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春橋在獄中】第十五章 什麽起訴書 純粹是胡鬧

作者：師東兵

張春橋終於冷靜下來了。現在不是說華國鋒、鄧小平實質上已經從口頭上都要徹底翻文化大革命的案，連劉少奇的案都翻了個底朝天。毛澤東親自領導的十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和結局，從現在起，已經徹底地喪失得幹幹淨淨了！回想四年前華國鋒剛剛上台，他高叫的那些“繼承毛主席的遺誌”呀，“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呀，“繼續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呀，“華主席是毛主席的好學生”呀，不都像塗在他臉上的令人發笑的油彩嗎？

時間才是最無情的法官。剛剛四年，究竟誰是真正執行毛澤東的路線的人，誰是要修正毛澤東的路線的人，已經一清二楚了！

還在檢察院的特別檢察官審訊他的時候，有個檢察官就把《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關於為劉少奇同誌平反的決議》給他宣讀了一遍。

盡管張春橋一言不發，但是他對決議的每一字都聽得特別清楚：

“林彪、江青、康生、陳伯達等人，出於他們篡奪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顛覆無產階級專政的反革命目的，不但對關於劉少奇的錯誤認識和錯誤處理的形成，起了極為惡劣的推波助瀾的作用，而且利用這個錯誤，憑借其所竊取的權力，蓄意對劉少奇同誌進行政治陷害和人身迫害，並把一大批黨政軍領導幹部誣陷為‘劉少奇的代理人’，統統打倒和進行了同樣的迫害……”

“根據以上複查的結果，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認為，原審查報告給劉少奇同誌強加的‘叛徒、內奸、工賊’三大罪狀，以及其他各種罪名，完全是林彪、江青、康生、陳伯達一夥的蓄意陷害。八屆十二中全會據此作出‘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撤銷其黨內外的一切職務’的決議是錯誤的。”

“劉少奇同誌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是為共產主義奮鬥終生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幾十年來，他作為黨和國家卓越的主要領導人之一，對我黨的建設，對我國民主革命、社會主義革命與社會主義建設，都有不可磨滅的功績。他對黨和人民的事業是忠誠的。他把畢生精力貢獻給了我國的無產階級革命和建設的事業……”

聽到這裏，張春橋忍不住冷笑起來。

“你笑什麽？”檢察官的眼睛是嚴厲的，他覺得自己受到了極大的侮辱。

就在這一刹那，張春橋恢複了原來的神態。仿佛壓根兒就沒聽到什麽話。

“張春橋，我們奉命對你的問題進行檢察，我們也給你念了黨中央的有關決議。你聽了以後，可以針對你的活動，把你認為有罪或者無罪的根據，給我們一一地講清楚。這既是對你負責，也是對黨和國家的利益負責。你聽明白了嗎？”

張春橋就像一尊大理石精工塑造的石雕，臉上沒有任何表情。

“我們是嚴格依照事實辦事的，不是你的問題，我們決不給你強加。是你的問題，我們也希望你不要推卸。”檢察官還是耐心地給他講述著那一套早以背會的道理，既沒有加，也沒有減。完全是按照預定的腳本在進行著。這一套，哪裏能瞞得過張春橋的眼睛？他很清楚，即使自己在這裏把理由說得雄辯無隙，當局照樣定自己的罪。與其浪費口舌，不如坐在這裏聽其自然……

是的，在打倒劉少奇的整個過程中，江青、康生是起了決定性的作用。林彪早就對劉少奇有看法，所以必然對毛澤東的意圖要采取推波助瀾的作用。而陳伯達是在看準了毛澤東的思想變化後，迅速采取了迎合和投機的措施而已。

其實，在打倒劉少奇的整個過程中，葉劍英、陳毅、徐向前、楊成武等人同樣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張春橋雖然那時沒有在這個重大關鍵問題上發揮什麽作用，但是，他對當時的許多情況是了如指掌的。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毛澤東發表《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以後，毛澤東同劉少奇的分歧和矛盾開始日益表麵化。但是，毛澤東從策略和鬥爭的藝術出發，還一直在講：“劉少奇的問題還是人民內部矛盾，隻要他肯改，還是可以變過來的。這個就需要大家幫啊，其實需要他自己改，不要搞兩麵派。”

