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建議救活陳景潤始末（組圖）

 

    美籍生物博士許引明教授（右）回國參加校慶時，與著名數學家陳景潤（左）交談。 中新社資料圖

 

    1994年7月10日，著名數學家陳景潤參加華羅庚銅像揭幕儀式時與師母華夫人握手問好。 中新社發 宗金柱 攝

　　“文革”剛結束，複刊不久的《人民文學》，恰逢主編張光年生病住院，選題就靠幾個年輕人你一言、我一語的“神仙會”來定。

　　1977年9月18日，黨中央決定召開全國科學大會。緊接著，10月的這次“神仙會”自然跟“科學”掛上了鉤。編輯們覺得，如能組織一篇反映科學領域的報告文學，正當時候。

　　這個想法，其實並不尋常。十年浩劫，知識分子早成了“臭老九”，以他們為主角的文學作品也幾乎絕跡。不過，中央既然要重新評價知識分子的地位和作用，文學領域自然應該有所突破。

　　然而，寫誰好呢?

　　也不知是誰，想起一則流傳甚廣的民間故事：20世紀70年代初，有個外國代表團訪華，一美國專家點名要見大數學家陳教授。我國有關方麵千方百計尋找，終於在“牛棚”裏發現了這個人，他取得了震驚世界的成果，竟然誰也不知道。

　　這人就是陳景潤，編輯們紛紛補充了自己聽到的軼事：他是“白專”典型，有一回挨鬥，他氣得跳樓，不過這位數學家自殺還不忘算角度，結果連傷都沒受；他是一個“科學怪人”，不刷牙不洗臉；有人說他財迷，棉襖都舍不得買，就用兩個棉毛衫，裏邊裝上棉花，一繃。

　　這樣的人能不能寫？當時，“白專”可是頂“大帽子”，在“文革”中，不問政治的“白專”分子幾乎和吃白飯、寄生蟲等名詞聯係在了一起。

　　經過激烈的爭論，編輯們達成一致，就寫陳景潤吧！中央已經提出了“向四個現代化進軍”的目標，要實現“四個現代化”，自然需要知識。不管怎樣，他是有貢獻的。

　　那麽，找誰來寫呢？有人提到了徐遲。

　　徐遲雖是一位詩人，但他做過新聞記者，寫過不少通訊特寫。1962年他在《人民文學》上發表的人物特寫《祁連山下》，以敦煌藝術家常書鴻為原型。解放後，寫知識分子的文章本就不多，反響好的更屈指可數，這篇文章算是其一。

　　當時的青年編輯周明，負責尋找這位久違了的詩人。

　　徐遲原來在《詩刊》做副主編，後來響應中央的號召“作家到火熱的生活中去”，連編製也轉到了湖北省文聯。

　　周明的電話打到武漢，徐遲說他在老家浙江南潯選好了房子，準備辦理退休手續告老還鄉了。他說他被剝奪了創作權，十年沒有動筆了，噤若寒蟬。

　　不過，當周明提起這個任務時，老先生又興奮起來，他說，要是能有機會寫點什麽就太好了，冬蟄太久了，也該醒醒了。

　　周明放心了，63歲的老先生，依然是個熱情的歌者。隻是提到陳景潤，詩人熱情稍減，他有點遲疑地說“試試看”。

　　果然，徐遲到京後和親友們吃飯，一屋子人，一聽說他要寫陳景潤，一致反對。“怪人”呀，“白專”呀，“吝嗇”呀，他們都勸他換個題目，陳景潤是個有爭議的人，何必惹麻煩呢？

　　敢不敢寫？最後是徐遲的姐夫一錘定音：“寫！陳氏定理了不起！”這位姐夫正是解放軍副總參謀長伍修權將軍。看將軍說得那麽幹脆，徐遲打消了顧慮。

 

    （2006年）4月4日上午，廈門大學在其數學科學學院所在的海韻校區舉行陳景潤院士銅像揭幕儀式。銅像展現的是陳景潤的坐姿，身著毛衣布鞋的“陳景潤”自然憨厚地微笑著。圖為在揭幕式上，陳景潤的夫人由昆深情凝視著先生的塑像。 中新社發 常海軍 攝

 

