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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外自述:我的憤青歲月(組圖)

(2011-03-22 10:26:15) 下一個

一提起中國人來,我的外祖父總是膽戰心驚:“他們太多了,如果每個中國人拎一根棍子,背一袋大米,一直往西走,整個世界就是他們的了!”

自他說這話,一晃已經過去了四十年。這期間,中國人的確征服了整個世界,不過不是用棍子和大米,而是用他們創造出來的產品。前不久,我的一位北京朋友到德國旅行,想給家裏人帶幾雙阿迪達斯運動鞋,當她在一家店裏問有沒有不是Made in China 的阿迪達斯時,卻引來了售貨員們的訕笑,因為這裏所有的阿迪達斯都是——中國製造。

年輕的時候,我是個桀驁不馴的“憤青”,外祖父越是危言聳聽,我就越是對中國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著迷。所以在我的生命裏,我一路向東,越走越遠:從西德到東德,然後是蘇聯和獨聯體,再後來是中國。

當然,那時我對中國和其他國家的認識還很膚淺。我走過了那些陌生的國家,漸漸地了解到更多,經曆了許多文化衝擊,同時也改變了自己,這本書講述的就是這樣的內容。它不僅反映了宏大的曆史事件,社會和經濟方麵的深刻變革,而且也敘述了一個個真實生動的人物,他們的人生際遇和情愛掙紮。

我逐漸發現,善與惡的界線並不在國家與國家之間、階級與階級之間、政黨與政黨之間,而是在每一個人的心中穿過,在一切人的心中穿過。這是一條移動的界線,它隨著歲月的流逝而搖擺不定。——索爾仁尼琴《古拉格群島》

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所入者變,其色亦變。五入必,而已則為五色矣。故染不可以不慎也。非獨染絲然也,國亦有染。

——墨子(公元前486-376年)

黑森林裏鬧革命

在我的家鄉——布雷施高地區的斯陶芬,我一度曾是個驚世駭俗的人物。那時,我最要好同學的父親成天騎著自行車在我家門前巡邏,為的是不讓他兒子和我碰麵。我對這個老家夥很是反感,他憑什麽這麽對我?說到底,我隻是個手無縛雞之力之力的小毛頭,連混混都算不上。我一不偷、二不搶,成績優異,留著一頭按當時的標準來說中規中矩的短發,更別說沾過大麻之類的東西。在性的方麵我也非常保守,嚴格地說,我還沒和任何姑娘上過床——最多不過就是在一輛房車後麵吻過莫妮卡,也就是酒商威斯勒的女兒。為這我老媽還拿地毯拍子把我狠狠揍了一通。

我從一個膽小如鼠的局外人變成全城上下婦孺皆知的叛逆者,和我生活中的很多東西一樣,是從一本書開始的——一本可以塞到牛仔褲屁兜裏的小紅書。這本書的名字叫《毛澤東語錄》,在西方國家,人們把它稱作“毛聖經”。我是在我父親的書架裏發現這本書的,他是一位自由攝影師。1933年以前他曾是德國共青團的成員,之後他雖然遠離政治,卻因為唾棄納粹而在二戰即將結束前不久被作為叛逃分子缺席審判,定為死罪。正因為這個原因,再加上他又生性溫和,所以對左翼思想和“毛聖經”都抱有一種寬容態度。

十二歲的時候,當同齡人忙著踢球或是和女同學搭訕的時候,我總是在學校的小操場上埋頭啃讀“毛聖經”。隻要一看到我捧著“毛聖經”蹲在我們浮士德文理中學大禮堂裏的時候,同學就罵我“赤豬佬”。對我友好一些的,則叫我“紅耗子”。後來的幾年裏,我們學校裏的“紅耗子”越來越多,而我成了他們的頭頭。我們一起為低年級組織罷課,還通過鬥爭在當地建起了一個青年活動中心;我們散發反對核導彈的傳單,在計劃修建懷爾核電站的工地上示威遊行。

我母親的娘家姓叫茨威富爾,這個詞在德語裏恰好是“懷疑”的意思。當年,身為空姐的她和我的父親在飛機上一見鍾情。我的母親,無論根據國籍還是信仰都屬於不折不扣的瑞士人,所以她對我所熱衷的活動自然也就嗤之以鼻。“你真是死不悔改啊!”她一麵在我們家的樓梯上“哐哐哐”地上上下下,一麵氣急敗壞地大聲抱怨。我的妹妹烏拉,多年後成了一位功成名就的芭蕾舞演員和編導,當時她每天都要去上舞蹈課。“我們家的孩子個個都中了魔怔,”她對鄰居抱怨道,“女兒是芭蕾舞,兒子呢?——共產主義!”

在我與“毛聖經”結緣的第六個年頭,還有幾個月就要中學畢業的時候,我的朋友和同誌卡勒突然打電話給我,說他有“緊急的事”要和我談,而且“今天就談”。電話裏是不能說的,談話必須秘密進行。因為我們堅信,聯邦憲法保衛局、美國中情局都會監聽我們。學校的老師,甚至火車司機都因為參與左翼活動而被開除,所以最好還是謹慎從事。

父母家裏。為了防止別人偷聽,我們倆撐著傘、冒著冷雨走在他們家的園子裏,邊走邊談。“今天我要和你進行一次幹部談話。”卡勒說,“亞德裏安,你對自己的前途是怎麽考慮的?”

