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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證人都說老舍屍體是他們在漁場漁民的幫助下獨自打撈的，但他們卻是在同一時間(1966年8月24日清晨，朱先生記得好像應是8月23日)和同一地點(太平湖)打撈上同一個人(老舍)。
1966年8月25日，人們在北京的太平湖發了一位老者的屍體，他被靜靜打撈上來，並在當天火化。然而他的名字並沒有隨著他那疲憊瘦弱的身體一起消失，相反，許多年以後人們仍然在紀念日裏以各種各樣的方式紀念這位作家：老舍。
40年前老舍縱身一跳的太平湖早已被填平了。老舍在跳湖自殺後的第十二年也已獲得平反，但關於老舍之死、關於誰打撈了老舍的屍體，還有很多未解之謎。
上篇：“隻相信一個人的敘述是冒險的”
從1993年至今，中國現代文學館研究員傅光明對“老舍之死”進行了長達13年的追蹤采訪，有趣的是，在“誰打撈了老舍屍體”這一環節上，前後出現了三位不相識卻又自稱自己才是惟一打撈者的“曆史見證人”。不同視角的敘述，把由模糊的曆史記憶所帶來的多元性呈現了出來，讓我們看到了曆史原生態過程背後的豐富性與複雜性。
一九五八年，北京盛夏，作家老舍先生在荷花池邊小憩。
(下麵是傅光明接受采訪時的談話摘錄。)
其實開始的時候動機特別簡單，就是想事情過去了將近三十年，通過尋訪1966年的曆史當事人，把當年的曆史現場做一個盡可能逼真的還原。
第一位是請朋友幫忙打聽到的，采訪他之前，我們夫婦充滿了興奮的期待。當然不會想到對他的訪談發表，並經發行量很大的《作家文摘》轉載以後，相繼出現了第二位、第三位自稱打撈老舍屍體的人。在那次采訪後的半年，我們采訪到了第二位自稱打撈老舍屍體的證人白鶴群先生。
那是2001年9月11日一大早，我趕到北京市政協門口，並從這裏搭車去平穀，應邀給那裏的由北京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主辦的“文史培訓班”主講《由(老舍之死)談談口述曆史》。下午的會散了以後，市政協文史委的一位朋友問我是否采訪過白鶴群，說白先生了解打撈老舍屍體的經過。我在與白先生電話聯係時，白先生顯得十分激動，說非常願意接受我們的采訪，並說自己是打撈老舍先生屍體的人。
但更令我們吃驚的是，在又過了半年之後，我們采訪到第三位自稱打撈老舍屍體的證人朱軍，巧的是他還與第一位打撈者當時同在北太平莊派出所工作。他是找到《作家文摘》編輯部曾經擔任過丁玲秘書，也曾做過我同事的編輯，說他才是真正打撈老舍屍體的人，並留了聯係電話。
三位證人都說老舍屍體是他們在漁場漁民的幫助下獨自打撈的，但他們卻是在同一時間(1966年8月24日清晨，朱先生記得好像應是8月23日)和同一地點(太平湖)打撈上同一個人(老舍)。
當初我對這些“記憶”也沒有什麽質疑，想法很單純，覺得他們(三個口述者)誰也不會編造曆史的故事，直到今天，我想他們大概也不會刻意地偽造曆史，但是“記憶”可能在經過時間、歲月的打磨後，出現錯覺或某種暗示，並不自覺地修正了某種記憶。而這個修正了的、不自覺的記憶，又可能使敘述出來的曆史文本和當時曆史真實的樣子相差得非常遙遠。
