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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北平圍城到開國大典(圖)

(2011-05-16 15:25:28) 下一個

64 天的平津戰役,以84萬多軍隊、傷亡3.9萬人的代價,殲滅和改編了國民黨軍隊52萬餘人,完成了東起塘沽海濱,西到張家口、綏遠約500公裏狹長地帶的解放戰爭,解放了除新鄉、太原和大同在內的華北地區,使古都北平避免了戰火蹂躪。在全國戰場上,平津戰役創造出城市解放的許多經驗。與遼沈和淮海戰役不同的是,平津戰役是解放軍在總兵力和兵器都占絕對優勢下的一戰。毛澤東不擔心最後取勝,更多想的是如何將敵軍桎梏於華北,避免其潰逃,然後以最迅速、徹底、最小的傷亡和破壞將其全殲,從而加速全國解放進程。北平和平解放,當北平重新更名為北京之時,新中國迎來了一個嶄新的時代。 

“是這些破衣爛衫的泥腿子改變了北平,”毛澤東在新政權取得這個古都時也在沉思,“還是北平改變泥腿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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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北平解放之路:從圍城到開國大典

主筆◎朱文軼  

圍城

1948年快要結束的時候,美國軍事代表團大衛·巴雷特上校和約翰·梅爾比在北平共進午餐,後者來自南京的美國大使館。這天陽光明媚,和煦的陽光透過柿子樹,然而,隆隆的炮聲震落了桌上的筷子。人民解放軍已經到達西山,從那裏可以俯瞰北平全城。炮彈彈片飛落到北平機場。 

盡管軍事形勢毫無希望,孤守北平的傅作義仍統率著北平警備司令部70多萬軍隊。傅作義先後放棄長城上的兩個關口,北平北麵的南口和東北麵的古北口,不過他還有一線希望,那就是“力圖保證天津通往海上的通道暢通,這是他與國民黨控製下的上海和南方各省唯一的一條海上交通線了”。86歲的周之同告訴本刊記者。 

周之同當年所在的東北野戰軍121師363團到達這個古都外圍指定位置時,接到了新任務。“當時軍部駐頤和園以北大有莊,軍炮兵團駐青龍橋。”周之同對本刊回憶說,“軍部在1949年1月傳達新的指令:盡快掃除西北郊外圍的敵人據點工事,並完成對阜成門至東直門及城內北半部的偵察工作,做好進攻的準備,由我們師擔負攻城任務。” 

北平西郊被控製後,121師投入了一個營登上一列開往市內並將停在離中華門很近地方的一列火車。這一突襲計劃幾近成功,隻是一個小小的破綻被在西直門車站值班的信號工發現了。“他在列車時刻表上發現那天下午那個時刻沒有預定的列車通過西直門,於是發出信號,命令列車停下,然後打電話請示。這樣,國民黨守城部隊就發現這列列車已經被我們控製了,他們下令關閉城門,並且嚴加守衛。”曾在121師361團擔任偵察兵的錢浩兵參加了這次特殊行動,他向本刊回憶說。此時的北平已經完全被古老的城牆徹底隔絕起來,它與外界的一切交通被完全切斷了。 

傅作義剛開始還不打算放棄抵抗,他決定在城牆堅固的北平城內經受一次古老的被圍困的考驗。 

在解放大軍進城不久後登上城牆的錢浩兵說,他曾被這座前所未見、擁有500年曆史的防禦工事所震撼。“它是我見過最堅固的城牆了:牆基是夯實的土地麵,寬闊的城牆頂可以作為車道,足足有牆基寬度的一半。城門和每個城牆角上,都有3層樓高的城樓守衛,堅固的石頭牆壁上都鑿有槍眼,弧線性瓦頂比其他城市的城牆都要壯麗。”錢浩兵說,“以城牆為禦的象征性反抗,持續了很短的時間,直到傅作義接受聯合名義上進行的和平改編。” 

