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毛澤全的兄弟情(圖)

今年（2009年）是我的丈夫毛澤全誕辰100周年。我以86歲的高齡，寫下毛澤東與我們一家人以及韶山鄉親們之間的一些往事，既表達對他們的懷念，也是為給後人留下一份紀念。

我和毛澤全相識是在1942年冬，當時他在華野一師二旅供給部任副部長，我在蘇中二分區供給部任會計股長，後來二旅與二分區合並，我們便在一起工作了。當時他的姓名是王勳，共同工作一段時間後，經常接觸互相有了了解，經分區政委陳時夫、司令員段煥競從中撮合，我們於1943年春結婚了。當時他隻簡單說過他原名叫毛澤全，1938年從延安黨校畢業，分配到皖南新四軍軍部岩寺兵站當指導員。

圖：毛澤全是毛澤東沒出五服的堂弟。照片右一是徐寄萍、右二是毛澤全，左一是毛澤全的親哥哥，前排右一是毛澤全的三女兒毛遠平，右二是毛澤全的大女兒毛遠慧。

1950年部隊過江後，23軍駐紮在寧波，軍後勤部駐章橋鎮，我這時已經臨產，因為前兩個孩子都是在戰爭年代生產，這次想好好坐個月子調養一下。臨產前托人把我媽媽從上海接了過來。

當時我們一家住在章橋一個殷實的老百姓家裏。3月26日下午，醫生到家裏來接生。我媽媽一直守在身邊，孩子順產生下來了。剛生下小孩沒兩天，毛澤全接到調令，要他即時去南京軍區後勤部報到。因23軍很快要去打舟山，我們不能留守。在小女兒遠平出生的第8天，我們出發隨行南京。記得當時我們老少5人加上警衛員、運輸員3人連同全部家當，乘坐一輛軍用小吉普加一個拖鬥從章橋出發，經杭州、上海一路顛簸到達南京華僑路軍區招待所。我們倆都分配在南京軍區後勤生產部工作，澤全任部長，我任財務科副科長。

1950年春我們調到南京華東軍區後勤部工作，王勳經組織批準恢複了原名毛澤全。1950年夏他出差去北京，回來後告訴我，他此次去中南海見到了毛主席。主席問他延安分別後到哪裏工作去了，怎麽一直未聽到消息。他告訴主席自己曾改名王勳。主席詼諧地說:好嘛！王字的筆畫端端正正，不像毛字底下還有個尾巴呢！接著詢問了他10餘年來工作學習及組成家庭的情況，並向當時在場的陳毅同誌介紹“這是我的弟弟毛澤全”，陳司令員笑道:“知道！我們在皖南鹽城軍部都見過。”1952年，我們又從華東軍區調北京總後勤部工作。

1952年“十一”剛過，正值中秋佳節下午，中南海來車接我們一家去見毛主席。澤全和我及遠慧、遠玲、遠平三個女兒一道去的。進了中南海西門車開到一個院內，隻見毛主席正坐在一個涼棚下的藤椅上看材料。見我們來，他很高興地站起來說:“喲！澤全，你還有這麽一大家子，好！好！”我們倆趕緊走上前和主席握手，孩子也上前去喊:“伯伯好！”“好、好，娃娃們好。”主席高興地邊答應邊招呼:“坐、坐，大家都坐下來。”我見主席這樣熱情而隨和，也就放開情緒不再拘束了。主席問我家庭和工作情況，我說我是1940年在上海參加了學生協會，1941年隨一批同學到蘇北新四軍一師參軍，父親是教員，已病故，現有母親和兩個妹妹，兩個妹妹在上海工作，是解放前入黨的地下黨員。主席連連說:“好！好！你們是革命家庭!”他風趣地問我:“你是從上海去革命根據地的高中學生，為什麽要找澤全這樣一個土包子，種過地的泥巴坨子？”見我不好回答，他接著對我倆說:“這很好，你們一個是工農分子，一個是革命知識分子，我黨就是要知識分子工農化，工農幹部知識化，互相取長補短，互相幫助學習。”主席還關心地問我:“看上去你身體較瘦弱，有什麽病？”我說:“沒大病，隻是常頭痛。”主席說:“你去醫院看看耳朵，有時耳朵有病治好了，頭就不痛了。”我感激地答應著。接著他又問孩子們在哪兒上學，遠慧說:“我在十一小學三年級，妹妹遠玲在五一幼兒園，今天同學知道接我到中南海見毛主席，都要我代問主席好！”毛主席高興得一個勁兒地笑。談了一會兒話，葉子龍同誌過來說進屋吃飯吧。主席說:“娃娃們不能吃辣椒，今天添盆炒雞蛋給娃娃吃。”