    數學家陳景潤（中）出席全國人大會議。 中新社發 中新社 攝

　　偶然的機緣

　　從《人民文學》的青年編輯到伍修權將軍，似乎誰都知道陳景潤，可是在1977年10月之前，他並沒上過報紙，陳景潤怎麽成了話題人物呢？

　　其實，讓陳景潤出名的，隻是一個偶然的機遇。時任中科院數學所業務處處長的羅聲雄講述了這件奇事。

　　1973年，北京的冬天似乎比往年更長。2月裏的中關村，周圍是一片片蕭索的農田，讓它出名的不是高科技，而是北大、清華這兩大“文革”策源地，發生在這裏的故事往往有風向標的意味。

　　一天，陳景潤在去醫院的路上偶遇羅聲雄，也許是自覺身體不行時日無多，他突兀而神秘地說：

　　“最近，我完成了對猜想的證明，論文也寫好了，你看怎麽辦？”

　　“論證過程有問題嗎？”羅說。

　　“絕對沒問題。但是我擔心沒法發表，即使發表了又會挨批。”

　　“隻要是真貨，就不怕。”

　　這裏所說的猜想，是指對“哥德巴赫猜想(1+2)”的簡化論證。陳景潤在極其秘密的狀態下，經6年攻關，寫出了這篇長達100多頁的論文。他心裏清楚，這不僅是他有生以來最重要的成就，也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最重要的數學成就之一。然而，他更明白，自己頂著“白專”的帽子，“猜想”又遠離實際，論文肯定難以發表。這些年挨整、跳樓、專政經得多了，雖經羅聲雄勸說，陳景潤還是把論文壓在了箱底下。

　　羅聲雄，湖北人，三十出頭，好打抱不平。有一次，陳景潤像“叫花子”一樣被“革命群眾”群毆，周圍的人都哈哈大笑。隻有羅為他出了頭，由此成了陳為數不多的朋友之一。這次，為了給陳景潤打氣，羅聲雄和數學所的另一位業務幹部喬立風，決定跨過數學所黨委，把事情直接捅到院裏。

　　一份題為“數學所取得一項重要理論成果”的工作簡報，徑直送到了中科院領導處。副書記武衡看完這份簡報後，頓感眼前一亮。

　　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電子計算機的改進引發了西方的技術革命，而我們卻停滯不前。1971年至1972年間，周恩來借接見美籍物理學家楊振寧和數學家林家翹的機會，與中科院負責人談話，要求中科院在理論研究上要有所突破。陳景潤這個成就，真是恰逢其時。

　　武衡立即趕到數學所。他當著黨委書記的麵，尖銳地指出：“單是陳景潤有論文不敢拿出來的事，就應該向總理反映。”這位書記的答複也很有時代特色，他說：“陳景潤的論文能不能發表，要經全體群眾討論通過！”

　　在隨後的全院大會上，武衡專門表彰了陳景潤，不過他沒提名字，僅說：“我國年輕的數學工作者在數學的基礎理論研究方麵，做出了一項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成果……”

　　坐在底下的新華社記者顧邁南，專門負責科技報道，聽到此處，她心中一動，立即詢問身旁的一位局長，得知這個人叫陳景潤，“是個怪人!”

　　第二天，顧邁南就到了數學所，接待她的那位“革委會”負責人說，“這個人(指陳景潤)生命力很強，中關村醫院來了幾次病危通知單，說他快死啦，可他至今還活著。”

　　隨後，顧邁南迅速寫了兩篇“新華社內參”，專門報道了陳景潤。現在回看這兩份“內參”，隻有兩處略有誇張。一是在論文尚未發表前斷言“陳的論文發表後，會轟動世界”，一說“陳命在垂危，亟待搶救”。不過，這為後來的“陳景潤事件”，投入了催化劑。

　　離陳景潤和羅聲雄談話還不到半個月，陳景潤的機會就來了。

　　江青在“內參”上批示：“主席，是否先救活陳景潤為好？”

　　毛澤東大筆一揮：“請文元同誌辦。”

　　姚文元又作批示：“陳景潤的論文在哲學上有什麽意義？”

