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塑佛看世界

大千世界,趣聞橫生,細細品嚐,回味無窮。
正文

周恩來義女孫維世與金山(組圖)

(2010-09-12 00:51:00) 下一個

作者:張穎

五年後,1970年我從幹校回來第一次見到鄧大姐,她告訴我,維世已經離開人世,並被說成是自殺的。鄧大姐很憤懣:死不見屍,怎能說是自殺呢?我心裏明白:維世是被害死的。

本書匯集憶敘周恩來的文章22篇。作者張穎,長期在周總理身邊工作。解放後,曾先後擔任中國戲劇家協會書記處書記、《劇本》雜誌主編、黨組書記等職。1964年調外交部後,又任新聞司、西歐司副司長等。

本文選摘了作者與周恩來義女——著名藝術家孫維世及金山交往的點滴往事。

我與維世:因“戲”吵架

周恩來同誌和鄧大姐都很關心青年人,特別是關心烈士子女。抗日戰爭初國共合作時期,因為環境許可,恩來同誌即盡最大力量在全國各地尋找失散的烈士親屬和子女,找到後即把這些孩子或親屬送到延安或蘇聯學習。當時有不少傳聞,說恩來同誌夫婦,尤其是鄧大姐,收了許多“幹兒子”、“幹女兒”,其實是他倆把烈士的子女們視為親生兒女一般。著名戲劇家孫維世是突出的例子。

孫維世的父親孫炳文是我黨優秀黨員,曾接任周恩來出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兼總教官,是周恩來的好朋友,1927年在大革命中犧牲。抗戰初期,孫維世的母親任銳帶著孫維世和哥哥孫央到延安。我在重慶工作期間還曾照顧過任銳同誌。

1955年末,我從天津市調到北京中國戲劇家協會書記處,主要是管《戲劇報》的編輯審稿工作。1956年,中國青年藝術劇院上演了一出新的話劇《同甘共苦》,是嶽野的新作,由孫維世導演,舒強、於藍、劉燕瑾主演,受到觀眾的歡迎。

這是一部感情戲,故事寫老幹部的三角戀愛。男主角(舒強飾)是黨的高級幹部,女主角之一(於藍飾)是抗戰時期的知識分子,女主角之二(劉燕瑾飾)是黨的高級幹部前妻,農村婦女。抗日戰爭期間,一個年輕人告別新婚的妻子參了軍,從此杳無音訊。後來他的妻子也參加了抗日後勤工作,成了婦女積極分子,但夫妻二人因戰亂而失去了聯係。男青年在抗日隊伍中又認識了一位知識分子女幹部,結婚生子。這種情況在那個年代很普遍。後來一個偶然的機會,三個人相逢了。這時男青年已成為高級幹部,遇到前妻既抱歉又難堪。他看見前妻已成為進步分子,對他再婚也毫無怨言,相反還百般照顧他,使他十分感動。抗戰妻子開始有些嫉妒,但慢慢感到這位前妻既能幹又賢惠。兩位妻子都覺得自己應該退出,但那位高級幹部不同意,於是便成了一夫二妻,相安無事。

如果在舊社會,這種事是可以讓別人接受的。但當時新中國成立不久,正在宣傳一夫一妻的新婚姻法。於是我寫了一篇劇評,批評該戲思想不健康,違背婚姻法,還給老幹部臉上抹黑。

文章登在《戲劇報》上。孫維世和嶽野的名氣都不小,而我是剛到北京來的新人。

不幾天劇院藝委會就召開了有關《同甘共苦》座談會,開始都心平氣和的,到孫維世發言時,她很嚴厲地指著我說:你不就是掌握輿論工具嗎?怎麽就這樣胡言亂語給人扣帽子?新生事物出來不容易,你一棍子就想打死呀。你是什麽評論家,一竅不通!當時我都懵了,便回了一句:你是了不起的大專家,批評不得嗎?座談會變成了吵架。我和孫維世認識很久了,相處得也不錯,這一下成了“仇人”似的,見麵都不說話。


我一直感到對不起維世

不久,周恩來總理辦公室給我打電話,讓我吃午飯時去西花廳。我到了西花廳,看見維世已經坐在那裏和她的鄧媽媽親熱交談著。不一會兒就開飯了,公務員提來兩個飯盒放在桌上。鄧大姐和周總理的飯菜從來就很簡單,倒是給我和維世的那兩份又多又好。這時周總理進來了,維世是他們的幹女兒,很親熱地叫爸爸。

