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克回憶錄：1958年軍委擴大會議

1958年2月，彭德懷送來一篇文章，征求我的意見。這篇文章是他在紀念蘇聯紅軍建軍三十周年大會上作報告的初稿，文中說：“把正規化現代化同我們在長期革命鬥爭中建立起來的黨的領導和政治工作對立起來看，當作全麵的建軍方針，這顯然是不夠全麵的錯誤的，因為正規化現代化這兩個口號沒有聯係政治內容，所以在軍隊中曾經引起了一些認識上的偏差”。

我對彭總否定正規化和現代化兩個口號的說法不大讚同，聯係到他對軍事學院教學工作的評價，感到有必要同他交換一下意見。於是，就給他寫了一封信。

我在信中寫到：“我們過去提出這個口號對不對？我認為是對的。因為正規化是對遊擊性說的。當著革命還沒有在全國範圍勝利的時候，我們處於農村，生產力低和交通不便的條件下，各個地區產生起來的軍隊，除了黨的統一領導和統一的戰略戰術思想外，其他如編製、裝備、供應、作風、製度等等，都不統一，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是正確的。……全國範圍勝利後，我軍有全國經濟基礎（其中有百分之幾十的現代工業，而且比重隨著國民經濟的恢複和建設而逐漸增大）的支援，又有蘇聯等國家對我的援助，前述情況就基本結束，因而提出正規化的口號，這是合乎曆史發展情況的。與正規化口號同時提出的現代化的口號，理由也是如此。”

我又引證了政治協商會議總綱及毛澤東、朱德、周恩來、聶榮臻以及彭本人過去對兩個口號的論述，指出“正規化現代化的口號，是黨中央、軍委及許多負責同誌提出的，他們提出這個口號，不僅是從要具有和掌握現代軍事技術和學術來提的，而且同時是包括和聯係政治內容說的。……在執行這一口號中，有若幹同誌產生錯誤認識和產生一些偏差，這是必須批判和堅決糾正的，因此建議將批評的火力集中在這些傾向方麵，而不要批評口號的本身。”

我之所以寫這封信，是想把這段時間自己思考的問題，係統地向彭老總談一談。那時，黨內軍內的風氣還比較好，可以提不同意見，我也就沒有什麽顧慮。誰知， 這封信在反教條主義後竟成了我向彭老總進攻的罪證 ，說我是“挑刺挑到國防部了”。

就在我給彭總寫信後不久，訓總召開了機關四級幹部會議。這次會議是為了貫徹中央的“雙反”決定，反右傾保守，反貪汙浪費，同時反教條主義。會議由我主持。在反貪汙浪費的問題上，大家的認識比較一致。我們對全軍的訓練經費精打細算，把能節約的都節約下來，共核減經費一千二百多萬元，這樣有利於國家經濟建設。

討論到反右傾保守和反教條主義的問題時，又發生了爭論。本來，我和訓總的幾位副部長都想通過這個會，把大家的思想統一一下。因為自從軍內傳出什麽“軍事學院是教條主義的大本營”、“訓練總監部是教條主義的司令部”等後，沸沸揚揚，我們都認為要從思想上澄清一下。

當時，大家對張宗遜的意見比較大。過去，他對學蘇聯叫得最響，提出了什麽“不走樣地學”、“先學後用”、“高學低用”、“死學活用”、“不願學蘇聯的滾開”等不實際的口號；而現在他又把學習蘇聯都說成是教條主義，說學習蘇聯“學得越多，中毒越深”、“南京軍事學院幾年來的教學是教條，危險的是繼續學下去”，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引起了訓總許多同誌不滿。

張宗遜這時已調到總參任副總長去了。考慮到大家對他的意見很多，我們也想把前段的工作總結一下，就請示軍委秘書長黃克誠，要不要請他回來聽一聽？黃克誠明確表示，讓他回來，參加會議。