　　羅聲雄奉命作科普文章，向領導介紹“哥德巴赫猜想”，至於哲學上有什麽意義，他說不出來，隻好請“哲學家”去體會了。

　　陳景潤事件

　　事情進展神速，接下來就有了中關村88號樓的一幕。“在知識界，人們管這件事叫‘陳景潤事件’，”羅聲雄說。

　　3月底一天的下半夜，一陣急促的敲門聲，響徹中關村88號樓3層寂靜的走廊，住在小茶房裏的陳景潤也被驚醒了。一名身著戎裝的彪悍男子在門外高呼：“陳景潤同誌，我是遲群，偉大領袖毛主席派我來看你了！”

　　遲群身後，還有時任衛生部部長的謝振華，協和醫院院長張孝騫及其他醫學權威，武衡也陪同在列。

　　陳景潤完全懵了，主席怎麽會知道我這麽個助理研究員、“白專”典型？莫不是造反派抓人來了？他遲遲不肯開門，喧嘩聲中，同樓的幾十個居民都聚到了門口，有的隻穿著褲衩背心，凍得上牙打下牙，整個88號樓，猶如剛發生了地震。

　　陳景潤出來了。遲群何許人也？毛澤東的聯絡員，時任清華大學黨委書記兼革命委員會主任、國務院科教組副組長，竟然懇請他馬上去檢查身體。陳景潤死活不肯，遲群不得不親自動手，強拉著瘦弱的陳景潤，把他塞進了紅旗轎車。

　　五六輛轎車，浩浩蕩蕩地開進遲群的“陣地”清華大學，幾名專家立即會診，陳景潤患有慢性腹部結膜炎，並非要命的急症。不過，依照主席的指示，陳景潤還是住院了。

　　第二天，對政治莫名其妙的陳景潤，不顧“最高指示”，逃出了病房。結果又是天下大亂，全院上下尋找陳景潤。

　　偉大領袖親自關懷“白專”分子，與“文革”中的氣氛格格不入，種種錯位，讓科學院開了鍋。人們停下了手裏的工作，展開了辯論。相當多的研究員大受鼓舞，“看來，隻要有真本事，領導還是重視的”。又有許多人被弄得糊裏糊塗：不是提倡又紅又專嗎？為什麽又肯定了“白專”分子？

　　“數學大師龐開來曾給機遇下了個定義：機遇是對社會無知程度的一種度量。白卷先生張鐵生和書呆子陳景潤能夠同時出名，這都符合龐開來的原意。”羅聲雄進一步解釋了他對此事的反思，“在那時荒蕪一片的科學土壤裏，突然開出一朵奇葩，各級領導自然如獲至寶，他們以此為題，各做各的文章，這就給了陳景潤一個機遇。”

　　隨後，陳景潤的論文，以最快的速度在《中國科學》英文版16卷第2期上發表了。

　　這篇論文的分量有多重？中科院院士林群用2008年奧運會打了個比方：“陳景潤是數學界的百米飛人博爾特，挑戰著智力極限。他保持的這個紀錄，至今34年，仍無人能破。”

　　徐遲三訪陳景潤

　　如果說遲群夜訪陳景潤隻是政治，那麽最終讓這個書呆子感動國人的，卻是科學的魅力、人性的光輝。這些，被徐遲的慧眼發現了。

　　據陳景潤秘書李小凝轉述，徐遲寫出洋洋萬言的《哥德巴赫猜想》，但在整個寫作過程中，他跟陳景潤隻見了三麵。這讓記者也吃了一驚。

　　他們第一次見麵是在1977年的一個秋日，周明陪著去的。

　　陳景潤進來那一幕，周明記憶猶新：“他非常瘦小，臉上雖然紅撲撲的，但卻是一種病態的紅(大概是因為結核病)，我們都穿單衣，他身上卻是一件半藍不灰的中山裝，露出來的襯衫領子一個翹在外麵，一個窩在裏麵，頭上的棉帽歪戴著，兩個護耳，一前一後地耷拉著，確實是個怪人，挺邋遢的。”

　　陳景潤的手攏在袖子裏，有點心不在焉地說，“哦，你們來了，我很高興，很高興”，一直說很高興。一聽說自己是報告文學的主角，又說，不要寫我，寫寫老前輩，寫寫老科學家，寫寫領導人。他當時說了一串領導人的名字，每一位前麵都加上了“敬愛的”，完全是報紙上的字兒話。徐遲笑了，說我不是寫你，我來寫數學界。陳景潤鬆了口氣，天真地說那我一定提供材料。