我經曆過一個很長的困惑階段，我發現我采訪的人越多，好像越無法還原那個曆史現場，因為大家說得都不一樣，特別是細節問題，比如說“老舍之死”這個事件——1966年8月23日，老舍到了文聯，在文聯經曆了一場批鬥，後來自殺了。這是“硬”的曆史，很簡單。都是客觀的、真實的曆史存在，但它背後的很多細節則複雜到你根本無法把它們拚接成一個曆史現場的還原圖。
比如：(老舍)到文聯的時間，是上午、中午、下午，說法不一樣，有人說“是我親眼見老舍下午幾點就到了”，有人說是“下午三點到的。我看他從電報大樓那兒走過來的”；又比如說“老舍那天穿的襯衫是白的還是灰的”，有人說“是白的”，有人說“是灰的”；所有人在敘述的時候都說“是他親眼看見的”，作為敘述者來說，他不可能說自己“我在編故事，我在說瞎話”。
這似乎令人困惑，但呈現出來的這種曆史多元，對於口述史研究是可以解釋的，即不同的人，不同的敘述、不同的記憶，導致了不同的結果。這三個人裏麵誰說的是真的，如果有，隻能有一個，不可能三個全是真的，如果那樣，就意味著有三個老舍。
十餘年間我做“口述曆史”獲得的最大收獲就是，我現在更願意相信曆史背後的那種豐富性、複雜性．遠比口述的敘述要多得多。搞曆史不是要把曆史弄明白，而是要努力讓那個曆史呈現出一個多元的、複雜的樣子，不要結論。
在這些口述者的身上可以發現一個很有趣的現象：當時他們的身份、境遇在某種程度上決定了他們在事過三十年之後對於那個事件敘述的態度、立場。從口述史理論上來說，這都是再正常不過的。它也帶給我們一些啟示：對一個曆史事件，如果你隻相信某個個人的敘述，這是帶有冒險性的。
老舍夫人和老舍之子都曾經說過，當年太平湖公園的看門人曾經見一個老人在公園的湖邊坐了一夜，但是這個老人(指看門人)已無從去找。當老舍夫人去尋找老舍屍體的時候，公園漁場的一個老頭告訴她“在那兒”，但這裏麵提到的可能的證人也已無法找到，除非將來有檔案解密。曆史就是留下來的文本敘事，沒有那個客觀實在，曆史在發生的一瞬間就不複存在了。你根本無法還原。
中篇：難道他們打撈了三個老舍?
三個不相識的人，卻在同一時間同一地點打撈上了同一個人。如果說他們當中有真實的，隻能有一個人真實，如果三個人都真實，就等於那一天打撈起了三個老舍。還有一個可能就是，三個都不真實，他們三個人撈起來的都不是老舍。
口述者之一：原北京北太平莊派出所民警郝希如先生
采寫：傅光明鄭實
時間、地點：2000年12月23日郝希如先生家
鄭：1966年8月時，您正在北京北太平莊派出所工作，那時是什麽職務?
郝：是片警，沒有行政職務。老舍的事當時都有記錄本，但我1968年調離北太平莊派出所後記錄本上交了，估計很難找到了。我記得老舍是24日出的事。“文革”當中事情太多了，這件事我為什麽記得呢，因為後來每年到這個時間，都登一些文章。那天正好我值班。派出所是輪流值班。我是早上6點左右接到電話的。
傅：這個日子您能肯定嗎?
郝：是這個日子。一個男同誌打來電話說湖裏死了人。我問是男是女，他說看不清楚。我問他在什麽位置。他說在太平湖的東南角，離岸有20多米。我讓他在那裏等我，我說馬上就去，得叫他把發現的情況跟我說一下。我起來以後，沒洗臉，沒漱口，叫了一個人看電話，就去了。讓那個人先別向分局報，我看看是什麽情況。好像是派出所的趙守信，或者是朱軍。派出所就在現在的北太平莊立交橋，騎車過來就幾分鍾的工夫。那個報案的在公園門口等我。老舍死的地方離太平湖公園門口不遠。進去，我一看，是個男的。他問怎麽知道是男的。我說男的死麵
衝下，女的死麵向上。這個人住在電影演員宿舍院裏。我當時看了一下表是6點40分。
鄭：報案人是來太平湖遛彎的嗎?大約多大歲數?
