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曆史學家翦伯讚之死（組圖）

翦伯讚，1898年生於湖南桃源縣，維吾爾族。他是我國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也是我國馬克思主義曆史學的主要奠基人之一。1926年參加北伐，1937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出生入死，積極從事革命工作，為新中國的建立做出突出的貢獻。建國後，翦伯讚出任北京大學曆史係教授兼係主任，更加愉快地投入到新中國的發展事業當中。

翦伯讚最大的貢獻在史學方麵。早在抗戰前，他便致力用馬克思主義統帥史料，為開辟和建設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陣地，研究並傳播唯物史觀，貢獻了畢生的精力，建立了卓著的功績。無論解放前出版的《曆史哲學教程》，還是解放後麵世的《中國史論集》、《曆史問題論叢》、《中國史綱要》（主編）等著作，都對中國史學界產生了積極而深遠的影響。

在對待曆史的態度上，翦伯讚主張:應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嚴格按照曆史實際來分析和研究曆史，史論結合，言之有物。他重視史料的整理和應用，抵製唯心史觀及虛誇學風。他敢於說真話，堅持自己的良知，勇於頂住惡勢力的進攻，聲張正義。因此，在黑白顛倒的年代，翦伯讚就無法避免一場悲劇性的結局。

翦伯讚(1898-1968) 中國曆史學家。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所編的《毛澤東傳（1949~1976）》中記載:“1961年，翦伯讚針對學術界一些脫離曆史條件的錯誤研究傾向，重申了他一貫主張的曆史主義的觀點。他認為，曆史研究既要重視階級觀點，又要注意曆史主義的研究方法。他反對片麵強調‘以論帶史’的提法，反對狹隘地理解曆史要為政治服務的提法，主張從曆史實際出發，在大量史料的基礎上，得出符合馬克思主義的結論。”

從以上三段文字，大體可以了解當時的情況。翦伯讚捍衛著正確的馬克思主義史學觀，對抗的是當時的“理論權威”康生與陳伯達。他堅持正確觀點越堅決，抨擊錯誤觀點越尖銳，就愈發引起康生、陳伯達之流的仇恨，隱患也就越大。從此時起，有人已暗中收集翦伯讚的“黑材料”了。

1965年年底，山雨欲來風滿樓，整個國家的政治形勢變得陰晴不定，毛澤東已下決心發動“文化大革命”。姚文元《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文章發表後的次日，11月11日，《文匯報》的記者便來采訪翦伯讚。翦伯讚嚴厲批評姚文元“粗暴”，是“打棍子”，是“給吳晗同誌扣政治帽子”。同時指出:“吳晗和我是朋友，我了解他。難道吳晗要退田？思想批評要聯係個人曆史，要看他是什麽樣人。吳晗早在抗日時期就參加了民主革命。如果整吳晗，所有的進步知識分子都會寒心。”

《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成為“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線。毛澤東要以此作為突破口，打破他所不滿的那種沉寂局麵。不久，光明日報編印的兩期《情況簡編》引起毛澤東的注意。一期是《吳晗看了姚文元批評〈海瑞罷官〉一文後的反映》，裏麵說:“他（指吳晗）表示:不準備寫答辯的文章，正給市委寫個報告，直接送給彭真同誌。還說:‘姚文元這樣批評我，我也不怕。不過我覺得這樣牽強附會的批評，亂扣帽子，這種風氣很不好，誰還敢寫東西，誰還敢寫曆史？”毛澤東看後，批道:我都已看過，一夜無眠。另一期是《關於姚文元評〈海瑞罷官〉文章反應續聞》，指出:“翦伯讚認為，現在學術界的顧慮並未解除，姚文元亂來一通，不利於百家爭鳴。”毛澤東看後，在旁邊畫了三個圈。12月21日，毛澤東就在杭州同陳伯達、胡繩、田家英、艾思奇、關鋒談論學習馬列主義理論、哲學問題和教育問題時說:“一些知識分子，什麽吳晗啦，翦伯讚啦，越來越不行了。戚本禹的文章（指批評翦伯讚等人曆史觀的《為革命而研究曆史》——引者注）很好，我看了三遍，缺點是沒有點名。”