　　於是，他們隨意聊起來。

　　徐遲問，“哥德巴赫猜想”進展如何了？

　　陳景潤回答：到了最後關頭。看到葉劍英元帥最近發表的《攻關》一詩，很受鼓舞。我要繼續苦戰，努力攻關，攀登科學高峰。

　　再問他最近考慮什麽問題？他說，收到一個國際會議的邀請，正在寫回信。

　　原來，國際數學聯合會主席邀請他去芬蘭參加數學家大會，並作45分鍾的學術報告。出席本次會議的有各國學者三千多人，但確定做學術報告者僅十來名，其中亞洲兩名，一個是日本學者,一個便是陳景潤。

　　陳景潤請示領導，沒想到中科院副院長方毅讓他自己答複，這可讓他大費腦筋了。

　　最後，回信大致講了三點：一、感謝國際數學會主席先生的盛情邀請；二、世界上隻有一個中國，目前台灣占據著數學會的席位，因此我不能參加；第三、如果驅逐了台灣代表，我可以考慮出席。

　　簡直出乎意料！看來陳景潤沒有傳說中那麽“癡”，那麽“傻”。

　　雖然陳景潤講話的時候，夾著報紙上的套話，但他那種心不在焉、恍恍惚惚的神情，讓徐遲有一種感覺：陳景潤沒有生活在我們中間，他活在數學王國裏，雖然被迫接受了訪問，但他的心仍在低飛著，盤旋著，閃出晨光熹微的理性之美。

　　徐遲忍不住悄聲對周明說：“他多可愛，我愛上他了！就寫他了。”

　　怎麽走進陳景潤的心裏呢？往後的一個星期，徐遲在外圍展開了采訪，他還特地找到數學所的年輕研究員楊樂、張廣厚，和他們一起歸納出了三個陳景潤感興趣的問題：猜想是怎麽回事？猜想的題目怎麽寫，答案怎麽寫？(1+2)的突破在哪裏？

　　第二次見麵，徐遲有備而來地拋出三個問題，陳景潤話多起來，也不管徐遲懂不懂，直接把解決這三個問題的數學公式寫給徐遲看，徐遲抄下來，或者說是照貓畫虎地描畫了下來，正如讀者所見，公式擱在了文章的開篇。

　　這次見麵，徐遲掉淚了，他得出個結論：陳景潤是那種為了數學可以拋棄一切的人，外界對他的傳言太可惡了，那些當初迫害他的人，今天仍在製造流言蜚語。

　　采訪進入尾聲，唯一的遺憾是，陳景潤幾乎不讓任何人進他的小屋，徐遲也不例外。時任數學所書記的李尚傑說：“要不，咱們搞點陰謀詭計試試。”

　　經策劃，周明和徐遲、李尚傑三人一同上了88號樓,老李是領導，自然被放進屋。周明和徐遲，又過了十分鍾後才去敲門，隻說找李書記有急事。

　　果然，陳景潤還未反應過來，李尚傑就搶先開了門，周明和徐遲就這樣不容分說地擠進了屋。環顧這間由茶水間改成的宿舍，六平方米的小屋，一張單人床，床上的褥子隻用蚊帳包著。牆角放了兩個鼓鼓囊囊的麻袋，一個裝的是他的換洗衣服，另一個全是計算題手稿和廢紙。辦公桌上除了中間常用的一小片地方，其餘桌麵落滿了灰塵。

　　原來，這就是陳景潤的世外桃源、數學作坊、自由王國。

　　“猜想”問世

　　詩人的激情迸發了，他說他像林妹妹愛上二哥哥那樣愛上了陳景潤！據徐遲的兒子徐延回憶，他寫得很快，一個星期采訪，一個星期寫作，一個星期修改，一個星期發稿。

　　前麵的幾個段落隻用兩個晚上就寫就了，不過寫到“文革”就卡住了。

　　當時，中央關於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決議尚未做出，“兩個凡是”依然禁錮人心。評判“文革”，誰也沒有這個膽。

　　“文革”中，徐遲被關在一個樓上，沒有事情，就隻剩下讀書，能搞到的書都反複讀了，讀得最多的是《馬恩全集》。

　　在寫《哥德巴赫猜想》時，徐遲想到了《馬恩全集》第一卷裏的一篇重要文章《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對“文革”的態度、理解、寫法，都在這篇文章裏找到了依據。