隨後的日子,傅作義在舊北平的天壇公園裏修建了一個臨時機場。“輕型飛機可以從城牆裏的這個機場起飛,也可以降落,不過有點冒險。”1954年至1958年在彭真辦公室任秘書的馬句解放後是中共北平第八區工作委員會20多名幹部之一,他對本刊回憶說:“圍城這段時間,不少國民黨高官從這個機場起飛往天津,然後抵達上海。這是國民黨政權脆弱的生命線,它也是短命的。”由於包圍圈從北平外圍越來越緊縮,解放軍的高射炮布置在離城牆很近的陣地上,因而機場緊急跑道變得十分危險,到圍困解除前,普通郵件已經不能由這條通道出入了,來自世界各地的郵件很多積壓在停在公海上的各國商船上,等待局勢明朗。 

城外,周之同所在的363團從1949年1月7日起,已經開始部署緊張的攻城和巷戰訓練。當時身為政委的周之同每天不僅要去圓明園、黑山扈、玉泉山一帶察看地形,還要指揮部下,“在圓明園舊址利用被英法聯軍破壞的樓堂亭台練習攻堅、爬梯、爆破和步炮協同等戰術戰鬥動作”。之所以選擇在圓明園演練,周之同回憶說,“主要是想借助實境,研究怎樣把敵人打掉又能保護好文物”。 

周之同說:“戰士幹部都拆洗了棉衣、棉被,用新的白布做了1丈7尺長半寸寬的背包帶,調整了部分裝備。後勤供管人員也在全力準備:蒸窩窩頭,烙高粱麵餅,買菜,打油買鹽,準備馬草,籌齊進城後的生活用具,備足了進城後3天的糧草。所有人就在等‘攻城令’的下達。” 

舊北平外圍聚集的人馬越來越多。除了作戰部隊,還有等待進駐的各級機關,以及為了在即將解放的北平和天津維護社會治安,由華北軍政大學步兵學校改編而成的平津衛戍區糾察總隊。後二者大部分都集中在良鄉。“我們在1948年12月初接到命令,從晉縣出發徒步行軍前往良鄉,一路上下起了大雪,每天都走 80~100公裏,抵達良鄉縣東關外燎石崗駐紮待命。”曾任平津衛戍區糾察總隊隊員的康彭壽對本刊回憶說,“我們在進城前,主要負責警戒任務。燎石崗高地西鄰平漢鐵路的良鄉站和平石公路,與良鄉城相望,形成犄角之勢,是設防的重要陣地。高地上有一座古樸的昊天塔,塔內瞭望孔可監控良鄉城和鐵路、公路上有無異動。” 

護城 

1949年初,城內開始流傳一則消息,說傅作義試圖自殺,但被他的參謀救下來了,傷勢不輕。這條完全沒有任何證據支持的傳言,在當時的背景下,很容易獲得民間的認可和傳播,很快便鬧得滿城風雨。直到幾天後,傅作義安然無恙出現在美國領事館一次晚宴上。 

舊北平城被圍困的最後日子裏,城內的生活反而出奇平靜。“我們等了半個月,攻城令也沒有下達,大家相信,這場仗可能會避免了。”周之同說。而城內的人們則發現,這個特殊的軍事圍困期裏,共產黨軍隊並沒有進行轟炸,也沒有越過城牆發動進攻。到了1949年元月中旬,一些人開始普遍相信,秘密談判正在進行,談判的主要牽線人是北平市最後一任市長何思源。 

圍城部隊的零星炮擊隻限於打擊國民黨秘密警察的總部。由於炮擊準確,炮火沒有波及特務總部所在的南長安街的居民們。“夜晚,步槍和機關槍的槍聲不絕於耳,那是守城的國民黨士兵在向他們認為接近城牆的解放軍開火。”康彭壽說。國民黨空軍在丟了南苑機場和西郊機場之後,已經飛到天津,後來又飛到南京。 

