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病？鈔票？男人？上海妓女脫胎換骨的輪回

    “阿拉要被剃光頭送到蘇北去敲石子嗎？”

    “啥，送到東北去配傷兵？儂幫我尋個有錢的好共黨做老公好伐？”

    1951年11月25日，上海會樂裏的50多名妓女告別了“華燈起、車聲聲”的“夜生活”，坐上大汽車和其他執照妓女以及流鶯們被送進了位於通州路418號的上海婦女勞動教養所。然而，換了“新天地”後，離“如夢初醒”依舊隔著漫漫長夜。

    照張愛玲的講法，天下凡女人便是同行。於是這改造，便成了脫胎換骨的一個輪回——妓女們在疾病、金錢、情欲和倫理中掙紮翻滾，期盼著超升。

改造？先治性病！

    行動第二天，許多上海報紙都引述了一個叫吳彩鳳妓女的反應，據說她站在閘北分局的一張凳子上宣布說：“姐妹們，我們解放了，我們新生了！……今天，是我們最可紀念、最感到光榮的一天。”

    然而在這等豪情背後，妓女們的眼中心中實際上滿是恐懼。第一批被收容的501人有一半人患有性病，90%的人有心髒病、斑禿癬等疾病，大多數都有毒癮。於是體檢這樣的善舉，竟然成了她們的第一場噩夢。“軍隊在朝鮮失利，傷兵等著要輸血，政府要抽我們的血！”也不知是誰在教養所散布起這一謠言。結果沒過幾天，抽血的大夫來了後，妓女們又吵又鬧，有的把瓶子也摔了。後來大夫和幹部一塊兒來了，說凡有梅毒的一律住院治療。妓女們這才相信，共產黨是真的要救我們。

    上海市政府調配各性病診所的醫資，在教養所安裝了醫療設備，住院費用由政府支付。，甚至還從抗美援朝的解放軍那邊調撥過來一批緊缺的青黴素。

鈔票？自己去賺！

    1948年，一項對上海市500名妓女的調查數據顯示：56%的妓女對她們的職業表示滿意，主要因為這一職業比起她們所能從事的其它職業來，收入更加豐潤一些，有一半人表示無意改換職業，更有近四分之一的人表示想找一個有錢的丈夫。

    馬克思曾經把資本主義製度下的妓女稱之為“整個社會生產方式的一部分”。不容質疑，一張張需要吃飯的嘴巴成了妓女改造的首要問題。沒有了相好，她們加入了勞動婦女的隊伍。教養所根據收容妓女的健康狀況、勞動力強弱和特長等，按照“粗工易學”的原則，組織她們參加各種勞動生產。鴻興織造廠運來了40部閑置織襪機，次年又增加了兩部彈棉機，後來還增添了手套工場。

男人？遠嫁新疆！

    從良對於多數妓女來說是一個黯淡的未來。老大嫁作商人婦的本質不過是成為商人購買的另一宗可以永久使用的性商品。

    妓院被衝掉時，已經有一部分妓女回鄉或嫁人，也有老鴇帶著妓女去了香港。沒有著落的妓女，則被“剃光頭”，“共妻”等傳言嚇得魂不附體。一些膽子大的“秋儀”（蘇童小說《紅粉》的女主角）就在被卡車拉去“訓練營”的途中逃跑了。被關進去的尤物們有的對著鏡子癡癡地照，把頭發梳了又梳；有的把窄窄的旗袍硬套在胖墩墩的身子上，扭動著屁股；她們聚在一起最多的話題就是談男人，有時談著談著，竟尖叫起來：“麽男人，悶死我了！”

    在長達兩年的無性生活過後，1953年，教養所開始陸續釋放改造好的妓女，標準是政治表現好；疾病痊愈，無惡習；有技術，社會上能接收。在上海沒有親戚的，送回老家；有親人的，分配到城鎮工廠；“剩女”們則由工作人員陪著，送到甘肅、寧夏和新疆的國營農場，因為“那裏沒有女的，大部分人找不到老婆”。於是，背井離鄉的女人們便回到了一個相對安全的家庭關係中，並有了一份穩定的工作。

上海婦女勞動教養所

原址：通州路418號

    1947年4月，上海市社會局在通州路418號創辦上海救濟院習藝所，收容“黃牛”、扒手及操不正當職業的遊民，實施感化教育。上海解放後，有關部門先後接收處接管原習藝所，相繼改名為上海市勞動生產教養所、難民收容所、上海市第二勞動生產教養所。1951年11月，撤銷第二勞動生產教養所，改為上海市婦女勞動教養所。婦女勞動教養所建所後，拆除舊有危險房屋，新建宿舍與醫務室等處，翻修部分殘破房舍作為勞動生產用房。1958年2月，新藝工廠並入婦女勞動教養所，定名為新藝工廠。如今這一片已經林立著高層和多層新建築，老工廠的痕跡已經一點也沒有了。

往事

四馬路，老上海的“紅粉街”

    書香四溢的福州路以前叫四馬路。老四馬路，原名“布道街”，得名於工部局董事、傳教士麥杜斯基督教講經布道的場所。四馬路在第二跑馬場建成後逐漸成為老上海的“紅粉街”。當時那兒東段集中了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開明書店、時報、華美報館一些新聞出版業，也有藥店、旅社、澡堂、戲院，但最多的卻是集中在西段的妓院。叫的出名字的有久安裏、清和裏、尚仁裏等等，最出名的是會樂裏（原址現為萊福士廣場在雲南中路上的邊門）。

    在1925至1948年的二十多年時間裏，會樂裏整個弄堂幾乎看不到一個小孩，即使有也是老鴇從外麵買來的小女孩。每幢房子的門口都掛著一盞門燈，後來也有改為霓虹燈的，其形狀有圓有方，還有八角形的，上麵寫著妓女的名字，入夜燈光齊明，藉以招徠嫖客。

    汪偽統治時期，這裏的嫖客幾乎都是日偽軍大小頭目。抗戰勝利後，會樂裏又成了國民黨接收大員尋歡作樂的場所。據《時事新報》1946年1月17日一篇報道記載：“那時節，會樂裏大弄口聳立著巨型彩牌，蔣主席大幅畫像的四周，裝著無數電燈，光耀奪目，與弄內‘紅、玉、香、琴’之類的豔名廣告燈互相爭輝。吉普車與流線型汽車代替了過去弄堂裏的三輪車與自備包車。”這番燈紅酒綠被描寫得活靈活現，更為有趣的是，四馬路上，在文化人和妓女之間存在的一種“共生”關係。

    每年，上海都要在報紙上公開評選上海皇後、名花、狀元、花國大總統。參選的交際花們最需要記者在報紙上吹捧。於是當這個齷鹺的“皮肉紅包”一塞，就催生了一批“紅粉文人”。他們成天泡在四馬路上的娛樂場子裏，和那些“長毛狀元”、“女校書”打得火熱。捧紅了花魁，自己也樂得一些回扣。而女人呢，選秀成功了就可以當明星、傍上高官和大款，最不濟的也可以在自家的窯子裏做做“花魁”，升職發財。這倆行當就這麽一搭一檔，配合交關默契。

    至於“布道街”是怎麽更名為“福州路”，這說來還有一個香豔的故事。1864年，這條從外灘至西藏中路全長1453米的大路辟築成功。工部局一位名叫馬大提的英國董事來中國時，曾在福州登岸，遇見一美貌女子，便強娶為妾。在董事會商議為延伸後的布道街取路名時，馬太提居然提議以其妾之出生地命名。在董事會一幹人驚豔羨色的啼噓聲裏，“布道街”從此更名為“福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