　　《哥德巴赫猜想》問世後，“文革”這一段立即引起讀者熱烈反響。許多人爭相購買和競相傳閱，喜歡文學的和平時不太關心文學的，也都找來一遍又一遍地讀。

　　當然，作家也有妥協。有關陳景潤跳樓自殺等苦難，閃閃爍爍地寫了；陳景潤事件，沒有寫入文中。

　　講到那篇著名的論文時，文中是這樣說的：1973年春節前夕，黨委書記和政治處主任，提著水果去慰問陳景潤，他非常感動，立即拿出論文，說道：“把這篇論文獻給黨。”

　　數學所的人都知道這是“天方夜譚”，當時大數學家華羅庚、吳文俊都沒人理，一個助理研究員哪裏有這種待遇？“李書記”在這篇報告文學中成了個意味深長的符號。

　　至於怎麽寫“猜想”，怎麽寫科學，徐遲說了這樣的話：“我不懂科學，但我懂得人，懂得科學家的為人，也就可以寫一點科學了。”

　　《哥德巴赫猜想》被《人民文學》刊發在1978年1月號頭條。2月17日，《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破例用三大版的篇幅轉載了這篇文章。

　　中國大地刮起了“陳景潤旋風”，他成了科學的代名詞。科學家一夜之間成了最時髦的職業，“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掛在人們的嘴邊。許多青年，包括後來成為搜狐創始人的張朝陽，因為看了這篇文章，走上了追求科學的道路。

　　但也有人投書《中國青年報》發出疑問：陳景潤算不算又紅又專的典型？宣傳陳景潤會不會使青年鑽研業務不問政治，走偏方向？

　　《中國青年報》發表了《為了四化要又紅又專——從陳景潤談起》的評論員文章。指出，陳景潤為了發展祖國的科學事業，不畏艱難困苦，頑強堅持攻關，這就是紅。

　　曾任中國現代文學館副館長的周明說，陳景潤是新中國成立後，第一個被當作主角和英雄描寫的知識分子，從此，他們走進了文學畫廊。

　　因為深感我國科學水平之低，低得讓人痛心，在寫完《哥德巴赫猜想》之後，徐遲繼續遨遊於科學世界。《地質之光》、《願生命之樹常青》、《在湍流的漩渦中》，他以詩人的心靈，與不為外人所知的科學世界相通了。

　　這些，都成了對第一次科學大會的獻禮。

　　春來江水綠如藍

　　1978年3月，乍暖還寒，醞釀了8個月的全國科學大會在京開幕。陳景潤和來自全國各地的5500多名代表一起走進了人民大會堂，而且和他的老師華羅庚先生一起坐上了會議主席台。

　　在這次大會上，鄧小平第一次提出了“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的重要觀點。

　　陳景潤聽到鄧小平說：“一個人，如果愛我們社會主義祖國，自覺自願為社會主義服務，為工農兵服務，應該說這就是初步確立了無產階級世界觀，按政治標準來說，就不能說他們是白，而應該說是紅了。”

　　一直戴在陳景潤頭上的“白專”帽子終於摘下來了。

　　說起這個講話還有一段故事。

　　科學大會文件起草工作，由中科院副院長方毅牽頭籌辦。草擬的文件中，最重要的是鄧小平和華國鋒的稿子。

　　這兩個講話稿寫完後，同時送上去。鄧小平的講稿很快得到反饋，鄧小平隻在段落和個別字句上作了些調整。當時中央有位領導看了講話稿後說：“我看這個稿子水平不高，毛主席講了那麽多關於科學工作和知識分子的話，為什麽不引用？譬如，毛主席說的知識分子要改造世界觀，就應該談一下嘛！”起草小組向鄧小平請示，要不要根據這位領導的意見再作些修改？鄧小平的回答十分幹脆：“一個字也不要改！”

　　科學大會開幕的前一天，宣傳口一位負責人又提了條意見，關於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自己的一部分”，建議修改成“我們已經有了一支工人階級的又紅又專的知識分子隊伍”。方毅再次向鄧小平匯報，鄧小平說，不接受，維持原樣。

　　現在說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一部分，大家都覺得這是常識，卻不知把知識分子看作自己人，這在當時堪稱翻天覆地。