所謂的“守城”顯得有些漫不經心。北平的一些國民黨中高級軍官這個時候熱衷於求簽問卦,一個叫馬龍的江湖術士成為當時北平最炙手可熱的人物。“很早在北京大學教英語的中國朋友就告訴我們,有個叫馬龍的算命先生非常靈驗,很多在華外國人和國民黨官員都去問卦。”1949年在北平的漢學家菲茨傑拉爾德在他的回憶錄中稱,“我們到馬龍家時,發現門口停著幾輛軍用汽車,裏麵還圍著很多人。從他家裏走出一位國民黨上校,顯得極為興奮。‘太神了’,他連連驚呼,被問及為何這樣興奮時,他回答說,剛才馬龍給他算卦,說他馬上就會離開北平,而且一去不返。他深知,南苑機場很快就將失守,這個卦荒謬得令人難以置信。可是,出乎意料的事情發生了,就在他剛要離開馬龍家的時候,傳令兵遞給他一道上級的命令,說是5分鍾前收到的。讓他立即趕回總部,收好指定文件,趕往南苑機場,從那兒到南京去。”“此後不久,傅作義就下令禁止屬下的官員們叫馬龍算命了。” 

足夠的軍餉是維持局麵、穩定軍心的唯一保障。守城軍隊向國民政府索要銀元,而且必須是1915年的鑄造的“袁大頭”。“當初為了推行‘金圓券’而全麵禁止流通的銀元,在一夜之間就被拿了出來——傅作義部隊要求的銀元數目相當巨大,可見回收銀元也隻是些表麵功夫。”菲茨傑拉爾德回憶,“在圍困的那些日子裏,王府井下水溝和馬路上到處可見亂扔的‘金圓券’,盡管麵額百萬,人們卻把它們踩在腳下。” 

對城裏的更多老百姓來說,北平城的新鮮蔬菜過去有賴於每天從郊外運輸進城,如果這個通道被封閉,城內的糧食和蔬菜很快就會完全斷絕。“我們在包圍北平前,軍部傳達的第一出發點,就是‘保護’。”周之同回憶說,“盡可能不去打擾城內百姓的日常生活。”另外,守城的一方也不願擴大饑民的問題,於是攻守雙方達成了某種默契,每天早晨太陽升起,打開北平北城的東大門——朝陽門,在城內的甕城開辟一個菜市。 

和所有城牆的構造相同,城牆除內城門外,還有一個大約100平方米的四方形甕城,甕城城牆與內城門成直角的地方,修有外城門。這樣,在內城門關閉期間,外城門可以打開,允許人們進入甕城,然後外城門關閉,再打開內城門,以減少伏擊攻城的危險。“攻守雙方決定將菜市開在甕城後,北平郊區賣菜的農民每天就推著獨輪車和馬車進城。”錢浩兵說他有一次曾混在菜農中間進城偵察,他對本刊回憶說,“守城的士兵們對他們逐個檢查,沒有發現隱藏武器的菜農,才打開內城門。市民們這時候蜂擁入內,購買蔬菜。買菜的人非常多,有時所有蔬菜一小時內便賣光了。甕城裏買菜的顧客成群結隊回到城裏後,內城關閉,然後才打開外城門,讓農民出去。有時,城內守軍也在這裏采購,菜價漲得很厲害,菜農們除了銀元,拒收一切紙幣。”“我們得到情報說,為了解決軍隊的糧食危機,蔣介石派空軍往城裏空投過幾次,因為兩個機場都被占領,不能用了,飛機就往結冰的北海上投。可投了幾次,砸了不少民房,老百姓鬧得吃不消,傅作義說這樣不行,添亂,也就不再投了。” 

除了糧食、蔬菜,圍城解放軍還給北平的水電燃料留了出路,煤炭都照樣往城內送。“過去,煤炭都是由駝隊從門頭溝煤礦運來了,封城後,我們照舊給駝隊放行。不過,因為從事運輸生意的駝隊商人少了,城裏的煤炭還是緊缺。”錢浩兵說, “時值北平的寒冬,市民們一直靠不計其數的小煤爐取暖,那種小煤爐是用煤麵和土麵摻合在一起做成煤餅為燃料的。外麵運輸接濟不上的時候,城裏煤價上漲就比較快了,後來很難買到了。一些國民黨士兵也參與到城裏煤的黑市買賣裏。” 