郝：是。記不太清了，也就40來歲吧。詳細的在記錄本上。養漁場有船。我就去了值班室。當時值班的還沒起床呢。是韓文元值班看漁。我說，老韓，你快起來。那邊淹死一個，咱倆把他撈上來。我們就劃船過去了。我說，看樣子歲數不小了。當時拿了一支竹竿，就咱們搭蚊帳那種。還拿了一個消防用的帶一個鉤的竿子。我說別用鉤，鉤壞了。用竹竿試試，看能不能給弄走。用竹竿一撥拉，能跟著走。他麵衝下，我用竹竿搭著他的肩膀，就劃著走。
太平湖有個小橋，我們劃過橋到了太平湖西邊，橋頭那邊，水離岸比較近。我們把他放在地上。他懷裏還抱著一摞紙，有這麽厚吧，很不整齊，就像咱們的報紙折起來這麽大，捆著，是宣紙。
根據情況判斷，他投水時間不長，頂多一個多小時。紙外麵全濕了，裏麵沒濕透多少張。我印象中老舍當時穿的是一個淺色的大褂。過去文人穿的那種到腳麵的大襟。穿的是中式圓口步鞋。身上沒傷，臉上也沒傷，頭上也沒傷，衣服整齊。這些對判斷是自殺還是他殺特別重要。我認為是自殺。我看了看手稿，大概是《駱駝祥子》或者是《茶館》的手稿。寫著老舍的名字。全都是墨筆寫的。
鄭：您一直在現場嗎?
郝：一直在現場。
傅：胡絜青第一次來看到老舍屍體時有什麽表示?
郝：掉眼淚了。沒有大哭。站在那兒挺難受的。胡那種表情肯定也有想法，因為正是“文革”。
鄭：您檢查老舍遺物時，有沒有眼鏡、手杖、錢包之類的東西?
郝：沒有，都沒有。我說了，惟一的就是那些紙。
口述者之二：原北京市汽車修理總廠第四修理廠工人白鶴群先生
采寫：傅光明鄭實
時間、地點：2001年11月19日白鶴群家
傅：您是1966年8月24日還是25日發現老舍屍體的?
白：24日。確信無疑。
傅：您家住在哪兒?
白：太平湖的北岸。我那天上中班。我每天有到太平湖遛早兒的習慣。
傅：您記得早上到太平湖大約是幾點?
白：大約是6點50。整個太平湖一共有兩個碼頭，一個在東湖一個在西湖，遊泳的人在東湖，跳湖自殺的人在西湖。我家距離太平湖超不過60米。我那天上中班，下午兩點半到晚上十點半鍾。
鄭：您說您知道是誰打撈的老舍屍體?
白：我看見有人說是他撈的老舍屍體，我說是我撈的。一共是三個人撈的，另外兩個人的姓名我都可以告訴你們。第一個站在岸邊的是綽號叫麻子李三的，他是柳和居的掌櫃；第二個是銅廠李棋王，因為他們老去，我們都認識，但不知道叫什麽；第三個是唐浩瀾，我就是通過他知道死者是老舍的。
鄭：就是說撈的時候大家都不知道是誰。
白：對。惟獨唐浩瀾知道。當天九點鍾，他就告訴我消息了，他來我們家告訴的我。
傅：您當時不是在現場嗎?
白：七點鍾就完事回來了。我們那時撈上來就算完事兒。到十點多鍾知道是老舍的人已經特別多了，一個叫劉正和，是北京美術公司工藝美術廠的畫家；還有一個叫張芳祿；還有關增鑄，是對外經貿大學的。我說的這些人當時都在湖邊住，都能找的著。
傅：您那天有沒有等到警察來?
白：沒有。當天最早發現死的是老舍的就是唐浩瀾，打撈完屍體，九點多鍾，唐浩瀾就到我們家告訴我死的是老舍。
傅：您九點多離開現場，後來還去過嗎?
白：十一點多我又去了。
傅：您那時去有沒有見到警察、法醫?
白：沒有。
傅：有沒有見到家屬?
白：沒有。
鄭：有什麽遺物嗎?眼鏡、手杖什麽的?
白：沒有。
鄭：您撈的時候也沒有?
白：沒有。
傅：有沒有警察?
白：沒有。
傅：就一個孤零零的屍體在那兒擺著?
白：對。
鄭：您剛才提到的唐浩瀾，他怎麽會知道死者是老舍呢?