　　鄧小平講話後，整個科學院都回蕩起《祝酒歌》歌聲。

　　徐遲也參加了科學大會，他和黃宗英、秦牧等6名作家組成了特邀記者小組，專門采訪科學家。黃宗英還記得，徐遲傾心地講陳景潤、猜想、數學、皇冠，講得聽眾包括他自己都醉了。一個大停頓，徐遲展開雙臂說：“我想說，陳景潤，我愛你。”

　　閉幕式前，徐遲還欣然接受了一個任務，代臥病在床的郭沫若，起草科學大會的閉幕式發言稿。徐遲一夜寫就，隻是寫得比較分散、浪漫，在會議上宣讀不太適宜，最後未被采用。

　　不過，不管是誰起草，正如郭沫若在大會閉幕式上說的，“日出江花紅勝火，春來江水綠如藍，科學的春天到來了”。從此，多年被稱為“臭老九”的中國知識分子，逐漸找回了尊嚴和價值。

　　有一千個陳景潤就了不起

　　在科學大會作報告間隙，鄧小平會見了陳景潤，這是他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會麵。

　　陳景潤佝僂著背急步上前，用雙手緊緊握住了鄧小平的右手。周圍鎂光燈閃爍，他顯得更加拘謹了，出人意料地，他深深鞠了一躬，嘴裏念叨著：“謝謝鄧副主席，謝謝、謝謝……”。

　　“我願意當大家的後勤部長”，鄧小平在科學大會上作的報告中，著重講了這一條。其實，連陳景潤都不知道，早在3年前，鄧小平就已經給他當了一回“後勤部長”。

　　1975年9月26日，重新工作的鄧小平主持會議，中央政治局聽取了胡耀邦提交的《整頓科學院的匯報提綱》。

　　當時，胡耀邦負責主持中科院工作，期間他親赴數學所過問陳景潤的工作和生活。得知陳景潤依然住在小茶房的時候，胡耀邦異常激動，像憤怒的獅子一般咆哮，“你們於心何忍”。

　　在9月26日的會上，胡耀邦提到，至今仍有人認為陳景潤是“白專典型”，對其工作生活問題不予解決，鄧小平也火了，他說：“什麽白專典型，總比占著茅坑不拉屎強！”接著，他給了陳景潤極高的評價：“像這樣的科學家，中國有一千個就了不起！”

　　幾個月後，在“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鬥爭中，這位偉人又遭打倒，陳景潤依然住在小茶房，不過，鄧小平已經記住了陳景潤。

　　科學大會之後，陳景潤迎來了喜訊不斷的春天，而這都離不開 “後勤部長”所抓的一件件實事。

　　1981年鄧小平親自批示：“可否為其配一秘書，以分其勞。”

　　1983年，按照鄧小平的指示，陳景潤的夫人由昆從武漢調到了北京，陳景潤升為一級研究員。他的月薪從89.5元加到了149.5元，另外還有50元津貼，相當於行政十級工資，也就是現在的正局級。更可喜的是，他搬出了那間小茶房，第二年在新家裏添了個大胖小子。

　　這時候的陳景潤精神煥發，雖然已近半百，看上去卻像個小夥子。他留著整齊的小平頭，身穿綠軍裝，過去的熟人都說，陳景潤完全換了個人。

　　不過，由於鄧小平的三個指示沒提房子，陳景潤仍然為了房子苦惱著。

　　1984年，有了孩子的陳景潤向老朋友羅聲雄訴苦“我搬出去跟豬做伴了”。原來科學院在北大附中旁邊有一套兩居室，分了給他，但兩居室附近有一個屠宰場，屠宰的時候豬兒們呼天號地，弄得這書呆子心煩意亂、東躲西藏。

　　羅聲雄“攛掇”陳景潤給鄧小平辦公室打個電話。果然，當鄧小平知道陳的住房情況時，非常生氣，他當即指示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局長高登榜，就地解決。高登榜親臨數學所，表示“不分房子我不走”，當天，科學院就分給陳景潤一套四室一廳院士房。