1966年3月17日至20日，毛澤東在杭州召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說:“我的意見，還要打倒什麽翦伯讚呀，侯外廬呀等等一批才好，不是打倒多了。這些人都是資產階級，帝王將相。”

在這樣的政治形勢下，翦伯讚的情況可想而知。“學術討論”迅速演變為政治上的大批判。翦伯讚被扣上“反動權威”、“反共老手”的帽子，他的觀點被誣為“中間觀點”，對封建地主階級實行“讓步政策”。

右起：周揚、範文瀾、翦伯讚。

鄧廣銘如是說

1966年夏，北京大學一片炙熱，成為全國的焦點。5月25日下午，在康生等人的指使下，聶元梓等7人炮製的“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貼了出來，迅猛地形成一股熱浪，由北大傳往全國。此大字報題為《宋碩、陸平、彭珮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麽？》，矛頭直指北京市委大學部宋碩，北大黨委和校長、黨委書記陸平以及黨委副書記彭珮雲。康生的意圖是:“從搞北大開始，往上揭”。正在杭州的毛澤東，於6月1日從《光明日報》總編室合編的《文化革命簡報》第13期上，看到此大字報，馬上批示康生、陳伯達:“此文可以由新華社全文廣播，在全國各報刊發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學這個反動堡壘，從此可以開始打破。”如此一來，雖然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受到北大許多師生的批駁，也受到中央不少領導同誌的抵製，但在毛澤東絕對權威的支持下，《人民日報》予以全文刊載，並配發了王力、關鋒、曹軼歐執筆的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這樣，正如毛澤東所預料的，6月1日後，一下就轟開了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局麵。首先是北京各大中學校的學生，緊接著是全國各地的學生，紛紛起來“造修正主義的反”，大字報鋪天蓋地，矛頭直指學校領導幹部和教師，學校黨組織旋即陷於癱瘓狀態，出現了亂批、亂鬥、打、罵、查、抄等違法亂紀現象。

在北京大學，因為翦伯讚是毛澤東親自點名的人，所以“待遇”很高，僅排在陸平、彭珮雲兩位校領導之後，接受嚴厲的批判。

7月25日，康生在北京大學的講話中，聲嘶力竭地喊:今天做什麽？怎麽做法？鬥爭黑幫陸平、彭珮雲，怎麽鬥法？還有翦伯讚、馮定一類的怎麽鬥？怎樣批評？……

7月16日，康生又在北大發言，煽動群眾的情緒，大聲地喊著:五十多天來，沒有發動你們揭發。這是一個嚴重的錯誤，鬥陸平要靠你們，大家怎樣鬥陸平、彭珮雲這些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幫，鬥了他們，下一步幹什麽？要鬥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反動“權威”。要鬥翦伯讚、馮定的情況是你們了解呢？還是張承先了解呢？是你們看翦伯讚的書多呢？還是張承先多呢？把資產階級“權威”鬥倒了，那下一步幹什麽呢？……

7月25日晚，江青、康生、張春橋、姚文元、戚本禹等人一起來到北大，康生在發言中仍念念不忘翦伯讚，又在叫囂:文化大革命怎樣做法？陸平、彭珮雲又怎麽鬥法？翦伯讚、馮定之類的又怎麽鬥？怎麽做法？可以辯論，研究。希望聽聽你們的意見。

7月28日，康生在北京大學接見部分高校來訪同學時的講話中，又指示:鬥爭有的學校分為兩個階段，有的學校合攏起來，有的學校先鬥當權派，再鬥學校“權威”。例如北大先鬥陸平、彭珮雲當然就要輪到鬥翦伯讚、馮定……