吃完飯,坐在沙發上,總理笑著說道:聽說你們兩個人當著不少人的麵打了起來?維世笑著不說話,我吃驚地看著他們說:沒有呀,怎麽可能打起來呢?不過是對一個戲有不同看法而已。總理哈哈笑起來:我的情報又準又快,真的沒打?維世說:打了,不過是嘴仗。鄧大姐這時才發話:你們都是老黨員了,不會各自多作自我批評嗎?都認為自己全對了?她說話時表情很嚴肅,但語氣很平和,沒有責備的意思。我覺得很難向維世道歉。這件事好像就這樣過去了,我和維世也和過去一樣了。

就在這時候,戲劇圈忽然刮起一陣風,既批評《同甘共苦》,又批評別的有創意的劇本和演出。這時我才真正感覺到我的無知。我的文章居然引來了一股極“左”風——應該說這股風從來就有,是我在不知不覺中起了推波助瀾的壞作用。我想做個自我批評也無濟於事了。到了反右派時,這些作家們都被批判成為右派分子,這時我才知道自己犯了大錯,但根本無能為力去挽回什麽了。這件事成了我數十年來的一塊心病。我一直感到對不起維世和嶽野,當時確是出於無知,但也不能原諒。

我和孫維世1937年在延安就認識了,那時候大家都稱她為大小姐。她年輕漂亮,是從上海到延安的電影明星,她比江青名氣大,因此在那時候江青對她埋下了嫉妒之心。她在延安演的第一個角色是話劇《團圓》的女主角,沙可夫寫的劇本,左明導演。維世是女主角,大小姐的名氣可能由此而生吧。林彪也追求過她,但維世對“首長”並不感興趣,這也引起了葉群的嫉恨,以致幾十年後她被人害死。

1939年,孫維世隨周恩來、鄧穎超同誌去蘇聯留學,直到全中國解放前夕才回國。


“死不見屍,怎能說是自殺呢?”

新中國成立後,維世成為著名專家導演回到北京。我對她的藝術才能一直都很欽佩,她的為人、她的勤奮,都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解放不久,由廖承誌領導創建了中國青年藝術劇院,在當時這是一個很有實力的劇院,孫維世是總導演。孫維世在青年藝術劇院排演了俄羅斯及前蘇聯的名劇,如《凡尼亞舅舅》和《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曾轟動全國。孫維世還在中央戲劇學院辦起了導演、表演藝術訓練班,請來蘇聯專家列士裏等人做教授,這使全國的話劇藝術都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孫維世的業績是無可否認的。

60年代,毛澤東發表了對文藝界“兩個批示”,刹那間,狂風暴雨驟然而至。在這種氣氛下,在恩來同誌的督促和支持下,孫維世很快就組成一支隊伍深入到東北大慶油田工地,與廣大工人群眾同吃同住,體驗生活,並寫出了反映大慶人的劇本,不久在北京上演。雖說劇本和演出效果都不是很好,但其心可鑒。

不幸“文化大革命”的風暴已經來臨,北京亂了,全國亂了,我當然也已被關入牛棚。時有各種消息傳來,聽說孫維世被捕了。當時這樣的消息不足為奇,不想維世從此杳無音訊。

五年後,1970年我從幹校回來第一次見到鄧大姐,她告訴我,維世已經離開人世,並被說成是自殺的。鄧大姐很憤懣:死不見屍,怎能說是自殺呢?我心裏明白:維世是被害死的。並說恩來同誌聽到消息後立即命令保留屍體做屍檢,但江青等人卻說已經火化了。維世這樣一個樂觀、聰明、勤奮的人,竟落得如此下場,真讓人心酸。


金山朗誦《雷電頌》, 令我久久難忘

我和金山認識是在1942年,當時他剛從南洋回到內地重慶。不久即被郭沫若選中飾演《屈原》劇中的主角屈原。作為中共代表留駐重慶的周恩來特別關心文化運動,尤其是話劇。而郭沫若和周恩來的關係非常親密:郭老寫《屈原》劇本時,每寫出一幕之後都會送給周恩來看並征求意見,在排演中選擇導演和演員也都是相互議論決定的。周恩來推薦金山演屈原。我也受命時常去排演場地觀看排演情況,因此與金山很熟悉。

一次,周恩來要我約金山到紅岩嘴八路軍辦事處談話,主要是談他應該如何扮演屈原角色,特別囑咐他,要很好研究體會郭老劇本的思想內涵,又能用形體和語言表達。那天午飯後,周恩來專門把辦事處的同誌召集到“救亡室”來,聽金山朗誦《屈原》劇本中的《雷電頌》,這件事使我久久難忘。

