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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春橋在獄中】第二十章 他拿起了筆 要寫什麽呢?

(2010-10-28 08:15:16) 下一個


作者:師東兵

張春橋發現連續幾天,怎麽一下子看不見報紙了。他向監管員問道:“為什麽沒有報紙送來?”監管員說:“現在對你們兩案的審判期間,為了防止你們串供,根據上麵的指示,暫停你們的報紙供應。”

張春橋冷冷地說:“簡直是煞有介事,好像誰把他們還當一回事!”

經過醫生的檢查,張春橋在這幾天裏血壓正常,沒有什麽不良的反映。“我心裏很坦然,並沒有做任何的壞事,我的血壓當然正常。”張春橋這樣解釋。

這時,從外麵的廣播裏傳來了這樣的聲音:“起訴書指控被告張春橋以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為目的,同江青一起組織、領導反革命集團,是反革命集團的主犯。在十年的內亂中,張春橋是向人民民主專政實行奪權的肇事者和自始至終的煽動者、策劃者,對國家和人民造成了極其嚴重的危害……”

張春橋認為這是監獄故意對他實行的心理戰,目的是摧垮他的精神防線,使他在法庭上低頭認罪,或者挫傷他自傲自尊的威風。

他記得,從文化大革命開始以來,不管是劉少奇、鄧小平,還是那些大大小小的走資派的人們,無一例外地都曾經寫過檢查和交代,向革命人民低頭認罪。而現在,隻有自己能夠在強大的壓力下,堅持著當初的路線和原則。這種氣節是任何政治家們都將為之歎服的。自己給所有的革命者都應該樹立一個榜樣!他這樣想到。

他想起,一九六七年七月九日,在億萬革命群眾對黨內最大的走資派的聲討中,在中共中央的嚴詞責令下,劉少奇不得不向北京建工學院的紅衛兵交出了他的《認罪書》。當時,張春橋就對上海的革命造反派說:“劉少奇認罪,一方麵是我們的勝利,但是另一方麵也是劉少奇不甘心失敗的表示。他認罪是假,反撲是真。他的檢查一出籠,就受到了人民群眾的批判。希望我們的上海拿出真正過硬的東西來。”

他認為,在政治鬥爭中,對方讓你寫檢查,從來都是要把你置於死地的一種策略。無論在什麽情況下,如果向自己的對手寫了檢查,就等於給了人家自己的把柄。將來就是再翻案,也不是那麽光彩的。比如鄧小平就算再有本事,他也不能否認了他曾經向中央和毛澤東本人寫過檢查的真實性,翻自己的案。除了證明自己在當年就不老實,就在耍兩麵派以外,再不能證明別的任何問題。他抱著這樣的觀點,他從一開始就拒絕了任何形式的低頭或認錯,所以就更別提什麽認罪了……

“張春橋,你在法庭上不講話,是不是有點失算呢?”監管員突然進來問他。

張春橋多年來養成一種習慣,他對自己並不熟悉的人從來不交心。一直處於一種冠冕堂皇的應付之中。他具有一種草原上的豺狼般的天性,做事往往有點神秘而又單獨行動的特色,並且他所幹的事情總有這樣或那樣的偽裝,很少留下什麽證據。這就給他的性格更加塗上了一層令人琢磨不透的感覺。自從他被捕以後,專案組的人或者兩案辦公室的審案員,以及後來的公安部、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察廳的人,都千方百計地想撬開張春橋的嘴,想從他的嘴裏挖出點他們所需要的東西來。然而,他們全部失敗了。

張春橋對自己的過去和對於他所幹過的事情,此刻統統守口如瓶。他的沉默和對一切都置之不理的態度,使多少人傷透了心。這天,張春橋突然提出要些紙和一支筆,使監管員立刻作為一件大事報了上去。

“張春橋要筆和紙了,他要在最後的審判時給我們一個襲擊,發表辯護詞了。”審判委員會的法官們迅速作出了判斷。別看他不講話的時候,他們希望他開口,但是一旦他真正要講話的時候,他們的神經一個個都繃緊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裏,他的曆史已經證明了此人是極其不好對付的一個頑凶。當人們的目光對準了費孝通的時候,這位著名的學者和人大常委會的領導人動開了腦筋。