在一次次的點名後，在政治浪潮一浪高於一浪的狂熱形勢下，連國家主席劉少奇都被打倒了，何況翦伯讚。雖然他曾據理力爭，但他等來的已不是理論的批判，而是“要武鬥不要文鬥”，是由下而上的政治運動。他聽到:伴隨著“毛主席萬歲”的浩大聲勢，數不清的造反派在喊:“我們要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要打倒資產階級反動權威，要打倒一切資產階級保皇派，要反對形形色色的壓製革命的行為，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

翦伯讚在臨近70高齡的時候，不幸遭遇到這麽一場運動。

在這場遍及全國的浩劫中，一個曆史學家的聲音實在是太微不足道了，一個曆史學家的個人生命也顯得如此渺小。

燕東園28號住宅內一片淒風冷雨。

在這個樹陰掩映下的灰色小樓內，翦伯讚曾寫下多少宏篇巨製，發出多少爽朗的歡笑。可是，現在，這兒是一個悲涼的所在。

翦伯讚已老病纏身。劉大年最後一次見他是在北京醫院的走廊，“他臉色灰黯，彼此心情都了解，互相點了點頭，未交一言”。

翦伯讚的助手張傳璽於1978年所寫的“要求中央為翦伯讚昭雪沉冤的申訴狀”中提道:

1966年6月1日“文化大革命”開始，翦就作為“反共老手”、“反動學術‘權威’”被揪出。當時他已68歲，身患重病，批鬥傳審，天天不斷；拳打腳踢，坐飛機，每天被鬥十幾小時。在6、7、8三個月中，被鬥一百多次。他有一次被從廁所揪出，有人將糞紙簍扣在他的頭上，幾乎被揍死。林彪、“四人幫”的黑幹將聶元梓、孫蓬一幾次開萬人大會鬥翦。翦臥床不起，就用平板車將翦拖到會場，不許坐下。翦站立不穩，就讓雙手扶著豎起的長凳腿站著，一鬥幾個小時。這個鬥翦鏡頭已印入法國畫冊，傳遍全世界。1966年8月26日，北京大學保衛組《情況反映》（第4號）說:“（8月23日）有些紅衛兵把翦拉出來批鬥了4次，有的揪頭發，有的扳脖子。”“據翦的老婆說:‘翦的心髒病又厲害了，現已不能起床，兩天沒吃東西。學生經常往外拉他，怕活不長’。”翦夫婦被關在二樓的一間屋中，不得行動。全部鑰匙被收繳，家具幾乎全被砸爛。圖書被偷走五六千冊，珍貴衣物剩餘無幾。

1968年夏，翦氏夫婦被趕出家門，關押到蔣家胡同的一間小黑屋中，聶、孫們煽動街道上不懂事的小孩天天鬥翦，一群未走，一群又來。翦有時支撐不住，暈倒在地，小孩們還打鬥不止。晚上，小孩們走後，翦老太太才哭著把翦背拽到屋中。

可以看出，在這場政治運動中，許多無知的人被利用了，當了幫凶。

翦伯讚

同時，這場政治運動還使一些人被迫做了不應該做的事，鄧廣銘先生是一位勇於麵對曆史，勇於麵對自己的人，他公開提及:在翦老主持下，北京大學曆史係的教師承擔起編寫《中國通史》教材的任務。翦老主動承當主編，而且後來他也確實起到了主編的作用。“其所以要編這本書（即後來出版的《中國史綱要》），就是為著要樹立一個好的榜樣，要真正做到理論聯係曆史實際，樹立一種好的學風和文風。不是引幾句馬克思怎麽說，列寧怎麽說，作‘鑲邊’之用，不是這樣，而是要把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思想貫穿進去。當然，我們這些執筆的，在編寫中沒有真正達到翦老的要求。可是‘文化大革命’一起來，把這部書當作‘大毒草’，在報上公開批判時，我們所有參加編寫的人也隻好跟著批，並把‘罪狀’推到翦老一人身上，苦思苦想，找出些理由來，其中有一條，就是說翦老不許把馬、恩、列、斯和毛主席的話寫進書裏。有沒有這個話呢？有這個話。不過，翦老是說，你們不要說馬、恩、列、斯怎麽論怎麽說，你隻要在論述曆史當中貫穿著馬克思主義的精神就行了，確實是這麽說的。可是我們在大字報中，宣布翦伯讚的‘罪狀’，這就是一條。”