　　不能承受之重

　　一封來自四川農村，沒有收信人地址，僅寫著“陳井運同誌收”的信，竟沿著曲折的郵路準確無誤地送到了陳景潤手中。當年的“陳景潤熱”可見一斑。

　　那股“陳景潤旋風”，將他從數學世界中拉出來，讓他不得不去扮演各種角色。

　　邀請他作報告的單位排成了長隊。他去山東、去安徽、去河南、去湖北、去貴州……他不得不在人們的盛情請求下，一遍又一遍地講述自己的奮鬥經曆。人們似乎並不在乎能不能聽懂他那南方口音極重的普通話，隻要能請到他就滿足了。

　　報紙、刊物也紛紛請陳景潤寫文章，青年報約請陳景潤“與青年人談理想”；體育刊物約請陳景潤談“做一個科學家要身體好”；省報約請陳景潤“與青年同誌們談學習”……

　　小學請陳景潤去做校外輔導員；中學請他去給中學生談“怎樣才能學好數學”……這一切，陳景潤似乎責無旁貸。因為據說北京有一位中學生看了徐遲的《哥德巴赫猜想》後，整天將自己關在房間裏，埋頭在數字、公式、符號中，眼睛近視了，背也駝了。

　　還有全國各地寄給陳景潤的信件等著他拆看，一個又一個從外地趕來的青年要麵見他，要跟他學數學，跟他探討“哥德巴赫猜想”問題。

　　在當時特定的時代社會背景下，陳景潤被賦予了太多的社會意義。但是，這對於一位數學家來說卻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陳景潤不得不說符合公眾形象的話，不得不按他理解的“又紅又專”要求自己。那些年，他經常是一身草綠色軍衣，草綠色解放鞋，斜挎草綠色書包的打扮。

　　全國科學大會期間，徐遲去看陳景潤。房間裏依然堆著五六個麻袋，不過都是群眾來信。一個麻袋單獨放在一邊，全是女孩子的求愛信。

　　“我可怎麽辦？”陳景潤衝著徐遲一攤手。

　　陳景潤的老師，那位第一個向他介紹“哥德巴赫猜想”的沈元先生，特地來看望他當年的學生。陳景潤說：“謝謝你，沈老師。我已經習慣了這種生活。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無微不至地關懷我，我常常感動得流淚。我要加把勁，拚命大幹社會主義，繼續攀登科學高峰。”

　　當時在場的記者聽沈元對他的學生說：“你呀，正直的人已成為政治的人！”

　　數年後，徐遲在接受采訪時說：“對陳景潤，《哥德巴赫猜想》這篇文章起了一定的作用， 但也有許多不好的作用。因為當時影響很大，他一下子成了名人。對陳景潤這樣的人，成名是一種痛苦，甚至成為了對他的工作的幹擾。他如果不是那麽大名氣，可以有更多的安靜的空間，有充分的時間來更好地進行他的研究。”

　　無用之用

　　上世紀80年代，武漢東湖路，徐遲的書房裏添置了一台電腦，型號比人們熟知的奔騰286更古老，屏幕是用9寸電視機改裝的。鍵盤上，貼著他親筆寫的字條“請先洗手，再接觸鍵盤”。古稀之年，徐遲仍在筆耕不輟，他是作家中率先使用電腦寫作的人。

　　徐遲晚年所讀所寫均是高能物理、相對論等問題的書。有一次他對秘書徐魯說：“別的可能都是假的，都可以不寫，唯有高科技的東西才是真的，才是非寫不可的。”可惜他這個看法有點曲高和寡。

　　報告文學集《哥德巴赫猜想》出版時，發行了上百萬冊。然而到了90年代《來自高能粒子的信息》出版時，卻隻有寥寥5千冊的印數了。

　　徐遲為此百般焦慮：究竟是什麽原因呢？擁抱信息和科技，本是火燒眉毛的事，為什麽心血之作卻成了空穀足音？

　　陳景潤也無可回避地麵臨了這樣的問題，越來越多的人要問，“哥德巴赫猜想”到底有什麽用？甚至連一些數學家都說，陳景潤不過是時勢造英雄。

　　“說數學有用還是沒用，那是外行話。”林群院士感慨道，“今天，人們非要探討猜想的用途，這是典型的實用主義。牛頓發現力學三大定律的時候，誰能預見宇宙飛船應用了這個理論呢？”

　　“無用之用”導致他的事業後繼無人。陳景潤的專業遠離市場，除1978年有百人報名他的研究生外，往後數年，報考的人寥寥無幾。從1978年到1990年的12年間，陳景潤共招收6名研究生，本來為數不多，但沒有一個留在他身邊，大多出國了。