由於秘密進行的談判一直存在不確定性,武力解決北平的可能性直到1949年元月中旬前並沒有完全取消。作為重要議題之一:如何在圍和攻兩種方案裏保護這座曆史悠久的城市,一直在城外平津前線司令部的討論之中。“為了有效保護文物單位和學校、工廠等重要建築,北平地下黨已專門繪製了詳細地圖,送交平津前線司令部。地圖上清楚標明,哪些地方可以打,應該打,哪些地方不能打,應保護等。”周之同回憶。 

據菲茨傑拉爾德回憶,他在清華大學的老朋友梁思成告訴他,聶榮臻將軍在1949年元月曾向他請教,北平城牆的什麽部位可以作為爆破的突破口,既不損壞古老的文物,又對居民的住宅損壞最小。周之同證實了菲茨傑拉爾德回憶錄上的這一說法。他回憶說:“解放軍的攻城方案,最初打算選南城的西城門作為突破口,那座城門在圍城期間隻為菜市打開過幾次。後來梁教授指出,北平有兩三座城門是未曾修複過的純粹的明代建築,後來的幾個世紀裏從來沒有改變過,也沒有損壞過,南城的西城門就是其中的一座。如果被摧毀,那會是不可彌補的損失。梁教授建議,北城城牆的東部,日本人曾修過一座新城門,城牆裏隻有一大片空地,是過去科舉考試的考場,在義和團運動時已經遭到破壞,這是最佳的一個選擇。” 

進城 

各種攻城準備和方案沒有派上用場,到1949年1月20日,談判突然加速了,傅作義和北平市長都明白攻守雙方的兵力何等懸殊。1月22日10時起,雙方進入休戰狀態,為了保全舊政府最後的麵子,“聯合公報”的措辭考慮得非常周全。傅作義把士兵從“城裏撤出”,到西部駐紮,一個由市長領導的民主人士和社會名流組成的委員會負責接管過渡,人民解放軍將進城“維持秩序”。誰都明白,這隻是舊政權移交新政府控製的一種象征性程序。 

“北平國民黨軍隊26萬餘人分批陸續開出城外進駐指定地點,聽候改編。”周之同說,“一天後,我們又接到上級對入城後的5條新規定:外國領事館人員為僑民,進出大門時不給行軍禮;要保護僑民安全;不準進入外國人房間;尊重接管人員;傅作義部人員專由阜成門出入。” 

圍城狀態正式宣告結束,而傅作義部隊的撤出則一直持續到1月底。“我們兩個幹事兩次換便衣秘密進城。”周之同回憶,“第一次是在1月25日,由軍司令部組織七八個人,從西直門進入,傅部派聯絡官在西直門等候。聯絡官坐車在前麵帶路,把我們的人直接引到設在王府井南口原日本大使館的聯誼處,見到四野參謀處處長蘇靜和傅作義的副官長。副官長出去後,蘇靜處長對我們的同誌說:你們來要注意隱蔽,要裝成他們的人,你們的任務是熟悉他們市區內部隊的主要防區,以便進來接管。吃完午飯後,傅部派兩名軍官帶我們的人在城內活動,黃昏後送出西直門。第二次是在1月29日,進城的人包括我師3個團的營長,主要任務是劃分接防地區,以便部隊進城後各營直接到指定防區。” 

康彭壽所在的平津衛戍區糾察總隊接到通知,要求全副武裝、進入陣地,監督傅作義部隊撤出北平。“我們在1月30日被告知,當晚傅作義部隊將通過良鄉撤出冀中地區。”康彭壽對本刊回憶說,“我們是黃昏時候進入陣地的,陣地離公路還有一段距離,夜裏黑漆漆的什麽也看不見,隻聽到人聲、馬聲,好幾十萬軍隊呢,整整走了一夜,直到黎明才全部過完我們的監視點。”“1月31日中午12時,解放軍在莫文驊將軍領導下,從西直門、德勝門、複興門入城接防。” 