到了這年十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劉少奇和鄧小平分別作了檢查。在小型的批判劉少奇和鄧小平的會議上，發言的主要是葉劍英、陳毅、聶榮臻等軍隊上的幹部，中央文革小組的人大多對他的曆史不清楚，開會時也隻是老在後麵坐著，根本輪不到他們講話。這時的批判會，是由林彪親自主持的。向毛澤東匯報也是他和葉劍英、徐向前等人進行，其他的人根本插不上話。當時，毛澤東曾經指示批判會停止再開，說：“再開下去，劉少奇和鄧小平就成了反革命了！”

那時，江青一開始的態度是：“劉少奇的大字報不要上街。我們要聽毛主席的安排。不過，劉少奇的檢討確實不像話，在幹部中沒法通過。全國人民需要一個認識過程，我對鄧小平已經認識了十幾年了，對劉少奇是一九六四年認識的。當時我覺得我們黨處在危險之中，那時我聽了他的一個報告，長達七個多小時，完全是赫魯曉夫的報告，他反對主席的調查方法，主張王光美那樣的蹲點，王光美的蹲點是假的。她是一個很不老實的人。那年她陪劉少奇訪問印尼的時候，我當時在上海，王光美來請示我，問：‘這次去能否戴項鏈？’我說：‘不必要戴了，你是一個大國主席的夫人，又是共產黨員，不必要戴。’她後來又請示了幾次，我都沒有同意。她自己也答應不戴了，後來到了印尼，她還是戴了起來。現在劉少奇的問題還是限定在黨內，造反派揪不到。清華大學貼了劉少奇的大字報，毛主席親自讓陳伯達去製止。我們應該聽主席的。”

到了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下旬，劉少奇完全拒絕了毛澤東要求進一步對曆史上的問題和指示薄一波等人人在一九三六年寫《反共啟事》等問題進行檢查，明確的指示： “我不知道為什麽我會製定出什麽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其他的同誌們也說不清楚。我是稀裏糊塗地被你們把我的權力剝奪了。我現在已經靠邊站了，可是全國的武鬥、群眾鬥群眾的事件愈演愈烈，中央文革小組下不了台。扣到我的頭上來了。我要求中央召開全會，讓大家來討論這個問題。現在我還是黨中央副主席嘛，提這樣的要求總不過分吧？”

毛澤東聽了這些，氣憤地說：“劉少奇要反撲呀。這個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總是不甘心自己的失敗的。如果你們解除了自己的武裝，就會讓這個落水狗上岸。那時，人家就要剝奪你們自由了。中央文革小組的人，我看一個也剩不下！你陳伯達投降，人家也不要！”

這時，許多的情報反映到毛澤東的耳朵裏：

劉少奇在中南海他的家裏，給好幾個省市的負責人打電話，密謀研究對付中央文革小組的辦法和策略，他的指示是：“什麽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完全是空有其名。將來的事實證明我們的辦法是對的，毛主席將來也得用那個辦法。他用全會的辦法改組了政治局常委，我們也可以用同樣的辦法改組政治局嘛。我的意見是再拖一段時間，等到他們的辦法混不下去時再說。”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中旬，劉少奇對他的女兒劉濤說：“中南海有中南海的紀律，從這裏知道的事情，不許對外講，否則你就別跑中南海。你們對強加給你們的錯誤不要輕易地檢查。真正認識到錯了再檢查。認識不到就別檢查。一切等待曆史和實踐來檢驗。”

就在這個時候，劉少奇和中央的其他一些領導人打招呼說：“現在的紅衛兵自己開始認識到誰的路線是對的，誰的路線是錯誤的了。有些學生總是沒完沒了地揪鬥我們的一些幹部，動不動就是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哪裏有那麽多的反動路線！確實是有一小撮壞人要乘這個運動整我們的幹部，可以在學生中展開大辯論嘛。為什麽這個時候不搞四大了呢？要搞，讓我們的幹部子女們也站出來講話。”

