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春橋在獄中】第六章 張春橋獨特的性格和脾氣

作者：師東兵

第六章 張春橋獨特的性格和脾氣

凡是和張春橋第一次接觸的人，都會有一種感覺：他不愛多講話，是一個沉默寡言的人。這種獨特的性格使他在年複一年、日複一日的枯燥工作中並不顯眼，也不引人注目。這恰恰是在和平的日子裏一個政治家的最重要的素質，是一個成就一番大事業的人的起碼條件。毛澤東在評價張春橋的時候，就這樣說：“根據我自己的親身感受和中國革命的實踐，真正有希望的人是善於思考和埋頭苦幹而並不願意出風頭的人，那種大轟大鳴、自吹自擂的人隻會變成曆史上曇花一現的角色。張春橋就是一個善於思考的人，我看他是有希望的一個理論家。”

林彪對張春橋也有自己的評價，他對陳伯達說：“我一見四眼就覺得不順眼，和他在一起感到陰沉沉的，是一個深不可測的人物。在蘇州頭一次和他打交道，就預料到他會爬上來，沒想到果然成了一個人物。你們要注意他，越是在人前不多講話的人，你們越是要有所警惕。張春橋的城府很深哪。”

不管怎麽說，張春橋在政治上的確有他自己的一套應變策略和措施的。首先，他很謹慎，他從不輕易向任何人暴露自己的觀點和看法，除非是在他確認有了把握後才出其不意地亮出自己的底牌。為此，他身邊的人都是一些他認為自己能夠控製得了的角色。這就決定了他信任的圈子實際是很窄小的。他的這個性格特點在他沒有充分掌握大權的時候，是個優點，但是到了他擁有很大的權力，成為了不起的一方諸侯的時候，就要成為致命的弱點。這一點，到了他進入監獄的時候，他有所領悟。但是，已經晚了。

毛澤東曾經多次提醒他：“要注意團結，和一切能夠團結的人搞好關係。要讓人們都知道你張春橋是為了整個革命的利益而鬥爭的，不要搞那個小圈子。多向總理學習，學習他的各個方麵，特別是要學習他善於處理和各方麵的關係。有了權力以後最重要的是善於運用權力。這裏有藝術和講究的。”這點，恰恰是這個理論家所忽視的。

其次，張春橋善於通過別人的嘴和別人的文章來表達自己的觀點，實現自己的意圖。這本是一個道行頗深的政治家走向成功的基本要訣，但是張春橋玩弄這一套確是老道精熟了。在政治的角逐中，他充分地發揮了姚文元這些人的作用，而他則在背後搖羽毛扇子並收到了極大的效益。他注意實際的收獲而不是像某些輕浮的三流政治家那樣在名利上斤斤計較。這使毛澤東對他產生了好感，對他的忠心和理論修養深信不疑。

“春橋同誌，你今後要在駕馭全局的能力上狠下功夫。”毛澤東在一九七六年二月和他談話的時候，語重深長地說，“我說的這個全局，就是駕馭整個國民經濟的能力。從理論上和觀察問題的水平上，你和文元都已經打了合格的分數，現在是要學會經濟管理。為什麽我要讓你們在上海這個陣地上再幹他幾年呢？一是這個地方重要，學會了管理上海，就能夠管理全國。我把上海作為你們的試驗地，就是讓你們將來能夠管理整個國家。”

這話，張春橋始終沒有往下傳達，隻給少數的幾個人講了講。後來，還是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組碰頭會上講道：“主席就是要讓春橋同誌多在經濟工作上下點功夫，是把上海作為主席的試驗田的。有人一定要在上海的問題上作文章，那就讓他試一試吧。”

第三，張春橋在政治上有一種執著的追求，認定了一個方向或路子後緊迫不舍。就是到碰得頭破血流時，他也有一種殺身成仁的勇氣和膽略。這在他進入囚牢後表現得更加突出了。剛剛被捕時，他還不失那種領袖的氣質，希望借助外麵的力量來使自己重獲當年的威風。但是隨著政局的發展，特別是當鄧小平宣布複出的時候，他的臉完全變了，像白紙一張。他每天都把衣服整理一個來回，擺出一副隨時要就義的架子來應付日益頻繁的審訊。

“你知道嗎？小平同誌站出來了。而且，站出來就恢複了他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的職務。”看管他的警衛幹部檢查他房間時對他說。“你有什麽看法？”