我愣住了,原來卡勒是要和我商討我的政治前途和未來職業。我可以向他道出自己心懷已久的那個夢想嗎?我還從未對人吐露過這方麵的心聲。

遲疑了片刻,我說:“三年前我就入團了,而且現在已經是黨員。”(我是在十六歲生日那天加入德國共產黨的)“你、你知道,我、我一直很積極。”平日裏,隻要一緊張我就會不由自主地結巴,在這個節骨眼上,我的老毛病又犯了。也許正是因為結巴,所以每到上體育課的時候沒人願意讓我加入他們的球隊,這讓我覺得總是在人前抬不起頭來。可在共青團裏不一樣,卡勒和其他人都很接納我。我鼓起勇氣,繼續說道:“當然了,我們中間有很多好同誌,選派哪個人,必須由黨來決定;不過,坦白地說,我、我真的很、很想……做專、專職的……”我指的是那些在我眼裏非同尋常的專職幹部,他們義無反顧地拋棄了庸庸碌碌的小市民生活,把全部的時間和精力都投入革命事業,他們是團員中的骨幹、黨的精英,是偉大的職業革命家。

我居然在關鍵的時候犯了結巴,真是丟人……但我實在無法克製內心的緊張。我心裏明白,自己提出這樣的要求簡直是不知天高地厚,恐怕革命烈士們都要被我從墳墓裏驚醒了!這不是到電信局去做學徒,想申請就申請的,這不是兼職——這是天職!而且安排天職的人隻能是黨,而不是隨便什麽人。有一點是確鑿無疑的,那就是隻有最優秀的人才能被選拔出來。既然我和卡勒很要好,為什麽不能和他談談自己的心裏話呢?況且他自己也說要和我做一次幹部談話。

“問題是,你是資產階級家庭出身。”卡勒說,“不過你在過去幾年裏表現不錯,參加了團委和黨委組織的所有活動。在你的倡議下,我們還往費爾賓格這個老納粹身上扔過雞蛋,迫使他後來不得不下了台;你還為共青團招募了二十名新團員,成功地組織了罷課活動。組織上很信任你,所以我今天要問你個問題——你做好走職業革命家這條道路的準備了嗎?你得認真地想一想再做決定,這可是一項不同尋常的任務,需要投入大量精力,做出許多犧牲。一旦你做了選擇就再也沒有回頭路可走——職業革命家是要戰鬥一輩子的!”

雖然這番話聽上去有點故作高深,但看到他能這樣嚴肅地和我談話,倒也說明我是個受組織重視的人。我感到自己心跳加快。卡勒對我的毛遂自薦並沒有生氣,恰恰相反,以他為代表的黨組織為我設計的革命前途與我的個人願望竟不謀而合。當然再沒有回頭路可走,資本主義企業怎麽會雇一名革命者呢?不過我可不想到那種地方工作——絕不!像我這樣的人怎麽肯為金錢賣命?我要從事的是戰天鬥地的革命事業!什麽醫療保險啊退休金啊,那都是俗人才考慮的東西;何況等我老了的時候,社會主義紅旗早就插遍全球了,還擔心什麽福利!

“卡勒,我這個人你是了解的。我清楚擺在自己麵前的是條什麽路。很高興你能給我這樣的建議,我已經準備好了。”我的嗓音尖尖的,像個女人。

“亞德裏安,我現在跟你說的事,僅限於你我之間,絕對不許有第三個人知道,不許對同班同學講,不許對父母講,也不許對其他同誌講。”為了強調他的話,卡勒停頓片刻,又接著說,“我知道,‘紅色經典’你比我讀得多,馬列主義基礎知識從來難不倒你,不過你還需要繼續鞏固你的意識形態教育。所以,作為要成為未來職業革命家的第一步,我們決定委派你去參加為期一年的培訓。”

我不解地望著卡勒。對於黨內的密語我掌握得不錯,可“為期一年的培訓”究竟是指什麽?為什麽要搞得這麽秘密?短暫沉思之後,我提了一個聽上去盡量不顯得愚蠢的問題:“我要在哪裏接受培訓?”