在種種莫須有的“罪狀”中，翦伯讚身心均受到嚴重的摧殘，苦度時日。

“這涉及到劉少奇，我不能隨便亂寫”

1968年10月13日，中共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在毛澤東主持下召開。這是自1966年8月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決定進行“文化大革命”以來，經過兩年多時間才召開的一次中央全會。此時，已有52.7％的八屆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被冠以“叛徒”、“特務”、“反黨分子”、“裏通外國分子”等罪名，被打倒、受審查、靠邊站。

毛澤東在開幕會上發表講話，開始的時候講:“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於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複辟，建設社會主義，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時的！”

末尾時則說:“這場文化大革命要搞到底。什麽叫到底？估計要三年，到明年夏季差不多了。到底就是大批判，清理階級隊伍，精簡機構，改革不合理的規章製度。”

毛澤東還談到知識分子問題。知識分子本是這次“革命”的對象之一，毛澤東現在有他的說法:知識分子是黏土。板結了，不透空氣，不長莊稼，知識分子多的地方就是不好辦。不能一講就是臭知識分子，但是臭一點也可以。知識分子不可不要，也不能不能把尾巴翹到天上去。軍事院校辦了一百一十一個，叫111，其中確實有妖啊！

此次會議，毛澤東還特地提到翦伯讚，說:對“資產階級的學術權威”也要“給出路”。對北京大學的翦伯讚、馮友蘭要給出路。要照顧翦伯讚的生活，安排他的工作。

有了這一最高指示，翦伯讚夫婦終於再次見到陽光，生活得到改善，住宅也變了。他們被安排在北大校園內風景優美的燕南園64號庭院內居住，生活費也由30元增至120元，而且另派退休工人杜銓照顧老兩口的生活。

翦伯讚連夜寫信給毛澤東，表示感謝。據說，毛澤東看信後，稱讚翦伯讚“信寫得很好”。如此一來，翦伯讚應該可以高枕無憂了。夫婦倆胸戴毛主席紀念章，手拿小紅書毛主席語錄，參加落實政策的大會，感謝偉大領袖毛主席。

可是，萬萬沒有想到，70歲高齡的翦伯讚還沒來得及喘一口氣，更大的災難降臨了。

沒過幾天，“劉少奇、王光美專案組”副組長殺氣騰騰地來到北大曆史係，迅速組織曆史係的幾名造反派，形成“翦伯讚專案組”，開始緊鑼密鼓地審問翦伯讚，試圖從翦伯讚口中得到所謂的“劉少奇有叛變行為”的罪證，強行要翦伯讚證明在某次國共談判中劉少奇勾結國民黨、叛變革命的“陰謀”。當時劉少奇已被打倒，《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已在中共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批準（批準《審查報告》自然是錯誤的），劉案已經結束。專案組的成員何以還要大做文章？

翦伯讚仔細回想過去，那次國共談判時，他還不認識劉少奇，直到1949年初才第一次在解放區見到劉少奇。說劉少奇在那時叛變，而且是他翦伯讚親眼所見，這從何說起呀？

翦伯讚實事求是地將情況說明白，並堅決不做偽證。但專案組成員根本不聽翦伯讚的解釋，他們為了達到自己整人的目的，便氣勢洶洶地指著翦伯讚的鼻子，吼叫著，威脅著，侮辱著……