人民解放軍於是進入了中國最有象征意義的一座城市。入城式是在2月3日,軍隊穿過前門,沿著東交民巷前進,清朝統治時期,除了前門和皇宮本身的南門——天安門之間的廣場,東交民巷是唯一一條能夠東西通行的街道。毫無疑問,得勝的人民軍隊之所以選擇這條道路入城,是要強調新政權的獨立和它擁有的權力。“我們在入城式舉行之前一個星期就已經得知,中央軍委批準平津總前委關於舉行入城儀式的提議。參加的步兵部隊有40軍的118師和我們121師,摩托化部隊有東總警衛團的80輛卡車,機械化部隊有坦克和裝甲車60輛,炮兵師包括卡車牽引的戰防炮、高射炮、化學迫擊炮、美式和日式榴彈炮、加農炮,另外還有一個騎兵師也參加儀式。對行軍隊形序列、裝備、著裝等都有具體規定。蔡正國師長對我們說,入城式要搞出經驗來,不是閱兵式而是示威性質,顯示力量,提高群眾信心。” 周之同回憶。 

錢浩兵所在部是最先入城接防。“我們在白石橋路集合列隊,按照規定檢查整理軍容風紀,之後走一段路點驗一次。師裏要求我們每個連指定一個排在槍裏壓上子彈,重機槍脫掉槍衣由人抬著,以防敵人襲擊。隊伍轉向西直門外大街,我們團的幹部騎馬在西直門外橋的西端,由作戰科科長帶著測繪員和警衛營的一個排,在西直門甕城南邊同傅部的一個排相互敬禮交接防務。”錢浩兵對本刊說,“361團團部駐東北大學,363團團部駐倉南胡同5號(又稱老段府)。363團二營駐黃化門民生工廠,三營駐東單青年劇院,警衛連一個班警衛駐六國飯店,一個排駐團城,一個排警衛中南海,兩個高炮連駐景山公園內北麵的平房。” 

負責維護北平社會治安和保衛黨中央、中央人民政府的平津衛戍區糾察總隊進城後共分4個大隊,康彭壽被分在一大隊。他說:“我們駐紮在史家胡同,轄內城7個行政區。我當時負責的是東四和崇文門轄區,每天都會在卡車上架著機槍滿街巡邏。” 

接管幹部們隨後也開進了這座古城。馬句對本刊回憶:“我們中共北平第八區工作委員會在1月31日20時被軍管會的軍用大卡車送進城內,我們從海澱上車,由西直門進城,一直開到前門東珠市口大街原國民黨第八區公所的辦公地點。當天晚上,我們20多人就在區公所辦公室搭了地鋪睡覺。”第二天一早,馬句到區公所門前,把舊的區公所牌子取下來,換上了一個新製的“北平市第八區人民政府”的新牌子。為了慶祝北平市第八區人民政府的建立,馬句在門前放了一掛鞭炮。 

香山 

毛澤東和其他中央領導人在西苑機場檢閱部隊之後,徑直去了香山。 

進入北平後,新政權有一個迫切的事情,就是中央機關的入城。為此,中央1949年初就成立了“轉移委員會”,由周恩來主管,楊尚昆和曾山具體負責,著手籌備。 

楊尚昆從接替李富春的工作以來,已經曆經過中央的兩次大搬遷,一次是從延安撤到晉西北,一次是從晉西北進到西柏坡,這一次從西柏坡進北平。“北平雖然解放,但仍不是一個被完全控製的城市。從年初,楊尚昆同誌就先後派李克農和範離去北平挑選中央機關地址。中南海是國民黨‘華北剿總’的駐地,地處鬧市,雖然傅作義部被收編,但城區還有閻錫山的特務係統和兩軍交接時就地解散的憲兵19團,來不及清理,大家認為安全警戒條件不成熟。”馬句介紹說,“他們幾人和葉劍英、彭真商量後,建議先以離北平市區20公裏的香山為中央機關臨時駐地。那裏安全,也便於防空。” 