張宗遜回來後，大家無形中把矛頭指向了他。現在回過頭看，對他有意見轉達一下也就可以了，沒有必要把他請回來；請回來後，又不是和風細雨提意見，不利於解決黨內的不同意見。

然而，在四級幹部會議快要結束的時候，事情突然起了大變化。總政派工作組來。他們一到，就表態說，訓練總監部是搞教條主義的。工作組組長劉其人（當時的總政組織部長）還宣布說：“訓總的四級幹部會，是向黨進攻的會，因為 反對張宗遜就是反對彭總，就是反黨反中央。 ”劉又接著說：“彭總說了：‘訓總開四級幹部會反張宗遜，你們反張宗遜就是反我。’”張宗遜自己也說，他的思想就是彭總的思想，“ 反對我就是反對彭總，就是反對軍委，就是反黨反中央 。”這種以抽象的推測作根據，層層向上、向下、向旁掛靠，以推測得出結論，根本不是實事求是作風。自從我給彭總寫信後，一直在等回音。我也擔心這樣直率地提意見，會不會引起他的反感。但他沒有找我。沒想到現在他表了態，這是我始料所不及的。

成都會議上，毛主席倡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各地區、各部門爭相提出躍進計劃，中央就用地方來鞭策軍隊，說軍隊落後了，要趕快跟上來，建議軍委召開擴大會議，“用整風的方式討論軍事建設中的重要問題，統一認識，提高覺悟，並在這個基礎上使各項工作得以貫徹”。

會議開始時並沒有把反對教條主義當做中心議題，因為毛主席在成都會議上說：“軍事工作中搬了一部分教條，但建軍基本原則堅持了，還不能說是教條主義”。但那時北京的軍事機關中，反教條主義的空氣已經很濃了。在一次會議上，我聽到彭總講了一段話。他說：“有些話我現在不想說，因為我出身寒微，沒有上過學，不是學術權威；我也不是老資格，既不是南昌起義，也不是秋收暴動的；要查黨齡，我都不如人家”，並說，“訓總撤了我國防部長的職，我進不了訓總的大門；南京軍事學院又有土專家，又有軍事權威，我不敢去。”這番帶有情緒的話，使我震動，我覺得彭總的話裏有話。

軍委擴大會從5月22日開始，開了約兩個星期，反教條主義就成了會議的主題，這次軍委擴大會開始時發的文件，所批評對象都是×××、×××（當時被批評的人不點名，用×表示）三個字的名字，××兩個字的名字。批判的矛頭也逐漸集中到我和李達的身上。

6月9日， 黃克誠來傳達毛主席的指示，說主席對會議的決心很大，開不好，大家就不要走， 並決定會議擴大範圍到師。

6月20日，開全體大會，會議正式代表增加到1004人，還有列席的438人，會場移到中南海懷仁堂。彭德懷在大會上講了話，他一開始就提出反教條主義鬥爭是“在建軍新階段中兩條軍事路線的鬥爭”，並給我們扣上了“軍事教條主義”、“反對毛澤東同誌的建軍思想和戰略方針”的帽子。

6月23日和29日，毛主席在中南海懷仁堂發表講話，他說：“現在學校奇怪得很，中國革命戰爭經驗不講，專門講‘十大打擊’，而我們幾十個打擊也有，卻不講。…… 不知道軍事學院、訓總到底有多少馬克思列寧主義。馬列主義本來是行動的指南，而他們當作死條條來啃，馬克思、列寧的話，一定批評他們是教條主義。”講話的末尾，他還對劉伯承作了不適當的評論。當時，領導會議的人向毛主席反映，說蕭克抵抗反教條主義運動，拒不檢討。毛主席還說到蕭克是壞人，是資產階級隊伍的人。

毛主席講話後，會議又升溫了，采取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方式，批判教條主義、資產階級軍事路線、反黨宗派活動等。大會先後點了我、李達、陳伯鈞、宋時輪、粟裕、葉劍英、劉伯承的名。當時正在外地養病的劉伯承，帶病來京，一下火車就直接到會作檢討。因身體不好，特別眼病加重，眼壓很高，住進醫院。