白：唐浩瀾是中國著名的金石鑒定家，解放前大概是故宮博物院的鑒定人員，好像是故宮文物陳列所的副所長。他愛人王學敏是張大幹的學生。他和老舍是親戚。
鄭：您從什麽地方上的船呢?
白：從漁場碼頭把船劃過去的。那時候沒有人肯下去把人給拉上來，因為那會兒自殺叫“自絕於黨、自絕於人民”。我們能對反革命好嗎?所以就是拿棍和鉤子鉤過來的。
鄭：那有沒有可能碰破屍體?
白：有。腋窩就是破的。其實用的也不是鉤子，就是用鬆樹釺子連打帶扒拉，因為到岸邊起碼十幾米船就過來了。
口述者之三：北京頤和園派出所退休民警朱軍先生
采寫：傅光明鄭實
時間、地點：2002年6月20日下午頤和園派出所會客室
傅：是您接到通報說太平湖發現了屍體嗎?您記得這個通報的日子是8月24日，還是8月25日?
朱：印象當中，我總記得是8月23日。可是現在呢，人們都說是8月24日。
傅：大概幾點。
朱：大概七點多鍾。誰值班記不得了，反正值班員說了，太平湖死人了。我說那去吧。那個地方死的人多了。6月18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要“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紅衛兵就開始上街了，掃“四舊”。那地方死的人是城裏邊的人多，城外的少。都是自殺的，最多的一天我跟湖裏撈上來十好幾個。
傅：是您自己去的嗎?
朱：還有另外一個人，叫葛林。
傅：照您的說法，郝希如根本就沒去?
朱：他沒去。當時我不知道他在幹什麽。是不是他值班，我記不很清楚。如果說他們對這事很清楚，有可能是他值班。當時我和葛林騎著自行車，幾分鍾就到了太平湖。
傅：那天您發現老舍屍體的時候，是在湖的什麽位置?看到之後，是您又叫人去撈的嗎?
朱：我上漁場找船。
傅：您剛撈上來的時候，屍體是仰麵朝天，還是趴著?
朱：仰麵。
傅：您跟胡絜青有交接嗎?
朱：對。
傅：胡絜青是什麽時候來的?您又是怎麽確定這個人是老舍的?
朱：當時撈上來之後，有個演毛主席的特型演員，姓什麽我不太記得了，反正老見麵。他在馬路西邊原來老的電影學院，這地方歸我管。所以一些老師、演員當時我都認識。這個特型演員，那天到太平湖玩去了。我們一進太平湖東門，他就匆匆走過來說，這死的人是老舍。
傅：他在你們一進東門的時候就說死的人是老舍?
朱：對。老舍我們從來都沒見過，僅僅是聽說過。但他說見過，就是我們撈的時候，這人一直在。
傅：可在沒撈上來之前他怎麽知道這個是老舍呢?
朱：人家見過，這屍體浮在水裏，他能看得見。
傅：那他怎麽知道的?
朱：咱就不好說了，反正他說我見過他，我認識他。我說我們可不認識，咱不能說這死的人是誰。
傅：就等於說這位特型演員是在沒撈之前，就說這人是老舍。
朱：我們沒敢確定這個人是不是老舍。撈上了人，他拿著個錢包。
傅：胡絜青在看到屍體，並確認是老舍之後，有什麽反應嗎?
朱：沒表情，很嚴肅，一點眼淚都沒有。
傅：遺物裏有什麽東西嗎?
朱：我記得當時在河邊隻有散落的一些稿紙。字不多，是毛筆字，就是一般的紙。印象當中寫的好像是香山紅葉之類的內容。
鄭：您有沒有統計過，1966年在太平湖自殺的大概有多少人?
