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侄女王曼恬63歲死於獄中(圖)

    　　人到了老年，寫下的文字裏麵總有自己以前的影子存在。孫犁尤甚。即使一些所謂的“小說”，他也好像在當回憶錄寫。除了改一下主人公的名字，事件虛化一下外，他幾乎都很嚴格地尊重了事實。比如，在一篇文章中，他寫到當時《天津文學》的兩個領導找自己談話，有一些話不中聽。文章發表後，當事人給孫犁打電話，說給他安的頭銜不對，自己不是副總編，而是編輯部負責人之類。這篇文章再收入集子時，孫犁特意作了說明。孫犁這樣的老人，飽經風霜，見識過大小文字獄、文字禍，明白了這樣的道理：無論你的文章以什麽體裁的名義發表，隻要人家找上來，總是麻煩。因此，事實嚴謹一些，總不是壞事。也正如此，在《老荒集》中看到這篇不足兩千字、名為《王婉》的小說時，我犯了對號入座的毛病，忍不住把他說的事和我腦子裏的記憶一一對照。
    
    　　我和王婉在延安魯藝時就認識了，我們住相鄰的窯洞。她的丈夫是一位詩人，在敵後我們一同工作過，現在都在文學界。王婉是美術係的學生，但我沒有見過她畫畫。他們那時有一個孩子，過著延安那種清苦的生活。我孤身一人，生活沒有人照料。有一年，我看見王婉的丈夫戴著一頂新縫製的八角軍帽，聽說是王婉做的，我就從一條長褲上剪下兩塊布，請她去做。她高興地答應，並很快地做成了，親自給我送來，還笑著說：“你戴戴，看合適嗎？你這布有點兒糟了，先湊合戴吧，破了我再給你縫一頂。”
    
    　　她的口音，帶有湖南味兒，後來聽說她是主席的什麽親戚，也絲毫看不出對她有什麽特殊的照顧，那時都是平等的。
    
    　　看到“主席的親戚”，我立刻對上了號——王曼恬。因為，這篇文字裏還提到，“1953年，文藝界出了一個案件，她的丈夫被定為‘分子’”。天津的詩人、“胡風分子”，自然是魯藜了。魯藜的妻子就是王曼恬。
    
    　　王曼恬的父親王季範和毛澤東是姨表兄弟。她是王海容的姑姑。
    
    　　魯藜當年在胡風主辦的雜誌上發表過很多文章，是圈內公認的“七月派詩人”，但他和胡風隻見過一麵，之間的來往似乎也僅限於寫作上的交流。
    
    　　《我所親曆的“胡風案”》一書中詳細地描述了抓捕魯藜時的一幕：
    
    　　當時，兩口子正在家裏做家務。公安人員來了以後，魯藜問：為什麽抓我？
    
    　　天津市公安局副局長江峰說：“參加反革命活動。”
    
    　　王曼恬站在一旁，完全被眼前的情景驚呆了。
    
    　　魯藜看著妻子不解的目光，問道：“你相信他們說的我是反革命嗎？”
    
    　　妻子沒有回答。
    
    　　江峰說：“是不是反革命你跟我們去了再說。”
    
    　　魯藜用手指著自己的妻子對江峰說：“我是不是反革命，她完全可以作證。我比當代的任何一個作家都更有機會接觸毛主席，更有機會鑽進黨中央去。但我從來都不用我妻子與毛主席的這種親戚關係，從來都是認認真真當我的作家，為人民寫作，這難道有什麽罪嗎？”
    
    　　魯藜後來回憶，他說完這句話之後，王曼恬驚訝的眼睛裏一下子湧滿了淚光。
    
    　　從這些細節上可以看出，當時魯藜和王曼恬還是有感情的。但在變化莫測的局勢麵前，王曼恬作為一個女人，且作為領袖的遠房親戚，她更無助、無奈、惶惑和淒然。
    
    　　身為天津市文協（文學工作者協會）主席，魯藜麵對院子裏看熱鬧的同事，苦笑了一下說：“這也是生活。”孫犁也提到了這句話：“‘文化大革命’開始，王婉受到衝擊。她去臥過一次鐵軌。後來就聽不到她的消息。我的遭遇很壞，不隻全家被趕了出去，還被從家裏叫出來，帶著鋪蓋和熱水瓶關到一個地方。我想到了王婉的丈夫被捕下樓時說的一句話，‘這也是生活！’我懷疑，這是生活嗎？生活還要向更深的地獄墜落。”
    