“中直機關當時共有工作人員5500多人,香山上有一個由原北洋政府總理熊希齡辦的慈幼院,正好有一批現成的房屋可用。毛澤東的臨時住處是熊希齡的雙清別墅,周恩來夫婦住在原香山飯店右側的一個小院裏。”馬句說,“2月底,李克農對香山駐地的安排提出了一個方案:為了保密,對外稱‘勞動大學’。第一站稱勞大的籌備處,設在市內弓弦胡同15號;第二站稱勞大收發處,設在青龍橋;第三站稱勞大招待所,為香山駐地。這樣,中央機關分駐在香山,軍委機關分駐在西山一帶,中央警衛和公安部門分駐於西直門、頤和園至香山一帶。” 

安全工作仍是眾多保護這個臨時中央所在地的機構的頭等大事。李瑞祥1948年底從晉察冀軍政幹部學校政治大隊二隊見習區隊長被抽調進“政治保衛隊”時,這個隸屬中央社會部的全新機構剛剛組建,它的目的就是確保幾個月後中央機關轉移的安全。 

“中央機關還在西柏坡時,我們就率先進入北平。”李瑞祥對本刊回憶說,“我們的任務是與吳烈的207師聯手,負責從香山、頤和園、白石橋到西直門這條長達20 公裏範圍內的治安警戒,為中央機關進駐開道。我們協助207師在外圍便衣行動,在敏感地段布監視點,我這支小隊有20多人,每個人都穿著黑色對襟小棉襖,肥大的免襠褲和厚棉窩鞋,衣服裏藏著一隻左輪槍和20發子彈,這種槍不易走火,不易卡殼。”“吳烈的207師是周恩來同誌親自提出從四野抽調的,四野還派出兩個專家,一個是搞掃雷的,一個是搞無線電的,他們和範離等作為先遣人員進入香山,查看環境後,在香山製高點‘鬼見愁’建立了一個高射炮陣地。” 

香山時期中共中央的工作除了領導解放戰爭的最後階段,主要集中在兩件事上:一是與國民黨南京政府的談判,二是籌備即將舉行的新政治協商會議和開國大典。 “1949年中共中央很大的精力還在集中解決華南各省的問題,關於建國的籌備最初的打算是要到1950年的元月納入計劃,但蘇聯方麵當時提醒中央防止潰敗的國民政府向西方求援,利用所謂無政府狀態進行幹涉。這樣,建國的籌備和開國大典的準備工作才提前了。”馬句說。 

中央機關設在香山的主要不便是交通上的。李克農方案從安全出發,但帶來了機關部門的分散,有時跑一個地方就要花費一天時間。而籌劃建國工作的主要活動地在北京飯店、六國飯店和中南海,那裏是民主人士、國民黨政府代表進行重要會談的地點。從香山到中南海,要經過青龍橋、海澱、西直門,路上就需要一小時以上的時間。 

“從香山進城的唯一交通工具是汽車。當時通信也不方便,香山電話局雖然很快組建,但打不通電話的情況時常出現,最後還是隻有依靠汽車。但中央辦公廳當時沒有汽車,周恩來的一輛車是從天津調來的紫紅色科力司牌美國車,很顯眼,想換又沒有,我們政治保衛隊給派了輛隨從車作為沿途保護,但這是輛舊吉普,速度慢跟不上,以至於前車要專門停下來等它。”李瑞祥回憶說,“後來楊尚昆找到四野政治部蕭向榮秘書長,從他們收繳的200輛車裏專門給留了20輛,才緩解了中央機關的用車緊張情況。” 

北京 

一件看起來最簡單的事在1949年卻起到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效果,它不僅鼓舞了這座城市的百萬民眾,讓人們體會到身為城市主人的新氣象,還充分體現了新政權的效率。 

1949年2月,沈勃作為中共北平地下黨成員剛剛迎接解放軍入城幾天後,被任命為北平第七區區長,著手接受國民黨地方政權。當時第七區的範圍,東起東單和崇文門,西到西單和宣武門,南到正陽門,北到長安街,天安門廣場剛好處在第七區的中心位置。 