　　科研經費的短缺，也令他的5人小組難以為繼。香港《文匯報》記者采訪陳景潤時，他談到了他的憂慮：“每人每年數百元經費，連出差都難，國內有些學術會議都無力參加，更不敢請人來。”記者發出感歎：“沒想到一個大數學家還須精心計算這麽一筆細小的經濟賬。”

　　在記者看來，如此細小，但在陳景潤，這是一個科研組一年的經費。

　　放棄“猜想”

　　陳景潤以“哥德巴赫猜想(1+2)”著名，普通公眾，大概以為陳景潤一直在向(1+1)的證明發起衝鋒。其實，陳景潤清楚地知道，以現在的數學工具並不能破解(1+1)，1974年以後，他便決定放棄這顆“數學皇冠上的明珠”。

　　“我不能騎著自行車上月球”，陳景潤如是說。

　　作為一個實事求是的科學家，在自己的專業上，他沒有因為公眾的期望改變自己，盡管這可能有損他的光輝形象。

　　20世紀90年代，中關村變成了中國矽穀，陳景潤卻一天天衰竭。

　　1984年查出的帕金森綜合征，讓他幾乎失去了一切，除了數學。當羅聲雄告訴他英國數學家懷爾斯解決了費馬大定理時，他請護工幫他翻起眼皮，睜開雙眼，表示他的驚訝。然後，他含混不清地說，請把資料拿來，我要看。

　　自科學大會以後，陳景潤和徐遲便沒有見過麵，甚至沒有任何交往，但兩人對科學卻是一樣的執著。

　　徐遲晚年涉足於高能物理王國，直到生命止息的前幾天——1996年12月4日他的《談誇克》一文在《人民日報》發表。

　　為此，《人民日報》在同一版麵上還發表一篇署名陶鈞的文章《讚文學家的科學感情》，文章指明，此徐遲即彼徐遲，打消讀者可能產生的疑問：怎麽作家徐遲會寫起高深科學文章?

　　1996年3月19日13時10分，陳景潤與世長辭。同年12月12日，徐遲在武漢的病房裏選擇了結束自己的生命。

　　回味徐遲50年代寫的一首詩：“我所攀登的山峰／在雨雪雲霧籠罩下／它吸引你走進它／像磁場引導指南針／除非你是一個勘探隊員／你不會知道這山脈的價值。”

　　這是科學家的讚歌，也是徐遲和陳景潤相遇的機緣。

　　驚回眸，那一春

　　“神七”問天，“嫦娥”奔月，當今中國一日千裏。正如鄧小平在科技大會上預言的，“大量的曆史事實已經說明：理論研究一旦獲得重大突破，遲早會給生產和技術帶來極其巨大的進步！”

　　讓我們再次回到1978年那個春天，那個決定了陳景潤、徐遲和千千萬萬中國知識分子命運的春天。

　　這一年，楊樂在蘇黎世國際數學大會上，報告了他和張廣厚的研究成果。

　　這一年，孫家棟在科學大會上作了關於我國空間事業發展的發言。30年後，他成了繞月探測工程總設計師，實現了郭沫若在《科學的春天》一文中所說的“嫦娥奔月”。

　　這一年，黃昆在離開研究工作26年後，由鄧小平點名到半導體研究所任所長，由此成為“文革”後走上領導崗位的第一批科學家。

　　這一年，陳佳洱回京參與製定低能核物理加速器研究的規劃。此前，他已在北京大學漢中分校待了10年，修路、喂豬、種地，賣光了所有與加速器相關的書。

　　這一年，袁隆平由懷化農校調入湖南省農業科學院，晉升為研究員，並獲得全國勞動模範稱號。

　　這一年，巴金重新拾筆，耗時7年完成了《隨想錄》。

　　這一年，張藝謀，陝西鹹陽國棉八廠28歲的工人，在北京電影學院西安考區，被幾個攝影老師破格錄取……(記者 孫文曄)

　　(感謝陳景潤的生前好友羅聲雄研究員、林群院士、陳景潤的秘書李小凝老師、《人民文學》前副主編周明先生、徐遲之子徐延先生、徐遲的秘書徐魯先生對本文寫作做出的指導和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