“在社會主義國家。不過,像我剛才說過的,具體的情況要嚴格保密。你會及時得到指示的。”

在社會主義國家生活一年!完成秘密任務!我強忍住自己的喜悅,以免在他麵前顯得太過幼稚。卡勒畢竟比我年長五歲,對於這些事了如指掌。他的父母都是共產黨員和反法西斯主義戰士,曾經參加過抵抗希特勒的地下活動。卡勒的父親是巴登-符騰堡地區的組織部書記,負責人事和組織政策,也就是說,是位職業革命家;卡勒的母親是黨的地區支部出納,雖然隻是個名譽職務,但大小也算革命人士。到幹部學校進修的事當然必須保密,這個我懂。作為西德人去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接受革命培訓,這在今天就好比派一個美國人到基地組織的大本營裏學習自殺式襲擊。

卡勒臉上“不自由、毋寧死”的嚴肅表情稍稍有所放鬆,他說:“最棒的是,我也要和你一起去——我也接到委派任務了。”接著他又笑著補充道,“我負責監督你。”

我興奮之極,充滿傳奇和冒險的革命生涯正在向我發出召喚,而且有我熟識的朋友結伴同行,心理上會更加安全。我也為我的朋友卡勒由衷地感到高興,他也將榮升為秘密組織中的革命幹部了。我浮想聯翩,開始憧憬著這樣的情景:當我的高中同班們正在上大學、服兵役,積極謀劃庸俗的小市民幸福生活時,我已經遠赴異國他鄉,在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轟轟烈烈地投身革命了。我還不知道該怎麽對家人朋友講,但就像卡勒所說的那樣,隨便編個什麽“天方夜譚”還是容易的。

現在我再也不是普普通通的共青團員了,而是被選拔出來的佼佼者,一名革命幹部。六個星期之後,我和卡勒一起乘火車前往多特蒙德,去參加為將要在社會主義國家開展的秘密培訓而組織的籌備會。後來我得知,這個社會主義國家不是其他,正是民主德國。

生平第一次,我踏進了勞工青年團中央神聖而莊嚴的辦公大樓。這是一棟貌似平常的水泥建築,鋼製的安全門上裝有監控攝像頭,這是聯邦德國這個由資產階級敵人控製的國家內一些不屈不撓的抵抗分子的大本營。麵對新納粹和國安局的襲擊和騷擾,我們必須自我保護,這就是此處之所以戒備森嚴的原因吧,我心想。

我和卡勒被帶到了一間密不透風的地下室,在這裏見到了另外三名被選拔出來的同誌,他們將是我們未來的大學同學。團中央一個兩米高的大個子同誌給我們上了第一堂課。在講話的第一部分,他一直在對法國和意大利等國的共產黨大批特批,斥責他們“搞泛歐洲同盟,大有退變為社會民主黨的危險”。我不解地問道:“難道共產黨人不應該團結一致反對右翼勢力嗎?”講話的同誌寬容地笑了笑,說:“我們讚同所有左派和民主力量結成最廣泛的統一戰線,但我們絕不容忍投敵叛賣者。關於這一點,將來你們還會‘在校上’得到更加深入的教育。”“在校上”?這還真是一個聞所未聞的新詞匯。盡管我心中一時還充滿疑惑,但想到自己已然成了這個秘密同盟中的一份子,驕傲和自豪的心理還是占了上風。

接著,勞工青年團中央的同誌開始切入這次預備談話的“核心點”——男女作風方麵的紀律問題。隻聽他提高了嗓門說道:“你們是受了委派的,肩負明確的戰鬥任務,那就是學習革命鬥爭的理論和實踐,並且最終將它們運用在這裏——聯邦德國。你們的戰場是這裏,而不是其他任何地方……”他說的每一句話裏都少不了“戰鬥”這個字眼,“你們將在學校裏遇到來自全世界的戰士們,來自歐洲的,來自智利、越南、巴勒斯坦和阿富汗的——當然了,還有來自民主德國的‘自由青年團’團員。大家必須要牢記一點,那就是:不正當的男女關係是絕不允許的!”

誰也沒有聽明白最後這句話和報告的其他內容之間究竟有什麽聯係,就連經驗豐富的卡勒也不明白。團中央的報告人試著加以解釋,但他的表述聽上去頗有些複雜:“我們必須汲取反法西斯鬥爭的經驗和教訓,有些同誌隻顧沉湎於男歡女愛,卻把自己的戰鬥任務拋之腦後。這些行為如此輕率的人,他們要為集中營裏成千上萬的死難者負責!”

原則上,男女作風方麵的紀律專門針對以下情況:與他人發生戀愛關係者,日後很可能會到對方國家生活。而我們應當在結束了一年的培訓之後在聯邦德國繼續戰鬥,因此——嚴禁戀愛。

我對此沒有異議。對我來說,為了革命事業,過一年苦行僧式的生活又算得了什麽呢!

附記:

三十年前的歐洲,也曾有一群年輕人,懷揣熾熱的革命理想,義無反顧地投身這個動蕩的世界,用自己的燃燒去換取曆史的進步,尋求光明的意義。佳傑思在他的自傳體小說《我的憤青歲月》裏,以犀利生動且不乏幽默的筆觸向我們展現了他所經曆的風雲變幻的三十年。

摘自:《我的憤青歲月》 作者:[德]佳傑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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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koelle 回複 悄悄話 挺親切的。俺在科隆時認識幾個象本書作者那樣的憤青,他們在1968年鬧了一場革命。一哥們自稱是毛派,能背誦部分Maobibel。還有一哥們收藏了一個中國老紅衛兵穿過的塑料鞋底,據說老紅衛兵當年穿著它步行到北京天安門接受毛主席檢閱。有些68er後來參加了綠黨。
Africangrey 回複 悄悄話 很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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