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春橋在獄中】第十七章 我對我的過去並不悔恨

作者：師東兵

張春橋回到監房後，臉上露出一絲笑容。看得出來，他的整個神情和過去產生了一些大的變化，監管員猛然覺得，張春橋似乎變得輕鬆了。是的，當他出席了第一次開庭後，他強烈地感覺到法庭的氣氛並不是像報紙上所說的那麽可怕。旁聽的人們對他來說，是一種久違了的感覺。

當醫生出現在他麵前，要給他量血壓和檢查身體的其他部位的時候，他順從地聽從了醫生的要求。他輕輕地說：“你們辛苦了。雖然是例行公事，但你們做得不錯。”

“你的血壓正常，沒有什麽異常表現。”醫生對他說。

張春橋笑了笑：“我並沒有什麽壓力，’怎麽會不正常呢？作為一個共產黨員，我隻是做了毛主席和黨中央要我做的事情，又沒有做過什麽虧心事，所以我心安理得，身體一切都很正常。今天聽了法庭的起訴書，根本沒有什麽新鮮的東西，他們是在審判我嗎？”

監管人員給他送來了他需要的基本馬列著作，對他說：“你這兩天好好休息休息，還沒有進行法庭調查呢，時間還長的哩。你要做好思想準備。”

張春橋把那份起訴書拿起來，反覆地看了幾遍，嘴裏喃喃道：“簡直是胡鬧！搞這些東西，一看就知道是對文化大革命一竅不通的他搞的。雞零狗碎，雜亂無章，相互混淆，沒有邏輯。怎麽能把毛主席領導下的革命說成是什麽‘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呢？簡直是在開玩笑！這等於說毛主席在領導人民篡奪領導權，完全是在胡鬧！”

是的，整整四年來，張春橋一直以沉默和置之不理來對付每次來審訊和與他談話的人，偶爾說上幾句，也是怒罵而已。這些，隻有在政治局的成員們打交道時才會出現。即使到了這個地步，他還是牢牢地掌握著對話的身份和等級，從未肯向地位比他低的人就範。用他的話來說：“虎死威風在，人倒品格高。作為一個毛澤東培養了幾十年的馬克思主義者，我決不能在這些烏合之眾麵前丟失了我的身份。”

“張春橋，你到了這個地步，對你的過去感到悔恨嗎？”監管他的哨兵和幹部這樣問他，“你站在被告席上的時候，難道不對過去的事情而慚愧嗎？”

張春橋搖搖頭：“不，我對我的過去並不悔恨。要說是我們有什麽教訓的話，那倒是可以寫很多的文章。其中一個那就是我們對修正主義分子太寬大、太沒有原則了。導致我們失敗的原因很多，但不是當局指我們的那些。他們隻是站在他們的立場來考慮問題的。和我的總結基本上是格格不入的。”

不錯，張春橋是這樣來對付這次法律的審判的。從一九八零年九月，最高人民檢察院按照公安機關的偵察預審中認定的犯罪事實，和他逐條核對時，他就大聲地說：“我不是反革命，我拒絕回答你們所提的一切問題。”

訊問結束，書記員讓他看記錄時，他把臉一扭，說：“不看！”

“那我們要給你念一念審你的記錄。”張春橋搖頭：“不聽！”

“那請你能在記錄上簽字。”張春橋把遞過來的本子推開道：“不簽！”

這樣的日子一過就是四年多，張春橋就是這樣默默地生活著，除了散步就是坐在床上思考問題。偶爾的時候，他也和人們說上幾句，但絕大多數是談生活上的事情比較多些。

他已經得到了消息，原來那些政治舞台的活躍分子，包括王洪文、遲群、於會泳在內的許多的人，此刻都向當局屈服了，低頭了，認罪了。真正能夠堅持毛澤東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實踐自己當初誓言的人。真是鳳毛麟角。從這一點也可以看出來一個道理：革命，革命到底難。越是到了這種情況下，自己堅持大義凜然的革命氣節就越發帶有重要性。讓毛澤東有靈，也為有自己這樣堅貞的革命家而感到欣慰。