毛澤東對江青、陳伯達等人說：“最近學生中出了個什麽‘聯動’，打人、抄家、替劉少奇鳴冤叫屈，張貼反動的大字報和大標語，我看有後台。最近一個時期，劉少奇活動很頻繁。你們在睡大覺的時候，人家可是沒有睡覺，而是在活動。現在是需要你們開始反擊了。過去那些保他的話該作廢的作廢，該收回的收回！”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廿七日，江青在接見北京少數派代表時，提到不宜給劉少奇貼大字報的問題時，當場就說：“那是幾個月以前，現在形勢變了。不過，你們要背對背地揭發和批判，不要死揪。除了這條，其他怎麽做都可以。現在，兩條路線鬥爭的勝負現在還沒有定呀。許多的同誌為我們黨的前途和命運而擔憂。提起許多問題時痛哭流涕，確實是擔心呀。可是還有的同誌在麻痹不動，不知道現在是什麽時候了。”

還在數天之前，周恩來建議中央成立劉少奇的專案組，負責審查他的問題。毛澤東搖搖頭：“現在還不到時候，可以先審查王光美。這個人的來曆是很複雜的。許多問題可以從她身上得到解釋。”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成立了“王光美專案組”。江青說：“這個人可是有特務嫌疑。早在建國初期有人就向主席建議要審查這個人，主席說：‘少奇自己考慮吧。’這些年來，劉少奇將王光美放在了很不適當的地位。竟然讓她直接參與了黨和國家的許多重大的問題。這是要幹什麽？我們相信可以通過審查弄清楚這些問題，找出合理的解釋。”

一九六七年一月的《紅旗》雜誌第一斯發表的姚文元的文章《評反革命兩麵派周揚》裏，有這麽一段引人注目的話：

“鼓吹《清官秘史》的‘大人物’當中，就包括有在當前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提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他們反對毛澤東思想的反動資產階級世界觀，他們保護剝削階級，仇恨革命的群眾運動的本質，早在建國初期吹捧《清官秘史》時就表現出來了。”

這是公開在報刊上批判劉少奇的第一個信號。

一九六七年二月一日，經毛澤東審定的《紅旗》雜誌第三期社論《論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奪權鬥爭》中又這樣點道：“誰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頭麵人物，革命群眾已經看清楚了。”這裏。再一次地把劉少奇等於公開點了出來。

一九六七年二月廿六日至三月廿五日，周恩來提議，毛澤東批準，中央軍委召開了軍以上會議。四月間又召開了軍委擴大會議。這兩個會議實際上就是全國全軍公開動員打倒劉少奇和鄧小平的誓師會。三月九日，康生在會議上傳達了毛澤東在一九六六年五月問同謝胡的談話和一九六七年二月同卡博·巴盧庫的談話，強調了這次文化大革命實際上就是兩個階級和兩條道路的鬥爭。暗指了黨內走資派就是劉少奇。談話明白無誤地說明：毛澤東整劉少奇，早已準備很久了。所考慮的就是，采取什麽方式，用什麽樣的突破口或在什麽時機動手的問題。這場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和整個進展，既有毛澤東的事先安排，又有他根據形勢的發展因勢利導和隨機應變的調整策略和鬥爭藝術的技巧。

二月九日和十日，陳伯達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在會上講話，公開了劉少奇、鄧小平和彭真曆史上的各種錯誤，並傳達了毛澤東關於批判劉少奇《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的指示。三月十日，康生在大會上再次批判劉少奇的一係列所謂的罪行。在他們的講話裏，都明確地給劉少奇所定的罪名是：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理人。引人注目的是，他們沒有再稱劉少奇和鄧小平為同誌。