是的,張春橋認為是江青在政治舞台上時間較長的夥伴,也是她最為親信的軍師。他們四個人的倒台,張春橋是認真地研究了他們的教訓的。這四年來,他一定考慮了許多的問題。從他的緘口不言來看,他是最為掌握核心機密的人,也是這個反革命集團最重要的核心人物。費孝通這樣認為,張春橋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曾經是中央最高領導成員的政治家,他采取了沉默的選擇,肯定是經過了痛苦也是他以為最好的決策的。首先他要顧全麵子,其次他知道一旦開口,就必然要把許多的內幕揭開,這正是他不願意的。他寧肯把一個又一個的陣跡留給曆史學家或廣大的人民群眾,也不願意把答案公布在他被捕後的法庭上。所以,從預審開始.他就拒不回答問題。送達起訴書他不接受,律師也不要。有人說:“長時間的沉默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人在閉口幾年之後,就會喪失了語言的功能。從這一點看,也能知道張春橋在政治上的毅力和他對他的信仰的堅定。”

作為法官,費孝通研究了張春橋的十六條屬於他的罪狀,認定了他觸犯的刑律。

一九六七年一月,張春橋說:“我們對所有的權都要奪!”

一九六七年至一九七五年,張春橋多次宣稱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換代”。他夥同江青等人進行了奪取黨和國家領導權的大量活動。對此,有人曾經提出了疑問:’既張春橋認為文化大革命是改朝換代,為什麽在他公開講話裏,包括他在文革中接見群眾組織或各種大會上沒有一絲一毫的流露呢?為什麽連群眾組織印製的材料裏也不見這四個字的片言片語呢?”費孝通是這樣解釋的:“他也知道這句話提得過分,所以他隻是對他的同夥或者親信講這類的話,真正在大庭廣眾下,他對這幾個字是封鎖得很嚴的。”

這種不管科學與否,在法庭是作了認可的。至於張春橋的其他罪行,如: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廿八日,張春橋為了奪取上海市的領導權,製造了上海康平路武鬥事件,打傷了九十一人。費孝通記得,當年這筆帳是記在上海市委第一書記陳丕顯和曹荻秋頭上的。現在,物歸原主,還到張春橋的身上了。

一九六七年五月,張春橋在濟南支持王效禹製造武鬥事件,拘捕了三百八十八人。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張春橋單獨召見蒯大富,首先在全國刮起了打倒劉少奇和鄧小平的狂風。

在張春橋的指使和策動下,奪取了上海市的黨政大權,上海市十二名領導人分別被扣上“叛徒、特務、反革命分子”等等罪名,遭到批鬥。曹荻秋、金鍾華被迫害致死。

張春橋操縱、指揮“遊雪濤小組”進行特務活動,製造冤案,誣陷迫害幹部群眾,誣陷華東地區領導幹部在長江以南搞一個地下武裝,密謀兵變。

一九七六年,張春橋、江青、王洪文和姚文元在全國製造動亂。同年三月,張春橋夥同馬天水、徐景賢在上海召開的萬人大會上,誣陷重新站出來的幹部是“從民主派變為走資派”,是他們所謂革命的對象。

張春橋同王洪文等人,以上海為基地,建立由他們直接控製的“民兵武裝”,策動上海武裝叛亂。

費孝通在審判會上發表講話時說:“對張春橋的這些犯罪事實,我作了仔細的推敲,認為條條都夠格,件件都是證據確鑿,能夠經得起任何曆史時期的鑒證,保證不會冤枉了這個人。張春橋犯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九十八條組織、領導反革命集團罪,第九十二條陰謀顛覆政府罪,第九十三條策動武裝叛亂罪,第一百零二條反革命宣傳煽動罪,第一百三十八條誣告陷害罪。對國家和人民危害特別嚴重,情節特別惡劣。所以。對他的判罪,要從重從嚴。”

“現在,張春橋要紙和筆,你能估計到他會從哪些方麵進行辯護嗎?”有人問。

費孝通說:“張春橋辯護,無非是那些老話,即把一切責任都推到毛主席的身上,說他是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的,等等。除了這樣,他沒有什麽可說的。從一些證據來看不排除他在許多的場合是打著毛主席的旗號幹壞事的。這同毛主席沒有任何的責任。我非常同意黨中央一再強調的,審判這些人要和毛主席的錯誤嚴格地區別開來。不能讓他們把他們的罪行推到毛主席的身上……”

消息傳到了審判委員會領導小組會上,彭真馬上作出了指示:

“我就預料到張春橋會對我們搞突然襲擊的。”他的神情很嚴肅,“對張春橋的活動,一定要來回控製。他幾年不講話,既然開口,就會講出他的水平來的。我估計他要大肆宣傳他同林彪集團的鬥爭。因為林彪的暗殺名單裏有他的名字,林彪集團對他有著刻骨的仇恨。這並不奇怪。他就是同林彪有著勢不兩立的鬥爭,也不能否認了他們同林彪在整劉少奇和鄧小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問題上的一致。根據預審、檢察的結果和特別檢察廳起訴書裏所羅列的大量材料,我們決定對這兩個反革命集團一案起訴,分庭審理、一案兩審,是完全合理的。林彪和江青這兩個反革命集團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頭幾年,是互相勾結、狼狽為奸、陰謀篡黨篡國的目標是一致的。頭子就是林彪和江青,軍師就是康生和張春橋。這是誰也否認不了的。你們一定要做好充分的準備,當張春橋發表他辯護意見時,不失時機地給予堅決的駁斥。”

於是,當第二次庭審調查時,審判員們高度緊張起來了。

其實,對張春橋的這種戒備完全是多餘的。張春橋向監管人要的紙張,全部被他扔進了廁所。他要的筆,隻是向監所領導開了個需要的馬列書籍的清單。隻是他寫好了以後,遲遲地沒有交給監管人,而是壓在了他的床單下。直到整個審判結束以後,他才把他的書單交出來。他和監所以及持別法庭開了一個大大的玩笑。

整整一個星期,張春橋關注著特別法庭對他們的審訊,對廣播裏的聲音特別留意,對監管人員們的談話也表現出了一定的興趣。他很想看看報紙,但是號裏全是一些過期的舊報刊,他不時地把給了他的那張起訴書看了又看,嘴裏咕囔著罵上幾句:“胡說八道,顛倒是非,完全混淆了革命與反革命的界限。”

張春橋在監獄裏始終靠著回憶過去來打發那難熬的日子。但是他感到頗為得意的,就是毛澤東在多次政治局會議上稱他為“馬克思主義的紅秀才”,“我們的理論家”。有一次他當著林彪的麵說:“你看我們的紅秀才中誰最有希望呀?是陳伯達嗎?不對,他已經老化了,他寫的文章羅裏羅嗦,不耐看。我看最有希望的是張春橋和姚文元。張的文章具有深刻的理論色彩,邏輯力很強,有深度。姚文元的文章,火藥味濃,具有原子彈的威力。其餘的那些秀才們,都還沒有火候呢。”這話引起了林彪和陳伯達的高度警惕和嫉妒。他們開始暗中搞他和姚文元的鬼了。

林彪對陳伯達說:“張春橋是有野心的,他想取代你。這個人仗著‘三滴水’(批江青)給他撐腰,你也不放在眼裏了。中央起草重要的文件,都是他和江青他們說了算。最後才來報告我的。這個人如果不警惕,我都可能要受他害。”

陳伯達說:“張春橋其實在上海並沒有多麽高的威信,很多人在反對他。紅衛兵和工人組織幾次炮打他,要不是主席和江青保他,他早就垮了。”

“等主席百年之後,我看他就再也跳不起來了。”林彪惡狠狠地說。

後來,陳伯達幾次告誡林彪:“看來張春橋在黨內的地位還要升。我聽總理講過,在必要的時候,黨中央要增加兩至三個副主席,張春橋是其中之一。”

林彪的臉色一下子變了“這話從何談起?我怎麽沒有聽主席講過。”

陳伯達說:“這是很可能的。毛主席考慮問題總是在他自己成熟了才拿到會議上的。據總理講,主席曾經和他議論起你的身體狀況時,對你總是不出席一些重要的會議而不那麽滿意。主席和總理商量,在適當的時候,要選幾個更為年輕的接班人作為你的遞增幹部,看樣子在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毛主席會采取一係列的措施的。想當初為了限製劉少奇的權力,主席就采取了一係列的措施。包括增加了好幾個黨的副主席。”

林彪對陳伯達的提醒很是感激,他說:“在我的工作中,多虧了老夫子你的支持,我不承認什麽理論權威,除了你這個筆杆子外,我不會承認其他的人為權威。張春橋算老幾?他在黨內的資曆是永遠排在最後的。黨的九大上他撈了一把我們都沒有說什麽,那是從全局出發的。現在他如果敢輕舉妄動,我是絕對不會放過他的。”