住院期間，劉帥冒著失明的危險寫檢討。7月10日，劉帥由別人攙扶著走上講台。他的檢討，既有實事求是他說明情況，也有違心的自我批判。他除了迫於壓力，更重要的還是想盡快平息這件事，保護一批同誌。然而，他的願望太善良了。因為 那時黨的生活很不正常。 鬥爭愈演愈烈。我和李達等被打成“資產階級軍事路線的代表人物”，並編造了“以蕭克為主帥，李達為副帥的反黨宗派集團”。說我們是“有計劃、有組織地向中央和軍委的正確路線猖狂進攻”。會議還批判我在1958年2月上書彭德懷，是隻要現代化、正規化，不要革命化。還批判我主持編寫共同條令，是不要“黨的領導、民主製度、群眾路線以及官兵一致的基本原則”。

事實上，共同條令是軍委組織的條令委員會編撰的。編寫的稿子是經彭總修改，軍委例會多次討論通過後，又報送毛主席審定的， 毛還作了批示：“蕭克同誌，三部條令我審閱了。請你注意將有學習毛澤東思想字樣的地方，均改為學習毛澤東同誌著作字樣。改後即頒發全軍執行。” 我將毛主席這個批示向彭總作了匯報，並提出：“共同條令是草案，先試行，待試行修改完善後再頒布執行。”彭總說：“草案也必須堅決執行。”然而，在軍委擴大會後，訓總的批鬥會上，劉其人、甘泗淇、張宗遜等人卻說：“共同條令是反黨反中央，反對軍委領導，反對軍委正確路線，企圖改變我軍麵貌的綱領。”

這時已毫無民主可言了 ，我們隻能坐在被告席上挨批鬥，沒有說話、申辯的權利。南京軍事學院訓練部部長蔡鐵根在會上說共同條令是經彭總修改，軍委例會通過和毛主席批準的，話未說完，即被人連哄帶扭，誣為大右派，當場摘掉帽徽領章，趕出會場，關押起來。後開除軍籍，下放常州。在“文革”期間，造反派又要蔡認罪，蔡說我在軍隊訓練工作中沒有罪，他們誣我為大右派，是他們有罪。造反派便以現行反革命罪把蔡鐵根這位堅持真理的硬漢子，無法無天的殺害了，（注：槍斃蔡鐵根的報告是得到當時南京軍區、江蘇革委會負責人簽名批準的，並非造反派的擅殺）真令人痛心！

這是我入黨以來在黨的會議上曾未見過的事，既感到震驚，也感到痛心。更讓我沒有辦法接受的是，他們逼著我承認是“反黨”。我在大革命時期就向往黨，兩年後入黨，幾十年來，為了黨的事業置生死於度外，即便南昌起義失敗，與黨組織失去聯係的情況下，也從未產生過離開黨的念頭，而是曆盡千辛萬苦尋找黨，回到組織的懷抱，即便在長期工作中有很多缺點錯誤，也絕不會“反黨”。

我無論如何不接受這個不合事實的批判。那段時間，我常徹夜不眠，眼望天花板，一直到天亮。我多次跟他們說：“我是在革命最困難的時候入黨的，從入黨起，決心永遠站在黨的立場上。”

但是，在那種鬥爭的氣氛下，接受也得接受，不接受也得接受。軍委擴大會議開了兩個多月。彭德懷在總結中給我定性為：“一貫堅持資產階級的軍事路線”，“從極端嚴重的資產階級個人野心出發，進行反黨反領導的宗派活動，企圖改變我們人民軍隊的麵貌。”此前幾天，軍委已撤銷了我和李達在國防部和訓總的一切職務。
軍委擴大會議結束後，對我們的批判並沒有結束。總政又派甘泗淇、劉其人等組成的工作組到訓總領導開展鬥爭，指定訓練總監部組成了新的臨時黨委，繼續對我們進行揭發批判。他們采取專政手段，把預先圈定的所謂“反黨宗派成員”，分別隔離、禁閉、監視，威逼利誘，無所不用。

