇何香久評價說,焦裕祿“在當時絕對是一個大帥哥”。

關於電影裏焦裕祿那些“土得掉渣”的經典鏡頭,焦守雲說:“我媽媽看了以後,說:‘我怎麽會把你爸爸打扮成那個樣子呀!衣服又髒又破。他常常去省裏開會,有時也去北京開會,穿得幹幹淨淨也是尊重別人。’這個意見轉達給劇組,就又給李雪健做了一套呢子衣服。原來在電影裏那件破衣服真像個叫花子,影片太多地表現了我爸爸艱苦奮鬥的一麵。”

蘭考人依舊懷念他

47歲的張繼焦是焦裕祿救活的孩子。他當時才1歲多,因為病重,家人準備放棄。焦裕祿到葡萄架村調查研究時發現了這個孩子,讓人送到縣醫院治療。焦裕祿死後,他就改名為張繼焦,一直照顧焦裕祿的老伴徐俊雅,被認為養子。近年來,張繼焦到焦裕祿紀念館任副館長,為公眾講解焦裕祿事跡。

記者:最近,焦裕祿的外孫餘音參加“紅歌(革命歌曲)會”選秀引起爭議,對此你有何看法?

張繼焦:這是好事情。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為共和國做出了巨大貢獻,後輩不能忘記他們,應該歌頌他們。

記者:現在來焦裕祿紀念園參觀的遊客有多少?

張繼焦:最近幾年,每年來焦園參觀的人越來越多,尤其逢一些重大活動時,參觀人數會“井噴”。今年從3月至今,焦園共接待了8000個單位,近40萬遊客,河北、山東、湖北、山西這些周邊省份的遊客分外多。國家文物局近日公布首批國家二、三級博物館,焦裕祿紀念館榜上有名,榮膺國家三級博物館紀念館。

記者:蘭考人對焦裕祿的評價還和當年一樣嗎?

張繼焦:河南對焦裕祿的紀念活動,每5年一小慶,每10年一大慶。

這些年來,蘭考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人均年收入已經達到3000元。蘭考人民利用焦裕祿留下的泡桐資源搞起了民族樂器,占據全國三成市場,年產值2億元,有些還出口到國外,創造了大量外匯。人們忘不了焦裕祿作出的貢獻,每次開展紀念活動時,蘭考老百姓都會自發前來參加。他們對焦裕祿的感情依然很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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