這種信念，一直使他度過了整整四年的難熬日子。是的，這，他天天是在批判的聲浪中度過的。翻開報紙，他認為沒有一天不在罵他，醜化他，侮辱他。而這種批判，還在天天繼續著。到什麽時候為止呢？他還很難準確地回答。在這樣的氣氛中而不低頭地生活下來，沒有一種堅強的勇氣和對馬克思主義堅定的信仰，是絕對辦不到的。想到這裏，他為自己能夠做到這些而感到一種難以形容的榮耀。他甚至認為，他自己在將來一定會成為後人景仰和崇拜的一個楷模。所以，他不得不對自己嚴格要求了，處處在精心塑造著自己的另一種英雄形象。

這就是在特定環境中的張春橋的心理支柱。

張春橋不知怎的，突然想起這樣的一件事情：在一九七五年八月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鄧小平曾經挑尋地對他說：“你張春橋口口聲聲地要限製什麽資產階級法權，我們這些人對這些都不懂，很想聽聽你的高見，我們也見識見識。”

張春橋認為，在鄧小平的眼裏，自己是會捧著書本照抄照錄的筆杆子，理論修養很難估量。他索性給他來了個長篇大論，鄧不平坐在那裏不得不聽了好半天：

“資產階級法權的產生、發展和消滅，有一個過程。在社會主義時期存在著資產階級法權，這必然要在上層建築領域中得到反映。列寧說得好：在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不僅會保留著法權，甚至還會保留沒有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國家’(《國家與革命》)。我們現在就是建設了這樣的一個國家，還要保障資產階級法權，這一點跟舊社會差不多。但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同資產階級專政的國家畢竟有著本質的不同，資產階級總是非常虛偽地把社會主義看成是一種僵死的、凝固的、一成不變的東西。對資產階級法權也是這樣。我們要合乎規律地去認識和對待尚存在的那部分資產階級法權，因勢利導地加以限製、縮小，並創造條件去逐步消滅它。而那種要求把資產階級法權凝固下來的觀點，實際上是要變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為資產階級專政的國家。革命的辯證法，不承認有什麽一成不變的東西，保障資產階級法權決不要限製，不要縮小。我們講保障資產階級法權，正是在承認的前提下去消滅它。保障不是目的，消滅才是目的。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從鞏固無產階級專政走向國家的消亡，這是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過程，也是對資產階級法權限製、縮小和逐步消滅的過程……”

鄧小平擺擺手說：“你講了這麽多，我總算是聽清楚了。看來，你是現在就想實現共產主義呢，是不是？你講了這麽多道理，究竟有多少符合中國的實際呢？以我看，是不是中國的實際的。你現在就想搞共產主義，脫離了中國的條件和實際，還是一種左傾的幼稚病。要不得！如果沒有物質基礎，你怎麽對資產階級法權進行限製呢？”

毛澤東聽到鄧小平在政治局會議和他的實際工作中的表現後，對張春橋、江青、華國鋒和毛遠新等人說：“鄧小平對限製資產階級法權很反感，也不奇怪。我和他鬥爭過多少次了，就是圍繞著這個問題展開的。合作化的時候，他就反對。革命他靠的是物質刺激，不要無產階級的革命理想。這個人，改也難呢。”

毛遠新說：“主席曾經說過，黨內的右傾機會主義從來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隻不過是跑到無產階級革命隊伍裏來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派；他們從來不是無產階級革命家，而不過是黨的同路人。我看，鄧小平也是這樣。我們反對林彪的時候，他很支持，似乎和我們的觀點和看法是一致的。但是當我們要進行社會主義的時候，他就不幹了。給了他一定的權力的時候，他就仍然要繼續走資本主義道路。”

“這種人正如魯迅指出的，他參加革命‘不過是爭奪一把舊椅子。去推的時候，好象這椅子很可恨，一奪到手，就又覺得是寶貝了。’”張春橋譏諷地說，“鄧小平就是這種已經奪上了舊椅子的人，他對我們限製資產階級法權和在上層建築進行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上的繼續革命實際上都是要反對的。這也就是他之所以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遲遲不表態支持和維護的原因。”