我在軍委擴大會議上始終沒有承認“反黨”。這時，他們就用高壓政策，逼迫我檢討。大會批，小會鬥，有時連晚上也不能休息。 從5月召開軍委擴大會到8月，我已經挨了四個多月的批鬥，身心疲憊，加上精神緊張，心中窩火，在一次批鬥會結束從禮堂回辦公室時，路程並不遠，走到半路，忽覺胸口難受，就蹲在路邊，大口大口地吐起血來。回到家裏又吐了不少。

醫生見我這個樣子，端了吐滿血的痰盂給有關人員看。他們不但毫無同情之心，反而給醫生扣上了“同情反黨分子，立場不穩”的帽子。

這時，我心裏很痛苦。入黨30多年了，我還想為黨做更多的工作，還想繼續於革命事業，如果就這樣死了，豈不冤枉？我想，隻要人在，“戴帽子”又有什麽關係？我已經是被打倒的人了，全部承認也不過是打倒。我在大革命時期入黨，參加過兩次北伐、南昌起義、湘南起義、井岡山鬥爭、長征等，人可以打倒，曆史是打不倒的。

我決定作違心地檢討。一個經過長期革命鬥爭的人，違心地承認強加給自己的汙蔑不實之詞，那種痛苦是不堪設想的。當時隻好這樣做。“路遙知馬力，事久見人心”。 我要以我畢生的言行來證明我對黨的忠誠。

我按照他們的需要寫了檢討，才算過了關。

記得檢討交上去後，一次開會見到彭總，他說：“蕭克，你這個人經得鬥。”我不知他這話是褒義還是貶義，苦笑一聲說：“我的檢討還可以根據事實核查。”話外之意是我的檢查是否合事實，還可以核查。

那年秋天，彭德懷主持軍委開會討論關於我的錯誤的決定，我心裏是不服的，發言時就說“基本上同意”，這下又遭到批駁。他們說：“你說的基本是指多少？百分之五十，還是百分之六十？”黃克誠很嚴厲他說：“他不服，再開個會研究一下！”我也敏感了，所謂開會是什麽意思，不外是加強火力再鬥一場而已。我不說話了。當時參加會的聶榮臻、徐向前、葉劍英等幾位老帥沒有表態，才作罷，那個決定就算通過了。

還有一件令人不快的事，軍委擴大會議後，他們指定郭天民擔任訓總臨時黨委書記。本來，郭天民與我們在部隊建設、戰鬥訓練等問題上的看法、做法，大體一致，他們卻讓他來領導揭發批判我和李達。在那種情況下，郭天民隻能表現積極，但是， 我們的結論剛作完，郭天民馬上又成了批鬥對象，給他戴的“帽子”，與我們的一模一樣，而且，他成了我們這個“集團”的“第二副帥”。

直到1959年5月14日，中央批轉了總政治部《關於以蕭克同誌為首的資產階級軍事路線和反黨宗派活動》的報告，並以中央文件形式下發到團及地委，這場反教條主義運動才算結束。

在運動中，除了我、李達、郭天民外，李鍾奇、吳偉、趙淩漢、葉楚屏、楊力勇、李文芳、王波、劉光第、王時彥、陳緒英等十幾人都被打成“反黨分子”。這些在訓練工作崗位上兢兢業業，辛勤工作，為建設正規化、現代化的革命軍隊作出了貢獻的同誌，有的被撤職，有的降職降級，有的降職降級後被送地方安置。特別是對陳緒英處理得更重，因陳緒英在工作組的威逼利誘下，拒絕揭發在軍委擴大會中被點名批判的高級領導人的所謂反黨活動，他們便說他是壞分子，把他趕出軍隊，送到邊疆勞動改造，使他在地方受到誤解，長期被歧視沒有安排工作。