到東單進行巡查的平津衛戍區糾察總隊一分隊隊長康彭壽對這個舊北平市四大商業中心之一當時的髒亂記憶深刻:“東單廣場上垃圾堆成山。泡子河(今崇文門東城角)一帶垃圾遍地、汙水橫流。街上人很少,路燈晃晃悠悠的,能見到拉洋車的,還有破舊的有軌電車。”“北平城的垃圾從日本人占領起,就一直靠著城牆堆積,最後一直堆到天安門,有人估計,當時市內的垃圾不少於60萬噸。” 

到任第三天,沈勃就去了天安門廣場,他看到的情景和康彭壽的回憶完全一致,“當時看到的廣場是坑坑窪窪的土地,裏麵雜草叢生,垃圾遍地,中間有些地方的草長得比人還高。正陽門內的順城街一帶,垃圾堆得和城牆一樣高。那時候的天安門地區是一個沒人管理的地方,許多往城外運垃圾的車走到這兒就倒了”。 

他們用了3個月時間才清理了垃圾。那時候沒有人知道開國大典將在這裏舉行,也還沒有定都北平的決議。到了5月,雖然還沒有建國,北平就成立了一個“都市計劃委員會”,葉劍英兼任這個委員會的主任。1949年8月9日至14日第一屆北平市各界代表會議上,做出了整修天安門和天安門廣場的計劃,並要求這項工程務必在9月份完成。 

都市計劃委員會下設清運委員會,由黨、政、軍、民、學、商各界代表組成,第一個任務就是整理廣場。“垃圾被清除出城市,這件事並不困難,但以前的那些政權卻沒有去做。更重要的是,剛剛解放的城市中的各個階層通過這場運動進行了一個很有效的交流和溝通。”馬句說。 

在沈勃印象裏,當時有上萬人次參加了這個工程,參加人來自周圍的居民、各機關幹部、各學校的學生。那時已經有傳聞說開國大典要在廣場舉行,雖然一直還沒有接到正式文件,“建設人民首都”的大橫幅已經掛在了廣場北側。 

作為“迎開國慶典、整修天安門廣場”決議的另一個重要部分,市規劃局接到任務,選定第一麵國旗旗杆的位置。市政府責成建設局拿出修整天安門工程計劃,建設局局長趙鵬飛任總指揮。整修工程具體任務之一是在位於天安門廣場北端、天安門城樓與正陽門之間的中軸線上修建國旗杆。中國城市規劃學會理事董光器向本刊介紹說:“當時的負責人是陳幹,他把旗杆定在南北中軸線與丁字形廣場南牆東西相連的交接點上。因為時間倉促,也沒有很多方案來比較,旗杆也就是用4根直徑不同的自來水管焊接起來的。本來設計的旗杆高度是35米,與天安門等高,但焊接完後的水管隻有22.5米高,他匯報之後,指揮部決定就這麽高了,沒時間再改了。豎起旗杆後他發現,旗杆與天安門之間將來要過遊行隊伍的寬度不夠了,需要挪動華表和石獅子的位置,這就與都市計劃委員會副主任梁思成的思路有矛盾,梁思成要原封不動地保護故宮一磚一瓦。他就查閱《自然辯證法》,以恩格斯關於解析幾何坐標中原點地位的觀點,解決旗杆與周圍建築物的關係。” 

“旗杆的結構設計由建設局技術負責人、天安門廣場整修工程設計施工負責人林治遠完成。”董光器對本刊回憶說,“一個月後,旗杆底座、漢白玉欄杆製作工程完畢,國旗杆也豎了起來。為了毛澤東主席能在天安門城樓上操縱升旗開關,林治遠設計從旗杆下引出一條導線,將導線通過修東西長安街道路工程埋設的鋼管橫穿過長安街,跨越金水河,然後順著天安門城樓東南角上升至城樓當中,與天安門城樓上安裝的開關連接。為防止升旗出現差錯,工作人員一絲不苟地檢查了升旗的各個部位。他們在旗杆下和天安門城樓上反複不知試驗了多少次。當認定自動升降設施運行情況正常,沒有問題時,才於9月下旬拆除了旗杆周圍的腳手架。” 