毛澤東對鄧小平警惕了。這促使他最後帶病發動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鬥爭。那麽，張春橋冷靜下來思考，這個批鄧究竟錯了沒有？鄧小平是不是要搞資本主義的複辟和翻案活動呢？冤枉他了沒有呢？這些，已經人民麵前作了最好的回答。他現在所幹的，正是毛澤東當年所要防止的和反對的。那麽，鄧小平已經用現在的事實給了全黨一個活生生的回答。既然如此，還怎麽要把我們向毛澤東反映的問題，說成是什麽誣陷呢？究竟是誰誣陷了誰？這已經不是口頭上的爭論，而是已經用大量的事實給予證明了。

張春橋長長地吐了一口氣，想起昨天在法庭上宣讀起訴書時那些人的臉譜，又覺得有點可笑。他忍不住站了起來，走到桌子旁邊，把那份起訴書拿起來，再次閱讀：

“(八)誣陷、迫害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總理。一九七四年十月，江青誣陷周恩來等搞陰謀，說：‘他們國務院那些人，經常借口工作搞串聯’，‘總理是後台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七日，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四人幫’在北京釣魚台十七號樓密謀策劃，十八日由王洪文到長沙向毛澤東主席誣告說：‘總理現在雖然有病，住在醫院，還忙著找人談話到深夜，幾乎每天都有人去，經常去總理那裏的有小平、劍英、先念’，‘北京現在大有廬山會議的味道’，誣陷周恩來、鄧小平等像林彪在一九七零年廬山會議那樣搞篡權活動。一九七四年，江青、張春橋、姚文元指使清華大學黨委書記遲群、中共北京市委書記謝靜宜、《人民日報》總編輯魯瑛和上海寫作組負責人朱永嘉等利用輿論工具，編寫煽動在全國範圍內批‘現代大儒’、批‘宰相’、批‘周公’等文章，影射周恩來……”

張春橋又回想起了那段往事。他想，如果當時在四屆人大前夕能夠阻擋鄧小平出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和後來的中央副主席，也許曆史將不是這樣來寫。中國這個長期有著封建主義和專製主義傳統影響的國家，在一定的程度上是最講究名正言順的。隻要你沒有到那個位置上，你從事超出你位置或權力範圍內的事情，就會被視為大逆不道。你要是到了那個位置上，你幹的就是有點出格，也會被視為是正常的工作範圍而不被追究。不管是你有沒有先見之明，你都得照既定的條件和位置來辦事。這一點，恰恰就是限製了他和那幾個同夥。

現在無須諱言了。周恩來就是要推薦鄧小平來主持中央的工作。他對毛澤東說得很清楚：“目前還沒有比小平同誌更合適的人選了。讓小平同誌再帶一帶年輕人，對黨的工作極為有利。小平同誌有能力、有資格也有豐富的經驗。其他人主持國務院或中央的工作條件都不成熟。”正在重病裏的毛澤東同意了他的意見。

當時，鄧小平得意了。他認為毛澤東事實上已經喪失了再主政的能力，一切將聽憑於他們的指揮和安排。而張春橋就認為，毛澤東一定有當時他的難言之隱。他堅信毛澤東會明察秋毫的。當時毛澤東不讓步行不行呢？可以，但是要有風險。

已經接近雙目失明的毛澤東如果不考慮到一定的時候，有人會鋌而走險，他會作出更加大膽的選擇。但是那樣對曆史的交代和後人議論會有難以解釋的作用。政治家的冒險選擇往往是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作出的。隻要還有一份奈何他們都不會拿上全局的性利益而做賭注。

老道精熟的毛澤東心明眼亮就是不說出來。他具有統帥全局的能力和水平，可以把魔鬼從瓶子裏放出來，而且還能把它再裝進去。他打出去又收回的本事使相當一批政治家為此歎服。可是，智者千慮忘記了他的一失。他沒有想到他身後的繼承人的水平。如果說是教訓的話。這便是其中一條最為沉痛的教訓。

幾個政治局委員，難道不能在一起商量問題，中央主席作若幹看法的反映嗎？如果連這樣的自由都沒有，那還有什麽民主可言！

但是現在，這一條成為他們幾個人的一條大罪！《起訴書》裏的這些東西，在當時的政策和法律裏，哪一條能夠稱得上犯罪？可是，他們偏偏膽敢這樣幹！這還不是資本主義複辟的象征嗎？

當時，張春橋就對江青說：“主席能不能聽我們的，可是關係到下一步的命運和前途了。我們沒有多少時間再等待了。”

