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朱德之間的激烈鬥爭

隨著時間的流逝，人們對曆史事件和曆史人物的評價會越來越客觀公正。曆史上客觀存在的“朱毛之爭”，許多人“為尊者諱”而很少言及。然而，追溯這段史實，透過“朱毛之爭”卻恰恰可以看出他們的偉大之處。當時紅四軍領導人之間的分歧與矛盾絕非狹隘的“權力之爭”及個人的榮辱進退，在他們心中懸著的，永遠是“黨的最高利益”。

井岡山會師後誕生的紅四軍雖然一時間威震四方，但她畢竟是一支由各種成分的人員組成的部隊，要想把這隻部隊煆造成一支真正的革命隊伍，絕非一日之功，它必須要經曆一段痛苦的、曲折的磨合過程。

“朱毛之爭”發生在1929年6月的紅四軍“七大”期間。雖說中共中央的“二月來信”和派到紅四軍工作的劉安恭的到來是其直接誘因，但其根本還在於當時“朱毛軍”幾位主要領導人在建立革命軍隊的艱苦探索中出現的一些爭論。

當時，直接領導紅四軍的有三個黨的組織機構：湖南省委前委、湘贛邊界特委、紅四軍軍委。前兩個除了領導軍隊外，還負有領導地方黨的責任，都是毛澤東任書記，紅四軍軍委則先後由陳毅、朱德擔任書記。1929年2月3日的羅福嶂會議上，根據前委隨軍行動，又無大量地方工作需要領導，及前委、軍委機構 “疊床架屋”的情況以及尖銳複雜的敵情，經討論，大家一致通過決議，決定減少指揮層次，軍委機關“暫停辦公”，改為軍政治部，軍隊行動由前委直接指揮，政治部主任一職由前委書記兼紅四軍黨代表毛澤東兼任，也就是說毛澤東集黨政軍權於一身，這便為爭論埋下了一個隱患----朱德等軍事首長乃至許多幹部對這種集權的安排當然是有意見有想法的。這也是正常的，盡管朱德是公認的比較淡泊名利權位的人，但因為這是帶兵打仗，誰不希望能明確自己的職責範圍，行使自己正常的職權，以貫徹自己認為正確的主張呢？

在建軍問題上，這個時期的領導人包括朱德、陳毅和紅五軍的彭德懷(兼紅四軍副軍長)都做過不懈的努力與探索。但相較而言，毛澤東的眼光遠大，因而貢獻也大，他是從政治製度、政治路線和建軍思想的高度來探索和實踐的，是以在製度上“保證黨在軍隊中的絕對領導地位”的認識來推動和運作的。

隨著時間的流逝，人們對曆史事件和曆史人物的評價會越來越客觀公正。曆史上客觀存在的“朱毛之爭”，許多人“為尊者諱”而很少言及。然而，追溯這段史實，透過“朱毛之爭”卻恰恰可以看出他們的偉大之處。當時紅四軍領導人之間的分歧與矛盾絕非狹隘的“權力之爭”及個人的榮辱進退，在他們心中懸著的，永遠是“黨的最高利益”。

井岡山會師後誕生的紅四軍雖然一時間威震四方，但她畢竟是一支由各種成分的人員組成的部隊，要想把這隻部隊煆造成一支真正的革命隊伍，絕非一日之功，它必須要經曆一段痛苦的、曲折的磨合過程。

“朱毛之爭”發生在1929年6月的紅四軍“七大”期間。雖說中共中央的“二月來信”和派到紅四軍工作的劉安恭的到來是其直接誘因，但其根本還在於當時“朱毛軍”幾位主要領導人在建立革命軍隊的艱苦探索中出現的一些爭論。

當時，直接領導紅四軍的有三個黨的組織機構：湖南省委前委、湘贛邊界特委、紅四軍軍委。前兩個除了領導軍隊外，還負有領導地方黨的責任，都是毛澤東任書記，紅四軍軍委則先後由陳毅、朱德擔任書記。1929年2月3日的羅福嶂會議上，根據前委隨軍行動，又無大量地方工作需要領導，及前委、軍委機構 “疊床架屋”的情況以及尖銳複雜的敵情，經討論，大家一致通過決議，決定減少指揮層次，軍委機關“暫停辦公”，改為軍政治部，軍隊行動由前委直接指揮，政治部主任一職由前委書記兼紅四軍黨代表毛澤東兼任，也就是說毛澤東集黨政軍權於一身，這便為爭論埋下了一個隱患----朱德等軍事首長乃至許多幹部對這種集權的安排當然是有意見有想法的。這也是正常的，盡管朱德是公認的比較淡泊名利權位的人，但因為這是帶兵打仗，誰不希望能明確自己的職責範圍，行使自己正常的職權，以貫徹自己認為正確的主張呢？

在建軍問題上，這個時期的領導人包括朱德、陳毅和紅五軍的彭德懷(兼紅四軍副軍長)都做過不懈的努力與探索。但相較而言，毛澤東的眼光遠大，因而貢獻也大，他是從政治製度、政治路線和建軍思想的高度來探索和實踐的，是以在製度上“保證黨在軍隊中的絕對領導地位”的認識來推動和運作的。

這份決議案或許是出於停止爭論、加強團結的願望，“毛澤東同誌予以嚴重警告，朱德同誌予以書麵警告”，“至於朱、毛去留問題，由中央處置。在中央未作決定以前，仍留任前委委員。”

大會最後改選前委，陳毅當選為前委書記。

這是陳毅所未料到的結果，也是毛澤東未曾想到的。這是毛澤東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自下而上的落選。雖仍為前委委員，但落選了中央任命的前委書記。作為紅四軍的締造者和最高指揮者，因為探索真理，一時不被人理解而失去了對它的指揮權，這對毛澤東來說，無疑是當頭一棒。

會後，時在病中的毛澤東帶著已有三個月身孕的妻子賀子珍等一行6人黯然離開紅四軍，以紅四軍前委特派員身分到閩西特委指導地方工作。

7月中旬，陳毅也奉命離開紅四軍，經廈門、香港輾轉到上海參加中央政治局召集的軍事會議。

“七大”結束了，但紅四軍的問題並沒有真正解決，反而更加嚴峻了。在出擊閩中和冒進東江中連吃敗仗，議論又起，軍心渙散，許多人甚至提出離開部隊到地方工作的要求，紅四軍陷入了嚴重的危機之中。

時任前委代書記的朱德極力想解決問題統一思想，於9月下旬在上杭召開了紅四軍“八大”，想借此整頓部隊，加強建設，以利於工作和戰鬥。但“八大”隻是“無組織狀態的開了三天”，對一切問題仍“毫無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