進了客廳見到主席姨表兄王季範老先生，還有幾位從韶山來的鄉親也接到這裏來了，其中有主席的老師李漱清，主席幼時的夥伴鄒普勳滿舅舅(澤全的親舅舅)。聽滿舅舅說，老家鄉親們想來的人太多，經主席同意來才接待，不經事先招呼的來也不接待。到北京後主席很熱情，給每人製一套毛衣褲、一套料子衣服、一頂鴨舌帽子。滿舅舅鄒普勳在鄉間是個刻石碑文的石匠，一經穿戴起來顯得精神多了。吃飯時四菜一湯，都是苦瓜、茄子、辣椒之類，外加了一盆炒雞蛋。主食是紅糙米、小米加青菜做的二米飯。主席吃的很香，還細心地要一旁的秘書同誌另放一個碟子說:“普勳有病、另外單獨夾給他吃。”

飯後一起圍坐著，主席抽煙，我們吃蘋果。五歲的遠玲說:“伯伯，我給您跳舞。”主席高興地說“好！好！”遠玲邊跳邊唱，主席還和著拍輕輕地拍著手。兩歲半的小遠平很安靜地坐在沙發上，睜著一雙大眼睛看著坐在對麵的主席。主席笑著指著她說:“你看娃娃這雙明亮的眼睛，正在仔細觀察周圍的世界，以後世界是他們的，有他們鑽研的時候呢！”

我們告辭前，毛主席讓葉子龍將桌上的鮮果和糖果拿一些給娃娃們帶回去吃。主席隨我們出院門，忽然問:“怎麽少了一個娃娃？”我笑著說:“遠平睡了，已先抱進車中。”主席鬆了一口氣。車子慢慢開動了，我們隔著玻璃看到主席還站在那裏揮著手。

1954年深秋，毛澤全的母親來到北京。當鄉親們聽說鄒普勳及一批鄉親受到毛主席的接見後，也想去見見主席。毛澤全將這意思打電話告訴了中央辦公廳。第二天，葉子龍同誌乘車到總後勤部大院接我們去中南海，我們領著婆婆及三個女兒同去。在車上，葉子龍笑著說:“今天去的人比較多，主席的孩子平時住校，今天是星期六也都回來了。”

車是從新華門進去的，下車後剛走到客廳門口，毛主席就迎出來叫了聲:“嬸母您好！”並埋怨我們，嬸母到北京這麽久了怎麽不早告訴他？！婆婆已近80歲又是小腳，他親自扶著婆婆上台階，說:“慢點走、慢點走。”走進客廳一看，人確實不少，有錢希均、毛遠耀和愛人胡覺民、王季範和他的孫子孫女、鄒普勳、文家兄弟二人，還有其他幾個鄉親。主席說我還有點事，你們先坐坐或到附近轉轉去。我們帶著孩子出豐澤園到海邊垂柳下散步，並看了懷仁堂。返回客廳正在準備開晚飯，主席的女兒嬌嬌(李敏)、李訥和岸英愛人劉思齊也來了。嬌嬌非常活潑熱情，兩條長辮子對彎盤在兩耳後邊，笑著倒茶水，削水果，招呼客人。李訥不愛言語。她們三人都像當時中學生一樣裝束。客廳裏擺開了兩個圓桌，大人一桌，年輕的和娃娃們一桌。飯仍是紅糙二米飯，菜比較豐盛，但也是一般的炒菜。我記得深的是一大盤紅燒豬肘子，葉子龍將肘子皮挑了一大塊夾給主席，主席很快吃了。葉子龍又從娃娃們那桌上夾了一塊放在主席碗裏，主席吃得特別香。主席談笑風生，和文家表兄弟們談起在外公家讀書的事時，外公家堂屋掛的對聯仍背得出來。文家兄弟帶去幾本當年毛主席用過的線裝書籍，我拿過來一看，書中每頁都有用毛筆寫的蠅頭小楷，可見當年主席讀書的刻苦、認真。