應該說，江青是聽取了他的建議的。她也同樣看到了當時許多問題的嚴重性。她當天就把王海容和唐聞生找去，囑咐她們報告毛澤東：在十月十七日晚上，政治局討論“風慶”輪問題的會議上，鄧小平和江青發生爭吵，事後揚長而去，使得政治局的會議開不下去。

當晚，他們再次把這兩位毛澤東身邊的女將叫了過去，張春橋說：“國內財政收支和對外貿易中出現的逆差，是國務院領導同誌‘崇洋媚外’所造成的。鄧小平在風慶輪問題上的態度和一九六七年的二月逆流差不了多少。我們向主席講一講，目的在於使主席了解情況，不一定要幹擾主席的思路。”

十月十九日，這兩位女將到醫院把江青、張春橋和他們談話的情況給周恩來作了報告，周恩來說：“我已經知道了政治局開會的事情。經過我的了解，江青同誌和張春橋的指責水分太大。事情並不是江青說得那樣。而是他們四個人事前就計劃好要整鄧小平，而鄧小平容忍了很久了。”

這些，本來也不過是黨內生活的正常規律，有什麽可說三道四呢？

張春橋反對鄧小平再次出任黨和國家最重要的領導職務，是基於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是積極地支持和推行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一條出發的。雖然他一再表示認識到了過去的錯誤，表示對運動中對他的批判真誠接受，永不翻案。但是站出來工作以後，並沒有什麽大的行動，反而和過去一些有這樣或那樣錯誤的老幹部聯係在一起，經常圍繞在周恩來身邊，有些令人非常可疑的動作和言論。他和江青等人不斷地收到有關他和其他一些人的材料，但總是得不到他們的重視，甚至懷疑這是一些人別有用心的挑撥。所以，錯過了一次又一次的機會。但是，當周恩來和葉劍英等人積極地支持鄧小平擔任中共中央和國務院主要領導職務的時候，他和江青等人都有點慌了手腳，不得不匆匆忙忙地研究阻攔。但是，他不知毛澤東已經有了他的主意。

他認為，毛澤東的好心並沒有得到鄧小平這些人的好報。在鄧小平這些人清楚地得到毛澤東患了已經不久於世的不治之症----一運動精神原病後，他和葉劍英等人迫不及待地以整頓為名，大搞右傾翻案，而且公然拒絕毛澤東讓他主持會議製定一個正確評價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議，終於引起了毛澤東對他的憤怒和反感。這才導致了他為政不到一年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鬥爭。

張春橋依然認為，周恩來的逝世和鄧小平兩、三年來參與中央工作所造成的影響及一些政治謠言的作用，觸發了一九七六年四月的天安門反革命政治事件的爆發。毛澤東雖然對中央的最高領導層采取了斷然措施，但是還是不徹底。從政治權力的角度上講，毛澤東的留有餘地實際上是種下了隱患。老人家的防範措施沒有及時地跟上去，特別是對華國鋒的警惕幾乎沒有製定任何的限製手段，終於造成了這樣的一場悲劇。

張春橋反覆地研究了馬克思、恩格斯關於巴黎公社起義和失敗的經驗教訓的論述。對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失敗也很想總結幾條深刻的經驗和教訓。可惜這個任務是輪不上他來完成了。他的思維至今還停留在那個獨特的時代裏鑽不出來，所以他的有些行為常常使監管人員和警衛哨兵感到發笑。

“張春橋，馬上就要對起訴書指控你的犯罪事實進行法庭調查了，你可要做充分準備呀。你到時候不說話可是對你大大不利呀。”不管監管人懷著是什麽樣的目的，他還是這樣地勸告張春橋，語氣並沒有斥責和教訓的意思。

張春橋抬起頭來，望了他一眼，這和從不正視審訊人員的目光已經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起訴書你已經看了幾遍了，你感覺到裏麵有不符合事實的地方嗎？到時候你可以進行辯護呀。”監管人繼續在開導他。

張春橋嘴巴張了幾下，沒有說出話來。其實，對這些道理他何曾不知道呢？但是，他不能在這裏表示自己的任何意見。他對法庭采取的是不承認這個當局革命的政府的態度，而且壓根兒就不認為自己是犯罪，甚至認為當局是在進行反革命的犯罪，他也就談不到什麽辯論或講話的問題了。在充其量是任憑當局對自己采取措施了。