在重慶時,金山和張瑞芳合作演出《屈原》後,又共同主演了曹禺改編的《家》,由舞台上的感情變成真實生活中的感情,兩人正式結婚了。抗日戰爭勝利後,他們又在一起到東北接收長春電影製片廠,還拍攝了《鬆花江上》。

新中國成立後,我被調到中國戲劇家協會以後,分管的工作主要是組織戲劇創作,金山正是在劇本創作過程中與我關係親密起來的。

為了積極反映工農兵的生活和曆史,金山寫了話劇《紅色風暴》,我參與了不少。那時候寫工人運動的話劇尚未有成功的,而他想要創造一位工人運動領袖人物顧正紅,但在寫作過程中,發現資料太少,倒是領導工人運動的知識分子施洋大律師的曆史資料不少,金山被施洋的事跡深深感動,認為沒有施洋的參加與領導就不會有轟轟烈烈的五卅運動。那麽要寫這段曆史,寫這段曆史的重要人物,應該是施洋還是顧正紅呢?在意識形態關係極為複雜的60年代,這是一個大問題:知識分子怎麽能夠成為曆史的主人翁呢?於是這一創作就出現了大問題。

有一天,他突然約我去他家聊天,說是有事要商量。到了他家,金山滿臉愁容,而維世則默默坐在他身旁。維世說:金山的劇本寫不下去了,這個劇本的主角到底是誰好呢?曆史上是施洋大律師,可他是個知識分子,難道他能領導工人運動嗎?我突然說,兩個都是主角成嗎?沒有工人領袖當然不能成為工人運動,但沒有思想領導也不成呀,馬克思主義難道不是知識分子介紹到中國來的嗎?隻要是與工農群眾相結合不就成了嗎?金山笑了,但忽然又愁容滿麵,說曆史上資料太少。於是我和維世給金山打氣,爭論不休整整一下午,當然不會有結果,但最後金山顯得有點把握了。

金山和維世結婚,鄧穎超當主婚人

“文革”開始後,金山的日子當然也不好過,但維世被捕後他還在劇院挨批鬥,那時他的最大罪名是混入黨內的壞分子、假黨員。而他的直接領導人是周恩來,造反派大為惱火,對他窮追猛打,要他交代知情人,於是我被牽扯進去了。經過許多次對我的傳喚、追問,我當然還是無法回答。於是造反派讓我回憶周恩來什麽時候在重慶,以便與金山交代的材料核對。我說:周恩來同誌離開重慶或返回重慶的日子都會在報紙上登載,你們可以去查找。造反派又對我吼叫一通,我隻好答應憑記憶可以寫下大概的年份。

沒過兩天就傳出消息來,說我公開寫了周恩來總理的黑材料,我一頭霧水。後來才知道是因為我寫的“年表”被寫成大字報張貼在青藝大院。

1970年我從湖南幹校回到北京,隔絕六年之後再見到周恩來總理和鄧大姐,周恩來總理一臉嚴肅地對我說:聽說你還寫過我的黑材料?我不知所措,無言以答。鄧大姐趕忙說:那是有人打你的小報告哩!我也頑皮地說:您說我寫過,那就算是寫了吧。就是那次見麵,鄧大姐憤地告訴我,維世是被迫害致死的。

“文革”以後,大約是1982年,金山忽然找到我在南河沿的家。這次突然見麵,我們聊了整整一天還沒聊夠,相約幾天後再見。孰料沒過幾天,卻聽到金山因突發心肌梗死而離世的消息,真是世事難料啊!

已經幾十年了,關於金山與孫維世的戀愛史,我始終未能釋懷。他們戀愛結婚那段時間,文藝圈中傳聞多多,都說金山是“浪蕩子”,又說維世是插足的第三者,拆散了金山與張瑞芳的美滿家庭。其實並非如此。

事實是張瑞芳棄金山。金山是在離婚之後,又和維世戀愛結婚的。他們結婚那天我曾去祝賀,鄧穎超作為主婚人出席,而且有贈禮,有祝福。

在那段時間生活過來的人都知道,周恩來和鄧穎超兩人在這個問題上是非常嚴謹的,不管是對他們自己,還是對他們親近的人。如果維世做錯了,鄧大姐不可能原諒,更不會去祝賀。


[ 打印 ]
閱讀 ()評論 (1)
評論
目前還沒有任何評論
登錄後才可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