但翦伯讚仍然堅持著，說:“這涉及到劉少奇，我不能隨便亂寫！”

也許就是這個原因，翦伯讚有了一種生命不可承受之重。

按理說，翦伯讚是久經考驗的老革命，又是曆史學家，最能看開政治運動的起起伏伏。在燕東園他也受到殘酷的批鬥和摧殘，但從未想過自殺。他還說過:“說我反黨反社會主義，我死不瞑目”，“我要等著看到批判我的最後一篇文章。”可是現在，中央專案組重要人物出現在北大，並敢說:“不要以為毛主席講了話，你就沒有問題了。不！你要是不老實，我們照樣可以把你關起來。”口氣之大，使翦伯讚不能不想到這背後還有更大的背景。這樣一來，翦伯讚遇到一個大是大非又無法妥協無法解決的問題，生不如死，他開始考慮如何解脫了。

我實在交不去來

從搬進燕南園，到當年的12月18日，短短的一個月左右時間，翦伯讚被審問8次，應付催索“交代”材料2次，接受外調15次……為達到目的，專案組成員無休止地威脅恐嚇，進行人身侮辱，致使翦伯讚的夫人精神恍惚，翦伯讚的身心也一天比一天衰竭，多次暈倒，自殺的念頭一天比一天堅定。他以失眠為由，多次向管理人員要安眠藥。

12月18日，翦伯讚拿出筆來，要在紙上寫字，但擠了好幾下，鋼筆裏麵一點墨水都沒有了。翦伯讚歎一口氣，對旁邊的人說:“筆都不出水了，我也該完了。”

當天晚上，翦伯讚夫婦向人世告別。為了不引起守候他們的杜銓的注意，10點多鍾的時候，翦伯讚特地拿出一些錢和糧票，請工人在明天早上為他買幾根油條。

12點多，翦伯讚夫婦從床上起來，鄭重地穿上新衣新襪。

杜銓此時除負有照顧他們的責任外，還被派給隨時監視並提防他們自殺的任務，聽到響動，也要起床。

翦伯讚平靜地對他說:“您不要起來了，我隻是想喝點牛奶。”

翦伯讚的夫人也說:“他餓了，我給他熱點牛奶，火爐還好著呢，就不麻煩您了。”

過了一會兒，又聽見翦伯讚的夫人說道:“喝點就行了，趕快睡吧。”此後，杜銓再沒有聽到一點動靜。

第二天早晨，當杜銓推開家門進去以後，才發現翦伯讚夫婦已經服用大量的安眠藥自盡了。在翦伯讚所穿的中山裝口袋裏有兩張紙條，均以豎排寫三行字。

一張上寫著:“我實在交不去來走了這條絕路我走這條絕路杜師傅完全不知道。”

另一張上寫著:“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萬歲”

六行字隻有一個標點符號。

所寫的杜師傅就是守候他們的杜銓。

翦伯讚夫婦自殺，引起巨大的反響。毛澤東得到這一消息，非常惱火。他給翦伯讚“出路”，是希望通過這個典型，給知識分子以“出路”。他把謝富治叫去，狠狠訓斥一番。謝富治一肚子氣撒到負責軍管北京的某軍副軍長身上，罵道:“你們這些廢物！毛主席知道了，批評了，你們把事情搞砸了！”

即便如此，翦伯讚的冤案直到“文革”後的1978年才予以平反，而且平反過程很費周折。

如今，我時常會去燕南園看看，免不了也會見到翦伯讚住過的燕南園64號。那兒的風景依然美麗，綠樹環繞，鮮花盛開，古式的房屋滲透著平和的氣息。人們幸福地生活，自由地談論，早忘了這兒還曾有那麽一段不堪回首的曆史。我祝願這樣的生活永遠持續。

可是，我也想跟世人說一聲:當我們幸福地生活的時候，也別忘了曆史。曆史使人警覺，使人居安思危，使人不犯舊錯，使人不斷進步！