這就是一個信號，是劉少奇和鄧小平的矛盾由人民內部矛盾變為對抗性矛盾的標誌。

在那次會議上講話的還有楊成武、蕭華、葉劍英等軍隊方麵的負責人，他們同樣都列舉了曆史上的許多事實，揭發和批判了劉少奇和鄧小平的所謂罪行。

三月廿二日，林彪在軍以上幹部會議上發表講話，明確地提出了任務：“我們這次會議，就是要在軍隊係統裏首先肅清劉少奇和鄧小平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影響。這是保證我們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按照毛主席的部署正常進行的關鍵。通過這幾個月來的運動看，帶槍的劉鄧路線比不帶槍的劉鄧路線更危險。就是說，通過軍隊支左，暴露了軍隊的許多的問題，反映了軍隊並不是生活在真空裏麵的。劉鄧路線在軍隊裏還是有著很大的影響的。如果我們不肅清，就會出大問題。”

對林彪的這個講話，毛澤東在一九六七年三月三十日下午有個批示：“林彪同誌：看了一遍，很好，請交文革小組加以斟酌，然後印成小冊子發給黨、政、軍、民的基層。其作少許幾處修改，是否妥當，請酌定。”

毛澤東所刪去的，正是“帶槍的劉鄧路線比不帶槍的劉鄧路線更危險”這些話。

當時，張春橋對毛澤東的思想看得很準。他對江青、姚文元說：“主席已經把解決劉少奇的問題放到議事日程上來了。目前這個時候公開批判劉少奇可以挽救我們黨的大多數的幹部，否則就會有更多的幹部上當受害。時機可是千萬不能錯過的呀！也就是說，毛主席要我們通過批判劉少奇來促進全黨全軍全國的團結。”

三月廿八日，王力和關鋒給毛澤東送去《“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一個組成部分》(一九六六年六、七兩月清華大學工作組在幹部問題上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情況調查)。這個材料裏公開點出了劉少奇的夫人王光美插手清華大學時的問題，把所有的問題或錯誤都歸結到了這一點。

毛澤東在三月廿九日批示：“此件很好，可以公開發表，並予廣播。還應調查一、兩個學校，一、二個機關的情況。請先印發參加碰頭會的同誌及其他同誌看一看。”

緊接著毛澤東在中央文革小組的碰頭會議上講話時，說：“現在劉少奇等人想把打擊一大片的問題扣在我們頭上，說運動打擊麵太大了。其實真正要把人民群眾和大批幹部打倒的正是他自己。對劉少奇的問題可以全麵看一看，不要隻是限定在這次運動中，也就是說他不僅僅是五十天的問題，而是十七年的問題，甚至更長。”

一九六七年四月一日，還是毛澤東親自批準並幫助修改了戚本禹的文章《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反動影片》。這篇文章裏，公開宣布：“一定要把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拉下馬，讓他靠邊站！”同時提出了八個問題，實際上等於公開了劉少奇的主要的所謂罪狀：

為什麽你要在抗日戰爭暴發前夕，大肆宣揚活命哲學、投降哲學、叛徒哲學，指使別人自首變節，要他們投降國民黨，叛變共產黨，公開發表“反共啟事”、宣誓“堅決反共”？

為什麽你要在抗日戰爭勝利以後，提出“和平民主新階段”的投降主義路線？

為什麽你在要解放以後極力反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反對農業合作化，大砍合作社？

為什麽你要在社會主義三大改造完成以後，竭力宣揚階級鬥爭熄滅論，積極主張階級合作，取消階級鬥爭？

為什麽你要在三年困難時期，與國內外牛鬼蛇神遙相呼應，惡毒攻擊三麵紅旗，鼓吹“三自一包”、“三保一少”的修正主路線？

為什麽你要在一九六二年還重新出版過去那種不要革命，不要階級鬥爭，不要奪取政權，不要無產階級專政，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反對毛澤東思想，宣揚腐朽的資產階級世界觀，宣揚反動的資產階級唯心主義哲學的、欺人之談的大毒草《論修養》？