張春橋鐵青著臉回答：“這是我早就預料到的，不但鄧小平要站出來，而且凡是毛主席領導我們打倒的一切反動派都要站出來。這是必然的，肯定的。華國鋒不這樣做，他的那一套修正主義綱領就沒法往下貫徹，這是兩條水火不同的路線必然要產生的結果。”末了，他還特意加了這麽幾句：“這樣做，對鄧小平來說怎樣都不算過分。但是對華國鋒來說，他每往下走一步都是自打嘴巴，都是他走向滅亡的開始。”

那個警衛幹部半信半疑地打量了他幾下，出去了。他們早已接到通知，他們隻負責監管這些人而不能和他們進行任何形式的接觸和談話。

是的，一九七七年七月十六日至廿一日，在北京舉行了中共十屆三中全會。全會一致通過了《關於追認華國鋒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的決議》、《關於恢複鄧小平同誌職務的決議》、《關於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的決議》；全會完全同意中央政治局關於提前召開中共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定，完全讚同中央政治局為召開這次代表大會進行的各項準備工作，並一致通過了黨的十一次代表大會的議程。根據這些決議。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和姚文元被宣布永遠開除黨籍，撤銷了黨內外一切職務。

這一切，雖然是在張春橋的預料之中的事情，但是他還是認為他們幹得太快了，太露骨了，全然不怕他們的這些措施激起民變。

這就是毛澤東常常說的“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叫我說十年也不成”的原因。

張春橋雖說是經過了文化大革命後直上青雲，成為地地道道的重權在握的政治家，但是他畢竟是秀才出身，從來沒有脫離過筆杆子，他和飽經風霜、從戰火中衝殺出來的革命家、政治家畢竟是有著很大的區別。

一九三七年底。二十歲的張春橋來到了延安。在這裏，他接觸到了許許多多在上海隻是聽聞而如今活生生地感受到的許多人物。這些人物後來大多都成為新中國舉足輕重的領導人。

張春橋的筆杆子和他在上海寫的文章，成為他早就是革命者的有力證明。後來康生在和一些反對張春橋的人談起他時曾說：“張春橋在上海和來到延安寫的文章我都看到了，都是貫徹著批判和戰鬥的這根主線的。他的觀點基本上都是正確的。你們看過他的文章嗎？沒有看過就不好發表議論。上海有一批極端派策劃炮打春橋同誌，這是完全錯誤的。這也好，可以證明敵人的狡猾，如果沒有這些，我們今天就沒有什麽好講的了。”

　　康生想起他第一次見到張春橋的情景，那是在延安的一次會議後，當時他剛從莫斯科回來不久，他在中央黨校和好幾個單位給黨員幹部作形勢報告。一個長得精瘦的年輕人給他當麵交了一封信，稱他“是正統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權威”，提出了這樣一個觀點：“康生同誌，不管現在蘇聯回來的要員們承認不承認，都得看到一個最基本的事實，這就是中國人民的革命根本離不開毛澤東同誌的指導和指揮。我可以非常自豪地講，毛澤東就是中國的列寧和斯大林。我們隻有在這麵旗幟下才可以贏得抗戰的勝利。我希望你能夠堅定地站在毛澤東這一邊，充分發揮你在共產國際中的威望，為確立毛澤東的正統思想地位而作出貢獻……”康生坐在椅子裏，問了他許多關於上海的情況，他對答如流，完全符合康生的心意。於是，康生記住了張春橋。

“你是什麽時候入的黨？”康生最重視入黨時間和參加革命的經曆。

張春橋回答：“我在上海曾經入過黨，但是那個組織被取消了，是一些有問題的人組織的。上海的情況比較複雜，各色各樣的人都有打著共產黨旗號在活動的，一些熱血青年往往搞不清楚。所以，我最近在延安重新加入了黨組織。”

“我在上海工作了多年，對那裏的情況很了解。你說的這些情況大體符合實際。好好幹吧，你是有前途的，你的觀點我完全讚成。你還是發揮你的筆杆子的作用，為偉大的抗戰服務，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普及服務。”

這樣，他們成了很好的朋友，建立了聯係。

幾次的接觸。張春橋的文章和他所寫的消息引起了康生和許多中央領導人的注意，把他推薦到毛澤東那裏。但是，毛澤東沒有像康生那樣和張春橋徹夜長談，繁重的工作壓力使他還沒有精力顧暇這位未來理論家的存在。盡管如此，張春橋還是嶄露頭角了。兩年後，他擔任了《晉察冀日報》的副總編。