    　　後來，王曼恬和魯藜離婚了。別人是在領袖和丈夫之間選擇其一。而她要在丈夫和表舅（領袖）之間選擇一個。在“胡風”問題上，毛澤東曾問過周揚他們一句話，魯藜怎麽樣？周揚自然了解毛澤東的意圖，說挽救不了了，毛澤東也就沒說話。事情傳出來，大家都說“毛主席大義滅親”。對於王曼恬的惶惑，孫犁這樣描述道：“每年過春節，文聯總是要慰問病號的。還在擔任秘書長的王婉，帶著一包蘋果，到我家來，每次都是相對默然，沒有多少話說。聽說主席到這個城市，曾經問過王婉是不是‘分子’。那時她已經離婚。”
    
    　　後來，臥過軌的王曼恬忽然成了江青的紅人。她先後擔任了天津市委的負責人和文化部負責人。這個彷徨無依的女人，開始說一不二，呼風喚雨。在孫犁蝸居的天津，被王曼恬召見，已經成了眾人求之不得的事情。這天，王曼恬派人找孫犁談話。“一位高級軍官，全市文化口的領導，在她麵前，唯唯諾諾，她說一句，他就趕緊在本子上記一句。另一位文官，是宣傳口的負責人，在她身邊轉來轉去，斟茶倒水，如同廝役。”
    
    　　這次談話後，孫犁成了京劇團的顧問。人們開始議論紛紛：“好家夥，王婉接見了他！”“聽說在延安就是朋友呢！”“一定要當文聯主席了！”
    
    　　孫犁的這篇小說，敘述平靜，淡然。唯一有點波瀾的地方，或者是高潮，大概在下麵這個地方：
    
    　　因為被折磨得厲害，我的老伴，前不久去世了。有一位在“文化大革命”中處境艱難，正在惶惶然不可終日的老同誌，竟來向我獻策：“到王婉那裏去試試如何？她不是還在寡居嗎？”
    
    　　他是想，如果我一旦能攀龍附鳳，他也就可以跳出火坑，並有希望弄到一官半職。
    
    　　這真是奇異的非份之想，我沒有當皇親國戚的資格，一笑置之。我知道，這位同誌，足智多謀，是最善於出壞主意的。
    
    　　我不知道，孫犁到底是怎麽想的，但那時跟王曼恬提出這種問題來，會得到什麽樣的答複？那位獻策的“老同誌”，有沒有拿孫犁開涮的成分？甚至盼他闖禍的成分？我也想知道，這位“最善於出壞主意”的同誌到底是哪位呢？起碼應該也是個圈裏響當當的人物吧？期待有見識的人賜教。
    
    　　“文革”結束後，魯藜老樹發新芽，比他小二十四歲的劉穎西女士主動找上門來，要照顧他的晚年生活。劉穎西在50年代就認識魯藜，她比魯藜的女兒僅僅大一歲，非常崇拜魯藜。兩個忘年交結婚以後，魯藜生活安定，繼續寫他的詩，直到去世。而王曼恬作為“四人幫在天津的代理人”，被隔離審查了。重新置身於焦慮和抉擇之中的王曼恬似乎已經無所選擇。這一次，與二十多年前麵對選擇時有所不同：她享受了那麽多人所羨慕的尊貴、榮華（不管她願不願意，是不是她自己主動去追求的），似乎也夠本了。
    
    　　害人的人被抓起來，也算是惡有惡報了。為情勢所逼、被壓抑成善的“惡”開始蠢蠢欲動。我們這個民族中，很多人喜歡以牙還牙。
    
    　　孫犁評價道：“使王婉當年臥軌而死，彼時雖可被罵為自絕於人民，然日後可得平反，定為受迫害者。時事推移，伊竟一步登天，紅極一時，冰山既倒，床下葬命。”王曼恬最終用一條扯破的床單結束了自己的生命。那些計劃用慢慢折磨她來換取安慰的人大概會悵然若失吧？
    
    　　王曼恬死了，孫犁也走了。其他人慢慢地也都走了。
    
    　　（摘自《閑話之無關娛樂》）

[anniesky]

GCD國家的悲劇。。。

[舒服羈勒]

劉穎西是我一個表舅的前妻，她可把我表舅一家給害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