為什麽你要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提出和推行形“左”實“右”的機會主破壞社會主義和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答案隻有一個：你根本不是什麽“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

所有這些，都是在毛澤東的指示或認可的情況下進行的。張春橋不隻一次地和自己身邊的人說過：“在文化大革命中，不管是林彪或者是江青，還是任何人，在決定黨和國家的重大問題上如果沒有毛澤東的指示或者經過他批準、同意，而要另搞一套，毛澤東同誌是不會放過你的。林彪的下場，包括關鋒、王力、戚本禹的下場，統統都證明了這一點。我們這些人之所以能夠經受得住考驗，不斷得到毛澤東的信任和支持，就是因為我們的每一步都堅決地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走的。這一點，我們能夠經得起任何人的檢驗和考驗。除此而外，我們沒有任何個人的東西。”

張春橋想到這裏，似乎坦然得多了。他下定決心，不管在任何時候，都不改變自己的立場和觀點。他準備要揚起頭來，不理睬來自任何方麵的驚濤駭浪！

時間在一分一秒的接近那個曆史的莊嚴時刻。

一九八零年十一月二日，由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任命的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察庭，根據彭真的指示，完成了審查《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對林彪、江表反革命集團案起訴意見書》、案卷材料、證據和訊問被告記錄，認為此案十名主犯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鑿、充分，決定提起公訴，並經最高人民檢察院委員會討論，通過了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察廳的起訴書書。

十一月五日，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察廳將起訴書移送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提起公訴，並將十名主犯及其案卷材料、證據一並移送特別庭依法處理。

第二天，特別法庭召開第一次全體審判員會議，討論接受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察廳移送的起訴書，並通過了特別法庭規則。又過兩天，特別法庭召開第二次會議，討論決定受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件，決定向被告送達起訴書副本。

這一切，很像早已編排好的演戲，一幕幕地按部就班地進行著。

一九八零年十一月十日早晨，特別法庭指派的由各被告書記分乘十輛嶄新的小轎車，風馳電掣地直奔秦城監獄。

舉世關注的北京大審判正式拉開序幕了。

這天，張春橋似乎已經有了預感。起了床後就站在窗口望天空。活動了活動全身，吐出幾口胸中的悶氣，咬了咬牙關，好像什麽事情正在下著決心。吃了飯後，他把碗筷自己洗幹淨了。揪了揪那件黑色的中山裝棉襖，仿佛要等待著什麽。

當監管員和全副武裝的兩名警衛戰士出現在張春橋麵前，把他往外邊解押的時候，他二話不說，擺了一下手作了個帶路的手勢，大搖大擺地走出監房的大門。

進了審訊室，張春橋掃了一遍身穿法警製服的法官們，耀眼的燈光對準了他，那是給他錄像的攝影機對著他拍攝電影和電視。他聽到了書記員的聲音：

“我們是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的人員，奉命給你送達起訴書副本。根據……”

話沒說完，張春橋把身子一轉，嘴裏咕囔著說：“胡鬧！純粹是胡鬧！我不要！”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二十六條規定，被告人有辯護權，你可以委托律師給你辯護，你自己也可以辯護……”

張春橋瞪了對麵的書記同一眼，還是那句話：“我不接受，我根本拒絕你們的起訴書，要什麽律師？你們完全是胡鬧！”

書記員把起訴書和鋼筆遞到他麵前，讓他在送單上簽字，他斷然拒絕：“不簽！我不接受，我不要你們的起訴書！”說完，張春橋就站在那裏，再也不搭理任何人了。

張春橋被押回監房後。那份起訴書由監管員給他帶回來了。監管員說：“你可以到法庭上對起訴書進行駁斥，怎麽能不要呢？你有辯護的自由嘛，不接受是錯誤的。”

“我不要這些東西！”張春橋還是那個樣子。他背轉身，不再理睬監管員。

但是，監管員走後，張春橋見監房裏沒有人了。便從桌子上拿起了起訴書，坐在床上認真地閱讀起來……

這些，都被窺望鏡裏的監視人員看得一清二楚。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