中共中央北方局書記彭真起初對這個精幹的秀才很重視，願意看他寫上來的報告。有幾篇報告是他讓張春親手動筆來寫，但後來發現是張春橋指示別人寫的，彭真很有意見了，批評他：“有些涉及保密的文件和報告還是應該由你來寫，不要輕易地交給別人動筆，否則出了問題你可是負不起責任的。”

張春橋點點頭，表示承認錯誤。這個人有一個特點，那就是決不輕易地寫檢查。有人對他說：“像彭真同誌批評的事情一般人都是要寫檢查的，你不寫檢查將來怎麽說服別人？”張春橋回答道：“屁大的小事何必要大張旗鼓！他彭真的話又不是聖旨、皇帝，難道他說什麽我們都要當作令箭嗎？我可以告訴你，除了毛主席的話可以於條件地服從和執行外，對任何奇特的人都可以打問號。經過一整風，我們對任何事情都要有個分析和思考。”那個人見他態度嚴厲，便不再說什麽了。

在報社時，他和擔任社長兼總編的鄧拓在許多問題上有分歧，但是他絕對不向任何人流露出來，表麵上他和鄧拓的關係還處理得不錯。直到彭真親自過問一些事情時，他才狠狠地把鄧拓告了一狀。

一九四三年初，張春橋通過康生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批評劉少奇一九四二年十月十日赴延安途中在北方局黨校所作的《中國革命的戰略與策略問題》的報告。認為裏麵有許多觀點和毛澤東同誌的論述格格不入。劉少奇在報告裏聲稱蔣介石是“革命的旗幟”，“抗日建國的領導者”，“國民黨是一麵具有大作用的旗幟”， “有很大的力量，甚至可以說世界上任何一個黨有它這樣大的權力，它掌握有廣大的政權，擁有幾百萬武裝，在中國人民和世界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最通俗的、合法的組織形式，最好的現成的形式。”張春橋認為，劉少奇的這些觀點最容易在廣大的黨員和幹部中造成這個黨是統一戰線的領導者的影響，不利於發揮我黨的主動性。他引用了劉少奇在報告中的幾段原話：“我以為中國革命能在國民黨三民主義這麵旗幟下進行。至少是民主革命這一段，要比用奇特的旗幟順利得多”，“如果說是實行三民主義，人家都不怕，說是實現中共的最低綱領，人家都要有些害怕。其實這兩者的內容基本上都是相同的，那麽我們為什麽不說是實現三民主義，而硬要另搞一套呢？”“在我們隊伍裏，也有少數同誌有了幾個槍杆子．就以為不得了了，可以取得天下了，張牙舞爪地把國民黨都不放在眼裏，這遲早要出事的。”張春橋一一地批駁了劉少奇的這些觀點，說：“劉少奇同誌的這些說法完全是右傾機會主義的東西，在華北的影響很大，我認為有著從根本上糾正的必要，使全黨的認識統一到毛澤東同誌的正確戰略和策略上來。”

　　抗戰勝利後，張春橋隨同《晉察冀日報》來到張家口，在一間簡陋的平房裏審稿、寫社論。雖然後來戰爭的炮火越打越烈，但是張春橋畢竟沒有到前線去，沒有指揮過一次大的戰爭。根據需要，這位年輕的筆稈子從這裏來到石家莊，擔任了《石門日報》的社長。這裏是他人生的一大轉機時刻，他到了中共最老資格的革命家柯慶施的手下。

張春橋早就聽說過柯慶施的傳奇般的經曆：一九二零年，十八歲的柯慶施就參加了社會主義青年團；一九二二年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然後到蘇聯學習，親眼見到了列寧，並且和列寧談了話。所以，他對這位剛剛上任的石家莊市市長的老布爾什維克充滿了神情和尊重。

《石門日報》改名為《石家莊日報》後，張春橋和柯慶施的關係更加密切了。他們通過幾次長談，許多觀點產生了共鳴。特別是他們對中共最高層看法的一致，使連接他們之間關係的紐帶更緊了。

“毛澤東將是建國後的最高統帥，在全黨沒有任何人能和毛主席相比，他的智慧和能力，他的思想和理論都將是空前絕後的。不看到這一點就將要犯絕大的錯誤。”

　　柯慶施認真地聽著張春橋的分析，不住地點頭，連聲稱是。

張春橋繼續說：“建國以後中國何去何從，我認為毛主席就是認定了一條，走蘇聯的道路，而決不會是走英美的方向。劉少奇十二月十四日對石家莊工作的指示起碼是右的。他以資產階級代表的身份，宣揚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利益一致，說什麽‘為了發展私人企業，就得保證它有相當的利潤，否則，不僅害了資本家，害了公家，也害了工人、貧農，使大家同歸於盡，毫無好處。’這些觀點和毛主席的指示並不一致。現在形勢發展很快，我們的工作還是多請示毛主席為好。因為這涉及到前途的大事。”