朱：死了有幾十人吧。八月前後那一段死的人不多，8月24日，就老舍一個。那時不像現在工作上這麽規範，那時有記錄的拿個筆記本嘩嘩這麽一寫就完事了。
下篇：棄世的老舍與太平湖記憶
老舍投湖至今是一個謎。
有人稱看見他40年前的那個8月24日，在太平湖邊一直坐到黎明前，但是那位“目擊證人”已無處覓蹤；無數人在猜度他在太平湖畔最後一夜的思考，正因為無從了解他的內心，從而生出更多的想象空間。
從1966年8月25日有人把老舍的遺體自太平湖中打撈出水起，喜愛他的人，就一直被多個版本的目擊和見證所還原的曆史困擾著。老舍決意棄世的那一天，被無數個“當事人”和“親曆者”複原成了他們本人意識中的老舍。
老舍為什麽“棄世”?僅僅是因為1966年8月23日被紅衛兵毆打嗎?在後來見諸文字的報道和口述史中，“揚起的皮帶和銅扣、從額頭流到眼角的鮮血、推搡……”的現場裏一位67歲剛剛走出醫院的老人被打倒在地。但這些肉身上的痛苦尚不足以使這位文藝老者放棄整個世界。
這一天，被記錄在案的還有：一位“站了出來”的同事揭發老舍“把《駱駝祥子》的版權賣給了美國”，老舍又遭到第二次痛打。
但是這種揭發並不足以摧垮他的世界，還有更鮮為人知的史實：在老舍回國後的50年代初，他同意加入美國作家協會。這一細節對研究老舍的自由主義傾向一直持續到1949年以後，是很重要的依據。在他與其在美國的版權代事人的通信中，老舍同意加入美國作家協會並每年繳納美元會費。當然，這一活動自然是在極其秘密的狀態下進行的。他的自由主義精神情結可見一斑。
目前的研究對於老舍身上濃重的自由主義思想傾向幾乎被忽略了。他的窮人出身與為窮人翻身求解放的共產黨是那麽的吻合，他於1949年12月新中國成立兩個月時回到北京——是年lO月他接到共和國總理周恩來的信件。而當時他正在美國養病。
為社會主義建設做貢獻的迫切心願、龍須溝的實地調查、對黨的熱情歌頌、人民藝術家的稱號，使人們無論如何不會把他和胡適、沈從文、傅斯年這些主流的自由知識分子進行類歸。因此，人們把他在1946年至1948年間作為自由知識分子的情結、那種超階級反內戰的態度順理成章地忽略不計了。
此後，這位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眼中看到了什麽呢?
1954年，胡適被批，俞平伯被批；1955年，胡風被批，“丁陳反黨集團”出現；1957年，他的朋友，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典型吳祖光被劃為“右派”。
老舍在距棄世不到半年的1966年春天，還主動跑到順義縣陳各莊，為宣傳科學養豬寫出了一首熱情洋溢的快板《陳各莊上養豬多》。
劇作家蘇叔陽提到舒乙講過的一個例子：“文革”剛開始的時候，老舍懷著極大的熱情，想參加農民藝術團，去訪問農民。但是沒讓他去。此事使老舍徹底失望，覺得黨已不再信任他了。
蘇叔陽很幹脆地說：他看不到出路。
老舍回國後，一直是人民藝術家，他規規矩矩，懷著要報恩的感情，一心一意跟著共產黨走。老舍一直用生命去尋求他所熱愛的文化，但在“文革”一開始就遭到了“橫掃”，麵對這些現實，自尊的、以中國文化為生的老舍，看不到出路。
老舍在湖邊徘徊了一天一夜，在25日的打撈現場上，人們看到很多寫過字的紙扔在湖麵上，有人稱：上麵寫的全是毛主席詩詞。老舍先生追慕崇高，所以先生的死，在某種程度上，是清高的表現。當他覺得活下去的理由已不存在了，要麽跟著別人走，起哄；要麽不跟著，那還是死。活下去已經沒意義了。
老舍在選擇另一種存在方式的時候，也選擇了走水路。太平湖接納了這個冤屈的靈魂。離太平湖不遠的西南，有個叫葡萄院的地方，是老舍母親去世時的舊居；再從這裏往西北薊門故裏，留著老舍父親的衣冠塚。這湖水，使一家人再一次三位一體地存在。
在這裏，老舍把軀體交付給湖水，把性命交還中國文化，把信仰收歸自己。
(摘自：《新世紀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