以後,陳伯達和林彪的那幾員大將就在各種場合下流露出了對張春橋的蔑視和打擊。甚至在政治局開會的時候,黃永勝、葉群、陳伯達、李作鵬對張春橋都表現出愛理不理的姿態,張春橋幾次主動和他們說話,都被他們拒之門外。

這些,都被江青看在眼裏了。她對毛澤東說:“政治局的某些人對張春橋的態度表現得很不友好,春橋同誌感到很委屈,他並沒有得罪他們,為什麽他們要那樣對待春橋同誌呢?我看他們是在嫉妒他,特別是那個老夫子,在各種場合冷言冷語,沒有起多少好的作用。他們是要搞不團結呀。”

“我知道,你告訴春橋同誌,不要理睬他們。”毛澤東說:“他們的一些做法,是對著我來的。你們要能夠沉得住氣。”

終於,林彪、陳伯達和張春橋之間的矛盾在一些問題上爆發了。當林彪和陳伯達下決心要整倒張春橋的時候,毛澤東依然站了出來,整垮了陳伯達和林彪。

張春橋當著毛澤東的麵,在政治局會議上痛哭流涕地說:“我今生今世報不盡毛主席對我的關心、培養和支持,我要永遠地緊跟著毛主席革命到底,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永遠地忠於毛主席,忠於江青同誌……”

毛澤東打斷他的話:“春橋同誌,我們還是要忠於黨,忠於共產主義的事業。”

說到這裏時,毛澤東自己也流下了眼淚。這個動作,使在場的政治局委員們都哭了。

張春橋幾次提起筆來,想把這件事情如實地記載下來,但是幾次動筆他都沒有寫完。他認為,這段曆史將來會有人寫的,如果自己來寫,又會引起一場風波。他的忠誠,他的清白,他的曆史,都不需要他自己來說什麽,後人會給他一定的評論的。他自己隻要用自己的言行寫下自己應該做就行了,而不需要他自己評價自己了……

這,也就是這個筆杆子拿起筆來又放下的原因。

張春橋感到自己在一九七六年所犯的一個錯誤,就是用自己的水平來衡量政治局的成員和廣大的人民群眾的水平。他以為,經過文化大革命,人們對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本人的威望已經到了深入人心的地步,誰要敢反對毛澤東的這些決定,一定會引起全國革命派的造反和聲討。他萬萬沒有想到,人們對毛澤東的理解,遠遠不是他所希望的那個樣子,也沒有統一到他們所苦心經營的那個地步。

到文化大革命的第二年,毛澤東就決定要把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文件公布出來,讓廣大的群眾和黨有所熟悉、了解這場大革命的意義。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七日,公布《五一六通知》時,毛澤東就說:“這場大革命的肯定與否,將會有很大的爭論。也可以要爭論一百年到幾百年。這場爭論是不可避免的,誰也避免不了。”

五月廿三日,全國各報刊重新發表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時,張春橋為報紙增添了這樣的一段話:“當前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四十年代在革命根據地中,關於文藝問題大論戰的繼續和發展,是當時的思想大論戰、大論戰在新的曆史階段上的繼續和發展,是這些大論戰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和發展。”

他建議江青重新發表毛澤東關於文學藝術問題的五個文件:《看了(逼上梁山)以後寫給延安評劇院的信》、《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關於文學藝術的兩個批示》。他認為,這可以使人們對文化大革命的起源有一個清醒的認識,不至於認為毛澤東發動這場革命隻是一時的心血來潮,而是做過充分的準備的。江青完全同意了他的意見。並經毛澤東批準,同時發表了林彪《給中央軍委常委的信》和《林彪委托江青同誌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等一係列文件,把這場文化大革命爆發的突破口和整個過程完全公開化了……

“這下,誰要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就不那麽容易了!”張春橋對江青等人說,“我們把戰鬥的武器直接地交給了人民群眾和造反派,他們有了討伐修正主義的東西,誰要是搞資本主義複辟,那就讓他們嚐嚐厲害吧!”

現在,他也清楚了。過高地估計任何政治勢力都是錯誤的。在一定的條件下,優勢和劣勢都是可以轉化的。人民群眾離開了路線的指引,同樣會走向歧路。

張春橋這時,竟得出了這樣的結論。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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