“張春橋，這是十一月廿七日上午開庭進行法庭調查的傳票。”監管人和法庭的書記員依然來到監獄，行使自己的職責。

張春橋看也不看，擰著脖子不吭聲。等監管員和法庭的書記員離開後，他把那張傳票拿在手裏，像欣賞什麽物品似的看了又看，然後使勁地丟在桌子上。

盡管他在竭力壓抑著自己的情緒和煩躁，憤怒和恐懼，但是越壓抑他就越是難以安靜下來。他想睡一會兒，但是睡不著。頭腦裏亂哄哄的，真有些坐臥不寧的味道。在法庭上，他產生了一種被人強迫地一件一件地脫下了他的衣褲，赤裸裸地露出了他的全身的那樣的感覺。甚至比那種感覺還要令他難堪。有些事情是難以用語言來說清楚的，需要用事實和曆史來證明的東西。但是，在這次法庭上，他麵對著的除了是代表當局的法官外，他還要麵對著自己原來同一個營壘的人的出賣或變節、投降。他們為了自己的解脫，會誇大事態，捏造令人恐怖的罪狀，甚至把一切髒水都往自己身上潑。這才是令他最為痛心和難過的。現在看來，自己所代表的這股政治勢力在短時間內是不會有東山再起的可能了，隻有把希望寄托在將來的某個時候，但是自己還能看上那一天嗎？

想到這裏，連他自己也覺得太天真了，不由得搖了搖頭。但是，他沒有後悔的意思。除了遺憾外，他再沒有什麽別的祈求。

明天就是十一月廿七日了。張春橋躺在床上翻來覆去睡不著覺。盡管他也知道，開庭審判和當年文化大革命中哪種聲勢浩大的群眾批鬥大會不同，沒有那些行凶動武的表示。但是，政治的壓力和沉悶的社會空氣還是使他感到了某種說不出來的緊張。直到天快亮的時候，他還沒有進入夢鄉。他的思維一直就在這昏昏沉沉的現實裏轉悠……

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五日，周恩來的追悼大會開過以後，鄧小平對他說：“春橋同誌，如果你有時間的話，我想和你好好地談一談，交換一下我們之間的看法。我希望團結起來。”

張春橋側過身子，斜視了他一眼，冷冷地說：“你現在和我談話，難道不覺得已經晚了嗎”我們現在能談什麽問題呢？檢查嗎？你可以在政治局會議上講，到清華大學去見見群眾嘛。辯解嗎？我對你的解釋毫無興趣。而且我也回答不了你那些不知道從哪個防空洞裏鑽出來的奇談怪論。所以，我沒有功夫和你談那些沒用的東西。”

“談談我們下一步的工作總可以嗎？”鄧小平這個時候還想把潰敗的結局縮小在最上的範圍之內。“主席不是建議我多找一些同誌談談嗎？我找你，這可是你不願意和我談呀。春橋同誌，就是為了我們黨的利益，我們也應該再交換一下看法吧？”

張春橋這時才轉過身來：“小平同誌，現在還要稱你為同誌，至於以後叫不叫你為同誌，可就不一定了。這個稱呼的主動權掌握在你的手裏。也就是說，你自己走什麽樣的道路完全由你自己來決定。不過我要告訴你，中國人民前進的步伐是絕對不會倒退的。倒退是沒有出路的。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已經被廣大人民群眾所熟悉，所掌握，所運用，你的那一套東西，早已經是被人民群眾所唾棄的垃圾了！可是，你自己還要當成寶貝，當成了不起的創造，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嗎？”

鄧小平這時也沉下了臉：“春橋同誌，我和你談話，實際上是根據毛主席的指示來做的。你不願意談可以不談。不過，你講這樣的話，未免太狂妄了嗎。曆史前進的車輪不由我為轉移，但是也不會以你為轉移的。你就那麽自信？你以為人民群眾就真的是站在你那一邊嗎？我看未必！”

也許三個月後的天安門事件已經證實了這點。但是，張春橋還是不相信！如果他要是真相信這一點的話，也許會作出另外的一些措施來。人呀人，不到曆史的大幕拉開的時候，誰也看不清楚裏麵究竟是什麽樣的景色。一但看清楚了後，又感到無可奈何了……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