談話中，主席指著我婆婆對毛澤全說，你母親是個好人，舊社會裏帶著你們受了很多苦，現在你們要好好照顧她過一段好日子。主席還說，我有一次到韶山調查，她見我腳上布鞋破了，就連夜趕做了一雙新布鞋給我穿。有一位鄉親問主席，怎麽沒見江青同誌？主席說:“她是候鳥，冬天去南方，夏天去北方，不常在家。”

另一位鄉親提出請毛主席寫個條子給湖南省政府，替他在湖南安排一個參事之類的工作，主席神色立刻嚴肅起來。他說:“建國後韶山很多鄉親想來北京看看，我是很歡迎的，但一年不能來得太多，來的多了我招呼不起喲，你們來去的一切費用都是我的稿費付的，另外還要給當地政府添麻煩，所以不能多來。生活確有困難，我可以接濟點，至於安排學習工作這類要求就辦不到了。你們也不要打著我的旗號找湖南當地政府麻煩，這點請你們原諒，也請回去後和其他親友們說清楚！”後來聽鄒普勳對我們說，這次來的鄉親們每個人添了一套絨衣褲、一套棉衣褲，規格比上次降低了，主席也真有些招待不起了。

1956年4月的一天，晚10時許，中南海來電話，通知我們立即和剛從韶山東茅塘家鄉來的純珠哥一道去見毛主席。這次是到主席辦公室。房子不大，放了一張辦公桌，幾張沙發。我們一進門，主席就爽朗地說:“我剛睡醒，現在是我最精神的時候，大家先吃飯後談。”其實我們已吃過晚飯，當時就在辦公桌旁放了兩個不大的方桌，桌上有幾小碟炒茄子、辣椒、苦瓜、西紅柿炒雞蛋。主席指著西紅柿說:“這東西我就不愛吃，可醫生說有營養，雞蛋呢，醫生一會說應多吃，一會又說不能多吃，我就不管那一套，醫生的話不可全聽也不可不聽。”飯後，主席向純珠詢問家鄉農業合作化的情況，問農民對合作化喜不喜歡。純珠說，喜歡。主席說:“真喜歡還是假喜歡？”接著問每個農業合作化範圍有多大？每戶是不是還自家喂豬？純珠一一作了回答。

主席說:“農業社目前宜小不宜大，回去後告訴鄉親們每戶還是要多喂豬，豬多肥多，地裏肥足就能多打糧食。”純珠連連說是。純珠是種田能手，他想不到主席對種地養豬這類事操這麽大的心。主席又問“你母親身體好嗎？”純珠回答:“身體還健康，還能喂豬喂雞，隻是下的雞蛋自己舍不得吃，賣了換錢用。”主席即說:“拿200元給你帶給嬸母買點吃的補補身體。”說完要秘書去拿錢，澤全在旁即說:“不用了，我們常寄錢回去。”接著主席又問道:“澤全，你現在工作任務緊嗎？”澤全回答:“現在正在總後辦的幹部哲學學習班學習。”主席聽後說:“那正好，你學習完後和總後領導請個假到湖南跑一趟，到你過去打過工、種過地的地方去了解一下農業合作化的情況和問題，回來後向我匯報。”說完主席又坐到辦公桌旁用毛筆給毛禹居寫了封複信，要純珠帶回去。主席寫完信後對我說:“上次你不是想拍張合影嗎？那天沒拍成，今天就拍吧。”攝影師來後，主席說:“我們就這樣自然地坐著拍好吧？”我笑著要求:“還是站在一起合拍吧。”“好！依你的意見。”主席說道。就這樣，主席在中間，毛澤全和我及純珠站兩邊，遠慧、遠平在前麵，後麵是兩盆令箭荷花，這是我和孩子們最後一次見主席，也算留下這張合影作為珍貴的紀念。

1957年秋，毛澤全調總後內蒙古集寧辦事處工作，走時未打攪主席，到集寧後才寫信告訴主席，並要求寄一張主席全家相片。不久，主席的機要秘書高智同誌複一回信說主席沒有全家合影，並希望我們在新單位好好工作，信中附來主席站在湖邊垂柳下的個人相片一張。此後我們雖曾多次進京，但再也沒有見過主席，直到他老人家去世，才在鬆柏叢中見到了他老人家的遺容。

毛澤全早年從韶山跑出來追隨毛澤東走上革命道路。這位比親哥還要親的堂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不幸去世，毛澤全因悲痛過度而昏厥兩次，住進了301醫院救治。他們兄弟之間的感情和他對毛主席的愛戴是深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