“好好，你說得很有道理。”柯慶施說，“其實我對劉少奇最了解不過了，他在抗戰前就是一個老右傾，沒有什麽大的本事，就是會遇到危險時往後退。他在組織路線上也有問題，用的就是彭真、薄一波這些人。他們在抗戰前都有一定的問題，起碼是寫了自首書出獄的。在所有的字眼裏，我最恨的就是‘叛徒’二字。他偏偏在組織路線上就是依靠小圈子的人，我看將來都是站不住腳的……”

兩人不謀而合了。就在不久，張春橋成了石家莊市政府秘書長兼《石家莊日報》社社長。那時，整個形勢發展得相當快，沒有幾個月，上海解放。三十年代就在上海待過多年的張春橋重新殺回故地，擔任了華東地區新聞出版局副局長。一九五一年初秋，他又成了上海《解放日報》的社長兼總編，成了獨守神州東南方向的一個喉舌……

一九五五年，五十三歲的柯慶施以中共中央上海局書記的身份來到上海，立刻會見了張春橋。這下，故友重逢，說不盡的萬語千言，他們商定就以上海為基地，真正大張旗鼓地要幹一番事業了……

還在主持《解放日報》的工作時，張春橋就發現了一個文筆犀利、思維敏捷的小筆杆，經常給報社投稿。他約見了他，這才知道他就是曾經於三十年代大名鼎鼎的作家姚篷子的兒子姚文元。姚文元於一九三一年出生於上海，十七歲的時候，他在上海滬新中學高中理科二年級甲班讀書時，加入了中國共產黨。解放後，他擔任了上海盧灣區團委宣傳部幹事。和張春橋接觸上以後，他的文章經常見報，成了上海小有名氣的評論家。

　　盡管張春橋和姚文元地位懸殊，但是以文會友，他們還是建立了友情，經常為寫作的事情而徹夜長談。

一九五五年，張春橋從內部得到了消息，要開始批判胡風的觀點，來頭很大。他立即就想到了姚文元。他說：“現在是你向權威宣戰的時候，通過對胡風的批判，你要殺出一個新的名聲來！”他親自給姚文元出題目，拉提綱，使姚文元一口氣連寫了四篇文章，全部都是發表在《解放日報》上，一下子使他果然成為批判胡風的英雄而名聲大震。

緊接著，反右鬥爭開始。姚文元在張春橋的指點下，政治敏感性大大提高，一篇批判《文匯報》的小稿子《錄以備考》，引起了毛澤東的注意。這篇文章以《文匯報》在報道毛澤東的消息時以最小的篇幅和不起眼的位置的處理和《人民日報》作了鮮明的對照，顯示出《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毛澤東親自指示《人民日報》於一九五七年六月十日發表，並配發了《文匯報在一個時期內的資產階級方向》的社論。這時，張春橋和姚文元都有了用武之地，幾十篇文章，篇篇都是殺氣騰騰的批判和痛駁。所不同的是：姚文元署名是真名實姓，而張春橋則是筆名或化名。

　　柯慶施高興地說：“毛主席要我們特別注意培養無產階級的紅秀才，我看準了，這個紅秀才就是我們的張春橋同誌。他在政治鬥爭中總是旗幟鮮明、立場堅定地站在了黨和人民的立場上，是堅定的革命左派。這樣的左派，在我們黨內是太少了而不是多了。”

在柯慶施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後，張春橋則成為中共上海市委政策調查室主任。一九五八年他的一篇題為《破除資產階級的法權》的文章，受到了毛澤東的讚賞。他指示《人民日報》全文刊登，並親自為報紙寫了編者按：

“張春橋同誌此文，見之於上海《解放》半月刊第六期，現在轉載於此，以期同誌們討論。這個問題需要討論，因為它是當前一個重要的問題。我們認為，張文基本上是正確的，但有一些片麵性，就是說，對曆史過程解釋得不完全。但他鮮明地提出了這個問題，引人注意。文章又通俗易懂，很好讀。”

這是張春橋和毛澤東聯係的開始。和平年代，文人和秀才們容易發展成為一個重要的力量，特別是在中國那個非常特殊的歲月裏，既重文又重武的毛澤東需要像張春橋這樣的筆杆子。所以，他便準備脫穎而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