1949年9月27日,第一屆政治協商會議通過決議,即日起北平改名為北京,並決議10月1日在天安門廣場舉行開國大典。 

大典 

開國大典的方案,很快由周恩來為主任、彭真等為副主任的籌委會拿了出來。方案主要內容包括三項: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禮、中國人民解放軍閱兵式和人民群眾遊行活動。 

“籌委會認為,新中國的開國大典,這三項內容都是必不可少的。在這三者之中,閱兵式怎樣舉行,尤其是閱兵式在什麽地方舉行,決定著整個開國大典怎樣進行的問題。”馬句回憶說,“開國大典籌委會成立不久,就設立了閱兵指揮機構,由華北軍區司令員聶榮臻擔任閱兵總指揮。” 

“由閱兵指揮所正副主任楊成武與唐延傑受命主持起草的《閱兵典禮方案》很快被通過了,但閱兵指揮所成員主要圍繞閱兵地點進行了討論。”馬句告訴本刊,“閱兵方案提供了兩個地點供中央最後確定:一是市中心天安門廣場;二是市郊西苑機場。” 

當時在“勞大”的錢聽濤回憶說:“兩種方案各有優劣:天安門周圍的街道四通八達,受閱部隊和參加慶典的群眾容易集中,特別是天安門城樓就是現成的閱兵台,便於檢閱。但參加開國大典人員眾多,當日城市交通至少要中斷4小時,另外長安街不夠寬闊,沒有經過拓寬,隻能橫排通過步兵12路縱隊,騎兵3路縱隊和裝甲車 2路縱隊。西苑機場的優勢在於,它有寬闊的機場跑道,沒有阻礙交通的後顧之憂,而且毛澤東和中央領導剛進北平時曾在西苑成功地舉行過閱兵。” 

在這兩個方案之間反複斟酌的另一個更重要的原因仍然是出於建國之初的安全考慮。“當時國民黨空軍於5月4日就曾轟炸了北平南苑機場,毀傷飛機4架,燒毀房屋 196間,死傷24人。雖然‘野馬’和‘蚊式’戰機的續航能力小,活動半徑一般都不超過隴海線,但因為有過數次被空襲的教訓,防空一直是大典的頭等大事。”錢浩兵對本刊說,“最初考慮南苑機場方案,最主要就是從防空角度,那裏地處郊區,地形開闊,萬一遭到國民黨空軍的襲擊也便於疏散和隱蔽。” 

權衡比較的結果,指揮所傾向於第一種方案。報告送呈中央後,周恩來用毛筆在左上方簽署了意見:閱兵地點以天安門前為好。劉少奇在自己的名下畫了圈。 

對天安門開國大典的防空準備則從7月就開始布置了。“軍委航空局在南苑機場組建了一支飛行中隊專門負責北平的防空,在東觀禮台上還臨時建立了一個通信樞紐,用美式報話機開設了與受閱部隊聯絡的無線電網。在閱兵指揮所開設有線電話總機,與天安門及廣場各點通話,與南苑機場有專線電話。在北京飯店樓頂有航空指揮台,在東大橋、通縣菜地都設立了防空電台。當時受閱騎兵有1978匹戰馬,也都采取了特殊措施,要它們萬一受驚不亂跑。”錢浩兵介紹說,“軍委航空局提前在海州、響水口、睢寧、徐州、商丘設子5個防空站,並在雲龍山的鶴亭古寺駐紮了一個通訊班,往南對上海、江蘇方向,往北對濟南、青島方向做橫向聯係,每 20分鍾呼叫,一旦發現敵機則將數量、類型、飛行方向用密碼迅速北傳。開國大典當日,改為10分鍾呼叫一次。為了應對突然情況,開國大典受閱飛行的組織者、原武漢軍區空軍副司令員方槐向聶榮臻建議,受閱的飛機最少有4架帶實彈以防止意外,這一建議最終被采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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