1958年軍委擴大會議後僅一年，主持批鬥我的彭德懷元帥，又成了1959年軍委擴大會議批鬥的主要對象，遭受嚴重的打擊、磨難。

曆史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就像我好意給彭總寫信，卻成了“反黨”的把柄一樣；不到一年，彭總好意上書毛主席，也被說成是下“戰書”。過了一年多，林彪又用同樣的手段整譚政等同誌。至於“文化大革命”，更是變本加厲，登峰造極。

也許是一腔忠心耿耿反而被冤屈的痛苦，使彭總對“左”的錯誤有了認識，他在被“罷官”以後，曾囑托他的侄子彭起超代他向我道歉。“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彭起超經總政聯係找到我家，對我說，他伯伯要他向我轉達幾句話： “1958年的事，讓你們受苦了，對不起同誌們啊！”

聽到這話，我的心情非常激動。彭老總不愧是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員，光明磊落，坦坦蕩蕩。他既在自責，也是一個老革命家對黨內鬥爭這個問題的深刻思考。

其實，我早就對他老人家沒有氣了。通過“文化大革命”，我對黨內鬥爭也有了更多的認識。我認為，當時彭總的所作所為，是一定曆史背景下的產物，在“左”的狂潮中，很難把握自己的。當時我不是也違心地承認是“反黨”嗎？

曆史畢竟有著自己不可更易的規律。一切顛倒的真偽、善惡、是非，終將會回複他們的本來麵目。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實踐的檢驗，反教條主義運動越來越被證明是錯誤的。

粉碎“四人幫”以後，黨中央進行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我們也向黨組織提出對1958年反教條主義處理結論的申訴。經黨中央、中央軍委批準，總政治部於1978年11月7日發出通知，對當時的結論作了改變。通知指出“蕭克同誌在訓練總監部工作期間，犯有單純軍事觀點和教條主義等錯誤，受到毛主席和中央軍委領導同誌的批評是必要的、正確的。但鑒於當時蕭克同誌已作了檢討， 彭德懷和林彪別有用心，借機整人 （注：恐怕彭林都是踩著鑼鼓點跳的），過重的打擊了蕭克同誌。因此決定撤銷‘以蕭克同誌為首的資產階級軍事路線和反黨宗派活動’的結論”。總政這個結論，由於當時曆史條件的限製，對軍隊教條主義問題仍然沒有解決。

真正解決這個問題，是在八十年代以後。

聶榮臻晚年也說過：“ 向蘇聯學習，主席講就照他們的辦，就向他們學習……後頭反教條主義，把這個問題推到劉帥身上，這是不合適的 。”

1980年9月，我曾給黨中央和中央軍委寫了一封長信，談了對這段曆史的思考，其中有這樣的一段話：

“我認為現在要實現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必須安定團結，使黨的生活正常化。必要的批判鬥爭，也要從實際出發，絕不可擴大化。過去搞運動主要領導人有個口頭語：‘思想批判從嚴，組織處理從寬’。而‘嚴’是在‘矯在必須過正’的錯誤原則指導下的‘嚴’，就必然不顧事實上綱上線。政治上、思想上一經拔高， 所謂‘組織處理從寬’，就是十足的虛偽。 這是二十多年來的事實證明了的。今後對政治情況切不可憑空臆造，或一處出了問題，就舉國興師，經久不息。要分清問題的性質和主流與支流，在什麽地方什麽時期出問題，就在當地當時及有關單位解決。把過去那種無窮無盡地寫大字報、寫批判稿、寫檢討稿，開大、中、小批判鬥爭會的時間，去讀書學習，搞業務，做點有益於國計民生的工作吧！”

總結這段曆史，正是為了“前事不忘，後事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